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卫立煌的戎马生涯
2019-04-22 10:15:25  来源：中国黄埔军校网 卫道然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介绍

　　从担任孙中山的一名普通警卫员，到战区司令长官，陆军副总司令，行辕主任。卫立煌的戎马一生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他身经百战而身不挂彩，创造了长期身经抗日战争前线中的一个奇迹;而晚年回归祖国，更为他一生的传奇写下最后一个注脚。卫立煌一生的轨迹，也从另一个侧面构勒出我们民族在那个年代饱受战乱和动荡的图景。

　　作为卫立煌的幼子，卫道然自年少时就跟随南征北战的父亲。1960年父亲病逝后，听从周总理的建议，卫道然毅然携夫人周仪方回了国。卫道然早年曾是英国远东航空学院的优等生，毕业时就考取了国际职业航空执照。他本来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但是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应的单位安置他，卫道然回国后就在北京市汽修公司从事汽修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如今，已是七旬有余的卫道然乐天知命地生活在北京东城一处略显破旧的小四合院里。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位总是笑呵呵的老人的背后，却有那样一番迭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家族传奇。

　　戎马生涯

　　父亲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城东郊卫杨村，字俊如。祖父卫正球是清制下合肥县石塘桥镇“册书”，也就是由他帮助县吏办理本镇每年向清政府上交的田赋，所以还算是小康之家。但不久，一场瘟疫夺去了祖父及二伯夫妇的生命，家中一贫如洗。大伯卫立炯弃学在合肥县城谋一小差事养家糊口。父亲上不起学堂，只好在邻村的私塾里跟随老先生读书。

　　1912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父亲经常看一些民主革命报刊，对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的主张略有所知。只身来到武汉、想投奔孙中山的父亲没有找到可以投靠的亲戚，走投无路时，他在街上偶然发现湖北省办的一所学兵营在招生，于是便走进了学兵营。他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为他一生当职业军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父亲由粤军推荐到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有一次他在院中立站岗，中山先生在散步，偶然向他说话，可是他不会说广东话，中山先生很惊奇，就问他的来广东的经过，对他很重视，有一次他护卫孙中山先生外出公干回府时，父亲骑的军马看见马厩突然狂奔起来，将他掀下马来，重重地摔在地上，顿时口吐鲜血，身负重伤。孙中山先生本是大夫, 听说后很难受，劝父亲回乡养病。多给他旅费，答应他病好再耒，父亲病未痊愈，便急忙又赶赴广州。孙中山见到他很是高兴，将他派到许崇智部队任一见习官。

　　父亲很早就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1918年，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他率百人乘乱直捣敌方指挥部，依靠胆气与机敏扭转了所在部队的败局，被晋升为连长。不久后，年仅22岁的他又被提升为营长。因为担心年龄小被别人轻慢，父亲特地蓄起一撮胡须以示“老成”，为此，父亲留下了“卫胡子”的绰号。这撮胡子伴他30多年，直到1949年为躲开国民党特务耳目从南京逃到香港时才剃掉(西安事变事时例外)。

　　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时，父亲在许崇智部队参加了战斗。叛乱平定后，孙中山与宋庆龄重登永丰舰，接见护卫他的有功人员并合影，父亲就在其中。此后，孙中山先生还赠送给父亲一张他的个人照片，上面题有“立煌同志 孙文赠”。父亲始终珍藏着这张照片，一直到他晋升到将军，这张照片都陈放在他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

　　1926年7月，升任东路军第14师副师长的父亲率军参加北伐，遭遇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与其激战了六昼夜，大获全胜。战后，凸显卓越军事才能的他升任第14师师长。第二年3月，东路军光复南京时，父亲率部队又与孙传芳军战于南京之郊龙潭，大败敌军，使南京转危为安，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但战功赫赫的父亲只被何应钦委任为第九军副军长。父亲觉得很是不公，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何应钦到访，他拒不出见，从此父亲与何应钦结怨。当时黄埔军校刚建立，黄埔军人羽翼未丰，能当军师长的，如刘峙、顾祝同等，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国民党众多将领中，父亲始终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他其实是吃了“资历”的亏。

　　飞黄腾达

　　1928年，父亲到北平参加陆军大学校“特别将官班”的第一期进修。他们先在安定门内永康胡同租了一处房子安家，房东叫庄惕生，是北平城里颇有名气的中医。他的儿子便是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1955年父亲回国后，庄惕生还带着夫人及庄则栋东单麻线胡同拜访父亲，我后来也与庄老先生有了很多来往，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父亲在陆军大学时的很多事情都是庄老先生告诉我的。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约3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国民党军自黄安、新集、七里坪战役失利后，各纵队皆害怕再遭失利，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动。蒋介石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父亲是第六纵队的指挥官，他带了两个师，在黄安县遭遇红军主力，僵持数日后，红军转移。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为“立煌县”，父亲由此也名声大震。

　　这是父亲一生中惟一与红军交手。有趣的是，我们后来还在香港还遇到了张国焘，张国焘是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后来结果也很凄惨，他和父亲坐在一起还议论往事，说自己再坚持五分钟结果就不一样了。有人当时就说，那你干麻不坚持?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来电让父亲去西安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父亲和一群高级将领们住在西京饭店，12月11日晚，张学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来西安的这些高级将领，父亲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的士兵包围了西京饭店，让所有将领们到大厅集中，企图越窗外逃的邵元冲被士兵开枪击中，两天后去世。父亲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只能呆在大厅里，直到第二天早晨张学良耒了，才知道兵变是针对蒋介石的。

　　当时，那些将领们的卫队住在另一个大院子里。跟随父亲去西安的一个卫队成员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们听到了枪声，得知城里已被戒严。第二天，杨虎城的部队来缴械，这些随从们坚决不从，双方都拔出枪来，气氛剑拔弩张，十分紧张。

　　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一卫队长赶过来，从中调和，他说：我们都是军人，要打就一起打日本，不能自己先打起来。他拿了个木箱，让大家把武器都放在木箱，说：“你们的安全我们负责，但你们不能出去。”那些随员们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时大街上都是号外，还有喊口号游行的队伍，他们才知道出了大事。

　　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到洛阳后向张学良提交一份名单，要求首先释放这4位将领，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先回到南京，不久他的警卫们也被解除了看管，但装武器的箱子一直放在西安仓库，找不到人开封条，正在着急，新接防主管说，要他们即刻坐车回徐州，重新分配武器。

　　那段时间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应该比较密切。父亲与蒋介石很早就相识于广东，他们都是孙中山身边的人。北伐时，父亲从团长升到师长，蒋介石已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中途下野时，父亲是主张挽留蒋介石的;蒋介石当年从日本回国时，还特地指定在父亲部队所在的区域南京浦口下船。

　　蒋介石一生用人有3大原则“黄埔门生、浙江同乡、亲信”。父亲一不是浙江人，二不是黄埔出身，也不是亲信，据说是凭着战绩出来的。父亲行动敏捷，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常跟他在前线，也不害怕。很多老部下也愿意跟着父亲，他们说父亲从不贪功，给部下报功报得非常快。这也是父亲在军中有威信的原因。

　　父亲受蒋介石重视另原因也因归于我的母亲。父亲当年驻军镇江时，结识了我的母亲朱韵珩。母亲当时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因为父亲部队干扰了学校秩序，前来找父亲交涉，没想到彼此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年底，父亲与母亲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恰逢蒋介石与宋美龄也在上海成婚，母亲与宋美龄同为留美人士，都信基督教，因此结下良好关系。母亲每次去见宋美龄，可以不必通报就可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书信来往常用英文，见面对话也常讲英语。毋亲是孤儿出身，由教会培养长大，再保送美国单佛大学深造。有时她和宋美龄谈教会，蒋介石也走过来聊几句，最后总说不打扰你们了，俊如还好吗?蒋是否真仅信基督教难说，但是他的部下是基督教倾向的或左派倾向的他毫不尤豫坚决选前者。

　　国共合作中的父亲

　　抗战开始后，父亲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驻军石家庄一带。他奉命率部向北平等地进军，在下岭、千君台、丰台一带与日军第45联队遭遇，从8月9日到9月10日间，父亲指挥着他所率的各部，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交战，大挫了日军的锐气，他的名字因此而在日军阵营中传开，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香日清司视父亲为“支那虎将”。

　　1937年10月，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日本第5师团，以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大炮、坦克作掩护，倾全力向山西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阎锡山急电蒋介石，要求父亲率部驰援山西。中国守军浴血奋战，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为争夺204高地，日军组织多次冲锋，而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在短短一天里，阵地竟13次易手，中国守军7得6失。其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壮烈牺牲，是中国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我还记得在餐桌上听父亲、参谋长和周围士兵们讲述，英勇的年轻士兵将捆好的手榴弹或炸药包送到日军坦克车的履带上，手和腿部被炸断、炸飞。

　　1938年2月，父亲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阻击日军。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八路军被整编为第18集团军，他们的活动区别正好与父亲同属一个战区，因而互有来往。那段时间父亲同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非常好。当时父亲指挥的国民党第14集团军主力在中条山布防，而处于敌后的第18集团军(八路军)则不断破坏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堵截日军的军用补给。正因为国共两军密切配合，日军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守就是四年。

　　父亲对共产党的良好印象首先应归因于朱德。父亲与朱德初次见面是1938年1月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途中。两人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对。父亲以前对红军、对朱德听说过许多传闻，这次终于谋面，见朱德衣着朴素，面貌慈祥，父亲对朱德颇有好感。

　　1938年春节，父亲率属下几名高级将领到洪洞县牧马村八路军总司令部拜年，朱德总司令率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丁玲主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了一些文艺节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4月，父亲还亲自到了延安参观。中共方面举行了一个盛大晚会欢迎他，是毛泽东亲自陪他走进会场。父亲没想到共产党会用这么重的礼节来欢迎他。父亲发表了即席讲话后，乘车去二十里堡，慰问受伤养病的115师师长林彪。当时的习惯是送钱，父亲知道八路军穷，把身上的所有钱都当慰问金送了出去。回西安的第二天，父亲又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批给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1938年8月，朱德一行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顺路拜访了父亲。父亲与朱德单独谈了两整天，离别时朱德送给父亲两匹俘获的日军枣红色大洋马，父亲很是喜欢。而父亲则赠送给朱德一批新式手枪和一支刻有“立煌敬赠”字样的美国钢笔。父亲后来还邀朱德到洛阳小住。那时我也在洛阳，朱老总来的时候我在旁边，父亲跟他说话很客气。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康克清这么重要的女同志竟然斜挎盒子枪，特别钦佩。他随后特意送了一枝珍品手枪给朱氏夫妇。见朱德与随行人员都穿土布军装，父亲还让裁缝给每人缝制了一套优质斜纹布灰色军装，连警卫连也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

　　1938年底，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对抗日部队重新部署，父亲升任为第一战亘区司令长官。不久，又兼任河南省主席，41岁的父亲身兼军政要政。林伯渠同志时在西安工作，写信说先生保卫黄河，黄河保卫华北。以此免励父亲。

　　但也在这段时间，父亲与蒋介石之间已渐渐有了裂痕。因为父亲与八路军合作得比较好，向蒋介石告父亲“通共、容共”的密报也未中断过。蒋介石一直认为一战区中共的势力发展太快，对父亲不满;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朱怀冰(外号磨擦专家)被彭德怀消灭在父亲的防区里，蒋认为父亲应该负责。父亲认为，他根本不会想象到蒋的嫡系部队一个军会被“杂牌部队”八路军击溃。蒋介石还曾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往第一战区调查父亲“通共、容共”之事。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父亲与蒋介石之间已有了矛盾。

　　1941春，父亲在重庆开会，何应钦暗中到一战区来查父京与八路军的关系。他不直到洛阳却在洛阳前站灵宝下车，仅让参谋长郭寄峤去接，行动极为诡密，到洛阳后行动更低调。说来也奇怪，5且月一7日晚，日军中条山发动偷击，何应钦不即刻通知在重庆的父亲却亲自指挥，相当忙乱，参谋中有的人三天三夜未合眼，三天后形势危紧急，五六天后败局已定。这是时再通知父亲，何应钦悄然急去，父亲赶回后先到参谋参处透澈夜解情况，想方设法把损失降到最小。事后做战斗总结，父亲说是何应钦干的，就是何的责。蒋回电：你只能认错。

　　这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更加重了父亲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1942年元旦，蒋介石邀请诸将领到黄山官邸吃饭;当晚正好宋庆龄探望宋霭龄，孔祥熙也邀请父亲到孔府参加宴会。父亲致电侍从室，推说有感冒，当晚去了孔府。但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忘了告诉蒋，饭桌上，蒋见父亲不出现，便问：“俊如怎么不来?”后来知道父亲实际上是去见了孙夫人宋庆龄，更是大为恼火。蒋迷信十三为不祥之数，卫不来正好十三人，临时垃上秘书李堆果充成十四人。

　　父亲和蒋介石的裂痕越来越大，后来蒋介石找了个借口，不让父亲兼任河南省主席，而委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室主任”这个闲职(和反共名人蒋鼎文对调)。我们还在洛阳第二天就知道了蒋介石不高兴的事。我虽然很小，但也知道父亲被明升暗降之事。这次对调父亲获不报销待遇(指财务等。参谋长郭寄峤等留下办新旧交替)。一个月之后，父亲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突然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他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70年前清一位道台离任时才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

　　远征滇缅

　　1942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遭受重大挫折。其中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以身殉国，一个万人甲种师，撤退回国不足三千人;第6军、第66军被彻底打垮，各师撤退回国时，所剩不足2000人。孙立人曾建议杜聿明率部撤退至印度，而杜聿明则听从蒋介石命令，准备突围回国，中途遭到日军猛烈攻击，部队被拦腰切断，部队闯入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在原始森林中转了三个月，最终还是退到印度的孙立人派部队，把奄奄一息的杜聿明救了出来。两万人的部队剩余不足两千人。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父亲又被再度起用。1943年1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赴云南接替生病的陈诚(副长官为黄琪翔, 参谋长为肖毅肃。均名为陈诚班子留任)，全权指挥由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两支野战部队及相关支持部队共2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展滇西抗战，要打通-条通印度的国际通道以扭转国内抗日战场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此前，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杜聿明、陈诚都与美国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关系不好。父亲则很注意处理与史迪威的关系。他从印度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军教官，按照实战需要指导部队开展大规模的战前训练，父亲还恳请美军为中国军队培训了500多名军医，在每一个作战师都配备了野战医院，并请了大批美国军医随军服务。此外，父亲还命令部队反复进行战前的渡江演练，以至于远征军在后来强渡水流湍急的怒江过程中，只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身亡，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军事奇迹。史迪威在其回忆录里称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

　　父亲认真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严密的反攻作战方案。他下令：从1944年5月11日起，部队使用橡皮艇、竹筏、汽油桶等渡江工具，分几路强渡怒江，向滇西日军发动进攻，由此揭开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

　　松山之战，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松山是滇缅公路出入滇西地区的咽喉要塞，日军在这里修筑了一个纵深达数十公里的强大防御体系，扼要坚守。中国远征军自6月1日起从正面仰攻松山，但经过一个多月的强攻却始终无法攻陷，攻山任务最终落到了由父亲直接指挥的第8军身上。因日军工事过于坚固，在多次使用飞机重炮集中轰击和组织敢死队冲锋爆破均不奏效的情况下，父亲让部队改用坑道作业，从日军碉堡下方150米处开凿两条直达山顶的爆破隧道，填塞3吨TNT炸药，摧毁了日军建造在松山主峰上的坚固工事，于9月7日成功收复松山，而第8军却为此牺牲8000余人。

　　攻克松山后，左、右两集团军联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父亲立刻命令两集团军乘胜西进，集中10个师的强大兵力向龙陵城区发起总攻，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歼灭日军10640人，于11月3日夺回龙陵。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南坎胜利会师，胜利大会是在芒市举行的(2月4日)。为了庆祝会师，宋子文、何应钦和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都从重庆赶来庆贺。魏德迈将军称父亲为“101胜将军”，意思是“百战百胜”都不足以表彰父亲的战功。中国远征军收复其战区内的全部国土，全歼境内全部日军。2月22日中印公路通车，两个月后中印油管输油.运输总量超迂过原滇缅路3-4倍，彻底打破了日军用六年时间对我国完成的大包围大封锁。1945年4月，父亲升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美国《时代周刊》还曾用较大篇幅推出对他的专访，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策马扬鞭的照片，赞誉父亲为“常胜将军卫立煌”，我记得和姐姐在家里还很自豪地看到了这期杂志。

　　辽沈战役

　　先是1938年，准备去河南与父亲团聚的母亲，因为一场小手术，去世于成都。此后我们就一直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军营里长大的，战争打到哪里，我就随父亲跟到哪里。

　　母亲去世得很突然，当时宋美龄还亲自到成都吊唁。因为母亲的关系，宋美龄对我和姐姐一直很关照。在成都时，有一天她代话让父亲带我们俩去看她，我那时还小，不明白眼前这位雍容华贵的夫人的身份，只是很奇怪，平时都是别人对父亲说话一幅毕恭毕敬的神态，而父亲为什么对这位夫人那么恭敬-她告别时，父亲一直送到车门口，还向她鞠躬致谢(后来父亲的高秘告诉我，夫人是代表委员长来的，这是礼貌)。我们小时候也跟着父亲去庐山避暑，和宋美龄住的别墅很近，宋美龄让保姆她带我和姐姐去她那儿。宋美龄的别墅前有宪兵站岗，我们把宋美龄写的便条递进去，不多会，马上有人出来接我们。见了面，宋美龄还拿糖给我和姐姐吃。

　　1941年，父亲去重庆参加国民党第五届八中全会时，住在孔祥熙家，孔家是孔大小姐孔令伟管家，她很能干，宋美龄很喜欢她，当时孔祥熙有意将她许配给父亲，宋美龄同意，但父亲身边的人都不同意。

　　为了摆脱尴尬处境，父亲托人赶紧给自己再找一位。这时有人介绍了韩权华。韩权华是天津名门闺秀，她的姐姐韩咏华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1933年韩权华考进美国一音乐学院，专攻音乐史，后受聘于赵元任先生在檀香山创办的一所华侨中学。父亲与韩权华书信往来一段时间，彼此很满意，但正在韩权华要回国之即，“珍珠港”事件爆发，韩权华只好滞留在美国。直到1945年反攻胜利后，韩权华才得以回国，与父亲在昆明举行了婚礼。

　　母亲去世后，父亲与蒋的上层关系中断了，也没人帮他说话。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再无修复可能。此后一段时间，父亲的位置显得比较尴尬：一方面，他为抗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另一方面，他拒绝去做接收大员。也是为了摆脱这种处境，父亲借机出国考察远避内战，父亲在美国受到格外礼遇，因为军方很多人与父亲在远征军时有过合作。之后，父亲又去了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考察。直到1948年初回到上海。

　　这时，国共已经在东北交上了战火。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带领部队进入东北。到了1947年6月底，国、共双方几度交手，国民党损失惨重，已丧失县以上城镇43座，从此一蹶不振。杜聿明也一筹莫展，电请蒋介石，准其到上海治病。

　　杜聿明离开东北后，由陈诚接任。但东北已是一个烂摊子，陈诚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不久他又因胃出血无法指挥部队。无奈之下，蒋介石又想起曾屡立战功的父亲。1948年初，回国不久的父亲，立即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总揽东北党军政大权。

　　按蒋介石的设想，他希望父亲能修整部队、速转战局。但父亲到了东北后，发现情形不妙，他认为当前形势下，只能求自保，而决无攻击力量。他决定收缩兵力，保存实力，因此固守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战略要点，下令各小据点向大据点靠拢，凡被围的据点，不能救援的，可自谋出路。

　　1948年5月初，蒋介石见关内战事吃紧，就急令父亲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期生望在辽沈间取得重大战果，改变东北困境。但父亲认为部队正在整顿，又逢冰雪融化，道路泥泞，行军困难，不具备作战条件，行不通。因此一直按兵不动。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以迅猛动作控制了辽西走廊，先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9月24日，蒋介石急召父亲去南京，这期间，他们发生激烈争吵，蒋介石希望廖耀湘兵团由辽西走廊至锦州，确保锦州至关内段。父亲认为这样做只会使廖耀湘兵团断送在中途。10月2日，蒋介石带领一群高级将领飞抵沈阳，但也无济于事。10月15日，蒋介石带着杜聿明再飞沈阳，决定亲自策划沈阳主力西进攻击之事;不久，在长春被围的郑洞国部队宣布投诚，锦州的范汉杰更危急。

　　10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到沈阳，策划沈阳地区主力部队全部西进挽救锦州，最好能打_次大胜仗。他要求廖耀湘兵团向西前进，锦西部队东出接应。当时沈阳天气非常冷，从沈阳出发到锦州，沿途要走2000华里。当时锦州还有国民党的两个兵团，蒋迷信可以借助空军、炮军的优势，实现两头夹击。但父亲和部下都坚决反对，因为出沈阳，过了辽河，不远处都是共军大部队，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把国民党主力引过辽河，一旦主力部队进入广大解放区，除解放军主力外还有几十万民兵和充份发动起来的人民大众等在那儿呢。

　　这次会议，蒋介石让杜聿明发言，但杜很园滑，推说情况不明，让父亲和参谋长发言。参谋长说，2000华里中间经过三道大河，还有七道不能徒涉的河，侧敌行军 (两旁都是敌军)，要他们贸然出兵，这是兵法大忌，希望总统再考虑此事。这些话都有记录在案。蒋介石不同意，坚决要求他们出兵，说“我自己负责”。下面的将领多是黄埔嫡系，不敢反驳他。父亲仍然坚持：廖耀湘兵团如出击，必在中途被歼，沈阳也必不保。

　　蒋介石见此，怒火冲天而去。10月20日，他在北平召见父亲、杜聿明与傅作义开会，直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边区总司令，要他监督廖耀湘部队西进挽救锦州。

　　我那时在辅仁大学上学，经常搭运物资去东北的军机去沈阳看父亲，再搭空机回北京，很方便。有时父亲和手下将领们在家中的客厅里讨论战情，人手不够，我也帮忙来服务。那种场面不像电影里渲染的那样气氛，每个人发言简短，严肃归严肃，都比较友好。

　　表面上父亲握有军权，实际上部队归蒋介石指挥，下了三道命令。一道给杜聿明，一道给廖耀湘，一道是对总部说他亲自指挥。父亲在沈阳的办公室，是原来的关东军司令部，他说：“我已尽力了，总统自己在指挥。”

　　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的装备有两种：一种叫美械装备，美国很多装备枪弹都给了国民党，一种叫美式装备，除了穿的服装差一点之外，其他的与美军一模一样，第三种叫制式。新一军和新六军都是美式装备。接替孙立人出任新一军军长的叫潘裕昆，蒋介石命令很严，每天都要报告向前进度，头三天顺利得很，凭军人的直觉，他感觉极为不妙。其实共军部队都已埋伏在两边，他们打这种战术最拿手了，结果行进在大黑山一带，廖耀湘的10万部队全部暴露在共军的猛烈炮火范围内。部队乱成一团，新一军军长潘裕昆也没了方向，还是骑兵团长在乱军当中抄他一把，把他拉到马上。潘裕昆冲出混乱，脱下军长衣服换便装。此时又遇见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两人同路回到沈阳。

　　廖耀湘部队被围，走投无路，一直在原地打转，沈阳的将领要求父亲赶紧发电报让廖向沈阳回兵，父亲起先不愿意，他说现在是总统正在亲自指挥，光亭(杜的字)是监军，他如果下命令让廖耀湘回撤，蒋介石一定会推罪于他，于是起初不肯，但身边的将领声泪俱下地求他，说远征军部队是抗日劲旅，前线都是远征军老兵，有过患难与共的经历，应放他们一条生路。父亲听了，也很难过，就是这句话打动了他。无论是国是共，身为将领，总是对自己的部队有很深的感情。父亲后来才同意发了准许回来的电报，而这封电报救了不少人的命。廖接电后，又怕又喜，怕是怕蒋处罚。他的参谋长急说：“现在就是危急万分，将来把责任全推到卫总头上。快走!”

　　廖耀湘部队在大虎山地区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他和他的参谋长均先后被俘虏。全军覆没后，父亲却接到蒋介石急电，任命父亲为东北蒋军最高指挥官，全东北的党政军归父亲指挥，父亲明白，他要替蒋介石背上丢掉东北这口黑锅了。总部有些官佐见到父亲时说总司令现在又有了指挥权，他只笑笑说：“我指挥谁?”

　　国民党在东北，最后不是溃不成军，而是根本没“军”了。蒋介石派了最后一架飞机到了沈阳，原计划是只接父亲一人到葫芦岛继续指挥，父亲不同意，他把参谋长、身边的人、元老等30几个人带到机场，勉强上了飞机，都带到了葫芦岛，我后来问过父亲，当时有什么心理准备，父亲说：“我不怕他(蒋介石)，我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吗?我的主张说错了吗?”

　　廖兵团11万人覆灭后, 沈阳地区防守部队就剩周福成两个师和207师，还有一个不具备位作战条件的新一军暂53师{留下整补}。在沈阳市的各种部门及机构虽然很多但均非能作战的。防守部队司令官周福成要防守沈阳周边七八座城县及沈阳200万市民的治安，都非他的实力可及，最后只能免强维持市区治安。

　　1948年11月1日，驻守沈阳的第53军，在副军长赵镇藩率领下起义投诚，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丢掉东北，跟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形势有关，他说了算。从辽沈战役中侥幸逃出的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后来也到了香港，与父亲关系比较近。他是从部队基层，一步步由排长到连长一直升到军长的，在驻印军作战已出名，按说也是久经沙场之人。潘老先生临去世前，全家大小二十几口围在身边等着他作最后的交待。潘老先生说，他一生有两件事他怎么也想不通： 一是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这么大的家当，怎么一年就垮掉了?二，新一军就在几天前还是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怎么辽沈战役几天后就失去了控制?

　　前时一家报纸曾登过原中科院院士汪德昭一篇回忆文章，其中谈及父亲曾托他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他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协商解决尽早结束内战，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汪博士是科学家，是当时的法国左派，他又是卫夫人的内亲，自愿来当翻译，当时在海外尤其是在法国侨界，早日结束内战是主流思想。因此，这几年一直流传着“卫立煌秘密加入共产党”的说法，还有位张戎女作家在海外写文章，说父亲与邵力子、张治中、胡宗南都是共产党的卧底。在我看来，父亲与蒋介石对抗战胜利后对怎样解诀国共问题有矛盾是真实的，而蒋本身性格多疑，父亲为人直来直去，他身边九成是黄埔生，怎么卧法?奇谈也!

　　最近海外友人传话说，见台湾评论博客妙论：要是按张戎作家的逻辑，那蒋公(原语)就成最大卧底，因他一年就把大陆全丢了，蒋经国是最大台独，因他搞本土化。

　　回归

　　1948年11月，父亲乘专机到了葫芦岛，杜聿明在机场接的他。住了两天后，这时蒋介石来电报，让他回北平待命。父亲当时还未意识到会有什么麻烦。整个辽沈战役都是蒋介石在亲自指挥，在场这么多人有什么好说的。

　　当时父亲即乘专机回了北平，我去机场接的他，父亲和随员几十口人，借住在孙连仲的一所房子里。不久，蒋介石在报上发表对父亲撤职查办的军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但也没有什么具体行动。

　　父亲一下子职务全无，在北平住了些日子，见毫无动静，他决定到广州去暂避一下，1948年12月中旬，父亲包了一架专机，由北平经上海飞到了广州。入住酒店时是以我的名义登记的，父亲带着随从四十多人包了爱琼大酒店的两层。身边的老随员觉得广州是边界，留在广州不宜过久，但又不敢直说，于是让我跟父亲谈。父亲说：我要是走得急了，他(指蒋介石)说我逃跑;我非要在这儿呆上5天，他不管我，我就自己走。

　　其实蒋介石也早就知道父亲的行踪，5天后，广州保安司令来访，称总统有事要见，让父亲速回南京。父亲决定让我留在广州，他和韩夫人带着少量随员飞到南京。在那里，一个班的特务们住在里面，外面有一个排的宪兵，父亲不能随便出去会客，实际上是半软禁状态。

　　1948年12月25日，共产党电台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父亲位列第13位。这也使国民党一些人怀疑父亲“通共”一说不攻自破。不久，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要放政治犯。我大哥即去找程思远，我以前和程思远的女儿有一段恋情，有人说他算是准亲家，程思远马上带大哥去找李宗仁，李老写了个字条，让宪兵先撤走，大哥问那些特务怎么办?李宗仁说他管不了特务，但可以找管警备司令问一下。后来这些人都撤走了。

　　1949年春节，父亲和韩夫人从南京坐汽车到上海，在那里登上英国轮船到达香港，我们一家人在香港会合。那时大哥在国内，二哥在美国留学。那时我和两位姐姐，陪着父亲与韩夫人，还有一些随员很低调地生活在香港。

　　父亲初到香港，先是用假姓名住在旅馆，后来租住在韩夫人一亲戚的楼房里。1949年9月，父亲的老朋友杨杰到香港来看望他，却在旅馆里被特务刺杀。父亲也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妙，更深居简出。

　　不久，香港出版了一部《金陵春梦》，书中写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真真假假的事，署名“唐人”，有人猜测是父亲写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卫立煌口述”，因为有一个时期父亲曾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父亲其实与此事毫无关系。但他嘱咐我们多加小心，以免惹祸上身。有时他偶尔与家人外出，被人认出来：“那不是卫立煌吗?”他赶紧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只当没听见，千万别回头。越辩越坏。

　　在此期间。蒋介石几次派父亲的旧部从台湾来看他。据那边传来的信息，蒋一口咬定不知道软禁父亲之事。有朋友对父亲说，他到香港是蒋介石点头同意的，父亲不太同意这一点。。

　　共产党方面，也一直通过张治中在争取父亲，不希望父亲到台湾去。张治中与父亲是同乡，两家人在一起，说话口音完全一样，所以关系很融洽。二哥卫道煦与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结婚，两家的关系比较特殊。

　　当时在香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一共44人，包括龙云、黄绍竑等，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与国民党的联系，父亲并不在这份名单上，找不到他可能是原因之一，父亲到达香港后，一直以假姓名住在旅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但很奇怪的是，名单后来还有一个小括号，特别注明“卫立煌除外”。父亲当时不想问，后来与我岳父周一志谈天时提起此事，我岳父说他是起草人之一又是开记者会四人之一，原稿没有此事，后来都说不知道是谁操作的。蒋介石看到了这份名单后，肯定很恼火，因为那么多国民党要员和他的亲信背叛了他。我后来听说，蒋身边的人劝他：东北之战责任既不在卫，又有括弧之事，不能让卫再流落在外，将来一定让共产党统战了(另有元老十几位写信也说此事)。蒋介石批示让陈诚去办。但陈诚对此事好像并不积极。他到是派些老部下来游说父亲去台湾，但父亲不买他的账，态度冷淡。

　　最近偶见新书<<辽沈战役实录>>大意是说东北问题要从1945年论说起，蒋介石方面是节节失误，卫立煌去了最后九个月，稳住一点阵脚，蒋强行指挥一败堡涂地，结果是往卫头上一推了事。后来台湾方面写总结也照方抓药，一推了事，自已骗自己了事。台湾出的文史有的说廖兵团被歼时沈阳应派兵援救，不知道他说的还有什么兵可派(什么番号)。还有的说，某德国军事家说，攻是最好的防御。其实该军事家的全意是指在有条件时。当时在沈阳略具军事知识的人都明白条件早失了。父亲刚到时在市区就可听到炮声。

　　我想对父亲回归这件事上，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毛主席，没有他发话，谁还能来办。具体操作此事的是周恩来，后来有回忆录记载，他坐在办公室亲自指挥此事。

　　1955年3月，父亲与母亲韩权华自香港经澳门悄然抵达广州，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等前往迎接。据说父亲是回大陆的前国民党官员中，兵权最大、军职最高的人。他的归来当年引起不小轰动。父亲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不久，毛泽东主亲自接见父亲并尚留晚宴，他对父亲说：“先生返国，甚表欢迎。”6月，父亲和韩夫人由北京饭店迁入东单麻线胡同新居。周恩来还亲自来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当年十一，父亲还参加了国庆大典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接见了他。那一段，也是父亲心情和精神状态最好的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59年冬天，父亲去病未除，又患了肺炎。就在去世前几天，他的老朋友朱德还一再去探望，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虽然那时父亲已经神志不清了……1960年1月17日凌晨，父亲溘然长逝，结束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

责任编辑：李娟 最后更新：2019-05-15 13: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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