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小姐到新四军女战士——回忆我的母亲张梅
2019-04-30 10:51:53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2007年12月29日，我们的母亲张梅(原名严撷华)走完她88年坎坷的人生道路，与世长辞了。母亲走后，我们一直在整理她留下的回忆录。那是她在年届八旬时开始撰写的。遗憾的是，母亲因疾病缠身而没能最终完成书稿。但她留下的文字已足够使我们了解她、理解她。我们从中读懂了一个上海小姐是如何在严酷斗争中成长为坚强战士的。

　　书香门第中的小姐

　　1919年春天，母亲诞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算得上是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小姐了。

　　母亲的祖籍是浙江桐乡乌镇，从其上两代起便世居上海。她的祖父曾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当一名文书科长，精通文理，但两袖清风，家境清贫。

　　母亲的父亲严枚，字畹滋，在清末李鸿章开办的上海广方言馆求学专攻英文，学成后中英文俱佳，曾担任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编辑英文教科书和英汉词典，担任过上海市商会英文秘书，主要职业是民立中学和正风文学院的高中英文教师。他45岁时死于腿部破伤风。那一年母亲刚刚15岁。从此，她和其寡母及其年幼的弟妹均由其伯父抚养照料。

　　母亲的伯父严独鹤，原名桢，字子材，在上海《新闻报》当记者几十年，后来当上了《新闻报》副总编辑兼副刊《新园林》和《新闻夜报》的主编。他每天都在《新园林》上发表一篇“谈话”，内容常针贬时弊，颇受读者欢迎。

　　徐老师是她的革命引路人

　　母亲幼年时聪颖顽皮，备受长辈宠爱，生活也比较优裕。少年丧父使她感受到了世态炎凉并迅速成熟起来。母亲在丧父后不久进入上海务本女中。她伯父为她题写了“勤于尔业, 期以成器，善继父志，克承母欢”的词句，作为激励。

　　后来，母亲转到市商会商业职业中学读高中。她对语文、历史、心理学兴趣很浓，善于自由发挥，成绩总能得“优”。母亲的班主任蒋先生是画家徐悲鸿的岳父。他除了教语文还批阅学生日记。母亲的作文常受到他称赞，得到过“文字情景交融，首尾呼应，一气呵成，自是佳作”的评语。让学生写日记，是当时教育局安排的监视学生思想的一种“训育方法”。母亲曾在日记中对政府镇压“一二·九”运动、开除学生表示愤慨;看了电影戏剧，也毫无顾忌地写出感想。母亲还经常阅读邹韬奋的《大众生活》、《永生》等杂志。

　　她的举动引起了教数学的徐老师注意。徐老师曾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因“一二·九”闹学潮被开除，后到商业职中教书。他从母亲的日记(学生日记放在教师办公室，任何老师均可翻阅)中了解到她有进步倾向，便写了个条子约她到校外谈话。母亲向徐老师讲述了自己对现实不满和渴望进步的心情。徐老师则介绍我们母亲阅读《八月的乡村》、《生死坊》和一些苏联小说，特别是介绍她读了一本名为《陨星》的书，内容是讲一位因在“一二·九”运动中受挫而自杀的女大学生的悲惨故事。母亲读后深受感动。

　　后来，徐老师有意识地交给我们母亲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品和宣传救国思想的报纸，让她写上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后寄出。母亲就这样一步步走近了革命。母亲说，徐老师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在难民营指导难童排戏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母亲参加了设在重庆南路齐鲁会馆伤兵医院的护士短训班。

　　她第一次跟着医生做手术，是救治一个被机枪打中腰部的伤员。看到伤口被打开、脓和血水从里面流出来，她顿时眼前发黑晕了过去。后来她又看到一个娃娃脸的士兵，抬进来时还面带微笑，几分钟后就被截去一条腿。上述场景使她头一次领略到战争的残酷和人间的苦难。

　　在伤兵医院里，母亲的主要工作是为伤员换药、发药。余下的时间，她就在病房里与伤兵们聊天，嘘寒问暖，为他们朗诵诗歌或讲故事。那些日子，到医院慰劳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文艺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任白戈等; 但来得更多的还是普通市民。当时有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天天到病房里唱歌、讲笑话，让伤兵们忘记了病痛。数年后，其中一个小姑娘改名陆培学参加新四军，成了我们母亲的亲密战友。

　　是年11月，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沦陷。难民大批逃进租界，人数最高时超过100万。他们无处栖身，啼饥号寒，其状极惨。上海市慈善组织联合会、上海红十字会等机构紧急行动，办了几十家难民收容所救助难民。

　　母亲经徐老师介绍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上海市青年界救亡协会，被分派到康悌路(今建国东路)难民收容所去工作。康悌路难民所收容了3000多名难民，所长焦明(又名刘平若)是中共地下党员。所里设了组织、宣传、演剧、歌咏等机构。母亲被派担任了演剧股副股长。股长姓陈，是个高个子的东北流亡青年;他是个出色的男高音，很有演戏天赋，曾在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中饰演主角，感动得观众直 落眼泪。母亲从小喜欢戏剧，在陈股长耐心指点和帮助下担任导演，指导难童们排了几出抗战短剧。她很快发现排戏是难童们最热衷的事，看戏是难民们最愿意参加的活动。戏剧大大激发了难民们的抗日热情。

　　1938年仅半年间，全上海有数千名青壮年难民在党组织及赵朴初等知名人士秘密组织下，辗转温州、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以致社会上流传难民所是“孤岛内的根据地”之说。

　　将名字从“白水”改为“张梅”

　　1939年9月，母亲以“白水”为化名秘密离开上海,奔赴江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

　　离家参军去打游击对母亲并非轻而易举。虽然她“蓄谋”已久、去意已决，但其四个弟妹均未成年。想起以柔弱之躯支撑着家庭的妈妈，我们母亲心中万般不忍;然而忠孝难以两全，她只能咬牙割舍小家了。

　　14日是个秋雨绵绵的日子。母亲一行七人在十六铺码头上船，跟随交通员康迪走水路下乡。来给母亲送行的是徐老师。他没有说什么依依惜别的话语，只是给我们母亲戴上一只手表，又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在我们母亲身上，然后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似乎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握之中。中午12点，汽笛长鸣。轮船驶离了码头。

　　进入根据地后，母亲被分配到靠近阳澄湖的湘城镇，做民运工作和妇女工作。民运工作就是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在与农民深入接触后母亲明白了，要做好农民的工作，必须首先适应农村的生活;不怕脏显然是和农民打成一片的第一步，但叫什么名字也是有讲究的。

　　对母亲的化名“白水”，镇上有人说：百家姓上没有姓“白”的;同志们也觉得这个名字太洋，还透着“小姐派”和“学生气”。母亲因此将名字改为“张梅”。这个名字被大家接受，从此母亲用了一辈子。

　　一段时间后，母亲不仅习惯了农村生活,还与农民成了亲密的朋友。她在自己经常活动的那些村子里建立了“据点”，认了干娘，结交了姐妹。农民也把她当成自家人。尽管母亲才20出头，但乡亲们送给她一个既亲切又老气横秋的称呼——“老张”。

　　1940年春，母亲被调到常熟首镇东唐市。当时党组织决定迅速发展苏南东路。谭震林亲临这一地区，掀起了群众抗日的高潮。东唐市作为苏南东路的中心，各项抗日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公开成立了各界抗日协会，还成立了乡、区、镇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母亲整日风尘仆仆，奔走在镇上的学校、商店，还深入各家各户，发动妇女群众，组织成立了东唐市妇女界抗日协会;她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妇女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6月4日的早晨，阳光灿烂。母亲在阳澄湖上的一叶小舟中宣誓入党。船很小，船篷很低，人在船舱中不能直立，舱里也不能悬挂党旗。母亲和苏州县委妇女部长黄琼两个人平躺在船舱里，举起了右手。周围既安静又肃穆，黄琼领着我们母亲，一字一句念完了誓词。

　　安排谭震林夫人秘密休养

　　入党后不久，母亲就担任了唐市区区委书记，后来又兼任肖陆区区委书记、苏州县委妇女部长等职。其间，她的足迹踏遍了大小村庄，经历的动人故事难以计数。秘密安排谭震林夫人在戈家村休养便是其中一桩令人难忘的轶事。

　　戈家村位于唐市区中心地带徐家浜，只有几十户人家。 我母亲在村里认了一个守寡多年的沈大娘作干娘。沈大娘家境较好，但一向同情抗日，所以母亲打游击时常在她家落脚。有一次，组织上交给母亲一项特殊任务：为谭震林(当时叫林俊司令)的妻子葛惠敏找个地方隐蔽。葛惠敏因为产后身体不好，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需要找一处合适的地方休养一段时间。当然，所找的房东必须可靠，生活条件也要过得去，于是母亲就选中了沈大娘家。沈大娘不仅一口答应，还把正房和带踏脚板的大木床让出来，自己搬入她儿子的厢房去住。

　　葛惠敏出身于安徽一个富裕家庭，当过护士，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工作。她住进沈家后，我们母亲常去看望她。葛惠敏当时正为离开部队闲居休养而苦闷，因此每见我们母亲去便特别高兴。两人无话不谈。谭震林每逢带部队到徐家滨一带活动，都会在戈家村住上一晚。母亲作为区委书记就赶紧去汇报工作、领受任务，问部队要派多少船、多少米粮以及有什么其他需要。每次为谭震林到来，葛惠敏都会请房东买一条大鱼，并且总要把我们母亲叫上一起吃饭。

　　戈家村的一段相处使葛惠敏和我们母亲的情谊一直延续到解放后。而使母亲感念的是十年浩劫后，葛惠敏仍然记得她、关心她、并帮助她“平反”。

　　棉田里躲过一劫

　　1941年7月1日，日伪军集中了1.5万余人和2000名“清乡”特工人员，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实施“清乡”，策略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利用汪伪，扶植汉奸，“以华制华”。

　　一时间，游击区密布敌伪人员，三里一岗哨，五里一碉堡，十里一据点，到处拉起了铁丝网，敌人还硬逼着群众砍竹子筑围障建封锁线;此外各村实行联保制，挨家挨户登记人口，敌人严令老百姓发现抗日分子立即报告，否则“连坐”。

　　是年6月，母亲参加苏常太地区党训班后被调到太仓县特区工作，正遇上严峻险恶的形势。因为这是日寇在苏南的第一次“清乡”，我党缺乏反“清乡”的经验和准备。虽然党组织迅速作出部署，及时转移了主力，地方党组织也转入地下，但还是有大批干部来不及撤退和转移，被叛徒汉奸出卖，被抓被杀，损失惨重。

　　上级给太仓派来新县委书记(前任书记已牺牲)时，太仓县特区区委只剩下三个人了。母亲跟着新任县委书记翁曦在险境中坚持。当时，老百姓害怕“连坐”烧房子，已不敢收留他们。母亲住宿找不到地方，不得不经常住牛棚、柴房、磨房，甚至到小船上过夜。

　　开始，他们还集体出动，跟敌人演“空城计”，带着区大队剩下的人到岳王寺伪军据点去散发传单，声称共产党新四军的部队还在。其实那时大家手里没有几件像样的武器，只把一颗手榴弹藏在篮子里，以防万一。

　　有一次他们抓到一个汉奸，把他枪毙了，写了张布告 贴出去，警告当汉奸决无好下场。还有一次，大清早他们正打算出村活动，敌人来了，堵住了村口道路。来不及转移，他们就躲进一个两屋间的夹道，手里紧握着手榴弹，准备万一被敌人发现，就引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所幸一阵骚动后，敌人嚷嚷着走了。这次遭遇之后，又有人逃跑、失散，整个太仓县的党组织只剩下了三个人——翁曦、曹炎和我们母亲。

　　三人不得不暂时分散隐蔽。母亲隐蔽到了一对当过游击队的兄弟家中。这是一处湖畔独宅，房子被绿树环绕，四周只有棉田和芦苇，还有一面临水，从外面几乎看不出有人家。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房东一家三口都出去干活了。母亲忽然听见外面有人闯进了围子。她立即走出家门，戴上一顶斗笠，钻进靠近河边的棉花田里。

　　她蹲下身子朝外看，看不见人，但听出有个妇人被追赶，跑进了这所独宅，接着听到打骂的声音。她听出了是鬼子和汉奸在搜寻新四军，而那妇人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鬼子和汉奸停止了审讯，走出来到四周田野察看，一直走到母亲藏身的棉田田埂边，离她仅3米之遥。他们要是看出有人，踏进棉花田抓母亲，真是易如反掌。

　　七八月天，骄阳似火。母亲屏住气息，趴在棉田里一动不动，心里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只要敌人一踏进这块棉田，她就往东跑冲进河里;冲得过去就冲到对岸，冲不过去，宁愿淹死或让敌人开枪打死在河里也决不做俘虏!主意一旦拿定，她便镇定下来，耐心等待。敌人转来转去了好一阵子，竟没有发现什么名堂，终于离开了。母亲化险为夷。

　　冲破封锁线回上海

　　棉田遇险后，又发生了区大队长刘根宝投敌事件。母亲不得不撤离独家农宅。她一个人东寻西觅去找翁犧和曹炎，却一个也找不到。于是她“深入虎穴”，独自闯进了岳王寺伪区公所一个姓顾的秘书家。此人以前曾经帮助过新四军。母亲对他说：“刘根宝投敌了，我只好来找你。我已经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你如果出卖我，新四军不会饶过你，但我相信你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母亲从顾某那里得知翁曦己转移去上海，临走前给她留了一张条子，条子上说: 如果当地无法坚持，就先去上海会合，然后再想办法去找军部。

　　顾某夫妇对我们母亲很是钦佩，答应为她搞“良民证”。第二天，母亲顺利拿到了“良民证”，这才冲出了敌人设在浏河的“清乡”封锁线回到上海。

　　大浪淘沙

　　从1941年8月至1942年8月，母亲在上海做秘密工作, 担任党组织的联络员，共联系过三位特区和县级领导——杨浩庐、刘平若、翁迪民;联系过的同志则有20多人，有康迪、田韬、李蒲军、张玮、丁坚、王靖、徐念初、李雪君、王禾鸥(又名王务安)、王慎行、杨敏、周静芳等;此外还有乐加里、张雁、金浩明、翁曦、汤钧。母亲的主要任务是：与“清乡”后回上海的同志进行联络，帮助他们治病养病、 安排生活、解决困难，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遇到情况时设法帮助转移。

　　为了有合法身份作掩护，她先后在普济医院、南洋花园饭店找过两份职业;为掩护工作、转移阵地，或躲避敌人搜捕，曾帮助翁迪民迁居四次，先后住过普济医院、三德坊公寓、霞飞路白俄公寓、亚尔培路弄堂亭子间，其间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而又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当时斗争极为残酷，有人消极，有人叛变，也有人脱逃。而母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持。

　　1942年8月，由于敌伪搜捕，母亲按上级决定紧急撤离上海，随茅山派来的交通员吴柄元转道丹阳，奔赴茅山抗日根据地。

　　赵家桥脱险

　　1943年春，鬼子发动第二次“清乡”。当时母亲正在茅东县河口镇小学做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教员。6月的一天，由于附近有同志被捕，为防万一，县委急命我们母亲撤离河口小学，到魏家村暂避。次日一早，母亲又转到一个叫赵家桥的村子，在一户农民家隐蔽。

　　早上，母亲到河边去洗衣服，忽然看见河对岸有三个男人朝她走来。这三人短衫长裤，不像农民打扮，是特务!母亲赶紧退回屋里，特务也紧追进来，一个人看住她，另外两人开始搜查。

　　他们搜出了一本《东周列国志》和一瓶蓝墨水，便问：“这些东西是谁的?你还有什么东西?有文件吗?有枪吗?”母亲一口咬定：“没有!”他们便把她推倒在地，找来一根洗衣服用的棒槌轮流拷打她，打了一阵，其中一人又跑进卧室去翻箱倒柜。母亲虽然身上火辣辣地疼，意识却始终清醒。她听见里屋传来说话声：“还有银洋、首饰呢! ”堂屋 里的特务听说里屋发现“横财”，就一窝蜂跑进卧室。

　　三个特务瓜分完毕，跑出来继续审问。母亲横竖都是“一问三不知”。特务们就又跑进厨房，用木桶拎出满满一桶水, 按住我们母亲的头，将水从她鼻子里强灌进去。水从鼻子、喉咙直窜胸肺，又呛又咳，母亲气都透不过来。灌了两三桶，母亲还是坚不改口。这时外面有人喊：“快走吧，怎么这么长时间? ”特务这才把我们母亲从地上拖起来，前呼后拥地带到了村里的茶馆。

　　一进茶馆，母亲就看见有两个人被绑在凳子上，一张桌边围坐着鬼子和翻译。为首的鬼子指着那两个被绑的人劈头问我们母亲：“认识他们吗?”母亲回答：“不认识。”鬼子又指着我们母亲问那两个人：“认识她吗?”他们也回答:“不认识。”

　　之后，鬼子开始集中审问我们母亲：“姓甚名谁?干什么的?家在哪里?……”母亲在路上已经想好了口供，此刻便从容答道：“我姓徐，叫徐清华，24岁，某某地方人，从小父母双亡，到上海求学;后来到了河口镇，在镇上教书。” 鬼子和翻译接着追问河口镇的地理位置，镇上有多少人家，有没有祠堂，在学校教什么课等等。所幸我母亲对河口镇的情况作过调查，因而对答如流。鬼子把我们母亲的双手翻过来，察看完右手心，又察看左手心，问：“拿过枪吗?”母亲回答：“没有，我只会拿笔。”如此翻来覆去地盘问，母亲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这时，有一个穿长衫的男子表示，他知道我们母亲是河口镇小学的老师。鬼子就让此人在一张纸上写下他的姓名、年龄、职业，并签字画押，算作担保书。如此一番折腾后，敌人把我们母亲释放了。

　　当晚，母亲回到魏家村，那个画押具保穿长衫的男子也跟着找来，说是他保了母亲，给新四军做了件好事，要我们母亲给点“香烟钱”。母亲这才知道，此人原来是当地一个“两面靠”的投机分子，在茶馆里看热闹，估计我们母亲是新四军，但既然没有人认识，乐得出面作保。母亲就这样颇为侥幸地脱险。

　　次曰，组织上派陆培学和另一名女同志护送我们母亲到一个可靠的农民家去隐蔽并养伤。伤愈后，根据组织决定，母亲再次重返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直至1945年1月。

　　在时代的洪流中永不停步

　　1945年1月，母亲重回茅山根据地后参加了苏南整风。不久，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8月，日本鬼子投降。针对国民党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图谋，党中央决定进行自卫战争。新四军八个地区的部队按照中央部署北撤山东。

　　1946年年初，母亲随部队撤到山东后，认识了多年从事新四军财税工作的陈智方，也就是我的父亲。他们在泰山脚下的新泰城郊结了婚。婚后，母亲在新解放区博山的省立淄博联合中学任教员，并兼任淄博市青联副主任。后来，她又带着身孕被调到鲁中军区英文训练班任指导员。

　　母亲是一个离不开工作的人，生下陈捷之后三个月，她就抱着去莒南县组织农村妇女支前、学文化;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又主动“请缨”去做洪克平(孙冶方夫人)的助手，当上了华东财委机关学校的教务长兼语文教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父亲随华东财经委员会一行人先到上海打前站; 6月初，母亲携我们，回到了她10 年前壮别的故乡——上海。

　　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母亲有12年是在工厂工作。解放初，她在上棉十厂当军代表、厂长，从接管、恢复生产、护厂、抗美援朝、镇反、肃反，直至“三反”、“五反”，没有一件事不操心。那时从市中心的家到位于杨树浦的上棉十厂，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需花两三个小时，母亲经常住在厂里。1950年我们妹妹出生。为了不影响工作，母亲将我们妹妹寄养到了亲戚家。

　　1955年8月，母亲调北京工作。当时的纺织部从民主德国引进新技术筹建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母亲当上了筹建处主任。那真可称得上白手起家，从购地选址到搞基建、请专家，母亲事必躬亲。1958年，一座在当时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合成纤维厂终于在北京东郊的荒地上建立起来，母亲担任了厂长。这个厂在当时填补了我国化纤工业的空白，其抽丝产品用来生产丝袜、尼龙袜、渔网以及军用降落伞等。合成纤维厂成为当时北京工业战线的一个标杆，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及许多国际友人都去参观过。

　　一粒永远闪亮的真金

　　母亲在“文革”中深受迫害，被关押在秦城审查达七年之久。是顽强的性格拯救了她。她在狱中发誓：一定要活着出去，绝不自杀也绝不能苦闷到精神失常。她真的活着并精神健全地出来了!

　　虽然等待平反和重新安排工作的时间太过漫长，恢复工作后不久又面临离休，但母亲不仅顺应了时势，甚至恢复了乐观豁达的天性。她和老战友一起重返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缅怀凭吊先烈;和我们父亲重归故里，游览名胜古迹。她常说：“人活着就要潇潇洒洒。”她后来也确实潇洒地面对了晚年生活的寂寥和长期病痛的折磨。

　　我们发现，七年牢狱之灾没有让她变冷漠。她对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的革命事业痴心不改，她对组织的信赖依然如故，她对朋友和亲人仍旧有火一样的热情。我们由衷地叹服，劫波渡尽之后，她是大浪淘沙淘出的一粒闪亮的真金!

　　母亲曾留下遗言，要我们在她死后把她的部分骨灰撒到黄浦江和阳澄湖里去，那里一个是她的故乡，另一个是她奉献了青春的战场。因此，母亲的遗体火化后，我们和弟妹们动身南下，为她完成了心愿。

　　当我们在黄浦江上放眼眺望时，看到左岸外滩上林立的老楼，那是上海殖民地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右岸的新摩天楼和东方明珠则组成了今日上海的经典画面。两岸风光勾起我们心中万千感慨，让我们回想起母亲那一代人。那是抛却身家性命、为千万人幸福而献身的一代，母亲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就像一滴水融入滔滔长江，奔腾不息流向了大海。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们会永远景仰历史上那些为千万人幸福献身的人。

　　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

　　(本文2014年3月陈捷写于北京，作者是张梅的女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30 11: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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