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不信卫立煌会通共
蒋介石1940年11月24日日记云:
注意:陈铁报称,卫在忻口战役后约陈同入共党,于情理太不合,必有另故。
卫者,卫立煌。卫立煌,字俊如,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后到汉口报考学兵营。结业后南下广州,被选任加入孙中山卫队,任警卫队排长。1918年5月,奉派编入粤军,屡立战功,先后升任团长、旅长。1926年7月北伐,在何应钦指挥下入闽作战,再立战功。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卫立煌率第14师驻守镇江,8月,孙传芳率兵南下,卫立煌在龙潭与孙军鏖战六昼夜,并乘胜渡江,追击至蚌埠。10月,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南京卫戍副司令。1932年,蒋介石调兵进攻鄂豫皖苏区,下令先占其军政中心金家寨者,将来设县时即以其名字命名。9月20日,卫部攻占金家寨。蒋介石即在金家寨及其周围地区建立煌县,任命卫为“豫鄂皖边区‘剿匪’总指挥”。卫非蒋介石嫡系,但能听从蒋介石调遣,努力作战,先后在福建、河南、安徽等地迭任“剿匪”要职。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陈铁,名永贞,字志坚,1899年出生于贵州。1924年6月,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12月,入陆军大学将官特训班学习。1931年冬,与卫立煌一起从陆大毕业,卫被任命为第14军军长,陈任14军83师副师长,自此,与卫立煌关系日深。卢沟桥事变后,陈铁在沧州火车站召开全师官兵抗日动员大会,写诗明志:“满城风雨定难保,不灭倭寇誓不休。”1937年10月,日军为占领山西、控制华北,由板垣征四郎指挥3个师团,约6万人,向晋北要地忻口进犯,企图进一步进攻山西省会太原。为保卫太原,中国方面调集约16个师的兵力,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布防抵御。陈铁时任第85师师长,奉命调到山西,加入卫立煌的第二战区第14集团军,对日作战。
在太原保卫战中,陈师向日军反复冲杀,肉搏五六日,陈铁因所部伤亡过半,申请辞职,蒋介石未予追究,反而补充兵员,去电嘉奖。此后陈铁所部即在山西一线作战。
经查,蒋介石日记的上述记载,出于1940年11月22日陈铁向国民党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的报告:卫长官俊如,自忻口以后,即阅读共党书籍,并为共党分子掩护工作。去年之春,王明、刘公侠(共党中委河北负责者)同在卫寓,卫于深夜以自己汽车,召十四军长陈铁到寓,介绍入党,并谓共党力量雄厚,地位特殊,且有苏联帮助,可以成功,而我们加入,可以自重,陈铁当时劝卫缓参加,卫遂作罢。
胡宗南得报,即以“极机密”“亲译”等方式致电蒋介石,蒋介石即据此写入日记。电报云“去年之春”,则此事发生于1939年。当时,卫立煌受命担任第一战区长官,驻洛阳。在座者,除卫外,还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公侠。陈铁密报并称:“卫常谓日军将由襄樊而取汉中,不与共党合作,自取灭亡。”又称:蒋介石“对卫电令督责太严,反使卫不悦,嗣后对卫似须选择另一态度为宜”。据此,陈铁之所以向胡宗南告密,目的在于通过胡向蒋介石提出意见,对卫立煌,不宜“督责太严”,而要“选择另一态度”。
关于此事,陈铁1949年后曾回忆了当时卫立煌与他的对话:
卫:“有人要我们入党(中国共产党),你看怎样?”
陈:“蒋的特务得知,报告蒋,很危险。等将来时候到了,行动时再说。”
卫:“我们化名,不用真名就不要紧。”
陈:“蒋的特务很厉害,化名也不保险。”
卫立煌听了陈铁的回答后,不再说话,面色很不好看。陈感觉卫有很大顾虑,便说:“这样好不好?我入,你暂时不入,出了问题时,由你保护我,在蒋的面前坚决否认,替我担保。”这时,卫立煌的“脸色就忽然变好了”,并说:“现在都不入,以后再说。”
关于卫立煌要求加入中共一事,卫的秘书赵荣声也有类似回忆:1938年下半年,卫立煌曾问他: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他要赵到延安去问朱德,赵因路远,便去西安会见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林称:“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其后,蒋介石决定在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下面增设军团一级编制,以李默庵为第33军团长,此举引起卫立煌的反对,新任14军军长陈铁和副军长彭杰如、原85师副师长陈武也不满,到垣曲见卫立煌,卫对三人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当共产党去。当共产党你们干不干?”三人都说:“愿意干。” 据说,1939年,邓小平、杨尚昆到河北,路过河南,见到卫立煌时,卫再次提出入党要求。二人感到奇怪,未有表示。
上述多种资料,可以相互参证,足见抗战初期,卫立煌曾数次在不同场合,要求参加中共。
陈铁长期对蒋介石不满。1938年春,他曾对卫立煌说:“蒋介石没有良心,太恶毒,对我很不好,我决心不再当他的走狗了,特来向你请长假回乡种田。”卫立煌不同意,对陈说:“你不要离开部队,我们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蒋对你不好,对我更不好,你是知道的。我们不能消极不干,应该积极对付。” 上述资料证明,在反对蒋介石这一问题上,卫立煌与陈铁两心相通,所以卫立煌才会约陈“同入共党”。其目的,正在于“积极对付”。
1937年10月至11月间,抗战时指挥忻口战役的卫立煌将军。忻口战役历时21天,
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在军事上相互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
抗战爆发,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请缨北上抗敌。1937年10月初,卫立煌率部自石家庄进入山西,在忻口地区抵御自晋北南犯,企图进攻山西省会太原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师团,10月6日,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等商定,统一指挥参加忻口会战的部队。右翼地区晋军十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正面五十个团由卫立煌指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提出,由卫立煌的四个师担任出击兵团的主力。10月14日,会战开始。忻口只是几十米高的土丘,卫部在这一地区坚持21天,歼敌2万余人,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等先后战死。朱德曾称:“忻口战役,我军以配合由卫总司令指挥,扼守忻口正面英勇抗战之军队作战,分派许多游击支队,在敌主要后方联络线上到处袭击,断绝敌之交通。” 11月3日,国民党军从忻口撤退。8日,太原失陷,卫立煌集结部队,坚守山西中部的汾阳、平遥一线,继续抗击日军南下。1938年1月,卫立煌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次年1月,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守河南洛阳。不久,兼任河南省主席。他以山西南部的中条山为依靠,背水为阵,保卫黄河,与日军对峙,达四年之久。日军认为:“卫立煌指挥的二十六个师,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地区构成了坚固的阵地,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
二、中共积极和卫立煌拉近关系
卫立煌是国民党的一员虎将,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争取的对象。
卫部进入山西后,卫立煌曾在太原阎锡山的客厅里与中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见面,周鼓励他去忻口作战,但不赞成调新近在平型关获胜的八路军去打阵地战。这次相见,卫立煌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太原失守后,卫立煌在临汾再次见到周恩来。卫向周表示了反对妥协求和的态度,周则向卫阐明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及其前途。此后,周恩来赴武汉工作,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遂经常和卫立煌联系。
1938年1月12日,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朱德和卫立煌自临汾同时启程赴会,二人同处一节车厢,促膝长谈。朱德赞扬卫立煌忻口战役打得好,使卫得到很大鼓励。26日,朱德、任弼时与卫立煌商定,由卫部抽调六个团,以四个团交刘伯承指挥,以两个团交贺龙指挥,彼此配合,袭扰平汉路和津浦路。不仅如此,朱德等并向卫立煌提出过一份《机动部队组织大纲》,以利于两军进一步协同8。2月17日,阎锡山、卫立煌与朱德在临汾土门召集会议,讨论如何贯彻蒋介石的即日反攻命令,发动韩侯岭战役,决定由阎锡山、卫立煌拨出七个半师,由朱德指挥。同年3月,朱德应卫立煌要求,为卫部开办训练班。当时,卫立煌命令所部各师派团长一人,各团派营长一人,到八路军总部参加训练班,每期20天,学习游击战理论。
太原失陷后,临汾成为山西临时省会。朱德领导的第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和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总司令部相距不远,卫立煌得以多次和朱德、徐向前及八路军临汾办事处处长彭雪枫等谈话,受到很多影响。同年1月31日为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率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9军军长郭寄峤等,到八路军驻地马牧村拜年。朱德在致辞中盛赞卫立煌为“民族英雄”和“抗日领袖”,希望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合作抗战到底”。卫立煌则表示: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把日本打出去”。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现场演出了活报剧《八百壮士》《忻口之战》和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等节目,卫立煌等感到耳目一新,决心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自己找人干。
1938年2月,赵荣声(1915—1995)受八路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任弼时和傅钟的派遣,到卫立煌部工作,被任命为少校秘书。
4月17日,卫立煌携参谋长郭寄峤及赵荣声等访问延安,延安倾城出迎。在会见毛泽东时,卫赞美八路军对日本作战打得好,毛夸奖卫立煌抗日坚决,对八路军友好,卫表示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毛谈及八路军深入敌后,在弹药、卫生器材、服装等方面的困难时,卫答应协助解决。卫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说时,用亲身作战经历说明,只有同八路军亲密合作才能战胜日本。他说:如果没有八路军,他是杀不了那么多鬼子的。并表示,要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张皇失措,退却逃跑。当晚,毛泽东陪卫立煌出席晚会,卫致辞称颂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的好例子更加发扬起来”。19日,卫立煌返回西安,下达手谕:即发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此外,还补发180箱牛肉罐头,以此表示团结抗日的愿望和对八路军的感谢。
同年7月26日,周恩来在武汉向蒋介石提出扩大八路军问题,蒋介石借口二百个师的编制已经满额,不愿增加师的番号。8月13日,朱德与卫立煌在垣曲辛庄会谈。这时,朱德与卫立煌友谊日深,二人长谈两整天。朱德提出:八路军比以前有很大发展,拟向蒋介石提出,增编三个师。卫立煌表示同情,答应接济枪支、弹药和炮弹。事后卫立煌对人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的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 朱德也对人说,“卫立煌这人可靠”。
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11月27日,刘少奇到达河南西部的古老县城渑池,特别召见赵荣声,指示他解散党支部,停止组织生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以个人身份在卫立煌身边工作。刘少奇此行,须经过国民党太行山庞炳勋军队的防区,庞炳勋正在和中共闹摩擦,卫立煌命陈铁派人护送刘少奇走出防区,刘得以顺利到达皖东,开始了在华中地区的发展。
1948年秋,刚当上总统不久的蒋介石(中)和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右)、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左)在北平(今北京)行辕前合影。由于战局不利,蒋介石专程赴北平召集傅作义和卫立煌召开军政会议,协调当时东北华北战场
三、卫立煌力抗蒋介石的“剿共”密令
中共投入抗战后,迅速发展、壮大,兵力和地区的扩展速度加快,部分八路军进入传统的国民党军防区。这种情况,引起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忧惧。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同年1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将原来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12月,阎锡山发动事变,在山西进攻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胡宗南集中30余万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1940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晋东南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从而形成国共合作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2月,蒋介石致电卫立煌,声称“共党巧言欺人,无论何言,皆不足信,更不可为其服从拥护之蜜语所迷惑,望严防审慎”。3月12日,蒋介石致电卫立煌,严令朱德部于15日以前撤至长治、邯郸以北地区,将以南地区交中央军防守。又称:“如其不遵限撤去,应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之叛军论罪,并用晋南中央军之全力剿除之,勿稍犹豫,致误大局。”他甚至提出,如果此时日军进攻,也要先消灭晋东南的“叛军”,然后再对付日寇。13日,蒋介石再电卫立煌,要他“从速渡河指挥,以示我军决心”。14日,三电卫立煌,认为“朱、彭之言,毫不可信。如其言愈甘,其词愈卑,则其险愈大”,要卫“严密防范”。15日,四电要卫“准备完妥,然后再向对方步步进逼”。自3月12日起,蒋介石在4天之内,连发4电。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自重庆打电话给卫立煌,声称八路军超越规定范围活动,必须撤出太行山以南地区,不服从就打,武力解决。卫立煌基于一贯立场,答称:这样内战就打大了。抗日重要,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抗日,不能自己内部打起来。日军正在行动,国内的事情慎重一点好。蒋介石见卫立煌敢公然顶抗自己的命令,大发脾气,骂了卫立煌一顿。卫立煌无奈,只能立即遵命,由洛阳渡过黄河,到晋城召集军长范汉杰、刘勘、陈铁等会议,要他们做好准备,候命行动,一面则私下对陈铁说:“我们不能打八路军”,表示将派人送信给朱、彭正副司令,了结此事。4月9日,卫立煌派高级参谋申凌霄到武乡八路军总部,递交函件,表示将与八路军保持团结互助,并肩作战的情谊,要求朱、彭将越境部队撤回,同时根据蒋介石此前“各县县长须慎选得人”的指示,提出河北武安、涉县两县的县长由卫立煌任命。
四、卫立煌的中央军和八路军成了友军
第一次反共高潮出现后,中共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在山西、河北、陕西等地都取得很大胜利,已在华北占据优势,正准备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暂停武装攻势,对国民党做适当的缓和与让步。3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共同提出:“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巩固已得阵地”,因此,要认真恢复和阎锡山的关系,争取使阎锡山、蒋介石、卫立煌都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一线为双方作战地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彼此都不越界。
对于卫立煌这个亲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自然更愿意做出让步。3月7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表示:“我们觉得此时应对卫立煌有所让步,将三四四旅略向北撤。”“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维持卫之地位。”电报强调,“这种休战是完全必要的”。3月14日,卫立煌从洛阳北上晋城,表面上部署进攻八路军,实际上要和朱德会谈。中共中央当即致电前方,要求朱德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重申团结愿望,提出划分作战区域,为八路军增饷,允许八路军扩编等要求。
4月9日,卫立煌决定派高级参谋申凌霄到黎城与八路军谈判。12日,毛泽东、王稼祥立即复电朱德、彭德怀,同意“向卫再让一步”,武安、涉县两县县长由卫立煌任命。毛泽东指示,“目前力争八路军、中央军和好团结”。他询问朱德,“能否与卫一晤”?同日,毛泽东再次指示朱德与卫立煌谈话,应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决不越过汾(阳)离(石)临(汾)屯(留)、漳河之线以南,要求他们也不越过该线以北”。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催问朱德“何时可去见卫?”4月17日,申凌霄辗转到达八路军总部,朱德召开欢迎大会,致辞时特别强调,希望申凌霄等人将华北军民要求进一步加紧团结的愿望,带到后方去。这时,卫立煌和朱德都来到晋城,各住一村,距离很近,派员传话,重新议定:八路军退出太行山以南地区,但河北、太行山以及晋冀豫边区的部分地区则划为八路军防区。 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这次谈判。4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指示“用各种方法缓和与顽方进攻,极力避免冲突。我们决以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此线是蒋介石三月三日手令规定的。如顽方动此线,我们应给以坚决的还击。”
至此,第一次反共高潮暂告段落。晋城谈判中,卫立煌邀请朱德访问洛阳。4月25日,朱德、康克清携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葆真等人离开太行山,前往洛阳。5月7日,卫立煌派军乐队到孟津县码头迎接。8日晚,卫立煌举行欢迎大会,朱德致辞说:“全国人民需要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的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需要这种团结。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他提出:“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次,朱德在洛阳停留十天,与卫立煌会谈多次,取得多项共识。应朱德要求,卫立煌迅速释放了摩擦事件发生以来被捕的进步人士和八路军战士一百多人。1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说明国民党正在华北“利用中间力量来摩擦”,卫立煌是“中间力量”的代表,“我们只有同卫弄好关系,注意实际配合,加强争取,同时忠告卫,我们决不与他争”。
5月29日,朱德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报告国共摩擦问题,再次强调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要。他说:“我们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摩擦中保持中立。蒋介石曾令卫立煌向我军进攻,后来我们退出白(圭)晋(城)公路,摩擦空气便和缓了。”他介绍洛阳情况说:“洛阳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中的地方,但因为有卫立煌这个中间力量在,情况比西安还要好些。卫立煌表示要坚持进步。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在反共高潮中,卫立煌不仅力抗蒋介石的“剿共”密令,而且逐渐发展,主动配合八路军的攻势作战。8月20日,八路军的105个团向日军发动破袭战,力图摧毁日军控制的正太路交通线及沿线据点。26日,卫立煌致电表示“佩慰”,并且通知朱德“已饬各部迅速动作,配合贵部作战”。28日,再电朱德,肯定中共所发动的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的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的鼓舞”,再次保证出动部队,“向当地顽敌袭击”,“加紧动作,策应牵制”。这样,卫立煌的中央军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就在真正意义上成了协同作战的友军。
卫立煌将军(左)和朱德总司令(右)等在一起(1938年)
五、卫立煌虚心求教毛泽东
自从在延安会见毛泽东后,卫立煌感到很多问题要向毛请教。当时,洛阳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卫立煌便通过该处电台和毛泽东联系。据经手人、少将高级秘书吴春惠回忆,自1939年至1941年的三年中,卫立煌和毛泽东之间,往来电报约六十余通 ,涉及革命理论与抗日战略等多方面的问题,如: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长驱直入,我方虽在抗战,但节节转移阵地,以日本的国力、军队和武器等,我方都远不如日方,说持久抗战,终必获胜,对此,有些怀疑。
人们常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目的是要求民族的自由平等和抵抗外族之侵略,即应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道路,为什么要走共产主义道路呢?
革命要走共产主义道路,我们的产业落后,工人不多,而要实行工人与农民联盟, 各人的利益不同,步调就难一致,力量就不会很大,能否完成这个革命大业?
中国专制时代最久,历代的皇帝大都奉行孔孟之道,讲道德,讲仁义,因而尊君爱国、富国强兵的观念极强,所以号称文明古国。马克思主义学说,讲无产阶级专政,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与中国国情不相吻合,恐难推行。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甚浓,认为养生送死,仰事俯畜,是人生的职责,不可移易。马克思学说,讲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不和平共处。这与中国人民的家庭观念不合,难受欢迎。
中国人民历来讲财产私有,不论田土或金钱,都是劳心劳力得来,为一家的幸福所关,比其生命还贵。马克思学说,讲共产主义,要他们拿出来共产,这是不可能的,硬逼他们拿出来,这是讲霸道,不是讲人道,断难执行。
以大势看,国共两党最后胜利,或将属于共产党,但以蒋的部队,虽不及八路军善战,但蒋的人源及财源,却比八路军优越得多,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决胜负,两党之间的战争将推延至何时,尚难预料……
年深日久,吴春惠虽然是经手人和文书保管者,上述问题是否准确地反映出当年毛、卫之间电报往来的真实情况,今天已经难以判明了。不过,这些问题,倒是反映出卫立煌初次接触中共革命理论时的部分疑虑。据吴回忆,毛泽东对卫的这些疑虑,都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作了回答。例如,蒋的部队与八路军的对比问题,毛答:这要看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行动如何而定,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还是以私人利益为重。如果以国家利益为重,革命是会早日成功的。
吴春惠的上述回忆,如果属实,反映出毛泽东为争取卫立煌所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不知中共中央的现存相关档案中,是否还有遗存?倘有,则是极为珍贵的统战工作史料。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2期,原标题为《卫立煌与中共关系之谜(上)》注释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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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娟 最后更新:2019-05-15 13: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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