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2019-06-28 15:04:35  来源：摘自朱汉国、刘芃主编《历史学习精要》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国内阶级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经过曲折复杂的过程，而最终形成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对此，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在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疯狂“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进行广大反对日本暴行的运动”，“实行反帝运动的下层统一战线，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斗争”。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和学生联合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关于停止进攻苏区、保卫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对日共同作战协定的宣言。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中，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但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领统治地位，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虽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也未切实执行。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发展了“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合作的部分订立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决定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议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创议“联合中国境内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创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①(《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l953年出版，第102页)

　　参加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根据会议的精神，经集体讨论，由王明、康生、吴玉章等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其主要内容是：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中华民族正处于在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也包括国民党在内。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页。)不再局限于过去与国民党某些军政人员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联合上，进而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等。并为国肪政府提出了十条施政方针。宣言虽然仍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却一再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事业而奋斗。宣言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中共中央从l2月17日起，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入分析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日本要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这个基本特点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势力之间的互相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它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

　　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而且“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①(《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l38页)这就是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加速革命的发展，就需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②(《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l40页)。中国目前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在这种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他们已经起来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因此，“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③(《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l37页)。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条件下，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蒋介石集团，就有可能抗日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报告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既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对他们的动摇性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报告还批评了关门主义错误，并告诫党不要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抓住了时局的关键，正确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全面地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利用各种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并采取灵活的方式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各阶层接触，努力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实现了数十万群众在西北地区联合起来。同时也曾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由于国民党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谈判未获成果。

　　1936年华北局势更加恶化。中国共产党在通过组织、发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85年版，第2版)在当时，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战，尤为重要。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活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为了促使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Fl。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9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完成了对国民党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确定了“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方针。南京、西安和中共三方代表，经过谈判，达成了抗日救国的六项协议，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团结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持执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四项保证是有原则限度的，同时又是必要的重大让步，其目的是为了敦促国民党接受五项国策，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实现全民族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原则上同意了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其基本政策已由内战、“剿共”和妥协，转向和平、统一和抗日，从而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从1937年2月至9月，国共双方代表就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改制、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等问题，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6次谈判。其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元，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使得中国抗战力量的阶级组成和群众动员的规模更加广泛，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它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性;是国共两党的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合作;没有双方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处在一个既有利又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等特点。这些特点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自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严格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作出坚韧不懈的斗争。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9-06-28 1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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