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江抗东进和开辟澄东的经过
2019-04-03 11:12:00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参加江抗

　　1939年5月，陈伊从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专程回来带我去参军。我们先到武进洛阳，得悉部队已东进。我和陈伊到无锡梅村办事处，由陆富全带我们在鸿山江抗驻地参军。记得入伍的那天是12日。

　　江抗的前身是叶飞在闽东创建起来的一支老红军部队。该部开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后，被编为三支队六团，由叶飞任团长，吴焜任副团长，乔信明任参谋长，刘飞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六团奉命东进，与江阴西石桥的梅光迪部队汇合后，为摆脱国民党的限制，对外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领导干部都用了化名，机构有了变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琛(叶飞)任副总指挥，吴克刚(吴焜)和上海党派在梅部工作的何克希也任副总指挥，汪明(乔信明)任参谋长，刘松清(刘飞)任政治部主任，吕平(李一平)任副主任。

　　入伍第三天，我就参加打“忠救”十支队周振刚部的战斗，承担战场喊话任务。在这次战斗中，隐蔽在周部的地下党员严公伟率领一个中队起义，其余部队被我军击溃。在此次战斗中，我军缴获了很多武器。此后，我又参加了有名的浒墅关战斗和祝塘的反顽战斗，经受战斗生活的考验。6月，江抗政治部派组织干事黄烽找我谈话。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我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江抗四路政治部任组织干事。胡肇汉(阳澄湖里的游击司令)挂着四路司令的名, 副司令由乔信明兼任，政治部主任是李一平。6月底7月初，部队到阳澄湖活动。我兼搞油印的《战斗简讯》，撰写过打许雷生、邓敬烈等的战况报道和我军袭击上海虹桥机场的战讯。

　　国民党原以为我军到达日寇驻有重兵的京沪沿线地区后，定会被消灭，没想到我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强, 越打越壮大。他们非常恐惧，便派“忠义救国军”袁亚承部暗中勾结日寇，妄图在江阴祝塘、长寿一带消灭我们。6月20日前后的一天，我们经过一夜急行军，来到祝塘以南6.5公里路的地方宿营。凌晨，叶飞把我和杨木荫、林路三人叫去，当面布置了侦察敌情的任务，要求我们当天下午5点以前将情报送回。我们三人兵分两路，林路一人一路，我与杨木荫为一路。我们走了10多公里路，来到长寿附近国民党江阴县党部，想通过张志强指定的县党部工作人员苏生、六艺两人了解情况，结果苏、六两人正好到杨舍去了。后通过县党部门房，我们了解到“忠救军”的驻地和兵力等情况，由杨木荫先回部队汇报，我则继续赶到杨舍，把苏生、六艺找回来，以备在战斗中再提供情报。杨木荫回部队途中化装成卖茧子的农民，安全通过了祝塘镇。林路离开部队后就被 “忠救军”抓去了。这一仗我们打胜了。“忠救军”要县党 部书记长徐炎到我部请求谈判。我们回来后，又充任江抗代表去国民党县党部谈判。9月，江抗为开辟澄东，使东路与澄西，丹北连成一片，就回师锡澄地区，到了江阴顾山。在顾山，我军与“忠救军” 又进行了一次激烈战斗。战斗一开始，司令部的杨参谋就牺 牲了，接着刘飞主任也身负重伤，双方伤亡都很大，直到天黑部队才撤下来。激烈残酷的战斗使一些新收编的地方游击 队产生了动摇。自称三路的阳澄湖游击队利用天黑我军撤出战斗的机会，擅自将队伍拉回阳澄湖。当时吕平与我们失去了联系，由我带着四路政治部的同志撤退。由于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听说是三路，以为是江抗老部队，就跟在他们后面走。半夜，我们发觉情况不对，但已无法与主力部队联系，只得跟着来到阳澄湖。天亮后，我立即与宣传股长谭肇之去找东路特委书记张英，知道了主力部队的宿营地。当晚，我们即带领四路政治部的40余名同志返回江抗主力部队，此时得知副总指挥吴焜在马镇牺牲了。

　　回到部队，我就发烧病倒了。以后，我在梅村、后宅、太平桥等江抗后方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愈后就留在常熟，担任塘南区区委书记，前后工作了半年时间。

　　三到江阴

　　1940年4月，谭震林带了一批同志来到东路地区，重建江抗，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此时，我接到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和王新民(又名杨明德，现名惠永昌)跟王承业去无锡、江阴一带搞开辟工作。王承业化装成一个珠宝商，王新民和我作为他的侄儿、侄女同行。我们经支塘、苏州到达无锡南方泉。这里有张伟和杭果人两同志在坚持工作，杭果人还有一支武装，20余人。不久，王新民分配了新的工作，我则被王承业派到查家桥送了一次密信，信是送给查家桥小学一个姓钱的女教员，要她交给她的哥哥。

　　完成了上述任务后，王承业就要我带一个男同志，隐蔽到江阴华士家中(当时我家已由城内迁至华士)，待机搞开辟江阴县的工作，确定由我任妇女部长，那个男同志任青年部长，准备在那里发展党员，建立县委。同时，王承业还交给我打听一支失去联络的部队的紧急任务。由于我在祝塘战斗中己暴露了身份，当地伪顽正计议抓我。我在华土打听了三天，毫无结果，就返回无锡了。这是我第一次重返江阴。 此时何克希带着队伍过来了。他一见到我就要我去开辟江阴，建立县委。我告以立足有困难。何克希就要我去找国民党县党部的徐炎，因为我们手中有枪杆子，徐炎不敢有越轨行为。我找徐炎后，以回家养病为由，要他为我安排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以维持生活。这样，我第二次来到江阴，很快在县党部附近立足下来。正当我准备开展工作时，何克希又派人把我叫回去，要我和王新去祝塘成立江抗驻澄办事处。

　　开辟澄东

　　我们去祝塘前，何克希传达了组织决定：江抗驻澄办事处由王新任主任，负责行政工作，我为副主任，负责党的工作。6月，我们到祝塘，通过朱松寿在祝塘镇上的徒弟刘宝珊的关系(有二十几个人几条枪)，在祝塘东面杜家巷杜新传家中住下来，开展工作。组织上要我和王新都用化名，我就用了徐潜铮这个名字，王新改名孟扬。由于江抗在这一带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我们一去，祝塘及其周围的群众就都热火起来了，纷纷要求帮助他们开展抗日工作。我们办事处无法保密，很快就公开了。组织上又派了陆仁生、汪指导员、祝德胜、王健、小徐、小杨等同志来我们这里工作。江革等在王新的影响下，也到祝塘工作。以后，江革担任办事处的交通站长。

　　王新是一个鼓动家。他的演说能紧紧抓住群众的心。农民喜欢听他的演讲。他在群众中烕信很高。他还经常召集祝塘镇上的进步士绅方玉书等人开座谈会，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当时发表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帮助他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一致抗日。我按分工在手工业工人和贫雇农中间着手发展党员。第一批以办党训班的方式一次吸收七八个人，他们是许德昌、陈宝华、吴明安、李福生、颜一明、陆掌福等，以后又陆续发展了龚吉义、徐炳林、谢宝生等。

　　7月底8月初，包厚昌负伤来到祝塘休养。他一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了。不久，王新民也调到祝塘。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我们就打开了局面。祝塘镇无形中树起了一面红旗，在当时就成为江阴县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澄锡虞地区的中心区。9月初，谭震林就带着江抗司令部从苏常太来到澄锡虞地区的祝塘、长泾一带活动，一直到“清乡”。

　　江抗驻澄办事处是部队的派出的县一级机构。包厚昌是养伤来的在我们那里帮助工作性质，但我们把他看作长者，许多工作请他决定。

　　10月，谭震林在张缪舍召开地方千部会议，决定在澄锡虞地区成立五个办事处，并宣布五个办事处的负责人。那就是祝塘办事处仍由王新和我任正副主任，寨门办事处由陈枕白任主任，姚家祁任副主任，王庄办事处由钱国华任主任，后塍办事处由王新民任主任，苏琳任副主任，沙洲办事处由杨行方任主任。并且明确每个办事处的编制为50人，下设一个民运工作队、一个常备队、一个交通站(常备队的发展 不限制)。这是党政军合一的县级组织。这些办事处后来都改成了县政府。祝塘办事处在这前后又增加了一批工作人员。他们是陈洁、周吉、姜若兰、小杨等，均搞民运工作。

　　1940年秋，包厚昌调回部队工作，接着王新也被调走，王新民到了后塍。祝塘办事处领导干部就剩了我一个。组织上派沈德辉来任县委书记，要我任宣传部长，朱一任组织部长，但仅几天她就调回部队了，直到1941年春，张雁才来 继任组织部长，这样就有一段时间没有组织部长。徐炳林忠 实可靠，表现较好。我曾提议让他参加县委。我离开江阴时，又将他介绍给特委书记吴仲超搞交通工作。沈德辉来后，我们对他期望很大。可是他和王新不一样，工作上缩手缩脚，积极性也不高，到1941年夏就请假不归了。

　　1940年冬，上级派了一个早期脱党的老同志李石坪(即朱树屏)来江阴县任县长，成立县政府。工作人员有王瑞芬等。县委、县政府、祝文区政府和祝塘常备队天天在一起行动。江阴县下面有这几个区：祝文区由我兼任区长，璜马区由徐子敏任区委书记，陆富全任区长，长寿区由毛英任区委书记，长陆区由王成之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峭岐区是谁记不清了。江阴城区是我交给徐炳林负责的。

　　我们在祝塘打开局面后，国民党县党部的干事苏生曾于1940年7月间向我透露他们有个印刷厂，他兼任这个厂的厂长，并说他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只要这个厂能为抗日所用，表示愿意为我们承印宣传品。我就把这个情况向何司令作了汇报，并提出干脆搞过来的建议。何司令当时没有表态，我也就搁下了。可是在一天黎明时分，王新突然从部队回来，向我传达何司令的指示，要我立即到国民党县党部去谈判，把那个印刷厂搞过来，要求在当天中午12点钟以前谈好，如谈不好，就用武装去搬。为了统一战线尽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我就伪造了敌人要来“扫荡”的消息，与苏生谈判，并告以江抗领导欢迎他把工厂搬到我们驻地。与此同时，我又直接到工厂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工人们都表示愿意到江抗 来。就这样，我按上级的要求在12点以前解决了问题。当天晚上，印刷厂的厂长苏生、全体工人(20余人)带着机器和铅字全部到了江抗政治部。后来，这个印刷厂就为印刷《东进报》和部队、地方的宣传材料服务。这批工人也就成为新四军最早的一批印刷工人。

　　谭震林来到锡澄虞地区不久，就提出各办事处要迅速建立武装，成立常备大队。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便以个别动员与公开号召相结合的方法，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民都来参加常备队，这样影响很大，除群众自愿参加外，连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备队都来要求参加祝塘常备队了。因此，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一支七八十人的常备队建立起来了。谭震林、何克希、张开荆等领导同志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了包厚昌、狄公两同志来进行编队和训练，并马上送了十几支枪来,先将我们武装起来(原先仅有一支短枪)。北山头裁缝王耀根发现村上乡长家中有几十支枪埋在草堆里，就来报告，并领我们把这些枪支挖掘出来。这样，绝大部分的队员都扛上了枪。后来我们又向地方上的士绅、工商界募捐了一批钱，为全体队员做了棉衣。于是，一支像样的常备队终于建成了，由我兼任常备大队大队长，孔明生任副大队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支常备大队就编入了警卫一团。

　　1940年6月以后，我们活动的消息就传到了日寇那里。9月的一天下午，日寇到祝塘来“扫荡”了。刚巧江抗司令部在祝塘附近。我们把情况报告后，张开荆参谋长就带了一个教导队来迎战，战斗就在祝塘南街石桥的两侧展开。日寇没想到这里有这样强的火力。打了一阵天黑了，他们也不敢久留就撤退了。这一仗我们牺牲了12个同志。我心中十分难受。晚上，我和祝塘的一些同志掩埋了遗体，处理了后事。

　　日寇又一次到祝塘，天气已经冷了，这次是来抓我的。我们正在东街群众家办公。情报传来，我们已来不及撤走。我就在附近的吴月安家中灶后躲起来。吴月安到门口去探消息，被日寇抓去打了一顿，没有讲我在他家中，保证了我们的安全。

　　同“暗杀党”作斗争

　　我们工作的胜利和发展使国民党“忠救军”十分恐慌。他们就从公开派部队进攻改用“暗杀党”来制造恐怖，破坏我建立根据地。他们暗杀的目标对准地方干部中的当地干部，让当地人不敢和我军接触，使我军无法生根。具体的暗杀目标首先对准我。刚从上海下来的女同志林杰也是戴眼镜的，“暗杀党”误认是我，将她杀害了。林杰被害后，人们都传说我被暗杀了。以后，“暗杀党”发现我未被害，又派人到祝塘来打我。由于隔着一条河，距离远，子弹从我头上过去了。紧接着敌人就打我陆桥职工会负责人陆掌福，由于子弹卡壳，未能打着，后用刀戳，陆就与这个“暗杀党”党徒搏斗，负了重伤。陆桥镇镇长章在田由于为我方做了些事，也被打死了。在国外留学回来的长泾中学校长张大烈因拥护我军抗日，也被暗杀了，丢下波兰籍的妻子施爱伦。他们如此猖狂，我们不得不与他们斗争。我们常备队就到陆家桥搜捕“暗杀党”，并设法抓到了他们的大队长毛耀南，送到特委书记吴仲超那里审讯。

　　此外，“忠救”还派三青团员打入我边区的机关、部队。 1941年4月，我在璜马区检查工作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璜马区的常备队是伪和平军里一个姓高的带来的，人事很复杂。我刚到这个区，两个三青团员就溜走了。我立刻警惕起来，决定当晚不睡觉。夜里敌人果然来了。我们立即把机关和部队拉走。鉴于当时形势紧迫，东路特委不得不釆取紧急措施，派徐子敏带部队先把璜马区常备队的枪缴了。经过审查，常备队绝大部分队员是好的，其中个别三青团员确实是坏人。我们及时作了处理，同时考虑到徐子敏的安全，把她调离了璜马区，到祝文区任区委书记。

　　5月，我调到刚成立的华中党校学习，离开澄东，去苏北盐城报到。

　　(摘自《苏州革命斗争史料选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03 11: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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