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竹青：我的历史
2019-06-01 10:14:51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我生于1923年1月，上海市麦特赫司脱(现改为泰兴路)裕益里4号一个小资产阶级职员家庭里。
我家原籍浙江省镇海县黄司弄，老家无土地房屋，以租借房子居住。六口人(祖母、父母、兄妹各一)。父母早年迁居上海。父名谢葵生，米店学徒出身，后做店员，1927年曾一度以少数股份经营煤业兼做店员，每月所获红利及本身劳动所得的除开支外，略有积蓄，雇用女工一人，生活较好。
1928年以后，我开始有所记忆。父亲性格忠诚老实，重男轻女，不信佛教。母亲俭朴信仰佛教，烧香求佛，口口声声靠菩萨吃饭(主要与当时老太婆混在一起，受封建迷信所迷惑)受到我父亲反对。父亲认为，女人的钱都给和尚、尼姑骗去了，哪里有菩萨老爷，自己骗自己，因此常阻止我母亲去化缘烧香。而母亲仍偷偷地去。兄名谢振铎，从小由祖母抚养成长，个性暴躁、自私、傲慢，对父母不够尊重，在上海南方中学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电力公司任职。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父亲合股经营的煤店倒闭，家庭生活日趋困难。家里借以过去积累之钱，省吃俭用，维持生活。我还帮助母亲做些零星家务。1935年祖母去世。1937年抗战爆发。父母即离沪回乡。父在酱园店任账房, 月收入仅能糊口。妹高小毕业后出嫁。1941年春日本鬼子攻进我故乡，无辜逮捕我父亲，进行敲诈，在酷热暑夏让我父亲昼夜站在露天，白天太阳晒，夜间露水淋，经过三天三夜变相肉刑。父亲释放后不久即亡。母亲于1945年病故。
现在家庭仅有兄嫂各一、侄女儿六，共八口人(其中两个侄女已参加我军工作，其余侄女儿都在求学)。兄仍在上海电力公司发电厂任会计工作，有真义感。嫂在家担任里弄居民委员工作。他们因受政府教育和我参加革命的影响，对政府每一号召都很积极拥护。现在家庭经济主要依靠兄每月收入，生活尚好，并雇有女工一人协助家务工作。
1930年我八岁的时候，父母认为女孩子长大了，睁眼瞎子不识字不好，必须要有书本知识，能看报写信。于是在当年我即进入上海私立商务小学念书，于1937年抗战爆发，随父母回乡，在浙江省镇海县立XX小学念书。因初次回乡，对家乡生活习惯言语等皆不习惯，我不愿在那里读书，误了半学期，便随人回上海在兄处继续在原校上海商务小学念书 (前后耽误一年)。
在初小念书时期，我基本处于童年无知，以后经常看到兄跟我父母淘气。兄每月薪水分文不拔，致使父母对兄有不好之感。因而父母常叮嘱我和我妹妹，要好好念书，将来有学问可以找个有钱人家，以资照顾他们。同时兄嫂关系也不和，常为细事吵闹。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在求好学问后，为社会谋事自力更生，不受闲气，故我对读书努力不懈，埋头苦读，每学期获得优良成绩，因而博得父母老师的夸奖。
从小学念书中，我知道了些国家大事，知道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国家。由于国家官吏的腐败，帝国主义纷纷侵入中国，丧失很多土地，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再目睹“一·二八”事变和“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三省，日本帝国主义竟干出这样惨无人道的事，对中国人民施行残忍杀害。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种种实例教育了我，我对日产生了民族仇恨心，但由于学校的教育，对蒋介石能抗日救国有盲目的信心。
1938年小学六年毕业后，因父母封建意识浓厚，认为女孩子多读书没有用，能写信看报就行了，我几乎处在停学状态。经我积极的争取，由兄负责学杂费，我继续升了初中，由小学教员XX父(记不清了)介绍去他母校——由上海市新陆师范改为的上海私立立德中学(该校已不存在)，校长夏孙镇，训导主任王兆基(我怀疑其政治面目不清，平时对我们学生的言语、行动、出版的自由管教很严)。记得曾有一 次我投写一篇稿子登载壁报，引起校方关注，被禁止刊出。
进入初中时我仍保持小学时的苦读精神，用功读书。在初中二年级时，同级同学薛永和看我读书用功老实朴素，便逐渐接近我，于1939年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当时参加者还有同级同学徐志翅，现在华东公安部队军法处任参谋。以后我不断阅读杂志、书报，例如《工人简报》、《新民主主义论》等，并由协会同志给予讲解帮助。那时侯我才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是消极抗日，贪官污吏，祸国害民，真正抗日打鬼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揭穿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从此思想上豁然一亮，也不死读书了，除了必须做的作业外，就看课外书籍，受协会的委托，负责同学的教育工作，团结、启发、引导同学认清形势，积极抗日，走向进步。
自从参加协会后，我思想上便有参军志愿，但在1941 年春，我初中将要毕业时父亲亡故，留下母亲一人一时难以离开(因兄嫂对母不关心)，我参军的计划暂且不作打算，可是家庭经济窘迫无法继续升学，不愿闲在家中又无职业可做，很是苦恼。以后我在报纸上找到一条出路，投考了上海仁济医院护士学校。我去仁济医院的目的是想歇歇脚，一方面解决家庭负担(因学校供膳宿，只有书籍费自己负责)，
另一方面靠近母亲，以资安慰母亲，让她老人家情绪好些再离开。
到了仁济医院护士学校学习了一个时期，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该院是美帝国主义统治的宗教医院，以慈善为名，对病人是靠耶稣救命，对信教者，错事都可原谅，对非教徒者，动辄则警告、开除。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可以欺辱下一级的，在言语上挖苦，在行动上要你多做一些工作。我们看的课外杂志放置宿舍，经常遭到他们检查，被他们关注。我虽然学习工作很努力，但从思想上对现状很是不满，感到医院的黑暗。美帝利用宗教手段来压迫我们中国人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冲入租界，到处搜查逮捕爱国青年。在一切言论行动皆受束缚、情况更趋于紧张的状态下，我决定参军。不料12月23日走的那天消息泄露，行动未成。我又在1942年1月5日经协会介绍，在苏北新四军六师卫生部长林震的带领下入伍(当时林震在上海扩军，同参军的共有八人)，参加了新四军六师部队。
在小学念书六年中，我抱着读书就是学好本领、将来可为社会谋事、独立自主的想法，因此苦心读书，不甘落后。在初中三年中我加入学生救亡协会，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党教育了我，同时父亲又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再加上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我踏进了革命阵营，走进了一个崭新的生活。
1942年1月我在新四军六师十八旅野战医院集训队受训三个月。通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专题教育，我在理论上初步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以及中国革命的目的、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根本区别，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政治认识上的提高为今后做好工作打下了有利基础。4月在学业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苏中军区一分区高邮团疗养院任护士、司药工作。当时部队处于敌后环境，行动频繁，一天甚至移动数次，有时上级根据工作要求，分配特别处理或重病房工作时，我都是愉快地完成。我思想纯洁、情绪高涨，感到部队的一切都是新的，工作积极有朝气，埋头苦干，团结互助，经常帮助伤病员洗敷料、烧饮食等。我虽入伍不久是个新同志，但在工作中处处受到表扬，于1942年5月经张奋(现在华东军工厂门诊所所长)、邵芬两同志的介绍参加了共产党。
10月我在新四军五十二团卫生队任司药。1943年1月我在新四军十八旅卫生部直属所任司药。3月我先后在苏中第一军分区江都团、宝应卫生队疗养所任材料室长。”42年秋实行精兵简政，部队缩小。敌、顽、伪“清剿”、“扫荡”，三里一碉堡，五里一据点。我们带着伤员随部队常常在夜间不休止地行军，过封锁线，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沿途还得照顾伤员。有大批伤员时住在分散庄子，我们不管雨雪天，冒着风雨挨庄给伤员换药处理。每次都把伤员安置好，我们才回去休息。我经受住了这种艰苦环境的考验。在后一个时期做材料工作中，我能及时完成部队与疗养所的药材供应任务。当时我们处于敌、顽、伪三角斗争中。在分散环境中我们搞好了军民关系。我每在半夜以前独自外出，埋伏药品(恐 泄露地点)，保证了药品的安全，从没有发生因为保管不善使药品丢失、损坏、浪费等现象，并从中取得了埋伏药品的一些经验，锻炼、提高了单独工作与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人员缺乏、药品紧张的情况下，在上级的帮助下我培养了几个药材干部。我们使用各种土药代替了有效的药品，缓解了当时缺医少药的状况，因此上级对我很器重，虽参军时间不长，但提拔很快。我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工作实际起模范作用，艰苦朴素，常常带病工作，跟同志们相处很好。
1945年5月我在苏中二地委进行了四个多月的离职整风学习，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认识了歪风的存在对党对革命的危害性，思想上得到了改造。8月份鬼子投降后，部队纷纷接管城市。因工作需要我即被分配工作(因整风未结束，组织上未作结论与鉴定)。9月我在苏中第二军分区卫生部直属所任材料室长，11月任手术室长。我服从组织决定，改做医疗工作，以后逐渐开始单独领导一个单位工作。在医疗队收容一批伤员时，当时由于物资条件的困难，我能主动拿出自己的蚊帐、被服、日用品，帮助伤病员解决困难，并带动了其他同志。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努力下，我们数次完成大批伤员收容治疗任务。在执行任务中，我能掌握一般原则，对伤病员较关心，能任劳任怨，治疗上细心负责，未出过医疗事故。
1946年4月经组织批准我与孙德芳结婚(现对方在南京防空指挥所任副政委)。
5月我在苏中一支队疗养所任所长。7月成立苏中第二军分区卫生部医疗队，我任副队长。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议，动用几十万人的兵力向苏北进攻。形势趋于紧张。我党为了保持优胜力量歼灭敌人，决定由华中北撤至山东。12月我正处在分娩时期，行动不便但始终克服困难不掉队，到达胶东后再次北撤去东北，到了辽宁省安东军区卫生部第一疗养所，任副所长。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过两次北撤，沿途行军异常艰苦。当第二次北撤去安东时，由于交通工具少，勤杂人员精简，我自带孩子渡过困难。在1947年胶东情况紧张时，为应付敌人，组织上把我们分散在农村里，与老百姓民兵青妇队们生活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这样困苦环境更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和群众观点。我从未因艰苦或形势紧张而思想消沉、动摇，在政治上又经受住了一次考验。
1947年9月我在安东军区疗养所任副所长时，正在反攻时候，所里收容辽宁省鞍山法库等地大批伤员。绝大部分伤员都是创伤兼冻伤。我在治疗工作上缺乏冻伤治疗经验，但能本着过去一贯的积极苦干精神、虚心研究，顺利地完成了治疗任务，曾获得上级好评。
在这时期工作中，因该所过去留用的日本医生与护士较多，我由于个人政治警偈性不高，对全面的思想工作抓得不够，造成纪律松懈，使一个伤员不应该截肢的截肢了。这事主要责任在医生，但与我领导、管理是分不开的。同时去东北未离开胶东时，我把小孩保育费(因北海币去东北无用) 变换了银圆，为了贪图个人利益而不顾群众的影响。再在撤退时，由于交通工具不够分配，按丈夫的级别分先后撤离，我对组织不满，感到有人丈夫是干部，自己是家属，为什么让她先走呢，认为自己也是工作干部，于是就在背后议论，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另一方面我在思想上狭隘，政治上表现近视，只看到当时的困难面，地方缩小了而没有看到胜利的光明面。我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存在模糊观念，产生急躁情绪、地方观念，恨不得一下子回到原地区工作。
1948年11月我由东北调回苏中二分区卫生部卫校任队长。1949年10月我在华东军政大学卫生部直属所任副所长。1950年6月我在军政大学第二医院任医务股长。1951年4 月我在南京防空后勤卫生处，任医务副主任兼医政股长。1952年12月我在华东军区第十陆军医院任医务主任。
1951年7、8月在镇反时期，我在南京防空指挥所卫生处工作，除了本人认真学习文件检查外，还完成了南京防空后勤处党分工的“打老虎”专案工作。我在执行具体工作中能站稳立场，坚决向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通过“三反”整风的检查，我认识到了“三反”运动是 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彻底肃清部队内部的资产阶级堡垒，除行动上积极参加外，还检查了贪图小便宜、揩油浪费等现象。我受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自己也想吃得好、住得好。运动初期思想上我也曾产生右倾情绪，认为本单位贪污不多，浪费是主要的，在上级反复教育下才扭转了。
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三年多城市和平环境的锻炼以及一系列的政治教育，整风、“三查”、镇反、“三反”、整党各种运动，在党的正确领导教育下，我思想觉悟逐步提高，认清了社会全貌和我党奋斗目标，分清了敌友，确定了革命到底的人生观。来到革命队伍后，我思想情绪上基本是稳定向上，工作努力、积极苦干，但由于我出身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入伍入党的动机不是完全纯洁正确，中间包含着个人成分，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和滋长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怪，考虑个人前途患得患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人生观还没有牢固地树立。加上进入城市后，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未完全割掉，虽然经过党多年的教育，但我改造得还不够彻底。
今后我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正确认识自己，克服个人自满情绪，巩固现有的向上情绪，严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按党员八项标准, 在实际行动中向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另一方面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组织性、钻研性，使自己的工作经验得以系统的提高，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摘自作者1953年写的《我的历史思想自传》，女儿孙东流2014年5月提供)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6-01 10: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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