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英:我的经历
2019-04-26 15:30:35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一、童年少年时代

　　1917年我生于浙江省吴兴县荻港镇一个大家庭里。我的乳名叫姜凤林，学名叫姜爱贤。祖父开米行。我四岁时祖父就病故了。因负债很多米行倒闭，从此家庭完全破产。父亲有五个兄弟，分家后各找出路。父亲到上海找亲友介绍到大纶丝厂做职员。全家依靠父亲工资为生。不久丝厂因失火而倒闭。父亲长期失业在家。全家依靠母亲给人家做衣服等手工劳动为生。由于家庭生活日益贫困，无钱支付我的学费，我只读到初小三年级就失学了。为了生活，我在少年时代就离开父母弟妹到处奔走找生活出路。我14岁到上海在本家五婶家居住，找到一家手巾厂做工，但该厂计件工资，经常没活干，个人生活也难维持。后我找到一家纸匣厂做工。该厂资本家剥削工人残酷，做坏了一个匣子就扣工资。我每月工资被扣去大部分，生活无法维持。我又找了一家医院诊所做练习生，做了一年。该所关门。我又失业了。我另找到一家手巾厂去做工。不久该厂裁员。从此我在上海再也找不到工做。我感到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毫无保障。这时我接到母亲来信。父亲外出找职业一去不回。母亲、妹妹手工劳动为生经常没活干。我想回家去又无法生活，只好到苏州二婶家做家务劳动。因此我在旧社会里深深体会到失学、失业、受 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对黑暗的旧社会不满，心怀改造旧社会的愿望。

　　1937年抗战爆发。苏州的工人、学生纷纷起来抗日，在街头游行，宣传抗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不愿做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热血沸腾，一心想参加到队伍中去，但我生活不能独立。二婶不同意我参加。我内心感到苦闷。不久苏州沦陷了，我就随着二婶全家回到湖州家乡。我到姨母家住。我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队，做护士工作，每天去义务劳动两小时，直接为抗日尽一分力量，感到很高兴。不到一个月，因国民党不抗日逃到重庆。湖州很快沦陷了。从此，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情景看透了。

　　二、参加救亡团体国魂社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很快江浙也沦陷了。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蚕食我国国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1937年至1938年年初，浙江几个城镇如湖州、菱湖、荻港、袁家汇、千金、路村的爱国青年，内有工人、学生、店员、教员、医生，自由结合自发组织起来抗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组织起抗日团体，起名叫国魂社，意思是国家还有灵魂，不会亡。我们民主选举了总社长杨文虎。我在荻港，选举了分社社长章树德。社员有100多人，我是社员之一。参加抗日的第一天我就改了名字叫姜乃惇。当时我们活动的这些地区，战火纷起，国民党军队早已逃走，日寇还顾不上控制。国魂社的青年们在一起研究决定抓住这个时机。首先在菱湖这个较大的市镇上成立救亡团体，需要有一个活动地方，我们占领奸商章荣初的青树小学，作为活动基地，并没收了汉奸的财产一学校的医疗室、全部器材及内外科药品。我们成立了救护组，给贫民免费看病。我就参加了这一工作，并做宣传教育工作。在开展农村宣传抗日教育时，我和曹爱文到张家坝、千金办战时小学，发动农民起来抗日。

　　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冬中共浙西特委顾玉良派共产党员黄继武来国魂社，加强党的领导并进行建党工作。黄继武带来了一木箱马列主义的书籍，内有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党》、《妇女问题》等。他以一般青年的身份来领导我们，办了一个读书室。他耐心帮助我加强对革命理论的理解，提高对党的认识，使我认识到：被压迫人民要求得解放，必须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从此我树立了参加共产党的志愿。我向黄继武表示，请求他介绍我到解放区去。黄继武看到我的决心很大，即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要我自己去找吴兴县委机关，由县委介绍我到皖南新四军教导队进行政治训练。当时我很兴奋，不怕路途远、 途中如何困难，即到家中和母亲告别。母亲认为我一个人出远门有些不放心。我给母亲做思想工作，说国家已到了危险关头，我是一个青年，不能在家做顺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大多数的父母兄弟姐妹，暂时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弟妹去抗日，这就对母亲最大的孝，并宽慰母亲的心，说：“你放心吧，我绝不会出什么危险的。”从此我离开家去找党了。1939年2月初，我找到了吴兴县委机关。在农村一个庙里，许季英热情地接待我，同时安排我过一晚和张乔一起去安徽皖南新四军教导队，但张乔看到我体质弱，怕我走不了几百公里路。他不想带我走。我当即向他表示“我身体虽不强，但我去找党的决心大，任何困难都不怕”。他看到我态度坚决，就带我走了。结果我们按时到达了皖南新四军教导队。 政治部把我分到八队女生队。到后我即脱了便衣，换上了灰色军装武装起来。这时我有说不出的高兴。生活在一个革命大家庭里，同志们的阶级感情、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使我情绪特局。由于心情愉快，我身体一天天地健壮起来。大家都说我胖了。我们的生活军事化，每天早起军训，夜里轮流站岗放哨，白天政治学习都要记笔记。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不感到疲劳，精神特好。当时给我们讲课的有薛暮桥(讲 政治经济学)、罗琼(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讲妇女问题、国际问题、论持久战、民运工作的。这些老师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知道讲妇女问题的教员姓陈。她是共产党员。我就主动找她，要她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她答复我说“在学员中不发展党员”，并对我说“学习毕业后回原地工作，在艰险环境中考验一个时期，够了党员条件，当地组织会去找你的”。我听了她的话后，知道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容易，但自己有决心做到，必须要有党组织领导自己的工作，才不迷失方向。因此我从皖南回菱湖国魂社，即找黄继武，不巧他另有任务而离开了。许季英来接替他的工作。她知道我从皖南教导队毕业回来了，即来和我联系并把我列为入党对象，不断布置我散发、张贴共产党传单的任务，不断来我工作地方张家坝了解我工作情况，并对我培养教育，帮助我认识问题。经过数月的考验，1939年夏，许季英给我一张入党志愿表让我填写。当时我有说不出的高兴，马上填好交她。双十节前后的一天，我在青树小学台上布置会场。她把我叫下来给我看了吴兴县委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的文字。我自己感到一生中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解决了，内心无比地高兴，感到自己有了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进步 更快。入党后许季英给我看党的文件，给我传达党的指示，并在实际工作中、生活中帮我认识问题，不断促进我的世界观的改造，使我很快地奠定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志向更坚决了。

　　四、坚持浙西地下斗争

　　1940年皖南事变后，反共高潮到来。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我党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吴兴县是国民党CC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家乡，反共实力很强。便衣特务遍布，吴兴国民党的县长方元民去特务训练回来更为反动。他强令解散进步团体，逮捕进步青年，通缉政工队队长姚旦，说省政工队里有共产党员命令解散。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经注意国魂社有共产党组织，称其为红色团体。他们利用地方恶势力、杂牌军队多次搜查国魂社，企图把抗日浪潮镇压下去。当时国魂社在国民党恐怖政策的高压下在菱湖镇上无法立足，但大部分同志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用隐蔽的方法进行抗日活动，流动到南双林、竹墩等地，但到处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在此情况下国魂社被迫解散了。这时我和国魂社荻港分社社长、共产党员章树德遵照中共吴兴县委的指示，用零散隐蔽的方法坚持地下斗争，争取公开合法的岗位掩护党的工作。我以谋生为名考上国民党政府办的竹墩战时小学校长之职。章树德家在荻港。他利用当地社会关系争取了荻港镇副镇长之职，创造了坚持地下斗争有利条件。

　　1940年年底，中共吴兴县委委员许季英来荻港镇召集五名党员开会，成立二区区委，领导菱湖、荻港、竹墩等地党组织坚持对敌斗争。县委指定章树德任区委书记，潘行章为副书记，沈玉连为组织委员，查慧珠为宣传委员，我为妇女委员。当时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加强妇女会的领导，团结各阶层妇 女、青年群众抗日;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发动本质, 宣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织。我在张家坝介绍了曹爱文入党，在竹墩介绍了张富芝入党，后来还介绍了青年知识分子沈友沂入党。当时这些党员很起作用。还有荻港发展党 员对象是俞龄祥。我们从她家出发，散发张贴共产党传单《告同胞书》，揭露国民党不抗日反共的本质。她很勇敢地和我们在一起完成任务。她的父母也支持我们抗日工作。我们经常在她家开会。我们半夜贴出党的传单后，国民党非常惊慌，到处对笔迹找共产党人，结果笔迹对不出来，共产党人也找不出来，感到很恼火。但敌人不罢休。国民党方面派了一个参谋叫汪慕超住在竹墩，暗中监视我们的活动。当时区委研究对策，提出一方面注意方法，随时提高警惕，另一方利用汪慕超表面抗日的假面具，争取他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我们妇女会召集的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座谈会。我们对妇女代表提出：妇女要参政，妇女要抗日，迫使国民党的人答复妇女们的要求。 结果他们的反动本质在群众中暴露。他们暗中已布置了地方恶势力潘永宁部队包围会场，搜查会场，企图把妇女抗日情绪压下去，压垮妇女抗日团体。但他们意料不到妇女干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坚强。鲍学贤等勇敢地站出来提出抗议说：“你们干什么的?谁叫你们来的?难道我们妇女抗日有罪吗? ”同时，我们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出要求，严肃处理这件事。汪慕超感到无理可说，要潘永宁部队派一人出来表示道歉说：“兄弟们搞错了，请原谅。你们继续开会吧。”当时我们意料到他们的阴谋主要想在开会过程中将共产党员暴露出来，结果我们的党员都很沉着。他们抓不到我们什么。当天夜晚形势非常紧张。我不能在原处住。学生孙鼎昌的母亲对我很关心，要我搬到她家去住，保证我的安全。她想了一个办法，她和我结个亲戚，让鼎昌过继给我，做我的干儿子，这样来掩护我党工作。不久组织上得到消息，知道国民党政府将战时小学的校长来 了一个大调动，把我调到练市西乡屠甸战小当校长。同时我知道那里的乡村事务员是国民党派去的。组织上研究决定：我可以去练市，这个地方很重要，那里没有党组织，可以利用这个岗位去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方式绝对隐蔽，不能过急，首先把学校办好，把学生教好，取得家长的拥护，联系群众，摸清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沉着地进行工作。我按照党的指示去做。我认为办好学校教好学生首先要刻苦学习文化，不能给学生教白字，每个字给学生讲解清楚。因此，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查字典备课。我边教边提高。同时我很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还教一些抗日知识，每到学生放学后我就访问家长，不断征求意见，改进教学方法。我在家长中、学生中威信逐渐提高。我在家长中发现政治上可靠的进步人士向他们宣传一些我党的抗日主张、怎样救中国的道理，扩大党的影响。正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区委书记章树德来我处，告诉我形势十分紧张，组织上得到情报，国民党怀疑我是共产党员，有被逮捕的危险，要我赶快安排人代课，佯说母亲病危而即离开练市，到了荻港找吴兴县委书记史立青。我拿了组织介绍信即离开吴兴县去海盐找组织，但当天找不到可靠的船主，在叔祖母处过了一夜。她给我找到了政治上可靠 的船主叫桂英。叔祖母送我到船上，从此我和家里不能通信。

　　五、到海北做地下党工作

　　组织上要我和潘行章一起到海北工作。我们俩一起从水路到了海盐城附近一个小镇六里埝。我俩上了岸在一条街上走了几步即看到我们要找的水果店。我们进去问这里有毕先生吗。坐在账桌上一个女人回答：“有，我带你们去见他。” 她即带我们到她家。我们把介绍信拿出来给在他家的一个男人，他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区委书记，对外是水果店的老板。”然后指着这位女同志说：“她是区委妇女科长，叫陈棵，对外是水果店的会计。我们为了对工作有利，组织上批准已结婚。还有区委的组织科长祝跤耕是地方党员，对外称表兄弟关系，来往方便些。”商量后，我和陈棵以姊妹相称。因此我即改名叫陈岩，不叫姜乃惇了，同时我绝对隐蔽身份，在党内担任区委宣传科长，对外是葫芦湾的乡村教员。潘行章与外来干部张德林做假夫妻，建立一个小家庭，开了个烟花店，在大兴镇开展工作。县委书记黄炎对外装个柴炭行的小老板。我到县委去请示报告工作时，我买点礼物去他家作做客的样子，对群众说“我是他的表姐”。有一次开区委会, 正好陈棵生了孩子，对外讲孩子满月，大家来吃满月酒，给客人玩麻将，实际上我们开会，如有人来了我们装着玩麻将，人走了就开会讨论问题。一个发展党员对象是女中学生叫蒋菊芬，对外说是陈棵的表妹来往就方便。在我们加紧培养教育帮助下，蒋菊芬不断提高对党的认识。不到一年我介绍她入了党。她很坚强。现在她是国家保险公司副经理。我在葫芦湾村上当教员接近妇女们有很好的条件。这里的盐民妇女生活很艰苦，劳动比男人重，经济不能独立，生了孩子不到三天就到盐场干活，还要挑担到街上去卖盐。大部分妇女生了孩子子宫下垂成了病，丈夫就把她抛弃。丈夫外出一去不回，婆婆还说她命不好压迫她。她们的痛苦无处去说，常来找我诉诉苦，把我当作知己人。我就根据这种情况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她们觉悟，给她们讲妇女怎样才能彻底解放的道理，还讲苏联妇女已得到解放的故事。她们说：“我们中国妇女有这一天就好了。”我教她们学汉字，成立了识字班，和她们成立姊妹会。她们很积极，我还教她们织毛线衣服。她们生病时我去关心照顾她们。她们把我当作亲姊妹。当我正想深入工作争取发展党员时，组织上通知我形势紧张，外来千部要逐渐撤退，把工作交给地方党员负责，决定我先去根据地，等到放假就离开海北。

　　六、“六四”战斗在宜兴

　　1942年1月区委给我一小块纸的介绍信，要我自己去找新四军部队，具体地点在离宜兴石口镇一公里多路的西王道村。但这条路很不好走，要经过水路，还要经过敌战区，经过无锡。我通过蒋菊芬的社会关系搞了一个良民证，改姓名叫蒋云芬，这样就顺利地到达了新四军部队所在地。当时部队政委是陈立平。到了政治部，他们要我到戴家村找二地委干部招待所住下，等二地委书记顾玉良来招待所时谈工作。找到了招待所，遇见王炎，他说也离开县委来此另行分配工作。过了一天，浙西的贝纹和陈跃天也撤退来这里分配工作了。但当时招待所无人负责。顾玉良找我谈话，要我在二地委干部招待所当所长。我在招待所工作很愉快。来往的同志都很熟。报社的吴曼、陆静婉他们征集稿件叫我投稿。我即写了一篇《在敌人铁蹄下的盐民妇女生活》。他们把我这篇稿子登在报上。苏南工作的孙章禄、许英常来招待所住，陈立平的姊姊陈淑珍也在招待所做勤杂工作，还有一位50多岁的男同志当炊事员。我所三个人团结一致，把招待工作都包起来，日子过得很愉快。6月4日早晨，天在下大雨。我们未得到情报之前忽然听到枪声，后才听到国民党陈维新部队叛变，日本鬼子来包围了我们新四军。部队立即起来抵抗, 掩护机关冲出包围线。这次战斗在历史上称为“六四”战斗，也叫“六四”事变。当时我们招待所同志包括住招待所的干部，在许英的带领下很快冲出了敌人的包围线。我们冒雨经过麦田跑到一个很大的村子上见到孙章禄在那里指挥工作。许英是孙章禄的爱人。她政治上很强。我很佩服她。她主动地安排了陈淑珍和炊事员两同志在本村工作。她叫我和她一起在老百姓家里过了一夜。次日早晨，孙章禄给我们写了介绍信，有见文、陈跃天、汪群等一起到茅山地委，先到保安司令部住下。一地委书记李广见到我们热情招待我们吃饭。他亲自写了一个介绍信，给我派了一个小青年通信员送我到句容县委机关。县委书记雷干找我谈工作，即分配我到南二区任区委书记。

　　七、在句容游击根据地四年

　　到根据地后我感到与白区情况大不相同，工作方法就不一样，是党政军民一元化的领导。我感到能力水平不够，不能胜任区委书记工作，但自己又想到一个共产党员应有雄心壮志，只要接受党的任务边做边学脚踏实地去干，任何困难可以克服。作为领导干部，我主要掌握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以身作则也很重要。在抗日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打击反动地主，争取开明地主抗日(在抗战时期)。我深入群众时决不能走错门，必须到贫苦农民家里去;吃饭付新四军的油粮票，不损害群众一点利益，随时注意群众的反映，走基本群众路线;对全盘工作多和区长商量研究，作出全盘计划分工，负责发挥干部作用。我和区长分工，我负责党群工作，他负责行政武装工作，但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如1942年正在皖南事变后，地方党组织受到破坏后需要整顿，在整顿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发展新党员。我介绍南塘村马庭富入党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我们普遍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在健全农会的基础上开展借粮、减租减息斗争，开展生产运动搞互助组，建设模范家庭，改善农民生活，进一步发挥农民抗日的积极性。还有不同地区用不同的工作方法，做不同的重点工作，如我在1943年去四区任区委书记时，重点放在边区建党、开展敌伪工作、通过边区地方党员争取伪军反正过来、加强情报工作上。我去边区发展党员检查工作就不是公开方式而是用秘密工作方式，以老百姓面目出现。我住在靠近我党的民主人士李家根家里，佯装他的表妹，以亲戚关系来掩护我党工作，效果较好。发展潘冲蒋发长入党后，他很勇敢坚强，做了伪军老婆的工作，争取伪军带了枪到我 们方面来了，情报路线也打通了。还有南二区张家边是离王庄敌人据点很近的村子。我亲自去这个村子组织游击小组，准备配合主力部队反攻，但到那里工作必须釆用秘密工作方式。我佯装本村党员老张的表妹，到他家住下做女裁缝，谎称丈夫失业为了生活给人家做衣服、织毛线衣赚点钱糊口。在李村地主家帮工的余士强是共产党员。他也佯装和我不认识，拿坨布给我要我给他做衣服。做好后他在群众中宣传说：“工资两角，又便宜活又好。”结果很多人要我给他们做衣服。妇女们要我教织毛衣，5月端午节前要我教他们做老虎帽老虎鞋等。我通过这种方式联系群众，同时发挥本村党员的作用，通过他们把游击小组成员叫来老张家开会，给他们一些教育。但是在敌人铁蹄下我必须随时提高警揭。有一天晚上地主的儿子来偷听，去报告地主说：“在张家的女人说话一高一低，好像在开会，一定是新四军。”党员余世强听到地主在议论即告诉我，要我马上离开张家边回中心地区。 次日王庄的汪派下来到张家查户口，还到处搜查，结果抓不到人。这说明边区的党组织起了很重要作用。关于中心地区的工作方法可以公开地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开几万人的大会，公开动员、布置，群众觉悟也高，对共产党有认识，拥护共产党，仇恨国民党。有的大妈主动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我们部队来。我的通信员小张就是他妈妈亲自送来的。她说：“孩子到了新四军，和同志们在一起就放心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到了磨盘山。党员周长兴的妻子、儿媳妇热心地烧水让房子主动为我们部队服务。三区朱相的党员朱礼友的妻子、女儿，南二区南塘的党员马庭富和他爱人潘秀英，四区石巷的党员肖文祥的母亲把我们的同志当成自己的儿女、兄妹亲人一样亲，为了掩护我们同志不顾自己的利益有时生命都不顾，主要对党忠实可靠，政治上给我们保证。同志们到了他们的家很安全。她们平时慈母般的关心我们生活。她们说：“共产党的同志离开了自己的父母，来到我们句容打鬼子，保卫我们的家乡。我们一定要保护同志们的安全。”这说明我们在句容，群众关系鱼水相连，阶级感情很深，在生死斗争中建立的感情是工作胜利的保障。令我很悲痛的是，1945年鬼子投降后，我们北撤后，国民党来到句容残酷地镇压群众，制造白色恐怖，逮捕共产党员马庭富等。他在坐牢过程中与国民党作斗争英勇牺牲了。还有共产党员朱礼友、 周洪才被国民党军队在本村枪杀了。原县委书记徐明任茅山留守工委书记时他的短枪队被国民党包围。徐明英勇牺牲 了。但句容的人民非但没有被国民党镇压下去，相反地更仇恨国民党，盼望共产党回来。我在1981年和王靖一起回句容探望乡亲们，慰问烈属们。大家见了面谈不完的心里话，反映了我们血肉相连的关系。我叫姜英这个名字是句容人民给我改的。1942年我在南二区工作时叫姜乃惇。大妈大婶们说：“这个名字不好听，就叫姜英吧。”从此我就叫姜英了。

　　八、抗战胜利，北撤到山东解放区

　　1945年9月，鬼子投降。新四军八个地点北撤。我随苏南干部队行军到山东，12月到达山东益都县。鲁中工作队成立，陆纲当队长，我当小组长，在青州市开展反奸复仇群众运动。苦大仇深的刘大娘当选了妇女队长，刘二嫂当选了参议员，建立了基层政权。工作队完成了历史任务后离开了青州，又转到了莱芜县。1946年组织上分配我在莱芜县任县妇联主任，当时主要任务是：领导16个区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支援前线，动员丈夫、儿子参军，培养妇女千部参加政权工作，发挥妇女在战争中生产中半边天的作用。1947年，国民党大打内战，向鲁中重点进攻。莱芜县的口镇成了前方战场。中青年的男人极大部分参军上前线了，后方的生产，政权工作、支前工作都是妇女来担任。莱芜的妇女觉悟很髙，在妇女中不断出现先进事迹，如按时送给养到前线，不管夜里或下雨天，都能完成得很好，我也深受教育。莱宪县山区妇女10多岁都是小脚，但她们挑一担给养翻山过岭送到部队，脚趾头在地上走出血不叫苦;有的妇女几天几夜劳动挑担送到前线，眼睛都红了不叫累，都愉快地完成任务。她们的劲头为何这样大?她们都有一个奋斗目标：打败老蒋，全国解放妇女才能得解放。当莱芜从口镇发展到全面战场时， 县委给我的任务是：带全县各区的妇联主任和脱产的妇女干部到惠民县参加生产支援前线。当时鲁泰大队成立，徐英任大队长和总支书运，我任总支副书记。在惠民县我们的上级领导关系是省农会，因此我们参加了土改试点工作。当时邓子恢给我们作报告，号召大家在前方打“大蒋”，在后方打小蒋，斗恶朝地主。此后，鲁泰大队与山东省农会工作团合并，我任该团二分队长，党内任支部书记、总支委员。 1948年“三查三整”，说贫雇农当家把总支的成员都整下台，我也成了斗争对象，要我们查三代，找老根，家庭成分要查到祖父时做什么就定个什么，因此我的家庭成分改为破落的地主资本家，因为我祖父开过米行，有40亩桑叶地。当时我自己这样分析而定的，实际上我从小依靠父亲丝厂职员薪水为生，家庭成分应该定职员才对。当时上面还要我们写一个检查，材料放在档案袋内。我认为那时这样做不实事求是，提出贫雇农当家不要党委领导，要党委成员都下台，这是原则上错误，这样做对党不利。当时山东省委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历史上的教训。

　　此后我调到二军分区工作，去华东党校学习，担任十二队小组长。学习结束回来，军分区改为华东后备兵团。我是政治部组织科组织干事，当时主要任务是：训练新兵，训练俘虏，扩大主力部队，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9年南京解放。华东后备兵团完成了历史任务。我跟随部队到南京市公安局。

　　九、投入三年恢复经济时期，搞工人运动

　　1949年5月，南京市委分配我到南京总工会工作。陆纲在总工会当组织部长。他要我去市手工业联合会去任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当时主要任务是：把个体的小型的手工业进行改造联合起来，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手工业，有的恢复起来扩大生产。我们目的是把南京改造为生产城市。我们在恢复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解决失业工人就业，提高工人生活水平。1951年5月，我调回总工会，任干部科副科长。不久女工部要我去任女工科长，当时梅章是女工部长，主要任务是：组织教育女工在各个战线上起到半边天作用，为恢复国民经济做贡献;在女工中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发现女工中有特殊困难的，如孩子牵累问题，向各单位建议办托儿所;解决妇女保健问题;保证女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经常下工厂去。

　　1952年，总工会党委决定我去华东党校学习理论。

　　十、在华东党校学习两年后调到华东局工作

　　我1952年年初到上海，进入华东党校学习理论，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矛盾论》、《实践论》等。在学习过程中组织上要我们参加上海畜产公司搞“三反”、“五反”运动，此后我又参加上海震旦大学院系改革。华东党校学习结束我调到华东农村工作部干部处工作。当时张君实是干部处长。

　　十一、调北京工作

　　1954年12月华东局撤销。我上调北京。张君实、戴菊初、于春哲、于庸先，我们一起调到中央农村工作部。我分配到干部处工作。1955年夏，我调中央气象局任编译室主任，党内任总支委员，参加了肃反审干的调查调研工作。1957年我投入整风“反右派”运动。

　　调到气象局后，我努力学习气象业务，有信心有决心克服困难。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学一行钻一行，我经常请副主任工程师王鹏飞给我上课，他也热心地教我。正在我们团结一致把工作开展起来的情况下，气象局幼儿园亟需加强领导，我就调到幼儿园当园长。从此我不钻气象而钻幼教了。结果我在中国气象局幼儿园任园长24年，直到1982年离休。

　　离休后，我为幼儿园写了回忆录材料。中国气象报社记者陈慧芬根据我的材料写了文章《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登在《中国气象事业回忆录》第一期上。

　　(2014年3月陈淡宁根据作者手稿整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26 16: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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