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烈 民族永世昌——记忻口战役中殉国的抗战英烈吴烈昌
2021-07-18 10:48:53  来源：吴东升  点击：  复制链接

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三期吴烈昌烈士像

　　军旅生涯：军官学校尖子生

　　他叫吴烈昌，字明甫，1902年9月15日出生于山西省应县大营村一户贫苦人家，父母务农。

　　吴烈昌弟兄二人，他是家中长子。20岁时，与本村长他一岁、且志同道合的女子冯焕英(乳名冯四女)成婚。婚后，贤惠的妻子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后作为随军家属陪伴其左右转战沙场。吴烈昌夫妇生有两子一女3个孩子，不幸的是，大儿子和小女儿，均于战争年代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患病不治早夭，仅留下二儿子平地唯一独苗续继香火。二儿子是1931年出生于绥远平地泉军营之中，夫妻俩以地名为念为其起名吴平地(官名吴乃均)。

　　吴烈昌早年上过几年私塾，长大后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决心走从军救国之路。之后的军旅生涯中，他陆续接受了四年左右的军事培训学习，并在国民革命军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战员。

　　1925年，23岁的吴烈昌，为寻求报国之路，经选拔成为山西陆军炮兵干部教导大队一名学员，成绩优异的他于1926年1月作为大队第一期学员毕业，随后在山西陆军第四旅炮兵连任上士，见习5个月。不久即考取了太原学兵团(北方军官学校)，进入军校参加为期一年的学习培训。在将近2年的军事集训中，各方面都表现出色的吴烈昌很快脱颖而出，深得领导器重。

　　1933年7月18日，经过8年军营锤炼的他，因表现突出再次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选送于庐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接受第一期学员的正规训练。开学典礼上，蒋介石出席并作《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训词，称这次训练关系“革命”之成败、“党国”之存亡及个人之生死。为期一年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其学习内容除讲授军事课一般理论外，野外演习占整个训练时间的大部分。1934年8月，32岁的吴烈昌以优异的成绩从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因成绩优秀，9月又选拔进入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三期进行深造。

　　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简称高教班，该班是由从部队招考的中级军官编成，目的是提高战术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该班于1932年在黄埔军校南京本校开办第一期，到全面抗战爆发时，该班共毕业五期学员。

　　在高教班第三期受训期间，吴烈昌如饥食渴的学习军事知识、努力充实自己，他认真求学的态度，也得到了黄埔军校教官的表扬。

　　通过在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三期的学习，他的军事理论造诣、军事指挥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935年7月，吴烈昌以优异的成绩从高教班第三期毕业，同时也得到了黄埔三宝：中正剑、黄埔毕业证、黄埔同学录。也正是在高教班第三期同学录上，吴烈昌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为他的后代子孙留下了清晰的影像记录。

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三期学员学习时的情景。

　　1935年7月4日，吴烈昌叙任陆军步兵少校。

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上吴烈昌的记录。

军政公报上吴烈昌的任职记录。

　　年轻有为的吴烈昌，因表现优秀而屡得重用，成为被当作骨干重点培养对象，其职位履历从中尉参谋——上尉队附——中尉分队长——上尉军械处员——上尉副官——军械处长兼少校参谋——少校团附——中校团附一路攀升：

　　1926年5月-1927年1月，担任山西陆军第一司令部中尉参谋;

　　1927年1月-12月，年轻的他担任北方军官学校炮兵速成班上尉队附;

　　1927年12月-1928年6月，任北方军官学校预科第一队中尉分队长;

　　1928年6月-1929年5月，任华北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团总指挥部上尉军械处员;

　　1929年5月-1930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3师第128旅上尉副官;

　　1930年1月-9月，被提拔为128旅上尉参谋;

　　1930年9月-1931年3月，先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0师军械处长、少校参谋;

　　1931年3月-7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师第19旅第38团少校团附;

　　1931年7月-1932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3师第210旅第420团少校团附;

　　1932年3月-193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6军第73师第210旅第435团少校团附;

　　1934年9月入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三期学习，于1935年毕业。

　　1936年11月参加了绥远百灵庙大捷;

　　1937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35军66师419团中校团副，1937年10月17日在忻口战役中殉国。

　　军事才能出众的他，一生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一行行足迹，一个个头衔，从其作为一名军人留下的生命轨迹中，不难发现他诚挚朴实的人生态度与爱国情怀，在他身上，时时可见其顽强拼搏的斗志与积极进取的抱负。

　　绥远抗战：不破楼兰誓不还

　　他军纪严明机智果敢，将小我融入历史的滚滚大潮，特别在绥远抗战中，这位时年34岁的军人，带领他的队伍奋勇杀敌，冲锋陷阵，让胜利的号角振奋中华大地。

　　作为国民党抗日十大名将傅作义属下的35军66师419团少校团附，吴烈昌一向以军纪严明著称。这一点，一直追随其左右的胞弟与堂弟感受最深。日常里，吴烈昌对他的士兵要求很严，特别是他的两个弟弟，他常常教导他们以身作则，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在其堂弟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堂哥在一次检查中，因为他擦枪不干净这件小事，被哥哥吴烈昌当场扇了一个大耳光。这一记耳光，吓得他以后再也不敢偷机取巧，别的士兵也都看得傻了眼!然而，两个弟弟却始终对哥哥吴烈昌非常敬佩。认为哥哥的严格苛刻，恰恰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使他们能够在残酷的战争中活了下来。在他的教导下，两位弟弟也继承他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于1949年双双作为傅作义部下，参加了和平起义。解放后，他们都转业到地方，一个担任某医院主任，另一个当了教师。

　　绥远于吴烈昌而言，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1931年，他唯一的儿子吴平地就出生于绥远省平地泉。之后，在1936年11月发生的绥远抗战中，作为419团指挥员之一的他，更是在这场战斗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其不可估量的作用。

绥远抗日前线。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整个抗战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其中尤以百灵庙战斗影响最大，因而人们通常把绥远抗战称作“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

　　参战部队的主力由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其中就包括第211旅419团。在这场抗战中，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第35军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晋绥军总指挥傅作义将军立即发起“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为”的百灵庙战役。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时任35军211旅419团少校团附兼二营营长的吴烈昌所在团被列为“中央纵队”，担负攻打百灵庙最艰巨的主攻任务——突破东南山口要隘。团附吴烈昌率部雪夜奔袭360余里，冒着伪军的猛烈炮火，突破敌人数道重兵把守的防线，由东南山口鱼贯而入向庙内冲击。经过反复搏斗，终于攻破敌阵，突入庙内歼敌大半。

　　《内蒙古自治区志·军事志》记载：“11月23日午夜，分四路向防守百灵庙的日伪军发起突然攻击。绥军在钢甲车辆掩护下，向百灵庙周围日伪军阵地发起攻击，第419团从南侧进攻，2营营长吴烈昌率2个连突入敌阵，逐个阵地争夺，将东南路布拉图庙溃逃。绥军以2个连追击，主力突入庙内，追剿残敌，俘200余名。24日9时30分，战斗结束，毙敌600余名，完全收复该庙。”在随后的收复锡拉木楞庙战斗中，419团少校团附吴烈昌带领炮1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他们伺机而动，闻令而行，充分发挥了伏击制敌作用一举擒敌，为整个抗战的完胜起到积极收尾作用。

　　绥远抗战共击毙日军7500余人，毙伤伪军1400余人，俘伪军600余人。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此次战役震惊中外，全国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被称作“史迹昭垂，万世不磨”。蒋介石称赞其“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首先发来贺电，同时，中共中央派南汉宸前来绥远慰问抗日将士，并且向百灵庙祝捷大会赠送“为国御侮”的锦旗。

山西各界人民慰劳绥远抗敌宣传队。

忻口战役中的晋绥军炮兵。

　　忻口战役：青山有幸埋忠骨

　　他义无反顾以身殉国，把大我融入家国的爱恨情仇中，在忻口战役中，将35年的生命全盘托出，为国家解放、民族尊严向死而生!

　　1937年6月，在绥远抗战中功勋卓著的吴烈昌，因突出表现升任国民革命军35军66师419团中校团附。满怀报国热情的他，在随后不久的忻口战役中，多次主动请缨要求上前线参战。当时，其上级因看中他的指挥才能，想留下他给予提拔重用，在更大的战场上发挥作用。然而，在他的一直坚持下，他最终走上战场并以身殉国。

　　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山西忻口抗击日军，保卫太原的中心战役。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历时21天。参加作战的部队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次战役是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朱德、卫立煌、黄绍竑副之)指挥实施的太原会战的中心战役。

1937年10月14日，进攻山西忻口镇的日军炮兵部队。

奔赴前线的中国军队。

1937年10月15日，进攻山西忻口镇的日军炮兵部队阵地。

1937年10月15日，进攻山西忻口镇的日军，在观察中国军队阵地的152高地。

　　忻口，左倚云中河，右托五台山，是太原北部的屏障。守住忻口就守住了太原，守住太原就可定山西而保华北。

奔赴前线的中国军队。

在忻口前线激战的中国军队。

　　1937年10月16日中午12时许，敌步兵600余向我忻口右翼灵山阵地突围。被派往增援灵山的第211旅419团，其中一支在团附吴烈昌指挥下，迎着狂轰乱炸的敌机，两小时急行30余里，于下午二时许到达灵山南麓。旋因忻口之西情况吃紧，又转移于忻口附近，归61军陈长捷军长指挥，并于当日在怀化东南侧占领阵地，随后在附近待命。

中日军队激烈争夺的二O四高地。(属于南怀化阵地之一，日军摄于1937年10月17日)

　　10月16日下午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其地面部队一再反扑，经昼夜激战，占据南怀化以南之日军大部被歼。此战，日中双方军队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第9军独立五旅旅长郑廷珍将军等均壮烈殉国。10月16日24时，卫立煌又对部队部署作了调整，将部队区分为左地区队、右地区队、中央地区队，分别配置于张家庄、灵山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再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之敌。

如今的南怀化阵地，远处的纪念碑为郝柏村将军题写的郑廷珍将军殉国处纪念碑。

　　1937年10月17日拂晓，在怀化东南侧阵地上，敌步炮兵联合向我419团阵地猛烈轰击，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我军阵地的轰炸，日军施放大量催泪性毒气。炮火中，吴烈昌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身先士卒，战斗在阵地最前沿，观察地形敌情，指挥队伍战斗。就在他杀出重围带领队伍向前一路冲锋的刹那间，被一股股催泪毒气包围的他，却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烈牺牲。顷刻间，这位年仅35岁的指挥员，与他刚刚扫向鬼子的一梭子弹一道，化作一团火花，永久地长眠于脚下这块他所深爱的土地。

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武器。

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死亡官兵调查表》，上面记载了吴烈昌烈士的殉国记录。

　　战斗结束后，日军步兵中佐大田熊太郎于一九三九年返回到此地时，出于敬仰吴烈昌等中国军人的顽强精神，专门为他们修建了“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

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正面, 落款：陆军步兵中佐大田熊太郎)

　　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背面：原平镇○战斗○於○战死○○中国无名战士四千三百余名○为慰灵塔○建设○兹○其灵魂乡永久○追悼○ 民国二十八年中元节; 落款：部队长大田熊太郎)

　　吴烈昌的牺牲，令所有419团的军士及其痛心。一直追随他左右的堂弟忘不了，每次战斗时他都提醒哥哥要注意安全，但吴烈昌总是对他说，当官就要冲锋在前，给士兵们做表率、挡掩护!这一次，哥哥就这样留在了这块土地上，这让他如何交代牵肠挂肚的嫂嫂。每一次战斗结束回到家，吴烈昌都会安慰妻子，不要担心，带好孩子。走不开时，他总会让堂弟及时回去报个平安。嫂嫂对他情同手足，常为他缝补衣物，有好吃的也总给他留着。常常叮嘱他要与哥哥互相照应，这一次，他该如何像亲姐姐一样的嫂嫂交代……

　　抗战后裔及热心人士千里迢迢到忻口会战遗址处的抗战纪念墙献花。(从左至右：纪念碑建设者赵宝林先生、35军66师419团中校团附吴烈昌之孙吴东升先生、第9军独立5旅旅长郑廷珍将军之外孙女温笑倩女士、忻州党史办副主任谢音呼、第9军军长郝梦龄将军之侄郝荫堂先生、郝荫堂妻、原忻州市忻府区人大副主任郭晓燕女士、赵宝林妻、忻口村村长赵培俊先生、第61军军长陈长捷将军之孙陈峥先生)

　　J5-29号：两岸情深一脉传

台湾军职资料档案人员简历册上吴烈昌的照片。

　　吴烈昌烈士的生平资料，由于多方面原因其儿孙一直没查到，只知是战死忻口抗日战场，多年来儿孙不要说牺牲资料就连张照片也未见过，这也是他们一家人多年的心结。直到2018年、2021年，吴烈昌烈士的孙字辈吴茂生、吴东升、吴宏生、吴茂梅等后人，在抗日英烈易安华将军之孙易超平、于恩涛营长外孙女宋丽萍以及抗战史研究专家谭老师的极力帮助下，终于在南京第二档案馆、台湾方面和国内研资料究中找到了相关资料。在台湾武烈士祠的校尉百人灵位上，有确凿的第一手资料留存于上，其牌位号码为：J5-29号。

　　台湾台北市中山区基隆河畔的圆山忠烈祠，占地5公顷，内分文、武烈士祠。武烈士祠供奉东征、北伐、抗日等各时期牺牲的三军将士。将军级别的牺牲者，有单人牌位供奉;校尉级的是百人合用的牌位;士官、士兵则以集体名册藏置在箱子里，每箱1万人名单。现供奉武烈士共39万余人。这里是台湾地区崇祀国殇位阶最高的场所，也是国际人士来台访问时，向殉难英烈致敬的代表场所。

　　于1970年入驻台湾忠烈祠的牌位上，吴烈昌烈士的殉难日期，因其作为校尉级别为百人合用，所标牺牲日期笼统估计为10月1日，据其胞弟证实，哥哥吴烈昌的实际牺牲日期，应是10月17日。

台湾忠烈祠吴烈昌等烈士灵位。

　　且说忻口战役中作为随军家属，失去丈夫的冯焕英女士，在从堂弟口中得知丈夫英勇牺牲的消息后，她却始终不敢相信丈夫已真的离去，往后余生，她带着他们的儿子吴平地，一直在等待奇迹的发生，等着丈夫哪一天能够像往常一样穿着军装，带着硝烟弥漫的军人气息，风尘仆仆回到家中，一起抱抱时年仅有6岁的乖巧儿子，安慰她：等待着我的好消息，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然而，必须面对残酷现实的冯焕英，在丈夫牺牲后，带儿子继续随军几年，一直到临汾翼城，最终因考虑部队负担重，不愿为部队添麻烦，随后带儿子回到大营村生活，一直未再嫁。回村也未给村里添负担，靠自己种地为生，独自一人将儿子抚养成人，直到1990年去世。

　　他会活着回来，冯焕英守着儿子始终坚信这句承诺;他已经活着回来，而今，他的妻子早已随他而去，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四个孙子女，在他与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用生命打下的江山如画中，成家立业，奋进在建设祖国的各个岗位上，他们，已茁壮成长，茂密繁衍，活成他想要的幸福模样!

　　而他，忠烈祠内这位“代码”为J5-29号的中国军人，也成为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的桥梁纽带、心灵归依!

　　1984年9月12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其武将军应中共山西省应县统战部的请求，亲笔回函：

　　应县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一九八四年九月六日来函收悉。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我率傅部二一八旅从绥远奔赴山西省境内，先参加平型关战役，接着参加了忻口会战，我带三千精锐部队，趁黑夜突袭板垣师团司令部。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吴烈昌是我旅421团中校副团长，我们很熟悉，是一个很能干的干部，就在忻口会战中阵亡，为国家、为民族光荣捐躯。

　　特此证明

　　董其武 1984年九月十二日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为抗日烈士吴烈昌撰写的证明材料。

　　忠魂不朽，山河铭记，烈血狂枭，昌我中华!抗战英烈吴烈昌永垂不朽!

　　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中国军人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7-18 16: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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