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张学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2020-09-05 11:27:34  来源：李暾  点击：  复制链接

　　在这难亡的时刻，心中不由得想起一个人，他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震惊中外、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西安事变”的组织与领导者张学良。

　　相信大家都看过关于西安事变(又称西安兵谏)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国内外许多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及自媒体都做过许多相关报道，因此，对张学良将军和“西安兵谏”不可能陌生，在此就不多述了。本文仅从历史的角度浅析浅析“西安事变”的成因与功过是非。

　　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

　　作为心怀家仇国恨的张学良，亲身经历了父亲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死。3年后，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然后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接着，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史称“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作为年轻有为、手握几十万重兵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眼见自己的亲人惨死于日军之手，自己的家乡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国仇家恨本身就负疚很深，但还要奉蒋介石之命去剿灭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心里难免不滋生反感情绪。请看下列历史事实：

　　在此，就不提蒋介石一手策划并组织实施的上海“4?12”屠杀共产党人的惨案了，也不提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五次大围剿。1934年秋，中共中央在五次反围剿后，根据东北沦陷和日军侵略魔爪已逐步伸向华北的事实，毅然决定北上抗日。由中共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工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6年10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胜利会师。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各大专院校组织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从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由此高涨，给实行“攘外必须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俯首称臣，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北调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西北。但在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却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西安事变的经过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借机劝蒋联共抗日，再遭蒋拒绝。不仅如此，蒋还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还是遭到蒋的拒绝。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七君子”。向蒋介石当面秉报，谓其部下情绪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遂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觐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又遭蒋拒绝。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各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1936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死蒋介石。

　　南京中央于1936年12月12日23时30分，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撤去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有好处”。 但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 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 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其中相对普遍、相对集中、相对典型的反应为,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的“兵谏”，把中日战争实为中国人民全面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简称抗日战争)至少提前了五年进行，使积弱积贫的中国负出了不应有的巨大的牺牲。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的社论写到：“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总之，把西安事变说成是用心险恶，严重打乱了蒋介石抗战部署，帮了侵华日军的倒忙等等。还有外国国家元首、史节、国民党亲日派、亲美派和各大地方实力派都做出了不同反应，请广大关心西安事变的朋友上百度百科或各大图书馆、志办、档案馆查询，这里就不一一祥述了。

　　重新认识张学良

　　通过84年的历史沉淀，西安事变的历史成因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首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清醒地认识到，1868年,明智天皇通过改革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大力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大兴教育。到20世纪30-40年代，国家综合实力迅猛提高。国家经济、军事膨胀到几乎爆炸的程度，人口也随着巨增。作为一个岛国，其发展空间本来就受到国土面积的限制，再加地形以山地为主并成脊状，国土被山脊分成东西两块，山地居多平原面积狭小，且多位于沿海;又因地处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地壳运动频繁，火山、地震频发，形成世界最大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还因国土逐年缓慢下沉等客观条件，严重制约着大和民族子孙的生存与发展。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发展、兴旺的鼎盛时期，拓展生存空间便成了大和民族最大的欲望，而军事侵略与扩张便是唯一的选择。中国国土面积辽阔，物产丰富，正是他们垂涎已久的风水宝地。20世纪初页，中国经历过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和8国联军的侵略后，基本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国家综合实力空前薄弱，积贫积弱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这正是侵略者下手的大好时机，于是,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便成了大日本帝国急不可待的既定国策，它绝对不会因被侵略国的任何因素所左右得了的。因此，那种所谓西安事变使中国抗日战争提前了年几开打、使积弱积贫的中国负出了不应有的巨大的牺牲，那些所谓长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等等评说，统统都是扯淡，根本就不能成立。试问，中国的军阀割据是在西安事变之后才形成的吗?日本通过关东军 向中国政府施压，强制推行华北自治是西安事变后才发生的吗?中国分裂对于肩负家仇国恨于一身的张学良有什么好处?在此，笔者还要请教持以上言论者，什么时候才是抗日战争开打的最佳时机?难道你做准备日本就眼睁睁看着你准备?事实上是你准备人家也会准备，你发展人家也会发展;人家基础比你好，准备和发展的速度比你快，质量比你高，你还没有准备好人家就把你灭亡了。因此，我们认为唯一的选择是迟打不如早打，边打边做准备，边打边做调整。开始不宜大规模集团化作战。因为那种没有通过演练与分析研究就进行集团化作战会造成成千上万官兵伤亡。采取回避锋茫、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扰、敌困我打、化整为零、围点打援、各个击破等灵活多样的抗战模式，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把因国家对抗日战争的指挥失误而造成大量流血牺牲归咎于西安事变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在道义上显得十分苍白。

　　据有关资料显示，“九一八”事变的当日，张学良的部队就在沈阳。他若反制，虽然对日军的侵略扩张起不到多大制约作用，甚至还可能引起日军更大的报复，会死更多的人，会损坏更多财产，但能说明张学良早期也是抗日的。可是，他没有履行军人的职责，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事实表明，张学良早些时候是没有抵制日军侵略的行动。

　　但是，人的思想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并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如赵向志、杨靖宇等爱国将领英勇抗战事迹的感照下，在东北三省父老乡亲逃离家乡流离失所等大量悲壮事实的感照下，在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学生围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题举行的抗议、游行和示威活动的感照下，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从不抗日转变为积极抗日。然而，蒋介石在日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但不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抗日，还令张学良为剿匪(共)总司令带兵去打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在前线积极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从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在举国上下一致抗敌的呼声下，张学良的思想不转变才不正常。前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社论中所说纯属谬论。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兵谏中一是目的明确，旗帜鲜明地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没有渗入任何个人意图。二是程序渐进，先是当面请示，态度坦然、诚恳，在多次请示遭拒绝并且还遭到撤换剿总司令职务的事态下，才不得已采取了兵谏方式。三是在整个兵谏过程中，对蒋总裁恭敬有佳，保卫总裁人身安全措施既得力又柔和，至始至终体现了下级对上级的尊从关系，但原则问题一丝不让。四是目的公开、程序公开，让全国人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充分体现了张、杨二将军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五是当兵谏取得预期的成果后，张将军明知亲自护送蒋总裁回南京将一去不复还，可他还是正气凛然义无反顾地坚持护送蒋总裁回南京。但令人遗憾的是，他若不去，他就不会遭到囚禁，他所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所领导的17路军就不会遭到撤散，他们二人指挥的近30万大军就会立刻开赴抗日前线，消灭更多的侵华日军。这一连串铁证如山的事实，怎能不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张学良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他所策划并组织实施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了“攘外必须先安内”国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全中国人民所期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恩人，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恩人。他所策划并组织实施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疯狂围剿，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得以继续发展壮大。中国能有今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能有今天，张学良将军也有一份不可否认的功劳。

　　2020年9月3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9-05 11: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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