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抗战时期的新四军舞钢市枣林地下交通站
2021-03-17 11:33:06  来源：平顶山老区建设 通讯员沧海荐稿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高增

　　题记：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我想起了当年新四军舞钢市枣林地下交通站站长高同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事迹，遂根据他老人家的生前口述，整理了此篇纪念文章。舞钢市是革命老区，许多前辈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乃至生命——

　　如今的舞钢市庙街乡干沟村枣林自然村，抗战时期曾在这里秘密设立了一个中共地下党和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站，站长高同春，地下党交通联络员王义久。枣林村这个新四军地下交通站，是新四军根据地一一竹沟和嵖岈山通往延安一个重要的秘密联络交通站。高同春曾在家乡的干沟小学教书，他利用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护送来来往往的战友和同志。据当年的站长高同春回忆，枣林地下交通站曾多次完成过往新四军的接待任务。

　　高同春，男，生于1914年农历二月三日，卒于1979年腊月十六日，享年65岁，舞钢市庙街乡干沟村枣林庄(今枣林自然村)人，年少时读过私塾，是农村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为李增华与效信趁，李增华出生在八台区赵案庄村，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李增华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任中共舞阳县委组织部长(解放后调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病逝于北京)。效信趁是舞阳县保和乡魏庄村人，后迁到保和乡上浬村，北平大学毕业，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曾任舞阳县抗日武装效支队的队长，与高同春一块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还有王义久，八台区大同乡大柳树王村人。

　　1941年秋，皖南事变以后，国内革命形势极度恶化，上级指示在新四军当排长的高同春，秘密潜回家乡，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按上级规定，从事隐蔽工作的同志，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身份作掩护，以利于党的隐蔽工作不受影响。高同春是以小学教师和国民政府庙街联保主任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予以长期潜伏。

　　枣林村的高家，也是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高家总人口占全村一半以上。上级指示高同春在自己家的大宅院里，开挖了一个超大的“红薯窖“，设一明一暗两个出口(暗口是备用出口，截止到红薯窖废弃，有暗道相连的暗口，一直没有启用过)。对外说的是红薯窖，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地下交通站。这个站多次接送了过往的新四军将士，南下竹沟，北上延安，甚至还接送过新四军高层领导人员。

　　1944年农历九、十月的一天,高同春接到新四军黄霖兵团一个叫李华的团政委(实际职务是团政治协理员)下达的重要任务,说新四军有一位重要首长，需要秘密接待,要确保其安全，请高同春周密安排。一天晚上，高同春刚吃完饭，李华(新四军黄霖兵团挺进二团政委)带领一名首长、一名警卫员秘密来到联络站。首长约40多岁，穿长衫戴礼帽，警卫员约20多岁。高同春安排了晚餐后，他和首长模样的长者，拉了一会儿家常。首长南方口音，问高同春站里的接待费用是怎么解决的，上级拨不拨款。高同春说家里有几十亩薄田，来往人员的吃住花费用度，都是家里出的，上级没有拨出过专门经费，首长说等他回来了专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一大早，首长出发时留下一支钢笔作纪念。

　　这么一件高度机密的重大事件，竟然被皇协军安插在村子里的探子刺探到了，因日伪探子见到进村子的几个路口处设有多名流动暗哨，遂起了疑心，连夜报告了日军。那个时期，离枣林村西北方向约3公里的大韩庄，是日军的一个据点，驻守有一个连队的日本兵和百十来人的伪军，离枣林庄东南方向约8公里的朱兰店村，驻扎有一个日军联队司令部，他们在附近的各个村里都布置有暗探。

　　第二天五更里刚送走客人，叶舞襄三县皇协军总司令关振亚，派人包围了枣林村，挨门挨户搜捕无果后，到高同春家，问高同春昨天接待了什么人没有。高同春说确实有，此人自称是北乡来的一个教书先生，到干沟小学来应聘教师，只是因为此人口音不对，当教师不合适，让他走了，不知道他具体是北乡哪个地方的人。皇协军又到干沟学校，证实这里确实正在招聘教书先生，加上高同春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又是国民政府任命的联保主任，高同春才躲过一劫。

　　后来高同春在嵖岈山(实际上是竹沟根据地)到新四军开会时见到陈毅，很像是地下交通站曾经接待过的那一位领导人。他问：“那天晚上经过我们地下交通站的是不是你?”陈毅用他特有的口音回答：“你说是去延安开会那次?不是我是哪个?!”高同春这时才知道，那次陈毅是在去延安开会途中，怕日伪军发现而从山东绕道经过枣林地下交通站的。

　　是陈毅元帅还是新四军别的高层领导人员?我到今天仍然心存疑问。陈元帅风趣幽默，有可能是开个玩笑呢?

　　这几年，我又与舞钢市从事地方史志工作的专家们，讲到过件事，他们也对新四军陈毅军长曾秘密到过舞钢，心存疑问。

　　高同春介绍说，按照组织纪律，凡上级来的重要领导及过往于交通站的官兵，一律不准询问其身份和工作任务，不准打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保证自己同时也保证被接待人员的安全。高同春只知道凡是秘密来往交通站的人，都负有重要使命，但他并不知道其真实身份。

　　抗战时期，高同春家二十多口人，属于为数不多的大家庭。出入高同春家里的人员很多，公开来往的有辖区内的保长甲长、乡丁保丁，地方乡绅名流、区县上峰公务人员、学校教职工、亲戚朋友等。正是这个因素，也为高同春暗中接待新四军往来官兵和中共地下交通人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句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这样的人，很容易招致村里个别人的羡慕与嫉恨，这也为他本人在解放后及文革时期吃尽了苦头，种下了因果。

　　民国三十四年年初(1945年2月)，位于今天驻马店市西平、遂平、确山、泌阳等地的日伪军纠集2000多人，携轻重机枪40多挺，小山炮4门，扫荡嵖岈山新四军根据地。次日拂晓，从店房西北方向而来的日伪军首先包围了北山，从西、南方向的日伪军从曹四沟方向，包围了密蜡山，完成了对嵖岈山的合围。当时，嵖岈山上仅有新四军的四中队和刘坤山的区中队共120多人。上午九时许，两军相接，展开激战。新四军的优势是人熟地熟但寡不敌众，激战竟日，两中队相继撤出战场，其中12名战士从东北方突围后，直奔舞钢市庙街乡枣林村，来投奔他们的老领导高同春。走到营街村时，因不熟悉当地情况而请人带路。原来带路人是个投机分子，他返回后立马报告了大同乡乡公所(驻地营街村)，日伪30多人携两挺机枪，随即包围并封锁了枣林庄。高同春将战士们隐蔽在红薯窖中，白天用玉米秆掩盖好洞口，晚上送饭进去。一个多星期后，风头已过，月黑风高之夜，高同春的这几个战友，把枪支暂留在红薯窖中，悄悄从隐蔽地出来向舞阳县保和区方向安全撤退。

　　据高同春介绍，在这个地下交通站来往人员的接待中，还有一次遇险，具体时间他已记不清楚了。一天，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找到学校，问谁是高先生，高同春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他把高同春拉到学校教师办公室的一角，小声说他是上级派来的，取一个前几天送过来的黑布包裹。

　　高同春说，凡是来与他接头的陌生人，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个是持一本《三民主义》的小册子，另一个是有接头暗语。他一个条件都不具备，认定其中有诈。另外，上边怎么突然会换个陌生人来取包裹呢?高同春多年闯荡，阅人无数，于是顺水推舟说，你找的高先生是我们高校长吧!我只是个教书先生，我从来没有接收过学校的包裹，学校所有的财物，都经高校长的手，由他负责管理。

　　高校长叫高振生，也是高同春的本家爷爷。此人又找到高校长，校长说没有此事，来人才不得已悻悻而去。由于高同春的机智，巧妙地避免了一场劫难。

　　1945年5月，日本人投降前夕，新四军派出挺进2团，从尹集区摩轴峡(后来这个地方更名为母猪峡)出发，步行约50华里，化装来到枣林村，任务是趁大批日伪军抽调到湖北省参加第四次枣阳会战的有利时机，拔掉大韩庄日伪碉堡这个危害一方百姓的心腹大患。新四军于当日夜抵达枣林村，并在高同春为站长的地下交通站设立了临时指挥中心，由王义久、高群善二人负责指挥部的安全保障工作。

　　据王义久后来回忆，攻打大韩庄日伪据点，新四军为什么会安排在这个日子呢?起因是，1945年农历三、四月份的一天，他在来往于庙街村的大路上，碰到了日伪军的勤务兵刘小夭(也叫刘小找或刘文正)，因彼此认识，就问他有何贵干，刘小夭说闫旅长(实际上是皇协军团长)让我到枣林，请高黑橛师傅到寨子里把库房的枪炮修一修。王义久问，你们还用修旧枪炮?刘小夭说，好枪炮和大队人马都拉到南阳打大仗去了(实际上是第四次枣宜会战)，王义久立马把这个消息报告了高同春，高同春认为这是一个重大敌讯，当即指示王义久要向效队长报告。效信趁队长又经过多次派人查实后，并报新四军上级机关同意，决定派出战斗人员，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拔掉大韩庄日伪据点。

　　战斗于深夜打响，激战半夜后，因情况有变，据点的主碉堡久攻不克，仅在碉堡外围打死打伤了几个伪军。天亮时分，新四军撤出战斗。这次战斗中，死难了一位连指导员、一位班长和一位战士，这三位烈士的遗体，由高同春请人掩埋在枣林西北地的乱坟岗上。战斗结束第七天，新四军又派人找到高同春，把牺牲的三位官兵的遗体挖出，用白布从头到脚重新包裹后就地下葬，高同春等几名新四军的同志们，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安葬仪式，又过了几天，新四军又派人把这三位烈士的遗体秘密转移。

　　攻打大韩庄日伪据点的情报是枣林地下交通站送出的，因敌情变化而导致此战不胜，祸及舞阳县抗日支队的效信趁队长。有人乘机诬陷效信趁为叛徒，说他与日伪军闫升堂团长暗中相通，并以此为借口于1946年秘密冤杀了效信趁同志。直到2004年，效信趁冤案才被平反，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文革时期，有人向红卫兵举报，说1945年，高同春曾秘密活埋了从支锅山战场上撤退下来的7名新四军伤病员，导致高同春与王义久被抓。因一时不知道这7名战士的下落，又交待不出活埋的地点，致使他们二人一直被红卫兵造反派关押，王义久还被红卫兵打得遍身伤痕。

　　据王义久回忆，这个冤案的转机是，这7名战士中，有一名叫赵宝珍，时任开封市财政局局长，他寄给八台公社革委会一封挂号信，证明了1945年被枣林地下交通站掩护过的这7名同志除两名战士战场上牺牲外，其它5人仍然健在，均可为高同春作证。此次诬陷才没有得逞，不白之冤得以昭雪。

　　1947年冬，刘邓大军陈赓兵团挺进河南，高同春接到上级布置的任务，即动员适龄青年补充兵源，参军参战。高同春首先把自己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15岁的儿子高森田和13岁的侄子高德田送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因二人都是中学生，后又被部队选送到“解放军豫西党政干部学校”学习。这个军政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二人军校毕业后，高森田分配在4兵团14军42师，高德田分配在4兵团14军40师。二人一直在前线带兵打仗，参加了渡江战役、攻克南京战役、云贵川剿匪战，并转战江南各省。高森田在带兵打仗中还多次负伤，1951年，他又赴朝参战，任志愿军高炮连连长，在朝鲜战场上又一次负伤后，因身体原因转业到舞阳县供销社离职休养。高德田转业后到云南定居，直到今天还驻守在祖国边疆。

　　高同春为站长的中共地下交通站，在极度机密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存在到1947年，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高同春为了自己的信仰，不顾身家性命，在隐蔽战线上殚精竭虑，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1947年冬天，高同春接到上级调令，免去了站长职务，改任舞阳县刚组建的中共舞阳县保和区党委秘书，并参加了武功、尹集、尚店等几个区级政权的组织建设，王义久也调舞阳工作。因为解放军的到来，高同春和王义久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才被公开，枣林地下交通站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48年，高同春调舞阳县任财粮主任，办公地点设在舞阳县吴城区，后来，这个单位叫县粮食局。

　　(根据高同春、王义久口述整理。作者高增，中共党员，舞钢市人，平顶山市煤炭工业局原纪检书记、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梨园矿务局留守处原主任、平顶山史学会原副会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3-17 11: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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