徐若冰：一个女儿换一个女兵
2018-12-22 16:03:14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12月，新四军皖南军部直属机关军法处、执法队、教导团训练处和兵站等单位，大约600人，组成第6梯队，由汤光恢同志率领，在皖南事变前，最后-批离开军部。我们要通过国民党反动派地区和日伪封锁线，横渡长江北去。当我们到达江苏溧阳地区的时候，得知军部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并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国民党反动派正向我们步步进逼。日本鬼子封锁了长江。敌舰川流不息，上下巡逻。 在沪宁铁路沿线两侧5公里的村庄，敌人设立所谓“爱护村”，实行连保法，发现通新四军者，格杀勿论，株连全村不论男女老少都发良民证。不定时地有伪军巡逻。运河沿线地区，一到天黑敌人就把所有船只控制起来，企图把我们困死在这个狭小地区，彻底消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由集中变为分散，脱下军装，穿上便服，组成几十个小组，设法利用切关系，分批渡江北去。

　　我和兵站同志编成一一个小组，共11人，我是唯一的女同志，由兵站站长王公道同志负责。1941年初，我们到达丹阳里庄桥附近的苏南交通站，准备等待时机，从陵口渡江。

　　里庄桥镇是游击区，是我们来往长江南北交通的枢纽之一，也是日伪经常下乡骚扰的地方。黑羊庄是交通总站所在地，村庄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这儿老百姓对敌人恨之入骨，对新四军是真诚热爱。我们在交通站见到一位姓徐的老者，60多岁了，负责运送弹药武器、各种物资，护送新四军人员过江， 历尽艰险，日夜操劳。周围群众都熟悉他，尊重他。

　　我们到此等候北去，将近10天了，为防备日伪的袭击，早出晚归就成了惯例。我们每天清早背上行装，躲进离村一两公里路的竹园里，等到吃饭的时候，又回到村里，吃完一饭后，再匆匆离去，晚上在站里铺上稻草，睡在地上，还得轮流放哨。有一天，下着毛毛细雨，西北风呼啸，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位同志说:“我们回去吃饭吧。下雨天汪派(指汪精伪军)不会来的。”大家表示赞同，回到站上去了。

　　正当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忽听交通员小王大声喊道:“快跑呀快跑呀!汪派来了。”接着，枪声、嘈杂声连成片。我们和老百姓一起， 纷纷向田间奔跑。这个时候，看不到一个妇女，我心中一阵慌乱，不知所措。忽然，从隔壁跑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正是交通站站长的弟弟。他急促地说道“小徐，快到我家来。”接着，汪伪军跟着过来嚷道:“谁是新四军快站出来，否则立即打死他!”"谁窝藏新四军，就没有好下场。”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徐大爷悄对我说:“不要怕，你就说是我的外甥女，从上海来的，为外婆做周年忌日的。”并连忙叫他的女儿在灶头上烧饭，把我安置在灶下烧火，躲避伪军的视线，掩盖我的惊慌神态。-会儿几个伪军像饿狼似的闯进房间，翻箱倒柜、掠夺财物，连一盒火柴也不放过，却没有注意到我。不久，进来一个又高又胖、身穿黑大褂的便衣汉奸，盯着我喝道:“ 你是不是新四军?跟我走!”并伸手把我揪出来了。没等我开口，徐大爷连忙跪下哀求道:“她是我外甥女，从上海来，为她外婆周年忌日来的，不是新四军。老总放了她吧!她胆小害怕呀!”我句话不能说，一说口音不对，一定会引起更多的怀疑，只好站着不动。那个汉奸对我仔细观察，看我的穿着和神态，还是揪着我不放。徐大爷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道:“老总，你放了她吧!你不信的话，请看挂在墙上的锡箱、纸钱，我们正为她外婆做忌日呢!”那个汉奸说:“不管她是不是新四军，我一定要带走!”并紧揪着我的衣领向外拉。眼看那汉奸态度坚决，非把我带走不可，徐大爷含着眼泪，指着他的女儿说:“老总，那你还是把我的女儿带走吧!你若把她(指我)带走了，我对不起她的父母和外要呀!”这样，我是幸免了，可汉好把大爷亲生女儿带走了。他的女儿句话没说，跟看汉好走了在汉好一出村，徐大爷便拉着我的手说:“小徐。你不好再待。

　　在这里，马上送你走。”我看着位无限善良的老人，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只惦念那位替换我被带走的姑娘。我忙问道:“她不要紧吧!”老人说:“你不用担心，她是本地人，可以想办法弄出来的;如果你被带走，就没救了。孩子，你放心走吧!”

　　徐大爷托付一个小伙子，把我送到另一个村子。不久，我安全地过了运河，过了铁路，过了长江，到达盐城新的军部。

　　全国解放后，一位同志告诉我:在他们打过长江、追歼敌人、路过丹阳地区时，曾有一-位年轻妇女，向部队打听徐若冰的情况，问起徐若冰在哪里。我真后悔莫及，当时没有问个仔细。她已经出嫁，是为母亲做忌日回娘家来的。她夫家不住黑羊庄，却又不知住哪里，应该姓徐吧，却不知叫什么名字。我直打听徐大爷和他女儿的下落，但始终没有结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南京部队两个同志到我所在单位调查，询问当时在黑羊庄被伪军打伤、后被当地群众掩护下来的一个同志的情况。我所在单位的造反派认为这里大有油水好捞，以便把我打成叛徒或者什么，就直奔黑羊庄进行调查。他们找到当年替换我的年轻姑娘薛鸣风，威逼她证明我是被俘过，并告诉她:“徐若冰承认在黑羊庄被俘，就等你的证明了。”薛鸣凤坚定、明确地说:“ 徐若冰没有被俘，是我替换她的，这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稻草。坏事变成了好事。后来，有人把这个情况透露出来，我才知道徐大爷早已去世，当年那位年轻的姑娘就是醉鸣风，她再一次以她的正直勇敢使我幸免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

　　1972年，我离开干校的劳动审查，来到山西大同工作，我便把薛鸣风从丹阳接到大同。她告诉我:当时她被抓走后，关押两三天，被保释出来。不久，她参加共产党，担任总支委员，负责妇女工作。她的父亲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交通站工作人员，但坚决抗日，心地善良，见义勇为，当地都称他是好老人。她还说:“你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像三堂会审似的逼我。我可不吃他们那一套。” 我听了她的叙述，仿佛又见到她当年的勇气。她是我生死与共的好战友。

　　当年她和她的父亲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救了。这是敌人永远猜不透的谜。这件事不仅表明她父女俩的崇高品德，而且是江南人民赤胆忠心、热爱新四军的又铁证。

　　47年过去了，我和鸣凤同志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这段往事却像发生在昨天那样，牢牢印在我记忆里。“一个女儿换一个新四军女兵”的故事无疑应作为无数江南人民热爱新四军、热爱人民子弟兵的佳话，永远广为流传。

　　1988年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02 11: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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