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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坚:平凡却不平淡的一生
2019-04-28 11:07:56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吴坚,1923年5月14日出生,安徽省泾县人,1939年5月入党,1940年12月参加新四军,曾任会计、股长、科长,1982年12月离休前任国家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计财处处长。
 

  我叫吴坚,原名吴爱莲,1923年5月14日出生于安徽泾县茂林村。茂林村是泾县的一个古老村落,全村人口有两万多,故民间有“小小泾县城,大大茂林村”之说。这里是吴氏族人聚居的地方。由于古徽州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农业收入缺乏难以自给,所以自明代以来,人们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发展。

  我的父亲叫吴梦奇,年轻时也依乡例外出谋生,到宪湖万源批发杂货店学徒。因字写得好,账算得好,人又本分,几年后父亲得到掌柜赏识,升任账房先生。但好景不长,1936 年我13岁时父亲病故。

  我的母亲叫张静之(在娘家叫张钿璋),念过几天私塾,认字但不会写。父亲外出后,母亲独自在家操持、养育儿女。我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一兄吴炎曦、一姊吴友廉(原名吴玉莲),下有一弟吴报鸿。父亲病故后兄长与别人在茂林合开了一间做爆米球的铺子维持全家的生计。

  由于母亲身体不好,我要带小弟,所以直到9岁才就读于茂林私立福群小学,15岁入私立广益中学茂林分校上中学。

  福群小学由中华圣公会在1923年创办,原名圣公会小学,1931年,改名为福群小学,校长是陆绍泉。芜湖广益中学茂林分校的校长也是陆绍泉,他还是茂林圣公会会长,一位爱国人士。“五四”运动后,陆绍泉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天津南开中学的茂林籍同学吴玉如、吴云生和吴如松也寄回许多进步书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很多青少年受陆绍泉影响并在这两所学校中接受了完全迥异于封建私塾教育的良好现代教育,为其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基础。

  1934年12月,方志敏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一部在太平县谭家桥与国民党军激战,后撤至茂林,沿途用杉树皮、老漆、红土等熬成涂料,在茂林人家墙壁上,留下浩气千古的抗日标语。其麾下大力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是红军第一次在茂林开展红色宣传,播撒革命信念。红七军团寻淮洲军团长在太平县谭家桥一战负伤至茂林牺牲,长眠于此。当时红军的哨兵就站在我家的门口。记得哨兵曾和蔼地对我说:“你们家是好人。”这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最早红军的印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举国愤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各大中城市进行抗战动员及组织工作。不少外地读书的学子返回家乡宣传抗日思想。往日平静如水的茂林也不时掀起阵阵涟漪。8月13日起中国军队发动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这场战役是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共历时三个月,至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陷后,国民党军的大撤退变成了大溃逃。数十万名将士在撤往南京时分散,无法统一作战。日军随即进攻南京,数天南京就告陷落。南京失陷后更有大批难民涌入茂林。国民党军更是一路败退,从茂林仓皇过境,一路抢掠而去,搞得茂林民不聊生、鸡飞狗跳、乌烟瘴气。

  淞沪会战时,芜湖也遭到日军的空袭。不少学校搬到了茂林。12月在芜湖芜关女中读书的妲姐吴友廉为躲避战乱携同学黄明英(凌奔)一家回到茂林老家。我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了日寇的残暴,从难民的身上看到了无家可归的凄惨,也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的抗日进步书籍。

  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入住皖南岩寺。当月粟裕、钟期光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500余人经茂林东进抗日,留下了新四军的名字。人们知道了新四军就是1934年来过的红军。1938年5月14日,陈毅司令员率新四军一支队2000余人入住茂林。部队离开茂林前在吴氏大宗祠举行告别皖南民众大会。陈毅发表了演说,川音振聋发聩。一支队还在舞台上演出节目,其情景热烈而悲壮。一支队在茂林期间为寻淮 洲军团长举行隆重奠仪。陈毅司令员亲撰碑文,亲购青石,请石匠镌刻,永以为志。

  随即邓子恢领导的民运部很快派出了皖南第一支民运工作队——茂林工作队(对内称茂林工作委员会)。邓子恢对这支工作队十分重视,亲自从民运部、皖南特委和战地服务团中挑选精干力量30余人,由皖南特委组织部长陈时夫任工作队长、工委书记,带队进入茂林。同时,军部还派五团一个营暂驻茂林,负责安全。民运部组织科长曾如清、武装科长陈茂辉都在我家住过。后他们搬到了辑园。这支民运 工作队纪律严明,待人和气,与百姓亲如一家,对群众秋毫无犯,不抢粮食,不强占民房,不抓民夫。他们深入到民众中,运用唱歌、演戏、贴标语、开大会等各种形式,揭露日军暴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解抗战必胜的道理,与广大民众同甘共苦,与同驻扎在茂林的国民党军完全不同。

  新四军和民运工作队的行动深深地感染了广大民众。老百姓们奔走相告,说真正的“仁人之师”来了,皖南老百姓的“菩萨兵”来了。

  1939年5月11日的《抗敌报》是这样描述的:“暮色里,晚风送来一片歌声:‘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在这响亮的歌声里,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并日益牢固地在民众之中扎根。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汇入抗日的洪流。”

  不长时间,共产党茂林工委相继组建了3个中心党支部和33个党支部,党员发展为上千人。茂林迅速成为当时方圆百里的新四军民运中心。

  1938年7月姐姐吴友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姐姐是茂林工委在茂林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茂林工委还组建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学抗会等抗日团体。在工作队的教育下,在姐姐的引领下,我也参加了青抗会,跟着民运队员去开展各项活动,宣传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军队,积极支援抗战前线。8月姐姐参加了新四军,离开了茂林。姐姐离开后,我由汪奇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后来得知不久我弟弟吴报鸿也加入了民先)。此时我家成了当时工委的秘密联络站。茂林村同时期还有一个新四军的兵站,负责人是茂林有名的“汪老太”吴鸿赐(1880?1964)。1938年,58岁的她率先参加妇抗会,并担任理事,积极工作,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妇抗会主任。兵站主要负责补给和转运物资,物品接收、保管和安排过往人员食宿等工作。秘密联络站则负责党内人员来往食宿、休息。我按吴鸿赐的指示负责接送、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经过九个月的考验,1939年5月,民运工作队的马慧芳、林质夫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茂林中心支部的汪奇召集曹元树、吴锦祥、吴文惠和我四人开会,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支部。支部的任务是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思想,物色进步青年。不久曹元树、吴锦祥参加了新四军,吴文惠则脱离了党组织。汪奇又组织召开会议,决定雷赛玉、吴育英和我成立新的支部,雷赛玉任书记。新支部的任务是在中学中积极发展新党员。我们支部先后发展了朱兰芳、吴竹南(参军前叫吴常娴)、梅冠华三同志加入了党组织。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摩擦。皖南的形势逐渐紧张。11月底联络站暴露。12月初汪奇召集党支部开会。为避免损失,党组织决定联络站关闭,雷赛玉、吴竹南、朱兰芳和我四人撤离。雷赛玉先撤走了。8日武装科长陈茂辉带领吴竹楠、朱兰芳和我三人去了云岭新四军军部,第二天听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陆翠(饶漱石夫人)作报告。当时正值教导总队抽调部分干部学员和一批地方干部编为 一个大队,编入军直属后方机关人员撤离皖南的队伍。当晚陈茂辉给我们发了军装,将我们编入了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女兵八队的撤离队伍中。10日清晨部队出发离开了云岭。上午徒涉过青弋江时,国民党五十二师企图阻止队伍前进。队伍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歌曲,从容渡江。国民党军只好放行。晚上队伍到达驻地。以前从未一天走过这许多路的我腿肿得老粗,脚上打满了水泡。这还怎么继续行军呀,急得、痛得我满面流泪。30多岁的红军老班长(可惜忘了他的名字)一边安慰我一边打来热水,教我烫脚,并告诉我:年轻人每天晚上烫烫脚,好好休息一下,很快就能恢复,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行军。为表抗日到底的决心,我当晚改名吴坚。从此我离开了皖南,离开了家乡,融入了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当中。

  经过10多天的行军,我们途经宣城孙家焊镇、郎溪、水西村到达江苏省溧水县竹箦镇的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由于日伪知道了皖南新四军北撤的消息,增兵加强了公路、铁路沿线和长江的封锁,撤离人员无法按计划渡江。小部分同志绕道上海去苏北。绝大多数同志分散化装隐蔽在群众家里。

  1941年1月1日,弟弟吴报鸿随最后一批撤离皖南的部队到达竹箦镇,与我相遇。我送给他一双棉鞋后我们就分手了。6日皖南事变爆发。消息传来群情悲愤。不久弟弟等大部分同志分批去了苏北。我则遇到了在皖南茂林做过民运队员现任宜兴县委书记的陈廷玉,随她去了宜兴县委工作,后因听不懂又不会说生池语言,工作无法开展,经陈廷玉介绍去了1940年11月合编的太涌区的二支队独立二团工作。我 被分配到政治处任统计干事。在第一次参加袭扰日寇的战斗中,我帮机枪手收集子弹壳。当时新四军弹药奇缺,打完枪的弹壳都要尽量回收,由我们的军工厂重新装填火药后继续使用。装满衣袋后,机枪手要我先撤,告诉我弯腰利用青纱帐作掩护,我们比你跑得快。等我到了集合地点时,战士们早就先期到达了。当时独立二团的团长程维新是个民主人士,后叛变投敌。政委罗福佑(1941年脱队)、参谋长杨洪 才、政治处主任张之谊都是中共党员。1941年1月20日新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2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苏南的部队统一编成第六师。3月二支队改编为第六师第十六旅。独立二团编入十六旅建制。4月1日我参加了在宜兴闸口镇召开的十六旅成立军民大会。那一天的傍晚,部队到齐以后,抗战的歌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热烈,宣传科长徐义清宣布开会。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 罗忠毅宣布:“十六旅成立了!”廖海涛政委和地方同志也相继发言。随后由文工团教唱许或青作词、田芜作曲的《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成立歌》。歌词是“春风飘飘湖光闪耀,江南绿野劲旅新成立。军民齐欢唱,进步的力量蓬勃发展,让敌人发抖吧。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决反摩擦,坚决反‘扫荡’。军民齐奋斗,胜利在前方”。在场的部队也同声歌唱。同年9月我调到十六旅文工团任团员。文工团主要工作是文艺宣传鼓动,同时兼做民运工作。部队行军时,文工团员在路边张贴标语,唱歌、演小节目,途中休息时教战士唱歌。部队驻扎时,文工团则开展民运工作,宣传、教育、鼓动群众支援抗日。

  11月旅部进驻溧阳县塘马村。为庆祝苏联11月7日革命节,文工团组织演出。席间廖海涛政委上台宣布接到情报鬼子要来袭击,演出立刻结束,部队转移。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卸妆就出发了。几天后敌情解除,部队又回到塘马。我和文工团其他九个队员(六男三女)被派往驻扎在溧水县里佳山的四十六团一部帮助开展民运工作。28日清晨,听到远处传来激烈的枪声,我们几个人随着十六团政治处主任陈绍海 爬上山顶察看,裉据枪声的方向判断,是旅部遇敌,晚上得知塘马遭日寇十五师团步骑炮兵3000多人袭击,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亲率部队英勇阻击敌寇,以27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的代价,掩护旅部机关和苏南地方党政机关、后方人员1000余人突出重围,十六旅遭受重大损失。塘马战斗后,我被调到卫生队政治处当千事,一方面给卫训队学员们上政治课,一方面给埋伏在田野里的伤员送饭、送水。

  罗、廖首长牺牲后,部队和机关思想一度产生波动。谭震林师长电令暂由第四十六团团长黄玉庭、政治委员钟国楚代理旅长、政治委员。12月谭震林师长赶到旅部,宣布自兼旅长和政委。部队和机关的思想情绪迅速稳定下来。大家增强了坚持斗争的决心。随后新四军军部电令:谭震林兼任旅长,钟国楚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2年春节,南京学生参观团来溧水驻地访问。我们文工团和旅部人员组织演出短剧《红星》,由管理科长乐时鸣和其爱人徐若冰大姐主演,一时传为佳话。4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钟国楚为十六旅旅长,江渭清任政治委员。10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第十八旅划归第一师建制,第十六旅划归第一师指挥。12月为加强苏南新四军的力量,军部派王必成率第一师第二旅旅部及第四团到江南。

  1943年1月,一师二旅旅部及第四团与六师十六旅在溧水里佳山地区会师。月底二旅与十六旅合并组建成新十六旅,二旅四团改编为十六旅四十八团。2月抗大九分校、苏中党校也由苏北来到苏南,在溧水地区开展军政训练和整编,对外称特务团。此时十六旅下辖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四十八团、独立二团、五十一团、特务团、旅教导大队和特务营,共6000余人,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2年年底1943年年初,日军改变其侵华策略,主要军事力量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苏南地区出现了空前残酷、空前困难的局面。日伪军的“清乡”异常频繁。1942 年12月28日旅部转移到宜兴附近的山上露宿。为保暖两人睡在一起,一床被子铺在下边,一床盖在上边。我与朱礼娴睡在一起,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都是一个个的白包包,原来夜里下了霜。山上有一个小庙,庙里只有一个和尚和一口小锅,做好的饭先给哨兵吃,然后首长吃,最后文工团员吃,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三天后,敌人撤走了。部队返回驻地。附近四个村子遭日寇焚毁,旅部部分机关也受到很大损失。原来的房东大娘向我们哭诉鬼子的暴行。她的小孙子被鬼子用刺刀挑起来在空中转了几圈后甩出去摔死了,儿媳妇被鬼子轮奸后,被用刺刀开膛杀死了。日寇的暴行更激起了同志们对鬼子的无比愤怒。

  1943年年初,为使新十六旅旅部的同志们尽快熟悉起来,旅部组织科长王坚宣布在旅部机关的党员中一对一地进行擂台挑战,就当前的形势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展开辩论。我在这期间认识和熟悉了在旅部电台队工作的王墨(我爱人)和机要秘书顾燕等。顾燕,1923年生,1939年年底参加新四军,1943年6月负伤赴上海治疗。后来1945年年初我遇到顾燕的恋人严振衡,向其打听顾燕的消息。严振衡念了两句诗:黄土垄中埋白骨,青山依旧思故人。我这才得知,顾燕因叛徒告密,离开了上海,转移到了川沙乡下,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于1944年11月伤重去世。

  3月份旅部供给部根据工作需要抽调了10个同志(三女七男)组建学习班学习财务工作。文工团抽调潘吟秋(王直爱人)、火华,还有一个女同志(忘记了姓名)和我四个人参加。火华参军前在银行工作过,由他任讲课教师,第一课内容是“斤求两”(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晚上我们三个女同志潘吟秋、徐米和我躺在一起背口诀。也就只讲了一节课就因形势紧张,学习班解散。当时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决定,精简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十六旅执行军部命令,疏散了一部分上海新参军的女同志回上海,同时将旅部的女同志分配到地方工作。3月份我被调至溧水县政府任会计,一个月后又调至横山县(汪伪叫江宁县)政府,县长是李钊。我先后在军事科、财政科任会计,后又调县政府任科员,主要任务是到下属各区查粮食账,不久又调县政府任会计。

  4月反顽战役后,十六旅撤出两溧地区。顽军对两溧地区进行“清乡”、“清剿”、“扫荡”。县政府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十分艰苦,几乎一天一转移。一次我去与王波(广东人)区长查对账,突遇鬼子“扫荡”,转移到了石臼湖的芦苇荡中躲避敌人的“清剿”。那一晚上蚊子的侵袭我至今记忆犹深。

  同年10月两溧地区恢复。半年多的艰苦、险恶、紧张 的反“清乡”、反“清剿”、反“扫荡”战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党政干部牺牲了60多位。 苏皖区党委副书记、苏南区行政公署副主任邓仲铭也在8月敌人对横山的“扫荡”中牺牲。

  11月初十六旅主力四十八团南下,由西向东连续作战,仅半个月就解放了宣(德)长(兴)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11 月下旬四十六团发动溧高战役。南北呼应,连传捷报,形势大为好转。我们在胜利发展中迎来了1944年。

  1944年1月底至2月初苏皖区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要求在新的一年里加强政府各项工作建设,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人民当家做主制度,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苏皖辖区重新划分为四个区,横山县为三分区,四十六团团长吴咏湘兼三分区司令员,政委丁麟章兼三分区区委书记。苏皖全区开展了整风、审干、防奸、学习 运动。巩固老区、建设新区、开辟边区的工作任务至年底基本完成。1944年是辉煌胜利的一年。

  1945年1月第一师师长粟裕率一师主力渡江南下与十六旅会合。苏浙军区成立。十六旅改为第一纵队。苏南的四个军分区合并为两个军分区,茅山、横山为一分区,下辖独立一团、独立三团和七个县总队。同月我押送粮食、西药和造子弹的原料等物资去部队,被苏浙军区留下,分配至一分区独立一团供给部任总会计。当时独立一团的团长是胡品三,政委是黄吉民。6月我调至苏浙军区供给部任总会计。8月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进攻关东军。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全国大反攻开始。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应邀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为谋求国内和平,民族团结,避免内战,党中央决定主动让出南方八个游击根据地,以表明共产党的和平诚意。9 月22日华中局作了江南新四军北撤的部署。10月1日新四军发布《江南新四军北移告民众书》。9月29日我随一纵队挥泪告别朝夕相依、生死与共的江南父老,北渡长江,离开战斗了五年的苏南。

  10月3日我们渡过长江到达苏中的东台,接下来又到了苏北的淮安。部队进行了改编。苏浙军区于25日改编为华中军区,下辖苏中军区、淮南军区及五、六、七、八军分区。

  华中野战军于11月10日组成。

  我那时在华中军区供给部任总会计,我们部长是骆耕漠。我们要负责军区和野战军全部物资的供应。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7月蒋介石调动约50万人大举进攻华东解放区。9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合并成立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新四军展开苏中、朝阳集、宿北、鲁南等战役,在苏中、苏北、淮南、鲁南等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约25万人。

  1947年1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我调到华东军区供给部在宋裕和领导下做清理工作。同年2月新四军完成历史使命,至此番号撤销。

  4月,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全歼蒋介石王牌军七十四师。但山东局势仍然异常严峻。7月华野决定,把重要的后方基地和野战军的领导家属全部撤退到转移到东北大连。我10月到华东军区驻辽办事处工作,12月调大连建新公司会计室任会计,1948年4月回华野,6月到达山东渤海华野后方留守处,进行“三查三整”学习至年底。“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即整组织、整作风、整纪律,同时结合进行土改。经过“三査三整”又叫新式整军运动,部队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支部建设,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

  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我军赢得了辉煌的胜利。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的工作也频繁调动。1月调山东济南北海银行任汇兑股副股长; 3月调南进大队任班长; 6月任上海军管会金融处第七接管组秘书、联络员;10月1日接到通知:“所有机关、部队一律组织收听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盛况。”15时传来毛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新中国从此诞生了!我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11月我调任上海分行第二营业部汇兑科副负责人,1950年5月调北京总行业务训练班学习,7月任上海分行第一营业部工业科副负责人,11月任上海分行淮海中路第三办事处副负责人,1952年5月任上海分行常熟区办事处负责人。

  1949年我爱人王墨从华野二十四军调上海国际电台工作。1950年春节我们实现了抗战时的诺言:全国解放后结婚。我们的结婚很简单,背包放到一起,买了半斤糖,几个战友坐在一起一聚就结束了。那时王墨已调到华东邮电管理局工作。我们有了自己的家。1951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1951年王墨调北京邮电部工作,1953年3月我也调北京工作,任中国人民银行前门办事处副主任。6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我先后在北京农业银行、北京城市规划局、北京地质局、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1983年离职休养。

  我的一生很平凡却不平淡。我15岁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共青团),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加入新四军, 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在革命队伍中锻练、成长、经受了考验,为党、为国家贡献了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如今我己是鲐背之人了,回首往事, 十分欣慰。最后我衷心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

  (2014年2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28 1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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