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八佰
2020-09-01 15:13:05 来源：孙春龙和平工作室 点击： 复制链接
足以!
和此有同样贡献者，《血战台儿庄》首当其冲，大陆拍摄的首部正面反映国军抗战史的电影，结束了两岸的冷战，无数赴台老兵得以回家。其次当属《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初热播，以娱乐的方式，为公众完成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知识普及教育。
五味杂陈的是，在抗战胜利75周年的今天，更多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依然处于懵懂之中，共识难以达成。
一
《八佰》热播，观众开始追朔，当年的幸存者去了哪里。有两个人引起大家共戚。
一个叫杨根奎，当时是机枪手，“机枪枪管是圆筒型的，连续打一段时间就会热得发烫，猩红猩红的，所以枪管外还装了个水套，用来冷却降温。”这段讲给后人的回忆，至今听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血腥。
杨根奎于1982年去世。在其余生，这段光辉岁月，让他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恐惧，不是因为打仗，而是胜利之后更漫长和荒诞的岁月。
近日，有人找到这位英雄的安葬之处，一张图，道尽一生苍凉。
杨根奎没有墓碑的墓地。 啸报 摄
另一位叫杨养正，时任524团1营1连1排排长。2010年12月，在其重病住院之时，我有幸参与了重庆志愿者为其组织的筹款活动，但毕竟年事已高，回天无力。
杨养正是志愿者寻获的最后一位八佰壮士。
二
民间关爱抗战老兵的活动，已有近20年光景了，最早是一批“保钓”者出于民族激愤。基于论坛、微博等的兴起，最终成燎原之势。
我是2005年接触这段历史的，那年6月，时任新华社记者的我去缅甸“金三角”采访，偶遇一位滞留于此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当他和我说到这段历史时，我一时无言以对。我的懵懂让他很愤怒，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看，看看我的那些兄弟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国殇墓园在哪里。
我的沉默让他陷入深深的绝望。后来回国后，我搜索了国殇墓园，当看到这段历史的介绍时，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那年，我已29岁。
2008年，再次因为采访的机缘巧合，我发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并于2011年在一众朋友的支持下，创办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开始专职投身于这场攸关民族良知的救赎之中。
三
触动我的是一位湖南的老兵潘振华，曾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
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晓航说，第一次见到老人时，老人破旧的帽子上粘满了灰尘，脚上的猪皮鞋已经裂开，脚趾头都露出来了。不敢想像，独自一人生活的老人已经失明了15年。
每次，老人出门砍柴时，带着一根长长的绳子，一头绑在家里，一头系在身上，摸爬向屋后百多米高陡峭的山坡。捡到柴火后，再顺着绳索轻轻地爬回来。
志愿者问起老人的心愿，老人说：“想吃肉，一年多没有吃肉了。”一年后的冬天，老人和往常一样上山去砍柴，多日没有回家，后来村里的人发现，他已经死在了雪地里。
那是在2008年，民间的救济捉襟见肘。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状况，比比皆是。在历史无共识之下，筹款难度可想而知。更艰难的是，志愿者常常被约去喝茶。
参与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没有人没掉过眼泪。几乎所有的公益活动都是给人希望，而关爱老兵，大家看到的却是死亡。
这么多年，我做过上百场讲座，听者无不潸然泪下。有人建议我，人的本能是会排斥过于悲伤的东西的，是否可以回避历史的伤疤。是的，抗战神剧可以赢得更多的关注，但是这个民族唯有直面历史的痛，才会有惊醒和重生。
四
龙越基金会曾做过一个统计，幸存的抗战老兵中，孤寡的比例高达5%以上。究其原因，大部分都曾因历史问题而失去自由，最长的高达30年。谁愿意嫁给这些孑然一身的“坏人”呢!
在这么多年里，志愿者至少在街头“捡”到十多位乞讨的老兵。
志愿者丁丁在北京西站找到乞讨的老兵雷国典。
2013年9月，我在昆明出差，志愿者带我找到乞讨的老兵王德修，时年96岁。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人愿意租给他房子，他只好流浪街头。后来，我们送他入住养老院，仅仅3个月后，老人离世。
因为没有身份证，他的遗体在公安机关刊登了“认尸启事”5天后，才得到按无人认领尸体的相关规定得以火化。
另一个现象是，这个群体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早早离世，要么高寿。至今幸存的抗战老兵中，逾百岁者，有上百人。早逝者，或许是委屈不过。而长寿者，历经了人世间最沉重的苦难，已豁达无比。
五
为王德修立碑时，遇到了一个难题，落款怎么写?后来，一直照顾老人的志愿者周德蓉说，就写“关爱你的人”。
周德蓉是一位老兵的女儿，她一生都在内疚的一件事情是，父亲刚刚出狱时，她曾打了父亲一耳光，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后来，她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开始关爱抗战老兵，自己也开始加入这个行列，为自己当年的无知而“赎罪”。
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大多是和这个群体没有直接关联的人，后来，越来越多的后人们加入。
志愿者金龙从医院接老兵芦石安回家。
有一年去香港开会，一位中年男人抱着我痛哭。边哭边说，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是“坏人”，从来没有给过好脸，直到有一天，看到志愿者给父亲送来一个红包，他幡然醒悟，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英雄，他开始对父亲寸步不离。
几乎所有的志愿者在被问及为什么从事这项公益活动时，大多会回答：救赎。历史的包袱常常压得他们透不气来，但是很少有人放弃。
有一次，我去广西参加一个老兵的送别仪式，活动开始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大声喊，“家属呢，来，家属站在这一边。”人群突然安静下来，大家一时有些茫然，因为这是一个孤寡老兵，没有后人。但就在这时，所有参与仪式的志愿者，自发地站在了家属的位置。
致敬老兵，致敬志愿者。
志愿者去看望老兵孙赞高。
六
2010年，我联合陆川、王小山、北京厨子、巴黎行等大V在微博上发起“帮助老兵完成一个心愿”活动。这个本来重点关注抗战老兵生活问题的公益活动，意外的是，征集上来的心愿，却有近半关乎精神需求。最多的心愿，是获得一枚由国家颁发的纪念章。
在此前一年，90岁的湖南老兵吴远焯曾到北京找我，问我能不能帮他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他曾任新38师中校营长，血战缅甸。这个简单的心愿，我却无法替他完成。大概一年后，吴远焯抱憾而去。当我在微博上说了这个事情后，一位上海的网友给我寄来这枚纪念章给我，让我放到老人的灵前。我问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是在淘宝上买的。
我没有把这枚纪念章送给老人，我不知道，这枚从淘宝网上买来的纪念章，还能不能代表这个国家。
2005年，昆明的老兵俞允平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节目播出当天，老人看着电视，安静地离开了。在弥留之际，他叮嘱孩子，如果他有意外，不要埋怨记者。
他留下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句话：“小时候看蜗牛爬树，喜欢在蜗牛要经过的地方撒盐。蜗牛爬到那儿的时候会觉得疼，一疼，就掉下来了。我们在旁边看着笑。蜗牛再爬，我们再放盐，如此往复。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2012年，志愿者给抗战老兵唐绩鸿送去纪念章，告诉他，只要参加抗战，就是英雄，老人哇地哭出来。
七
2014年，360总裁周鸿祎参加一个电视节目，走访了几位抗战老兵，被深深地触动。周鸿祎说，他愿意认养1000名老兵。那时，全国找到的老兵仅有2000余名。我给他说，最紧迫的事情，是找到更多的老兵，那怕找到后，我们只送给他一箱牛奶，对他也是莫大的安慰。
周鸿祎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那年9月，360公司和深圳博时公司各出资360万元，在北京召开“寻找你身边的抗战老兵”新闻发布会。那次会议后，我们的400电话被打爆，至今共核实抗战老兵11858名。
一位老兵胳膊上的枪伤。
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女儿，她在电话里无比激动地给我说了足足一个小时，最后才说，她的爸爸早就去世了。
有位村民提供了本村一位抗战老兵的线索，志愿者上门去核实，打开笔记本一边询问一边准备做记录，这位老兵惶恐地说，“我的问题早就交代过了，你们怎么还来呢?”
另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是，在贵州抗战老兵关怀计划项目启动的当天深夜，志愿者接到了一位老兵打来的电话，说他在街上捡破烂时，捡到一张报纸，在寻找抗战老兵。第二天一大早，志愿者立即去登门核实，却发现家里没人，等到傍晚，老人才一身疲惫地回来，说他白天去工地上干活了。
老人叫匡德明，时年96岁。在缅甸战场，他曾用冲锋枪一梭子放倒6名日本兵。老人没有子女，是当地的低保对象。志愿者很快将老人送到养老院，两个半个月后，老人离世。
这位孤寡老兵，在临终的时候，终于得到了一丝来自民间的慰藉。
八
那次新闻发布会，各大网站均在头条位置刊发新闻，标题为“寻找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这样超规格的安排，得益于一位在中央网信办任职的领导。
因为曾在新华社工作，我的前领导和同事们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国内动态清样”写了好多个，希望从政策层面解决抗战老兵的历史遗留问题。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均联名上书。
老兵陶盛万脖子里的子弹，这就是历史给他的勋章。
有一次，一位湖南的领导约我去见民政部的领导，后者在听完我们的讲述后，竟然泪流满面。我做记者多年，见过无数的官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级别的官员如此动情。
后来，民政部出台了多份文件，力推关怀抗战老兵工作。宇通集团董事长汤玉祥看到报道，主动安排人联系龙越基金会，一次性捐赠2000万元。
2015年，有30多位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前往天安门，受邀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大部分老兵都获得了纪念勋章。这背后，有很多体制内人士的努力。
未能前往北京参加阅兵式的安徽黄山102岁的抗战老兵汪萍，双目失明，他侧耳对着电视机，听完了整个阅兵直播。
新华社曾经发稿，“大陆官民携手抚慰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这是关于这段历史最为高光的时刻，在战争结束70年之后 ，关怀抗战老兵的公益活动犹如另一场战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龙越基金会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后来又被特批为公募机构，在业内，并不多见。一位领导说，“做点对得起良心的事。”
九
8月27日，湖南的老兵黄天去世。志愿者子非鱼晒出一张照片，那是10年前的一张合影，27位中国远征军老兵聚会。如今，他们已全部齐聚天上。
在湖南长沙、云南昆明、浙江宁波、重庆等地，一些墓园捐出专门的区域，来集中安葬往生的老兵。
根据龙越基金会的统计，截至7月15日，全国幸存的抗战老兵为4355人。在2016年，这一数字为10619人。每年去世的比例超过20%。他们不是八佰，却依然是壮士。这一数字，每天都在递减。
略感幸运的是，龙越成立10年来，筹款约3亿元，有上千万人参与捐赠，有上万名志愿者行动起来，为他们开启了最后的荣光。关怀抗战老兵的行动，就是另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老兵们打仗是为了民族尊严，关怀他们是为了民族良知。
此外，龙越还找到了1025具抗战阵亡将士的遗骸。有很多碑，已倒在荒野。碑上的落款，好多是牺牲者的战友，具名“后死者”。
贵州安顺，老兵的墓碑被当成铺路石。
曾经有人问我，活着的老兵都照顾不过来，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收敛死者，我说：只有这样，当国难再一次降临时，才会有更多的男儿，即使马革裹尸仍不还，依然会走上战场。
2019年，龙越在湖南衡阳发掘了一个抗战阵亡伞兵墓地，裹尸的，没有马革，是他们的伞布。
龙越还在做一件事情，整理抗战阵亡将士名单，如今已核定34万余人。其中在缅甸战场，核实的人数为5741名，而当年，阵亡者约10万。历史，早已破碎不堪。
十
《八佰》热播，争议亦四起。一位长期研究抗战史的体制内专家发给我一段话：“现在比抗战时期更无共识，更不团结，这就是民族命运，干这些为历史善后的事心里拔凉拔凉的。”
民族命运这四个字，深深触动了我。这场全民族共同赢得的胜利，为什么在认知上的割裂和对抗却甚嚣尘上!
抗战胜利75周年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的是，我们真的胜利了吗?我们战胜了敌人，但我们有战胜自己的狭隘吗?
2014年9月，龙越基金会在北京组织“寻找你身边的抗战老兵”新闻发布会时，邀请了陈小鲁和张道宇参加，前者是陈毅之子，后者是张灵甫之子。他们的父辈曾经在孟良崮兵戎相见，后者战死沙场。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们握手言和。
在策划这次活动时，我曾疑虑，他们会不会参加?没想到，他们都说，为了抗战老兵，可以放下历史的仇恨和偏见。
历史可以和解，但英雄永远不能被忘记。
在广西边境有一位老兵叫向世典，曾为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开着美军坦克碾压日寇，后来加入解放军，在开国大典时开着缴获的日军坦克驶过天安门，后来他去了朝鲜，开着苏制坦克和美军开战。
命运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拗口的玩笑。
2012年，志愿者找到他时，他住在这样一个窝棚里。很快，志愿者为他修建了一个简易的活动板房。房子修好的那天，他为大家唱了这么一首歌：
八年血战，日本投降
胜利终属于我们
打倒了侵略的祸首
光复了锦绣山河
四万万同胞，狂欢庆贺
高唱着胜利之歌
四万万同胞，狂欢庆贺
高唱着胜利之歌
别忘记艰苦卓绝
别忘记壮烈牺牲
别忘记慷慨仗义的友情
胜利的硕果岂是容易长成
八年血战，日本投降
胜利终属于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9-01 16: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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