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琛：我曾是新四军的女文艺兵
2019-06-16 10:23:01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我 1927年十二月十七日(农历)出生在上海，就学于上海的中学。由于上海沦陷，父亲失业，我家在上海生活不下去，只得举家迁回故里——太湖边上的西王区。我家乡是游击区，晚上经常有游击队出没，里面也有女战士，身背驳壳枪，飒爽英姿，令人羡慕。由此，我萌生了参军的念头。父母亲思想很开朗，知道我的心愿，没有拖我后腿。我非常高兴。

　　1945年日本刚投降，我和苏州城乡的10来个青年参加了苏南地区的新四军太湖服务队。我是其中唯一的女同志。我来部队的初衷是上苏浙公学，因学校快要撤销了，就被留在服务队。当时搞宣传我也只能帮助老同志拎拎小木桶，桶里是溶有锅底灰的黑水，看着老同志在墙上刷标语，跟着老同志到连队或小学教唱歌，一边学一边干。

　　抗战胜利后，10月苏南的新四军部队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渡江向苏北撤退。在北撤的途中，我和所在的太湖支队服务队的十几个人，还有从常州、无锡、宜兴等地来的同志们，被调到独立二团文工队，后来被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第五十二团宣传股文工队。这时候我才穿上灰军装，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在部队与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男女青年生活在和过去截然不同的环境里，面前展现着一片光明。

　　对我影响最深乃至影响我一生的是我所在部队第五十二团宣传股长叶时。他是新四军老文艺工作者，以自己对党的忠诚影响教育着周围的年轻人，用他多才多艺的出众才华，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战士，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小喜欢唱歌，认识简谱，还粗知五线谱。到部队后，我有了施展唱歌才能的大好天地。那时部队行军十分频繁，只要有一天不行军，我就不知有多高兴。我们这些女战士围坐在一起，说呀、唱呀。我们刚到部队唱的大多是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歌曲和家乡小调，有《小白菜》、《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甚至还唱《恨不相识未嫁时》。虽然这都是一些健康的歌曲，但在战争年代，在行军打仗中，总有些不合拍，难免有散发“小资”情调之嫌。这时，我们的股长叶时从不训斥我们，而是耐心地引导我们，教我们学部队的歌曲，为战士们演唱鼓舞士气的革命歌曲。部队到苏北淮安板闸镇后成立了文工队。当时，除了纵队文工团外，第五十二团文工队是唯一一支团一级的文艺队伍。在叶时的领导下，文工队在实践中边学边干，积极开展文艺宣传工作：在行军路上，在部队经过的道路旁，我们唱歌、演小节目，还张贴鼓动标语，利用部队途中休息教战士唱歌。在这些活动中，我也得到了提高。

　　1946年，部队往返于陇海与津浦线之间，战斗和行军十分频繁。受重庆国共谈判的影响，当时部队的一些同志对和平产生幻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文工队排练和演出了《同志，你走错了路》这部大型多幕话剧，由叶时亲自组织领导，他还在剧中担任了一个主要角色。这部话剧再现了抗日战争前期王明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放弃独立自主的方针，致使某地区抗日民主力量遭到挫折的故事。主要剧情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赵团长搞摩擦进攻小河镇，围绕着我方打还是妥协设计了剧情。上级派来的统战部吴部长错误地认为一切都要通过统一战线，通过“联军会议”，对顽固派的进攻不予回击。李司令员带领部队打击敌人，取得了胜利。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吴部长却怕影响“友军”团结，怕日本鬼子趁火打劫，把被我打散的敌顽放了回去，使敌人得以喘息。最后敌人包围了我们。吴部长被俘后才觉醒，大声疾呼：“这祸是我闯下的，就是粉身碎骨也救不了你们，拿什么来赎我的罪呀!”最后他牺牲了。杨军在敌人的重围下，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捐躯。

　　我在这部戏里扮演唯一的女角色——学生出身的宣传队长杨军。第一场戏是我向吴部长报告会场布置的情况。我左手拿着一卷大标语上场，随着一声“报告”，右手上举帽沿，头略向右边，向吴部长行了一个不规范的举手礼。这种不规范的举手礼正是我们这些文工队队员生活中常有的，搬到舞台上也确能表现出小知识分子的味道。演出多幕话剧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真不知如何摆布自己。我现在还记得， 当时极力控制自己几乎发颤的身子，幸好台词还没忘，急急忙忙地说完话，就从侧幕下去了。万事开头难，第二场我就自然些。根据剧情的安排，李司令员打了胜仗，老乡们要搞庆祝活动。杨军来向吴部长请示。当时老乡们和杨军开玩笑。幕后一妇女说：“杨军同志，要人才有人才，要文才有文才, 将来给你找个好婆家。”按剧本提示，这时杨军大笑着，踮步上场，找吴部长时还唱着歌，显示出一个宣传队长的开朗、活泼的性格。最后一幕，杨军拉响了手榴弹壮烈牺牲。

　　我刚穿上军装就演军人，首次担任大戏的角色，就能够完成任务，靠的是我们宣传股长叶时的悉心指导。这部戏的演出获得了成功。当时第六纵队王必成司令员、江渭清政委和第十六旅首长罗维道都来观看演出，表示赞赏。为鼓励和慰问演出人员，江渭清政委还让第五十二团政委彭茂彪安排了一次会餐，这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战争年代，也算是一次盛宴了。

　　1946年夏季，苏中保卫战开始了。第五十二团文工队撤销。我和文工队大部分同志调入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文工团。

　　在解放战争中，由于我军节节胜利，我军俘虏敌人越来越多并不断地补充到我部队。有的连队解放战士几乎占连队1/3。他们大多数是贫下中农，被国民党抓壮丁而背井离乡打内战。如何把这些真实情况编成文艺作品，配合部队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进而调整枪口对准国民党反动派，为解放穷人而战为革命事业建功，成为我们文工团的紧迫任务。

　　田芜审时度势，参考报刊上登载的我党在国统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斗争消息，创作了《官逼民反》这部歌剧。该剧反映了国统区一对夫妇，丈夫被伪乡长王老虎抓去当兵，毫无音信，妻子常遭王老虎狗腿子调戏并几次欲奸未成。狗腿子恼羞成怒，诬告女子通敌，使其日子更加清苦不堪。某夜王老虎狗腿子又来纠缠女子，正遇其丈夫逃回，欲捕、抗拒。狗腿子拔刀刺伤女子丈夫，捆绑之而去。妻子急疯，奔向大山中。邻居大娘可怜该妇孤苦伶仃的幼女，即带她进山寻母，正好遇见女孩的叔叔。叔叔得知其兄被捕即率游击队下山，袭击乡公所。乡长与狗腿子被镇压。很多群众随游击队上山。戏中的丈夫由我团音乐队长陈伟明扮演。他嗓子好，唱得感人。戏中妻子由我和李萍(人6制) 两人扮演。当时我们都不足20岁，更没有被凌辱、逼疯的经历。但我俩细心揣摩，反复排练，演得很逼真。演幼女的刘竞锋当时只13岁，着单薄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孤零零悲切切地唱着“我的妈妈呀，你为什么不回来?”声泪倶下，加重悲凉气氛。

　　那些战士看着我们的演出，想着他们自己的身世遭遇，都非常地激动，边哭边高喊：“打倒蒋介石!打倒地主老财!”

　　有次演出，我们把戏台搭在背靠山处。演到最后一场，乡长、狗腿子都被镇压了，人民群众跟着游击队上山。工作人员把戏台上的天幕拉起。顿时，月色当空，峰峦重叠。舞台上演员高擎火把，沿着弯曲小路，唱主题歌《上山去》，气势壮观极了。

　　台下的指挥员情绪激奋到顶点。看完演出已是深夜，战士们仍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他们自动组织，声泪俱下地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强行抓丁迫害家庭的罪恶行径。1947年2月至4月底，我们六纵队在博山休整40天，巡回演出一个多月。

　　指战员一致称赞火线诉苦为表现内容的节目。战士感同身受，说这是开启心灵之锁、燃烧心头之火的生动形象的教材，受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所以战争年代各级指战员特别重视发挥文化工作作用， 进而十分注重文工团建设，把文工团看成香饽饽。

　　盂良崮战役结束至1947年年底，我军战斗不断、行军不止。我团除了担负收容俘虏和打扫战场任务外，还要在战争间隙排练节目，其中歌剧《白毛女》是称得上继《官逼民反》后的一部寓意深、反响大、效果好的大戏。这部戏随着部队战斗进行，演遍了山东、河南、江苏、安徽，越演越好。1948年1月，我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中，这部戏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很好配合了访苦、忆苦和挖苦根教育活动。特别是刚刚入伍的解放战士，看了戏，心灵深处受到触动，思想觉悟提高快，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为表彰排练《白毛女》取得成绩，纵队党委给文工团记了集体二等功并通报全军嘉奖。

　　我在《白毛女》中扮演“后喜儿”，对手戏少，主要通过音乐的发展和体态的变化来展开剧情以及表达人物情感。导演张樾要我全面了解喜儿的生活，真正深入角色才能唱好每一个唱段。为此，战友们每次走场排练时虽没有我的戏，我也在现场随着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逐步进入角色，跟着剧中人物的感情起伏跌宕。杨白劳被逼喝卤自尽的那场戏排练中，晓苇和李钟(戏中喜儿AB制)演得感情逼真十分投入。 当她们扑到杨白劳身上呼天唤地哀嚎时，连我都情不自禁随音乐唱起来。《白毛女》的音乐太感人了。我对音乐理论知之不多，但非常喜欢剧中的唱段。尤其喜儿逃出黄家后的那几段，音域宽高音多，高音要唱到降8大调的上头有两个高音点的高音 “5”，还有拖音太美了，唱好确实能将当时人物 内心的激愤充分宣泄出来。听王凯都曾说过：“袁琛演白毛女给大家的感觉是大段高音唱腔，文工团只有她能唱。所以当时的角色没有AB制，只有她一人担当。”

　　在《白毛女》的演出中，我感到音乐的确能强化和深化语言难表达的激情。“后喜儿”这个人物离我很远，在我们的生活中找不到原型，但我一唱起感情浓烈、形象鲜明的唱段，就很自然地与形体动作融为一体进入角色。如喜儿下山去奶奶庙“偷”供果时，正赶上一阵疾雨。喜儿惊恐地一震，边走边唱：“闪电啊，打得我眼难开;响雷啊，打得我头难抬：阵阵狂风扑在身，跌倒在地上爬起来。”以及后来又唱道：“身上发了白，啊……”唱到动情时我双手从脑后拢起用麦粉撒白的头发往上扬，表现出强烈的激愤之情。这都是唱词里带出来的动作。音乐带我进入角色，角色使我深入理解音乐，并逐渐地掌握了以情带声、以声促情的技巧，歌唱时快、慢、强、弱收放比较自如，有时还运用停顿和气声。当 时演出条件很艰苦，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在无遮无挡的土台上，我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裤腿扯成一条一条，实际上是光着腿、露着膀、赤着脚在台上表演。说来也怪，精神高度集中进入角色，冷的感觉已淡漠了，动作不僵，声音不颤，活生生的一个“把人变成鬼”的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激起指战员的无比仇恨。直到下场走出側幕，我倒开始哆嗦起来了。这时战友就会把准备好的棉大衣披在我身上。还有同志跑过来搂着我，一阵暖流温暖我的身心。我的嗓子还真经得起来。要是今晚取消演出太遗憾了啊!这时台上传来梁师长的大声讲话：“同志们!刚才接到报告，八里外发现敌人，大家还要不要看戏? ”台下一片回应：“要!”梁接着说：“好! 我派一个团前去警戒和阻击。同志们放心地看戏，文工团放心地演出!”顿时台上台下一片欢呼。只见梁师长嘱咐灯光放低一些，以防敌人发现灯光往现场打炮。这边“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起，那边战场上炮声阵阵。在这歌声与炮声交汇中，指战员们看得聚精会神，十分投入。就这样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我们硬是坚持演出三小时。卸妆后，我们在梁师长派出的警卫排护送下，又急行军赶回到已转移的纵队部。

　　为了使各部队指战员能看到《白毛女》，我们不顾疲劳，一天换一个地方演出。演出结束后，各师团纷纷为我们请功。纵队首长为了表扬鼓励我们，不仅给文工团记了集体二等功，还奖励了两匹马。指战员们对文工团更亲切了，我们通过这次演出也受到了教育。

　　蒋介石逃出南京，仍梦想“翻盘”，妄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趁火打劫，反攻大陆。1949年6月，我部队奉命由南京、连云港北上，准备攻坚青岛守敌。5日，我先头部队到达徐州。青岛之敌闻风而逃。我军又奉命结集徐州，加紧战备，迎接解放台湾的战斗任务。

　　为了配合我军各级千部“自我总结、自我认识、自我教育”为中心内容的解放战争个人鉴定工作，搞好思想动员，以便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为继续完成更艰巨作战任务作好完，杀不尽。你杀我一个不要紧。千百万人民在后面，总有一天，会为我报仇。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随后，猛地抽打敌连长两记耳光，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 打倒阎锡山!”鼓足气将剧情推到高潮，一个在敌人铡刀的威逼下面无惧色、无私无畏的年轻女共产党员光辉形象就邂立在观众面前。接着，我情绪一转，平静地掏出手絹，取下了戒指交给扮演刘胡兰母亲的方人也。方人也流着泪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幵，并包含热泪看着我。当时，方人也感情太真切，我强挣着才把手抽出来。我拢了拢头发，把衣服抻了抻，从容躺在铡刀上。每场演到这时，台下观众都失控了，高喊“不准!不准杀! ”有一个战士端着枪直往台上跑，他要枪毙大胡子敌连长，救出刘胡兰。多亏他的连长和指导员把他拽了回来。

　　这部戏不仅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而且在人民群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我团继《白毛女》之后又一部极具影响的剧目。

　　我们这些文工团的舞台也不仅仅是舞台，还有广阔的战场。

　　1952年9月，我所在的部队要去抗美援朝。消息传来，已婚女同志不允许入朝。我多次向领导要求入朝参战。师党委考虑到，文工队还有十几个女同志，年龄大多在十七八岁，需要有个大姐照顾。加上新改组的文工队也需要艺术上的指导，这才批准我入朝并担任七十师文工队的副指导员。

　　1952年冬，文工队行军在异国雪夜，狂风呼吼，雪刮得睁不开眼，那夜不知走了多少路。在山道上，文工队丁队长一失足顺坡滑了下去，不见了踪影。男兵女兵焦急地大喊“丁队长，丁队长”。不久，隐隐约约传来回音：“来，要东木(朝语‘女同胞’)，坐电梯下来吧!”战友们放开了互相拉着的 手，顺着丁队长无意发现的冰道，一个接一个地飞快往下溜。很多女兵滑下去后，高兴地嚷嚷：“嗨!这里还真有电梯呀。”

　　中美虽然坐在谈判桌前，战场仍然硝烟未散。我前线战士长期生活在坑道里坚守阵地。部队领导要求文工队组织慰问小组到前线演出。第一批由我带领两男(朱福沛、郭士鑫) 一女(许璇玑)三位同志，背着乐器到团部指挥所报道。由团到营要经过一大片开阔地，通讯员带领我们抓住敌人炮击间隙，每个人拉开距离飞快地跑。半小时后，敌人连发数炮。“呼”的一声，我回头一看，好家伙!两发炮弹插在朱福沛和郭士鑫之间的空地上，还露出半截，久久未爆。多亏是哑弹。当我们跑到主坑道前，通讯员催促我们赶紧爬进去。里边是十字形的大坑道，可容纳百人。由于白天黑夜都点着煤油灯，空气流通很差，油烟排不出去，战士们的脸都被熏得乌黑。

　　进入坑道后，我们四人很快地收集好人好事材料，立刻编快板、填歌词，当晚就在大坑道里演出。战士们十分热情，热烈鼓掌欢呼，演完一个节目后还要求再演一个。有位战士提出“很久没听相声了，来段相声吧”。这一下可把我们难住了。我们四人，你一言我一语，只好现编现演。朱、郭两人配合默契，嘴皮利索，逗得大家直乐。第三天晚上，我们已演了10场，最后一站是“猫耳洞”。驻守在这里的战士见到我们都十分激动。此洞距敌只有百米，晚上不便演出。白天连长带我们登上了隐蔽的观察台，清楚地看到外面敌人的活动。战士们经常在这里观察敌情。夜间打埋伏时怕有动静，战士们需脱掉靴子在雪地里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脚上都起了冻疮。我和璇玑抓紧时间拆旧棉衣给战士们缝了五双棉袜。

　　一天，电话突然响了。教导员拿起电话，“喂!是呀，师文工队来慰问演出了”，接着冲我们使劲眨眼，悄悄地说 “是营长，你们唱一段给他听”，并把电话送到我们嘴边。我们的歌声随着电话线传到前沿坑道。歌声一落，就从耳机里清楚地听见营长喊：“还有没有了?再来一个。”教导员回答说：“有!下一个节目是山东快书，说的是我四连七班9分钟解决战斗。”……对着话筒说完山东快书，电话里传出了好多人的喊声“再来一个”。这声音使我们热血沸腾，想不到有那么多人在电话那边听我们演出。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我们创作了特殊的演出方式，通过电话让更多的战士能够听到我们的演出。之后，我们一行人带着在二营慰问演出后的喜悦，趁着夜色赶往别的营连慰问演出了。

　　(2014年3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6-16 10: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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