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史料中进一步认识任应岐——兼谈1934年天津的“反法西斯大同盟”
2021-03-11 14:32:44  来源：平顶山老区建设  点击：  复制链接

　　吉鸿昌、任应岐英勇就义已经86年了，今天平顶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和鲁山县委在任应岐烈士的家乡鲁山召开这个座谈会，缅怀吉鸿昌、任应岐烈士是非常有意义的。1934年吉鸿昌和任应岐共赴刑场时“态度从容、谈笑自若”，“矜矜自持，与人谈讲其过去历史，言语之间，多魁梧慷慨之词。”尽管当年报纸上只有寥寥几笔，也体现了吉鸿昌、任应岐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今天是围绕吉鸿昌、任应岐烈士召开的史料座谈会，我想以文献史料作为线索，谈谈任应岐当年牺牲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也从文献史料中进一步了解任应岐。

　　一、问题的提出

　　前几年，再次参观唐山乐亭李大钊纪念馆，一份估计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的《李大钊同志传略》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用中文从右向左竖写的，一看就是老式的书写方式。这份材料是纪念馆的同志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共文献档案中收集到的，无疑是非常珍贵的。而更引起我关注的是这份不到两千字的传略中竟有关于任应歧的介绍，写道“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北京，实行最反动的统治，大钊同志不避牺牲，坚毅不倦地，继续在北方工作。领导北方群众进行反奉系的斗争，同时并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如国民军的旧部，任应歧烈士的部队等，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烈士”两字是后改写上去的，原字是“师长”。任应歧是什么样的人?和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史料中被称为“烈士”?我们知道，在一切词典里，烈士的注释为“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那为什么至今在我们的烈士名录中没有任应岐这个人呢?是历史把他遗忘了吗?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共历史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进一步了解认识任应岐，同时也对任应歧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一探讨。

　　二、20年代中共有关历史文献中的任应岐

　　应该说，从20年代的有关历史文献中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对任应歧在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和军阀混战中的表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评价。1926年春，任应岐所部驻地贫瘠，粮械无着，无奈接受鄂军寇英杰改编，被委为陆军第十师师长，下辖四旅，但得不到鄂军供给，成了一支自谋生计的队伍。且实际上仍暗中配合国民革命军作战。当时中共北方党组织负责人李大钊曾分析河南的军事状况，认为任应歧的部队是“最与民党接近者”，也就是能接受国民革命思想的。(见《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599页。)

　　对任应歧支持北伐的情况，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在报告中也曾指出“河南现有的军事势力樊钟秀、任应歧、李振亚、袁家骥已与北伐军有相当关系。”(见《豫区关于军运、农运及国校工作的报告》1926年10月)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已经开始在任应歧部队中开展工作了。1928年7月4日《河南省委通告第七号——河南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明确记载：我们党过去“在任部、樊部、高部有相当的活动。”

　　三、30年代中共有关历史文献中的任应岐

　　在收集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有关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吉鸿昌和任应岐于1934年在天津曾参加一个“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这个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反蒋抗日活动，还出版有《民族战旗》刊物。根据有关史料介绍，吉鸿昌和任应岐在天津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旧部开展武装自卫活动，并为筹备武装捐款捐物。同年二人同时被捕，后壮烈牺牲。

　　从已经公开出版的一些党史书籍和回忆录介绍的情况来看，基本认定这个“反法西斯大同盟”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反蒋抗日为宗旨、并带有统战性质的组织。但是，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在确定一个组织性质上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仅凭个人回忆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党的历史文献档案来佐证，这就给党史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必须查找到第一手历史档案。

　　对于任应岐来说，1934年在天津参加的“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性质的确定，也就成了进一步了解认识任应岐的关键。

　　巧的是，2013年本人在撰写《任应岐——没有被历史遗忘的爱国将军》文章(已发表在全国政协《纵横》杂志2014年第4期)的过程中，在1997年由中央档案馆编印的档案文献汇编(白皮书)《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三)(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中曾发现了1934年9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字第186号)——关于铁夫工作问题并附铁夫报告》及其他有关文件。(石心是孔原的化名。孔原，原名陈铁铮，曾化名田夫、田福、田心，1932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3月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1935年夏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任中共代表团代表。李铁夫，系朝鲜人，中共党员，1932年至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兼党报负责人。由于对党内左倾路线有看法，写了数份报告给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被左倾中央扣上“铁夫路线”进行停职批判。1934年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派其到河南去做争取杂牌军队的工作，走之前，经中共特科党员宣侠父介绍在天津接触了吉鸿昌、任应歧等人，后来他给党组织写出汇报材料。)根据李铁夫的汇报，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向中央进行报告，于是形成了这份(白字第186号)文件。

　　尽管石心的报告以及李铁夫的汇报中有许多左倾的甚至是不信任的言词，但对于解决1934年天津“反法西斯大同盟”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也能从字里行间进一步了解当年北方党白区工作的许多真实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大同盟”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影响，同时也看到了任应岐活动的身影和表现：

　　一、从这份文件中可以了解到，目前所有回忆文章及专著中写的1934年天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正式的名称应为“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这在文件中有了最准确的说法。这个组织能出现在党的文献中，也反映了这个组织与中共的关系。那么，这个组织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呢?

　　根据吉鸿昌后人的回忆，1934年年初，吉鸿昌和宣侠父在上海与中央军委特科王世英接上关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王世英曾要求他们“回天津后，立即筹备组织反帝同盟，发动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北方抗日高潮的到来。” (见《吉鸿昌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2009年11月第二版第410页)关于吉鸿昌和宣侠父去上海之事在《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字第186号)》文献中也有明确反映。

　　经查阅档案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成立的背景：

　　1934年4月10日和12日，中共中央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要展开进攻的形势，曾连续发出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和《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在目前华北紧急形势下各级党的任务》。文件要求地方党组织“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同时提出了七项迫切任务，其中要求“按照反帝统一战线纲领，团结和组织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分子，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用一切力量在白军士兵中建立革命的组织，准备和领导士兵的哗变。”要“成立武装组织，扩大民族革命的阵线”。(见《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三)1934-1935中央档案馆印制)在中共党内极左思想严重泛滥的情势下，中央能提出这些思想，是不容易的，也可以看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党内思想开始有了某些变化。

　　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各省委、县委、市委的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在该指示信后附有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署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34年卷)

　　可以说，天津的“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就是在上述形势下，根据党的指示成立的。

　　二、“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工作：从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个“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是“经过特科再经过特别小组(吉、宣、王等三个特别同志成立的)具体操作”的。(注：吉是吉鸿昌，中共党员;宣是宣侠父，中共党员;王□□是谁?目前还不清楚，估计也应该是中共党员。)

　　三、“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成立的时间：这个文件明确指出成立于1934年6月下旬。(不少回忆文章中说是5月成立)

　　四、“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基本情况：根据文件记载，该组织设有常委会(成员有冯玉祥、徐谦、李济深、吉鸿昌、任应岐、方振武等)，常委会设秘书长(由特别小组中的老王兼任)。常委会下设华北分会(成员有常委吉鸿昌、任应岐、张励生)秘书长(宣侠父)。(从文件中还可以看出华北分会的成员中还有南汉辰等)，同时常委会下还设有军事委员会(委员有吉鸿昌、任应岐、张励生、宣侠父、葛□□)。军事委员会下有六个军长。

　　五、“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出版有刊物《民族战旗》。从文件记载看，当时起码出版有三期。并且第一期还上报给中共中央。

　　六、“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有明确的组织大纲(共十条，略)。

　　七、从文件中可以明确看到：“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在党领导下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①当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公布后，在北方代表“签名的是“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当时还在《民族战旗》上发表了宣言，并写了两封拥护的信，其中一封由宣侠父、吉鸿昌带到上海与该会接洽。”文件中还有如下记载：《民族战旗》“第三期已付印，已将武装自卫会的纲领及反法西斯同盟的拥护宣言刊上，至于其他宣传鼓动文字，本期已赶不上，只有等第四期出版时再说(注：曾经送第一期给你们)”。

　　②中共中央关于自卫运动的指示及自卫筹备会宣言上海名单到北方后，“河北省委立即做了更详细的讨论和紧急动员，并向“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了布置。《民族战旗》第三期，更充实了这方面的材料，为着纲领与宣言传播出去与深入下层中去。”(见《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关于武装示威运动的通讯》1934年9月9日)

　　③“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派人到河南，联系过去有关系的散兵和土匪开展工作，并任命了六个军长(文件中有明确记载)。

　　④河北省委经过“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华北分会将抗日反蒋的纲领传达给他们(指那几个军长——笔者)，他们完全接受省委的纲领，并要求派人去领导，省委决定派李铁夫去。”

　　⑤李铁夫报告反映“发动后完全照着我们所拟的纲领去执行”，“部队的名义是人民自卫救国军。关于军事的策略和方针及统率的方式，对士兵的待遇，对民众应执行的事情，在纲领上规定了。”

　　⑥“与红军互相呼应，发动起来了。他们(指部队——笔者)现在所用的经费悉由吉鸿昌、任应岐、南汉辰三人负担。已经用去了二千余元。”

　　当时的中共特科组织对任应歧是比较重视的，也是相信的。李铁夫汇报中有这样的话“结果，我才知道在这个把戏(指军事武装暴动——笔者)中，任吉是站在重要的地位”。而且汇报中引宣侠父的话说，任应歧“特别在豫西南一带的人对他印象很好”“他一贯的目标是要倒蒋，并且他最近很左倾，要想靠我们找出路”。其实，当年，这个“左倾”的概念就是要求革命。并且报告指出“一直到今天，活动费是吉任南三个人负担”，再次肯定了任应岐对党在天津组织抗日活动中的经济支持。而且，报告中写道，宣侠父等认为“他(任)现在自己感到除了靠我们以外，没有出路，因此我们好好鼓励与领导，也可以走到革命道路的前途。”应该说，任应歧当年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参加革命斗争是有诚心的，他的活动是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30年代，军事武装自卫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秘密进行的。根据《河北石心给中央的报告(187号)——关于武装自卫运动的通讯》(1934年9月9日)指出“中央关于自卫运动的指示及自卫筹备会宣言上海名单来后，省委立即作了更详细的讨论，作了紧急的动员。”“同时分别得布置了各地几个上层关系，如各派学者，上层军官，反法西斯同盟及豫境土匪中的工作。”另从《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字第186号)中还可以具体地看到，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已派十个人到河南各地去进行集会，过去有关系的散兵及联络土匪的工作，并且已经任命了六个军长。”而其中有四个军长是与任应歧有关系的，曾是任的部下。(其中，程耀德在任应岐牺牲后，1936年只身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批准为中共党员，派回河南，从事抗日军事活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李先念传》))

　　从有关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决定派人到吉、任发动的部队中去做指导政治工作，其主要目标是“开展游击战争，各部互相联络，在游击战争中慢慢地集结在一起，建立根据地，整顿队伍，编成正式军队，到那时吉宣任等直接下去领导。”“他们对我们的要求，主要的是要我们给他们打通红军关系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部队的名义是人民自卫救国军”“与红军互相呼应起来，发动起来了，我们除派人作上层工作外，一面并派人作下层秘密工作。” 从以上文件说明任应岐等人从事的军事武装活动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在中共党组织指导下进行的。应该看到，任应歧能够参加到这一重要革命活动中，并最后为此付出生命，表现出革命到底、视死如归的气概，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影响的结果，。 吉鸿昌、任应岐牺牲后，1935年初，中共北方党机关刊物《火线》第30期，强烈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枪杀武装自卫运动赞助人刘少南、吉鸿昌、任应岐等”。

　　从上述一系列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1934年由吉鸿昌、宣侠父等中共党员组织成立的“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实际上是在北方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党的地方组织多被破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正在发生从原来的左倾关门主义向建立广泛反日统一战线转变的具体体现。根据党的指导思想的这种转变，北方党组织决定以另一种特殊方式建立起来的“中华反法西斯大同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抗日反蒋为宗旨的，以特科(特殊)党员为核心，团结各派爱国反日人士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组织。作为吉鸿昌的战友任应岐在整个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被捕后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这是本人根据文献史料对任应岐的一些认识，不妥之处请指正。

　　2020年11月24日

　　(作者黄小同 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作者在鲁山县纪念任应岐吉鸿昌将军就义86周年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史料座谈会上的讲话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3-12 09: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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