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
2019-04-20 09:31:52  来源：360百科  点击：  复制链接

　　
卫立煌
 

        卫立煌(1897年2月16日~1960年1月17日)，字俊如，又字辉珊，安徽省合肥县人，中华民国高级将领，国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虎将"。取得了中原大战中击败石友三解除南京之围、鄂豫皖"围剿"、镇压"闽变"分路暨主功、击败冈村宁次收复郑州、缅北滇西反攻战役(含强渡怒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忻口会战亦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建国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等职。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其为"支那虎将 "。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称其为"常胜将军"。
　　1960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人物关系

       卫立煌(1897.2.16～1960.1.17)，字俊如，安徽合肥人。青年时期曾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第十九军副军长，徐州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副司令，第八军军长等职。[1]

卫立煌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对华北、华中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1937年9月，沿平绥铁路推进的日军进入山西北部后，又沿长城向西，以图会攻山西，占领太原。敌军先后攻破雁门关、平型关各口。为挽救山西危局，保卫太原，中国军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忻口战役总指挥由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10月1日，日军与防守崞县的中国守军遭遇，发生战斗，忻口会战揭开序幕。10月5日，日军以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崞县、原平先后失守。接着，日军又出动30架飞机轰炸中国军队的中央地区，并以战车、火炮掩护步兵5000余人向南怀化阵地进攻。我阵地工事被毁，部队伤亡惨重。中国守军浴血奋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为争夺204高地，组织多次冲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在24小时里，阵地竟13次易手，中国守军7得6失。在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各师积极配合，接受卫立煌统一部署，并向日军两翼及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有力地配合了忻口中国守军的作战。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1941年，卫立煌曾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战，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而被撤本兼各职。1943年奉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率部打败盘踞于滇西和中缅边界的日军，与中国驻印军一起，打通了滇缅公路。解放战争后期，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于1955年回到北京。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2]
　　生平经历
       卫立煌1914年入湖南都督汤芗铭部学兵营，毕业后在上海参加“肇和”舰起义反对袁世凯。1915年到广州投粤军，由排长递升至旅长。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陈炯明的作战，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192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3师第9团团长。北伐战争时，入闽作战，升任第一军第14师师长。192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9军副军长。1928年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后入陆军大学校将官特别班进修。1930年任第十四军军长。

卫立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兵团在山西忻口(忻口战役)抗击日军第5师团等约5万人的进攻，在会战中，指挥所部奋勇作战，坚持近20日，毙伤敌2万余人，力挫日本侵略军的锐气。1938年2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4月，访问延安，更增强了与八路军合作抗日的信念。1939年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9月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援。1941年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战，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而被撤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1943年11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1944年，指挥所部击败滇西和中缅边境的日军，收复滇西。1945年1月所部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孟尤会师，打通滇缅公路，4月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
　　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1月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名列第27。
　　1955年3月在香港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之后卫立煌夫妇经广州回北京。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60年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

　　卫立煌将军于1897年2月16日，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县东郊卫杨村。卫父正球字序东，清朝卫立煌将军末年任合肥石塘桥乡田赋册书多年。后因职微俸薄，用度不济，乃辞职回家务农。母宋夫人生四男三女。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长兄立炯字朗如，辛亥革命时曾在柏文蔚革命军部下任和县军事学习班主任。

卫立煌

　　卫立煌10岁时，附读于邻村大户靳子伦的家塾。他颇爱学习，强于记忆。在学习上，决不肯落在富家子弟之后。立煌自幼即具有果敢坚毅的性格。他虽身材短小，但体格壮实，力气过人，村中群童，咸非对手。
　　1912年初春，卫立煌毅然跑到和县找到他的大哥卫立炯，恳求参加军事训练。立煌身材短小，患有疥疮，入伍年龄又不足，队里无法收他。大哥只好安排他为人代班站岗，借以糊口。
　　这一年的7月12日，江西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反袁。17日，安徽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总司令。卫立煌随大哥卫立炯参加了坚守和县的战斗，失败后回到家乡。

　　1914年秋，卫立煌只身来到武汉，投亲谋职未成，适逢湖南的军队在武汉招学兵，便报名进了学兵营。在这里他受到一年多极严格的军事训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基本知识，为他日后军事上的建树奠定了基础。1916年，因他的表兄宋世科两年前已去广州，在粤军中工作。他不辞道远，决心南下粤海投奔表兄。8月，宋世科把卫立煌介绍给同乡吴忠信，在吴的身边当随从副官。当时吴任粤军旅长，他和当时粤军参谋长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同期同学，又是换帖兄弟，蒋经常到吴的旅部，都由卫立煌接待。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偕章炳麟、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由上海乘舰到达广州，举起护法旗帜，并成立了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不久，经吴忠信的介绍，卫立煌进入大元帅府任警卫。卫为人诚厚，忠于职守，受到信任。一次，他在侍卫孙中山回府时，因马惊而被摔下，口吐鲜血，身负重伤，孙让他回乡养病，并厚赠川资。卫立煌回到家中，卫老太太遍寻单方，听说几味中草药煮一百只孵鸡蛋吃可断病根，就照方操办。他只吃了七十只，便带着剩下的三十只急忙启程赶赴广州。孙中山看见卫立煌满面红光回来，很是高兴，不日升至警卫团排长。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去上海，大元帅府解散。卫立煌调到许崇智部下当排长。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部队被冲散，他集合百余人，乘乱袭击敌军司令部成功，被晋升为连长，不久，粤军在与福建地方军阀混战中，处势不利，卫立煌接到撤退的命令。在混战中要脱离敌军是不容易的，他急中生智，乘着战斗的间隙，先命令全连摸黑撤出阵地，在离敌人有一段距离后，才点燃火把，快步行军，一下把追敌甩开了二十余里。到达指定地点后，他立即率部占领有利地形抗击敌人，掩护全军立稳阵脚，得以从容再战。因此，他被上级赏识，提为营长。他时年二十二岁，众人皆称其为“小营长”。他为装老成，特意蓄起一撮小胡须，历时三十载。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10月，孙中山电令在闽粤军回粤讨逆。在从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卫立煌用巧计固守一处阵地，不放一枪，使敌军不摸底细，唯恐中计而离去，顺利完成守备任务，他因此在途中被擢升为团长。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卫立煌荣幸地参加了孙中山夫妇重登永牢舰与讨陈有功人员合影的盛典。孙中山和宋庆龄同他谈了话，赞许他勇敢善战，还送他十二寸照片一张，并在一张六寸的单人照上亲笔题签“卫立煌同志，孙文赠”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噩耗传来，卫立煌恸哭失声，悲痛不已。
　　1925年，卫立煌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卫任上校团长，归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节制。1925年9月，卫立煌随第三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10月13日，攻打惠州城，卫率第九团攻打西门。翌日下午四点，当陈明仁连长率部首先登上城墙时，卫见敌军混乱，肖即亲率土卒攻入西门，经过一番混战，终于攻克了号称“南中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之后，卫团随师开赴海丰，与兄弟部队击溃陈炯明下属林虎一股，缴枪六千余。[3]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10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卫立煌部属东路军。东路军很快占领了闽、浙两省，卫立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屡立战功，当部队行至粤闽交界之松口时，遇孙传芳周荫人军约二万人的堵截，他指挥所部与敌激战六昼夜。此役获胜后，连升为十四师副师长、师长，奉令由浙南、浙中向镇江进军，对上海取包围形势，接应由江西北上的北伐军，相机肃清孙传芳在江南的残余部队。

卫立煌

　　1927年2月，卫立煌部攻占镇江(卫兼任镇江警备司令)，保卫刚成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的外围。8月，孙传芳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分裂，北伐军的兵力有所分散、有所削弱的机会，勾结直鲁军张宗昌等部，沿津浦路南下，强渡长江，占领龙潭车站，妄图切断沪宁线，向南京包围反扑。在此紧要关头，卫立煌奉白崇禧电令，于26日率部进入龙潭，他亲冒炮火，奋战到天明，将车站夺回。又经数日激烈战斗，将逗留在江边的南渡之敌肃清，迫使孙传芳、张宗昌狼狈北遁，使沪宁路畅通，南京转危为安。自此，卫立煌勇敢善战之名，为世人所知。南京国民政府，为表彰卫立煌的功勋，特赠卫一面蓝底黑字、上绣“党国干城”四个大字的锦旗，悬挂于合肥卫杨村卫立煌的家中，当时，何应钦趁机扩编队伍将刘峙、顾祝同提升为军长。卫立煌只弄了个第五军副军长，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去了。从此，何、卫不和。
　　1927年底，卫率部进驻徐州，兼徐州戒严司令，旋又调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同年12月，卫到上海与朱韵珩女士结婚。朱女士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曾留学美国，获过硕士学位，她笃信基督教，为人忠厚。婚后第二天，卫立煌即携带朱夫人，启程赴北京，进入陆军大学第一期特别训练班，带职学习。

　　1930年初，朱韵珩生下长女道蕴，充满了做母亲的喜悦。但此时正是阎、冯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前夕，蒋之精锐相继北上，变化无常的石友三突然在浦口倒戈，南京受到严重威胁。蒋因其嫡系无法调回，遂要宋美龄写信给她在美留学的好友朱韵珩，让卫立煌速返安徽，组织军队保卫南京。朱原打算待卫于陆大毕业后，再陪他到日本学习一段时间，以避免参与当时的军阀混战。但卫以南京有孙中山的陵园应该去保卫为由说服了朱，朱只好抱着婴儿为他送行。蒋介石将他召回南京，任命他为第三纵队指挥官，要他到兵员充足的江淮地区招募新兵。蒋指派孔健常为参谋长，给他人枪300余。后又派中央军校七期毕业生100多人，充任新兵的下级军官。卫在南京组织指挥部，委任曾任合肥县长的叶粹武为秘书，陆大同学蔡炳炎为团长，旧部属陶子贞为机枪连连长。他们携带大批服装，由南京乘船去合肥，设指挥部于段家祠堂，开始招兵工作。两个月间，在合肥招足两个团。3、4月间，卫部开赴寿县，设指挥部于道台衙门，又招了两团人。入秋，率四个团进驻蚌埠，八九月间，接收原四十五师番号，卫任师长、白兆宗任副师长，辖两个旅，该师多是其合肥子弟兵，当时有人形容卫部是“夜晚出门不用问，合肥土话当口令”。卫立煌保荐蔡炳炎为旅长，蔡是合肥人，蒋介石不愿卫立煌有私人势力，故未批准，另委李默庵为一三三旅旅长，李树森为一三五旅旅长。接着，又派葛国梁、陶子贞到合肥、寿县、怀远一带招兵三个团，编为独立旅，由陈步云为旅长。1931年初，四十五师番号改为第十师，奉蒋令由蚌埠调江西南昌，参加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很快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卫立煌部败退到吉安困守待命。不久，第十师奉令扩编为第十四军，辖第十师和八十三师，卫晋升为中将军长，郭寄峤为少将参谋长，李默庵升任第十师中将师长，蒋介石调蒋伏生为第八十三师中将师长，十四军移驻杭州。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三十万兵力分三路向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卫立煌为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于7月初指挥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由平汉线南端东进，向河口镇、黄安城迸发，策应由豫南下之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卫认为这道命令有违兵法，要求先朔攻击河口镇，待机向黄安前进，复电请示照准。8月上旬，卫部向河口镇进发。适逢红军向黄安转移。卫部遂占河口镇。随即他又率部向黄安进击，当日黄昏，被红军包围于黄安之冯寿地区。入夜，他命令各部队加紧收缩于两翼防线，并将指挥部官兵全部投入战斗。同时在战斗最紧张阶段，他亲率武器精良的特务连拼死抵抗，才免于被活捉。国民党军自黄安、新渠、七里坪战役后，各纵队皆怯于再遭失利，而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前。蒋介石用重赏的办法，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但重赏未见“勇夫”。9月上旬，卫立煌奉命策应行进受阻的陈继承部。他亲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攀藤而行，前锋到达汤家汇附近，遭红军防守部队的英勇抵抗，卫部感到处境危险，即与在南城的友军连成一片，并及时补充给养，占据制高点。不久汤家汇红军主力转移，卫立煌遂率部尾随，乘虚占领了金家寨。当蒋介石接到卫占领金家寨的电报后，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问。蒋除给卫巨额金钱的奖励之外，还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称“立煌县”。卫立煌部之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进驻金家寨后，到处抓捕，杀害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短短三个月内，就杀害了九百多人，引起极大民愤。蒋伏生是黄埔一期生，仗着是“天子门生”，反共狂热，凶狠好杀。后来，卫立煌把蒋调出了他的军事班子。
　　翌年12月，蒋介石调卫赴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任第一纵队指挥官，他对此项任命极为不满，拂袖返回南京。有朋友问他：“战事正紧，为何突然回来了?”他说：“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我的责任。我又最不愿与那几位(陈诚等)共事。”卫再次搁挑子的事传到蒋介石那里，蒋准备撤他的职，幸得卫夫人多方周旋，张罗着让他到医院去动了个小手术，才得以生病为由将此事搪塞过去。不久“闽变”开始，蒋需要卫这样的人替他打仗，才又任命卫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第十四军和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冷欣第四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由江西的抚州经闽西北，沿闽江顺流而下，直达福州外围。此时，李济深，蔡廷锴为首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宣布解散。当十九路军大部队向泉州方向撤退时，卫立煌即在仙游以南、福泉公路以北的有利地形设伏截击。次年2月底，十九路军退集到泉州的部队完全被包围，卫立煌派人到泉州和谈，达成了十九路军接受改编的协议。蒋介石对卫的这次表现甚为满意，曾对左右说卫行动敏捷，战略效果出乎他的意料，并表扬了卫立煌。
　　“闽变”了结之后，卫立煌先任东路军总指挥，之后改任驻闽预备队总指挥，兼驻闽第十绥靖区司令官。1935年11月，卫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6月，兼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9月，国民政府加封卫为陆军上将衔。
　　1936年冬，蒋介石两次飞往西安，声言“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乃调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等高级将领，集结于西安，准备迫使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参加向延安红军进行反革命进剿。卫立煌奉命兼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进驻潼关。1936年12月初，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要他带领幕僚去西安参加会议。11日，张学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蒋方高级军政人员。在接待宾客的纷忙中，张见卫在宴会厅，便迎上去与卫谈话。张赞扬卫青年时跟随孙中山先生，勇敢善战，目前威望很高。卫说张能继承父业在各种困难中周旋非易，彼此交谈，甚为投机。散席后，张亲自开车送卫回西京招待所。“西安事变”中，卫立煌随着众人一道被扣。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把卫当成重点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卫深感周恩来对国民党将领心理状态的理解，开始意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卫等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卫立煌回任豫皖督办，设督办公署于六安。目标仍是对着大别山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与革命人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引起了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7月中旬卫立煌奉蒋介石电召，去庐山开会。卫行前曾与郭寄峤、戴永荪、刘刚夫、叶粹武等就当时局势问题进行商谈。卫说：“我们是军人，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目前举国人民一致要求联合抗日，我非常同情。我们要作走上抗日前线的准备。”
　　卫立煌去庐山不久，公署接到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电告：“据岳西县方县长转据该县第三区李区长报告，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派人来致意，愿开和谈，但必须卫督办派代表来。”公署将高敬亭的提议详电庐山卫立煌，卫立即回电派刘刚夫为和谈全权代表。
　　1937年7月下旬，双方在岳西县就共同抗日举行和谈。9月下旬最后达成协议。由刘刚夫代表卫立煌，与高敬亭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和谈宣告成功，使安徽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为执行协议，卫立煌呈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高敬亭为“抗日联军挺进军司令”，并代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给养、被服、弹药、关防和委任状等。
　　南口激战
　　7月底，天津日军向中国驻军第三十八师攻击，并占领大沽一带。日本关东军也策应行动，向天津增派了坦克部队。此时，日军进入平津地区人数已达十余万人，北平危在旦夕。卫立煌请缨北上，得到南京军委会的批准，立即行动。 8月初，卫率第十四军在保定以北、琉璃河站南陆续下了火车，日夜兼程，绕满城进入太行山东面的狼牙山、梁各庄、大安山，绕北平西面，侧敌行军。主力进至百花山，史家营附近时，卫见日军板垣第五师团正向怀柔进犯，就立即命令第八十旦师向北面之西沟子前进，从敌背后插上一刀。同时，约集在南口、赤城、廷庆一线的两个师，南北夹击板垣第五师团，并令第十师向门头沟急进，乘北平空虚之际进行突进，令第八十五师至大安山、相机向丰台前进，袭击日军在华北最高司令部。可是，这个部署却因汉奸的泄漏而被敌知悉，日香月清司怀念官即变更部署，命板垣第五师团停止原有行动，分兵阻击，以保护他的后背;主力则在长城居庸关附近与卫部之八十三师激战于西沟子，并派长野右一郎的第十二联队对卫部作包抄行动。此时，卫部向北平急进的一个师，已进入北平西面的下马岭、千君台，与日军神田正种第四十五联队遭遇。另一个师也在离丰台三十八公里处与日军冈本镇臣第二十三联队遭遇。从8月19日到9月10日，卫的各部均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对卫立煌早有“支那虎将”之说，现在算尝到了他的厉害。香月清司见两军相持不下，于是继续增调兵力，命令他的第二十师团拚命向良乡进攻，打算包抄卫部的后路。面临敌人的三路围攻，卫立煌即令各部利用山形地势，从日军间隙中穿行，向南转移。各部遵照卫的指令，与香月清司指挥的部队比速度，比灵活，比机智，采取进进退退、打打走走的行动，全部冲出包围圈，到达指定的会合地点遂城镇。部队会合后，卫率部继续南下，准备参加保定和石家庄会战。但没想到保定正面的总指挥刘峙居然不战而逃，十余天败退近千里，引起全线溃退，日军长驱直入，保定、石家庄失守，他只好命令部队就地待命。

　　进攻山西的日军突破晋西北防线，猛攻忻口。阎锡山见日军逼近，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卫立煌部队驰援山西。十月初，卫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即率参谋部到山西太原。阎在太原见到卫时，如遇救星，连声大呼：“是咱把你求来的。你辛苦了!”看到卫一行人风尘仆仆，都是一身深灰夏季军装，便叫副官处处长把所有随行人员领到太原一家大服装店，送给每人一套呢军服和一双皮马靴。卫在太原还见到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当周恩来向他介绍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板垣师团，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重大胜利时，卫当即向八路军祝贺，并用电话通知在西安的办事处负责人吴海德，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十月上旬，南京军委会发表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辖晋北全部中央军和晋绥军，在忻口阻住日军进攻。
　　忻口是挡住日军由北入侵太原的战略要地。向忻口正面进攻的日军，除板垣师团3个联队外，还有伪蒙军的两个师，总兵力约二万人，并附有各种火炮百余门。卫立煌指挥的部队为第十四集团军、河南地方军刘茂恩的第十五军、晋军陈长捷的三个师、晋军骑兵五十团、炮兵六个团，总兵力二十余万人。卫立煌接与阎锡山、朱德总司令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以第十四集团军主力作为机动力量，以李默庵的第十四军、郝梦龄的第九军、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为基干，编为左、中、右三路兵团，分别在忻口以北的龙正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布防，阻击日军，进行忻口战役。
　　10月13日，日军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忻口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守军奋勇抵抗，几经激战，南怀化以南的灵山制高点被敌攻占，整个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卫立煌闻讯，立即前往察看，严令李仙洲师实施反击，收复失地。但李部反击失利，李仙洲重伤而归。此时，卫立煌计算自己的兵力，还有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可以机动，决定用第十四集团军郝梦龄军和陈长捷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反击，歼灭板垣师团，夺回南怀化要地。但是这次反击遭到敌人的逆袭，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灵山得而复失，失了又得。在这场激烈的混战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五旅长郑廷祯同时殉国，官兵伤亡达数千人。卫立煌非常痛心，决定暂取守势，待进一步消耗敌人后，再由左翼发动攻势。忻口战役激战至31日，已历时二十天，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但就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向板垣师团发动攻势的同时，从东面进攻太原的日军已突破娘子关，长驱直入，奔向太原。阎锡山在电话里向卫立煌求援说;“东面守不住啦!咱们的兵力都用上了，你看咋办?”卫告诉他;“守不住东面，一定要守住忻口与太原之间的通道，两片联系起来，棋才能活。”同时卫又考虑到，一旦敌人割断太原与忻口之间的联系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于是11月1日，他命令部队退出忻口阵地，向太原靠拢。
　　11月5日深夜，阎锡山找卫立煌、傅作义研究保卫太原的防务问题。傅作义认为，卫部可到太原以南保护太原与晋南的通道。以形成犄角之势。卫立煌同意傅的意见，说：“北面与东面的日军共有五万余人，都是有作战经验的。宜生(傅作义)的意见是对的。”他还对阎说，由他指挥的几个晋军师可归还阎的建制。阎马上说：“不说这些了。散会，快行动。俊如，听说你在忻口经常冒险上前线，咱可赔不起你的命。”6日，卫部尚未来得及部署，日军第二十师团向南切断了太原与晋南的通路。8日，敌第五师团进攻太原。9日，太原即失守。卫立煌只好率部至介休、孝义一带筑工坚守，与敌对峙。

　　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16日，卫总部移往霍县，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行动。
　　这时，侵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集中了第一O八、第二十，第一O九，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共约十万人，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攻下山西南部。卫立煌认为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中国军队采用持久战，则是对日军的有效打击手段。中国军队应主动阻击其由北南下的师团，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脉和敌后。于是，他与阎锡山，朱总司令研究确定，将阻击点选择在临汾北面的韩信岭。2月17日，卫立煌指挥所属部队在太行山区的韩信岭一带展开，构筑工事，采取阵地战的办法，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卫立煌在韩信岭与日军恶战至26日，寸土不让。日军未能从正面突破，乃以第二十师团主力向韩信岭阵地猛攻，并分兵一部向隰县前进，企图从左翼实施包抄。卫当即命令守军全线反击，展开更加猛烈的战斗。27日，卫立煌打电话给阎锡山，要他乘日军离开太原向韩信岭进犯之机，迅速夺回太原。阎接电后，大声高叫;“好!好!不过东面敌人挡不住咋办?”卫说：“先夺太原，放弃临汾，也是上策。”晋军开始行动后，因汉奸通敌，暴露了行动企图，日军急将其第一O九师团全力回撤，反攻太原的意图未能实现。

　　1938年春节，卫立煌到洪洞县十八集团军总部拜年。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举办欢迎晚会。会上，表演了许多以团结抗日为主题的文艺节目，形式活泼感人。朱总司令向卫介绍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卫颇感兴趣，表示他也要办一个文艺团体，宣传抗日，作为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第一步。他回总部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把工作做到卫立煌部队附近。有人向卫报告说：“共产党把军队政治工作做到我们防地里，怕不合适吧?”卫说：“我们政工老爷不上前线，人家把工作送到家来，这有什么不好?”自此，卫下令长官部，开始吸收北平流亡学生和抗大、陕北公学的毕业生数十名，成立一个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长名丁当(原名丁治中)，副团长(女)是丁当的爱人，名叫唐郎。这个团很活跃，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毛泽东与卫立煌

　　同年春，卫部经运城、侯马一直绕到晋西的杨家岭。卫立煌为了要到河南陇海线上巡视，取道经延安至西安。4月中旬，卫立煌率随员郭寄峤、文朝籍等乘汽车，于17日上午10时到达延安。延安组织相当长的队伍夹道欢迎，沿途还张贴“欢迎卫总司令到延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卫和毛泽东见面，紧紧握手，毛对卫十分亲切。晚上，延安人民还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欢迎卫立煌一行。晚会由李富春主持，毛泽东致欢迎词。最后卫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他一方面称赞：“边区人民确有良好组织，可为全国效法，”一方面表示：要和八路军团结一致，粉碎日军的进攻。延安“鲁艺”还特地准备了一台节目，表示欢迎。
　　卫立煌这次去延安，还由于晋东、晋北的军事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他为了今后十八集团军的防地问题，特来与中共领导进行协商。他希望十八集团军从山西调到黄河以西和以南，包括中条山地区。十八集团军方面认为中条山地区，是晋豫锁钥，可以抱黄河两岸之险，卫部应驻重兵于此。十八集团军驻到中条山敌后一带，有利于发挥游击战术，建立敌后根据地，起到牵制和消灭敌人的作用。卫同意了这一意见。他在延安留住三天，在这里他见到八路军的干部对待革命工作，不计报酬，不计名位，无不是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延安的革命人民在生产劳动上、支援前线上表现出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情景，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教育。
　　几天后，卫一行离延安去西安，经渑池、洛阳，从孟津渡河到古城后，再到山西垣曲。总部也就移到垣曲。在此期间，卫立煌部曾一度收复风陵渡，围攻侯马，使从阌乡至柳林200多里，处于日军炮兵射程之内的陇海铁路线，得以昼夜畅通无阻并解除了潼关所受到的威胁，增加了郑州和大西北之间的运输量。

朱德与卫立煌

　　1938年夏，朱德总司令路过垣曲，卫立煌率总部人员亲到城外迎接，并组织部队夹道欢迎。朱总司令来到时，卫立煌急步迎上去，两人紧紧握手，互相问好，十分亲切。晚上，朱总留住总部，两人又畅谈到深夜。常常从屋里传出两人爽朗的笑声。第二天，朱总走时，卫又亲自送到黄河渡口。
　　1939年元月，卫立煌受命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初仍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司令、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冀察战区总司令等职。他受命之初就考虑到：一、二两战区幅员辽阔，北起冀察边界，东南到淮水流域，西接陕西，东连华北大平原。在这么一个广大地区里，抗击日军，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必须进一步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两年来，他和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接触频繁，而且去过一次延安，并顺利地消除了中条山区国共两军的摩擦。
　　他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投降政策，已在实际行动上表示反对。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携手抗日，在中条山等战役中均表现出了一位抗日名将应有的民族大义与军事奇才，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高度赞扬他对华北保卫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1941年3月，卫立煌应召到重庆述职。蒋对卫在第一战区偏与八路军的关系加以责备，并声言要撤他河南省主席之职，卫对此不服，一气之下，告假到峨眉山休息。5月，突获前线紧急军情，中条山失陷，心中非常不安。他深知中条山形势险要，关系到黄河两岸的安全。便日夜兼程赶回洛阳，立即布置兵力作收复中条山的战斗准备。有参谋人员向他报告说：“日方炮火猛烈，攻山部队难免有过大牺牲，不易取胜。”卫乃与参谋人员和炮兵、工兵等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减低敌人炮火的杀伤力。结果，创造出一种可以携带的临时防御工具，掩护部队挖壕作业。卫命令攻山部队迅速仿造，携带攻击前进。这一工具在收复中条山战役中.发挥了作用，不仅掩护自己而且重创敌人。以后在不断改进中被称为“活动堡垒”。中条山会战重创日军后，卫立煌率部实行了战略转移。
　　10月4日中午，郑州失守。卫立煌召开军、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卫指出驻守郑州的司令官孙桐萱玩忽职守，责令他带领第三军团，负责将郑州收复。孙桐萱统率全兵团三个师，拼死向郑州猛扑。卫立煌也亲临前线督战。经一昼夜厮杀，日军败退到中牟，郑州失而复得。卫进驻郑州市陇海花园，视察市区遭日军破坏后的凄凉景象，并部署防守任务后，乘专车回洛阳。他在洛阳西车站，受到洛阳数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人们呼喊着“热烈欢迎卫长官凯旋归来”的口号，高唱“卫长官，指挥好”的歌曲：
　　中条山高又高，卫长官指挥好，飞机轰不动，大炮打不倒。活动堡垒威力大，我们守得牢又牢，打得鬼子无处逃，无处逃!
　　1939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布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就任不多时，突接他的妹妹淑如自成都来电，传来了他的夫人朱韵珩在成都病逝的噩耗。他含着悲痛，飞赴成都，安慰了宋太夫人，并嘱咐妹婿沈树森将女儿道蕴、儿子道然送洛阳来，他原机飞返洛阳。在卫主政河南时期，他和共产党领导人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之间，往来更加密切。八路军在洛阳设有办事处。每当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林彪、薄一波、萧克、左权等人来到洛阳时，卫立煌都是亲自迎接，设宴款待，并招待看戏。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利相争，以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任期内，连年受到控告。军统、中统特务系统早就以卫立煌“袒护共产党，怀有异心”为辞，告到蒋介石那里。特务头子戴笠还飞到洛阳来搜集卫和共产党人往来之间的所谓“材料”，又逮捕了一些进步的无辜的青年。汤恩伯、蒋鼎文对着河南省主席这一“美缺”馋涎欲滴，一再告状。蒋介石于1941年夏，革去了卫立煌陆军上将衔。同年岁末，蒋介石又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免去了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调任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任命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总揽第一战区军政大权。
　　1942年春，卫立煌离开洛阳去西安就任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时，当他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时。曾受到洛阳各界群众十余万人，焚香夹道相送，情况至为热烈为这位因战功显赫而遭削去兵权的抗日虎将饯行，这种事情只有在前清的一位道台离任的时候才发生过!卫立煌本人，也有留恋不舍之情。当他的车子开出洛阳西车站后，他又命令司机，将坐车折转到原住处的东花园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卫立煌对他调任西北行营主任一事，明知是蒋介石使的一套手法。他虽想撒手不干，但蒋令难抗，就不得不去西安就职，以避免事态僵化。卫离洛阳去西安后，他的亲属、故旧和高级幕僚，纷纷迁往成都居住。这是卫立煌事先选定好的退居地点。卫立煌在西安任职仅一个月，便到成都赋闲。
　　挥师远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意见，成立远征军，由史迪威担任总司令。1944年夏，史迪威成功地训练了新一军、新六军，又反攻缅北获胜，取得了经验，便向蒋介石提出在昆明分两期训练国民党60个师的建议。蒋介石考虑到由美国人训练，由美国人提供武器装备，部队全部换成美式装备，当然求之不得，立马批准了史迪威的建议。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云南建立了以陈诚为首的远征军司令部，第一期从江西、湖北、四川等地抽调12个军31个师，在云南集中训练。史迪威通过美国国防部，调来一批教官。陈诚忙了一阵，筹建工作完成后又另有重任，便由卫立煌接替了远征军司令官一职。

　　卫立煌　

　　日军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将陆军大将寺内寿一委派为日军滇缅战区的总司令，来和卫立煌相匹敌。
　　1944年春，卫偕秘书长戴允荪，由成都飞重庆，面见蒋介石后，开始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4月，率戴允荪、蒋炎、彭子芳、巫咏翘、梅约翰等人乘专机赴昆明，设办事处于昆明昆华中学。卫在昆明停留期间，和龙云、美军顾问团人员、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以及云南各界人士，举行会谈多次。然后乘车前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楚雄。在楚雄，又召开了有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参谋长萧毅肃、秘书长戴允荪、兵站总监司可庄，参谋处长季鼎生、军需处长彭子芳、高参叶粹武及集团军司令黄杰、霍揆彰等高级将领和幕僚参加的军事会议，布置渡江战役。为了便于指挥，在会上决定，将司令长官部迁至距怒江东岸仅90余华里的保山城东郊马王屯。
　　1944年4月，卫立煌亲赴前线察看，并寻觅适当的渡江点。又多次召开将领会议，制订作战方案，正当士气旺盛，各方面布置就绪，准备渡江出击之际，突然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日军由广西渡过金城江，侵占了贵州省独山。贵阳吃紧，重庆震动;”同时又传出：“汪伪政府派出代表，潜入昆明，怂恿龙云及其部属叛国投敌。”跟着，卫立煌即接到蒋介石的加急电，命卫回师禄丰、楚雄一带，监视龙云，严防龙部异动。并抽调部队，驰援贵阳。对此.卫反复沉思，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大敌是隔江相对的日军，如果放弃江防，把大军撤到昆明附近，日军便可随时强渡怒江，摄远征军之后，昆明也就危如累卵，旦夕难保。那就恰恰中了敌人内外夹攻之计。至于龙云是否叛国，其部属有无异动，尚在两可之间，就目前局势而言，只好将“加急电”搁过一边，暂不置理了。于是卫立煌一方面抽派部队，空运贵阳增援，一方面继续为渡江战役加紧部署，按原计划进行。
　　1944年5月，渡江战役序幕揭开。卫立煌首先将号称“活动要塞”的炮兵第十团调入阵地。第十团炮兵阵地布置在日军炮兵射程之外。任务是摧毁敌方防线，掩护大军渡江。又在惠通山一带，设立前线指挥部。他亲临前线指挥五个军。怒江西岸，有日军数万之众，盘踞在崇山峻岭之中。江上原有一座通向东西两岸的重要桥梁名惠通桥。1942年为日军炸毁。卫深知，要打通滇缅公路，收复被日军占据的腾冲、龙陵、芒市、畹町等战备要地，首先必须渡过怒江，消灭高黎贡山区固守之敌。因此，卫经过周密的计划，于5月中旬，兵分数路，从惠通桥上游和三江口等处，在炮兵的掩护下，相继强渡怒江，获得成功。

　　卫立煌带领远征军将领在松山前线指挥战斗

　　9月间，远征军又一举攻下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腾冲。
　　日军另一重要据点松山，位于惠通桥西对岸。敌人用国民党滇缅路失守时，遗弃下来的钢板、圆铜、汽油筒、汽车轮胎、树干和泥土，构筑不少的要塞碉堡，工事极为坚固，易守难攻。远征军虽以大军和重型火力，围攻两个多月，伤亡较大，仍无法攻克。于是—面以工兵山炮、榴弹炮配合空军，轮番轰击;一面以工兵从惠通桥下挖坑道，掘径前进，直到敌阵地前沿，短兵相接，发挥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再从坑道下面用炸药炸毁敌堡，从而攻克松山。当时除在残埠内俘获敌人一些重伤员和24名营妓外，余敌全部被歼。
　　从强渡怒江到夺取松山，共歼日军达两个师团，远征军声威大振，士气更加高昂。继之，又乘胜前进，很快收复了龙陵、芒市、遮放直到畹町。1945年初，日军败退到缅甸境内的九谷、八莫、南坎、腊戍带，意图固守。他们仍欲利用这—地带来阻止我滇缅公路与雷多公路的连接，但是追兵如风卷残云之势随之来到，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当远征军与盟军在芒市、与畹町之间会师后，在遮放地区隆重举行庆功大会。会议由卫立煌亲自主持并讲了话，参加大会有各集团军总司令，美军魏德迈和军、师长等以及部队共约10多万人。正当大会进行时，敌军突然向会场周围发射几十发炮弹。会场顿形混乱，但卫立煌非常镇静、指挥军民卧下避弹。炮击停止后，继续开会，士气分外激昂。会毕，远征军继续西进。在远征军由东向西，中美混合团由北向南的交叉夹击下，日军退守腊戍、曼德勒以南，至此。远征军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交通的使命。美援物资，得以源源流入中国。蒋介石趁机用美国的新式武器，装备了他的新军，为以后发动内战做准备。
　　中印公路畅通后，卫立煌回到保山马王屯长官部稍事休息，即偕秘书长戴允荪，飞赴重庆述职。下机后，驱车至嘉陵新村郭寄峤家下榻，等候蒋介石接见。卫、郭见面时，郭屏退左右，向卫立煌和戴允荪说：“这次见老头子(指蒋介石)，依我看来，不但受不到嘉奖，还免不了受到申饬。前几天，我和老头子共进早餐。谈到滇缅战役，老头子愤怒异常，稀饭从口中喷出说：‘卫俊如不听指挥，不顾大局，擅自渡过怒江作战。如果龙云异动，贵阳失守，重庆不保，局面将不可收拾。’长官这次见蒋，实要多加小心;据我所知，何应钦、陈诚，也都和蒋有同样看法。”卫立煌愤慨地说：“事实证明，我的主张是对的，打通滇缅路，我是有功的。”次日，卫立煌见蒋时，果然受到蒋的训斥。虽多方解说，终未能改变蒋的看法而且越说越陷于僵局。蒋介石遂下令撤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改为滇西警备司令部，任命黄琪翔为警备司令。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作为何应钦总司令的助手。
　　卫立煌回到保山后，一方面拒不撤销长官部;一方面命秘书长戴允荪飞重庆、昆明向何应钦、吴忠信等游说，希望能担任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好去前线拼杀。如此僵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蒋介石使用明升暗降夺去卫立煌军权的做法，丝毫也不改变。

卫立煌与韩权华

　　1945年5月，卫立煌在昆明就任陆军副总司令。6月卫将军与韩权华女士在昆明金碧路锡安圣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为证婚人。
　　卫立煌在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扬名中外，还结识了一些美军顾问团的高级将领。有些美军将领，认为卫立煌在腐败无能的蒋军中算得是一员出色的干将。经他们的宣扬和活动，1946年冬，美国军方向卫立煌发出到美国和欧洲作军事考察的邀请。这时蒋介石正考虑到：卫立煌仍有可以利用之处，不宜对他过于冷淡，因此就势批准了这一邀请。
　　1946年11月，卫立煌将军偕夫人韩权华，带两名秘书到美国考察军事。他在美国，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热烈欢迎，也受到留美侨胞的欢迎和款待。
　　1947年7月，卫立煌由纽约乘飞机赴巴黎，开始欧洲考察。10月间，卫奉蒋介石电召，和韩权华一道，回到南京，住上海路五号私人寓所。不久，写出《考察欧美军事报告》一文。
　　撤职查办
　　1947年8月初，蒋介石派陈诚秘密赴沈阳，接替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10月，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10万多人。1948年元月6日一夜之间，陈诚的新五军，遭到解放军的奇袭，消灭殆尽。陈诚只得自认指挥无方。蒋介石便召卫立煌面谈，要卫去东北挽回大局。
　　1月17日，蒋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为了顾全陈诚的面子，名义上仍让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由卫代行职权。2月12日，又令卫兼代主任。卫立煌不得已，只好于21日飞抵沈阳。此时东北“剿匪”总部，形成瘫痪状态。军事形势，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继续进行下，十分紧张。卫立煌决定在军事上采取持重方针。他的策略是：把部队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不论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也不论守城部队如何告急，即使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围，也一概不为所动。蒋介石对卫立煌连日来不肯出兵，坐守沈阳的策略，十分不满。严令卫立煌只留少数兵力守沈阳，把主力部队向南开，打通沈锦路，严守锦州。卫立煌不接受蒋的命令，因此，蒋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3月9日，解放军解放永吉和电都小丰满。13日解放四平街。解放军冬季攻势，至此告一段落，先后共歼蒋军15万余人。东北蒋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的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卫立煌的计划是，加紧补充训练，长期固守沈阳。但是，蒋介石始终不忘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的念头。以沈阳、长春交通断绝，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为理由，一再要卫将主力撤到锦州，只留少数守沈阳。卫立煌坚决反对。5月初，蒋又令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卫未完成整训计划，当然不同意。派赵家骧、廖耀湘代表他赴京，面蒋请示机宜。蒋听完汇报后，对卫立煌意见不予理睬，便下令决定：只留五十三军和二O七师(都是原东北军)守沈阳，其他各兵种混合在一起，编为一个机动兵团，并指定归廖耀湘统率。廖觉得机动兵团可以扩充个人势力，立即表示接受。卫立煌感到，自己已被蒋置于无权过问的地位，仍坚决反对，不予执行。
　　8月20日卫赴南京见蒋，蒋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剿总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以“剿总”副总司令的名义，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之职。借此，又削去了卫立煌一部份的权力。搞得东北将领各怀鬼胎，谁也无法统一指挥，都落得躲在一旁，直接听命于蒋。1948年9月1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首先从北宁路榆锦段发动攻势，要截断榆锦线，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打得蒋介石顾此失彼，晕头转向。24日解放济南，锦州外围的义县垂危。范汉杰在锦州连电乞援，蒋无计可施，急召卫立煌去南京开会，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救援锦州，卫依旧拒绝接受这一命令。蒋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他的命令。非达到沈阳出兵救援锦州的目的不可。
　　卫立煌与顾祝同同机飞回沈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顾祝同一再强调，打通沈锦走廊，大局尚有可为。卫立煌仍不同意抽调沈阳守军去援救锦州。他还说：“解放军最善于对援军打阻击战，援锦部队不能直走沈锦线，应从营口转葫芦岛。”这时，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于10月8日亲自飞到沈阳，召开东北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卫立煌，兵团司令廖耀湘，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陶以及各军、师长等数十人，布置抽调沈阳主力，直出辽西，指定廖耀湘担任前线总指挥，要廖部打通沈锦走廊.妄图解救锦州之围。廖部开出沈阳，不过数日，黑山、大虎山战役中，5个军共12个师被共军截成数块，一个师起义，许多高级将领自顾逃命，廖耀湘在黑山附近被民兵所俘，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整个兵团倾刻土崩瓦解，被消灭殆尽。卫立煌急电报告南京，蒋介石于10月27日回电，电文仅有“镇静”二字。继又来电称：“人在沈阳在，要与剿总大楼共存亡。”卫接电后，十分气愤，意识到，在此兵临城下之际，蒋介石已决定将他置之死地而不问。他一面催促韩权华迅速离开沈阳，一面电复蒋介石，表示“要与沈阳共存亡”。
　　他在无可奈何中，为了安定军心，在解放军即将进攻市区时，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之中，默然地端坐于总司令部，直到10月30日，蒋介石才派飞机把他接走。31日沈阳解放。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于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明知这是蒋介石不愿承担自己在指挥上的错误而要寻找替罪羊的做法。他在北平韩权华的一位亲戚家闭门不出住了20多天后，决定不去台湾，远走香港，经联系，向陈纳德航空队租下一架飞机，飞上海加油后转广州、去香港。

　　12月中旬，卫立煌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女，以及罗道善、柴春生等一行，同机由北平飞往上海。不意，在上海江湾机场转机时，由于警觉性不够高，形踪暴露，致生掣肘，经辗转，停留数小时后又原机飞往广州，但是，特务已报告了蒋介石，蒋电令广州保安司令黄镇球在广州将卫监视，不数日又将卫立煌、韩权华，押回南京，软禁于上海路五号卫的原住处，四周密布宪警和特务，对卫严密监视。

卫立煌

　　淮海战役，蒋军一败涂地。李宗仁,白崇禧迫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妄图借和谈作掩护，取得喘息时间，保持其半壁河山。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要释放政治犯。一向关心卫立煌的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乘此机会向李宗仁进言说：卫立煌不同于一般政治犯。但局势到了目前这般地步，还把一个大将软禁着，这又怎能使那些在押的政治犯，会相信我们能够真正做到释放他们呢?李宗仁心想：前几天解放区电台宣布战犯名单，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第十三位，那些把卫立煌定为“通敌”罪，还要对卫进行审判的人，又怎样能自圆其说呢?想到这，便接受了吴忠信的意见。当晚，邀请卫立煌作一夕长谈。

　　第二天是 1949年2月里的农历除夕，李宗仁下令将监视在卫家左右的宪警全都撤去，恢复了卫的自由。卫立煌和韩权华计议，还是避居海外以防再受蒋的威逼为妥。次日，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和韩权华同乘私人汽车去上海。他的亲信随员们乘火车，约定在上海相会。数日后，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卫上船时，换了一身衣裤、剃去了胡子，戴上一副墨镜，贴上两片头疼膏药，打扮成商人模样。船快到台湾基隆港口时，听人说：要停靠一小时以上，卫在思想上有顾虑，担心有国民党特务来查船，怕露出马脚。于是，他从头等舱走出来躲到船头上去。可是，却又平安无事。
　　到香港后，卫立煌住在彭罗湾国泰酒店。他料定蒋介石是知道他住在香港的。为了安全起见，在国泰酒店住了三四月后，就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住在—幢楼的三层上。柴春生等仍住国泰酒店。后来又迁到较偏僻的元郎乡下。10月，大陆上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卫立煌不胜喜悦。于10月3日即亲笔拟就致毛主席并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掬诚祝贺新中国建国大典。电文仍由原来和他联系的地下工作同志经手发往北京，电文是：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致贺忱!
　　煌十月江电
　　策反“归队”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拟去北平参加筹备建国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适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日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早上，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他为这位老朋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深感悲恸。卫立煌自己也时时处在危险中，他曾几次挪屋，从国泰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包下三楼，又迁往元朗乡下，以避台湾耳目。
　　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道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殊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大陈岛警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杳如黄鹤渐无声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你“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他也确有腿疾)，他也曾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
　　但是，卫立煌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创收”。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春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
　　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常有相见。熊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随之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无奈，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1953年底。雪上加霜，卫立煌加速了回大陆的准备工作。
　　消除疑虑，归途取道澳门对返回祖国大陆，卫立煌最大的疑虑是，自己是共产党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能既往不咎吗?

毛泽东与卫立煌

　　恰在此时，1954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年底，当周恩来获悉卫立煌在香港对“战犯”问题尚存疑虑时，便嘱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韩权华侄女韩德庄执笔告卫：“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卫立煌一看就知道是抗战之初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的周恩来叫他回去，仿佛“空口无凭，有信为证”，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1955年初，他主动找到中共驻香港有关部门，请安排行止，表示愿随时返回祖国大陆。
　　3月14日，卫立煌和几位随从从香港九龙密抵澳门。次日凌晨，一条经过改装的不起眼的小船悄悄升锚，过濠江，向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绕道澳门确保安全的归来之路，据说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卫立煌一生中最风光、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一是抗战后期他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失地迭见战功，受到盟军的高度赞赏，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另一恐怕就是1955年他再次令世界瞩目的“归来”。
　　主席复电
　　3月15日天刚放亮，卫立煌夫妇从拱北(今珠海市)码头踏上祖国大陆。稍事休息后，卫立煌一行经中山、顺德，于下午4时到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李明和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饶彰风在宾馆迎候。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随后会见了他。 卫立煌向新闻界散发《告台湾胞泽朋友书》。
　　这一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均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消息，香港社会盛传几天的卫立煌已“离奇失踪”自然有了新的“说法”。
　　抵京团聚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卫立煌选择了“沿途看看情况”的安排。
　　他们于3月26日到杭州，31日到上海。4月4日，卫立煌夫妇在无锡接到中共江苏省委转来的周恩来的电报，总理将于7日启程出席亚非会议，请他们速来北京。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往车站迎接。
　　新中国
　　新中国给予卫立煌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日报》1960年1月18日一版报道：卫立煌“患伤寒经医治无效，于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卫立煌是安徽省合肥市人，终年64岁。”[4]?
　　家庭生活
       卫立煌出身贫寒，父亲早亡，事母至孝。他的元配葛氏就是由母亲做主娶的，那时卫立煌已经成为孙中山的卫士。葛氏很早就病死了，留下两个孩子。母亲又要他续弦，卫立煌便在广东又娶田氏为继室。田氏在生了两个孩子后也不幸病故。他一生引以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身经百战没有负伤，第二就是他有一位杰出的镇江夫人。 这位镇江夫人就是曾任镇江基督教美以美会镇江崇实女子学校(今天二中的前身)校长的朱韵珩。他们的相识相恋是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开始的。 1927年北伐军光复南京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的卫立煌率部驻守镇江。一天，担任基督教美以美会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的朱韵珩来到师部，要求卫立煌纠正他的部下强占校舍，损坏家具，影响学生上课的行为。卫立煌了解情况后，当场道歉并下令部下退出校舍，清点损坏物品，照价赔偿，还留她吃了中饭。本来，在南京保卫战中，卫立煌率领十四师以少胜多，击溃孙传芳六个师进攻，经过媒体传播，已经家喻户晓，现在面对富有传奇色彩的这位北伐英雄，朱韵珩顿时产生景仰之情。当时卫立煌的妻子已经病故，见到朱韵珩后一番交谈也就相见恨晚。在朱韵珩走后就派人去调查她的情况，得知她从美国留学归来、尚未婚配后大喜。 朱韵珩回到学校后征得教会同意，决定为感谢卫立煌帮助，邀请卫立煌到学校聚餐。这一天，卫立煌带着副师长和参谋长前来赴宴。这是一次盛行于西方的冷餐会，大家边吃边聊，十分随意。卫立煌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朱韵珩求婚。朱韵珩表示同意，但说要征得教会同意。因为自己是孤儿，自己今天的一切都是教会培养的结果。教会得知这一情况后，为避免朱韵珩成为卫立煌的三妻四妾而吃亏，专门派人到卫立煌的老家——安徽合肥，对他的家庭情况进行了调查。对这桩婚姻，教会本来并不同意，但考虑到卫立煌前两任妻子都已经病故和朱韵珩本人已经同意，于是作出了有条件让步，即同意他们婚事，但不能在镇江结婚，并且婚后不能再担任教会校长职务。 1927年12月24日，圣诞之夜，卫立煌与朱韵珩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婚礼。朱韵珩受过系统的西方正规教育，而卫立煌并未受过正规教育，虽然现在已是将军，但将来要有发展，就必须学习更多的军事知识，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此就在婚后，劝卫立煌接受正规军事教育。当时，卫立煌正受到何应钦的排挤，于是顺势提出到北京陆军大学深造要求并得到批准。因此朱韵珩也辞去校长职务，与他一起来到北京。

卫立煌与朱韵珩

　　通过夫人卫立煌还拉近了与蒋介石的距离。原来，卫立煌夫妇在上海举行婚礼的时候，正赶上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世纪婚礼”，朱韵珩因此结识了宋美龄。因为她与美龄背景相似，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都留学美国，二人一见如故，有了许多共同语言。据卫立煌的小儿子卫道然回忆：“母亲每次去见宋美龄，可以不必通报就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书信来往常用英文，见面对话也常讲英语”。 不过，朱韵珩与宋美龄的“太太路线”是双向的，不但朱韵珩利用这个关系帮助丈夫接近蒋介石，宋美龄也以此帮助蒋介石笼络人才。而且最开始是宋美龄主动的。1929年底蒋介石与石友三开战，一度战情不利，南京吃紧，于是宋美龄想起了被闲置的卫立煌，向蒋介石提议把他调来保卫南京。蒋介石同意后，先没有直接下达调令，而是由宋美龄给朱韵珩先写了一封信去试探，信上说：“现在您的将军已在陆大学习，达到了您的愿望。蒋先生想请卫将军以崭新的姿态，速返安徽，重组劲旅，以保卫南京、保卫中山先生的陵园……”。 朱韵珩那时刚刚在北平的协和医院生下女儿道蕴，接到信后虽然深为感动，却比较犹豫，她本来希望卫立煌能够到欧美去走一圈，别掺乎内战。不过卫立煌认为这是重返军队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就说服妻子南下了。一到南京，他就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三纵队指挥官，准备参加中原大战。 朱韵珩也带着女儿来到上海居住，并把卫立煌的老母亲和卫立煌两个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接来上海一起生活，以照顾老人的生活并教育孩子，使卫立煌没有了后顾之忧。
　　1939年10月朱韵珩体检时发现子宫长了一个良性肿瘤，于是就先到一家教会医院做切除手术，因为是一个小手术，也就没有告诉丈夫，不料小手术出了大问题，当时就休克在了手术台上。经四天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只有37岁。噩耗传到洛阳，当场嚎啕大哭，蒋介石也破例批准让他回成都料理丧事，并派专机接送。 宋美龄接到朱韵珩病逝消息，也十分伤心，亲自乘飞机到成都吊唁。 据卫立煌小儿子卫道然回忆，“母亲去世后，父亲与蒋的上层关系中断了，也没人帮他说话”，卫立煌与蒋介石的关系就越来越糟了。朱韵珩病逝后，卫立煌考虑到两个孩子太小，一个七岁、一个六岁，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就无意再娶了。但由于他与孔家关系不错，结果孔祥熙夫妇有意把自己的长女说合给他，宋美龄也支持这桩婚姻。卫立煌极不情愿，于是谎称自己在美国已经有了意中人。为了不至于引起孔、宋家族的怀疑，他只好赶快到美国去找一个对象。经人介绍，他认识了韩权华女士。这就是他的第四位夫人。 韩权华是天津的大家闺秀，1933年留学美国进修音乐。她在天津读中学时，邓颖超是她的同学。卫立煌认识韩权华后，感情十分真挚。韩权华得知卫立煌是个抗日英雄，接触后又感觉此人可靠，即答应了卫立煌的求婚。但因战乱无法马上回国，日美宣战后就更无法回国，直到1945年4月才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搭乘美军用运输机飞抵昆明。6月15日，在昆明又何应钦主婚，这对通信多年的情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人物评价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战而败的战役。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