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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祖辈一生不易 传延安艰苦奋斗精神
2021-07-29 10:31:55  来源:谭雅琼  点击:  复制链接

  正值全国推进党史教育,共庆建党百年之际,如火如荼的主题教育,让我回忆起祖辈的一生。而在我这里,只留存着屈指可数的几张照片、字数不到7000字的自传和父辈津津乐道的几段革命故事。这张照片拍于1950年6月20日,是关于陕甘宁地区乾县县委会委员研究整顿干部作风会议的照片。画面清风、面庞朴实、衣着简朴的印象让我刻骨铭心。

  1949年7月至1950年11月,爷爷谭生晟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乾县县长,这时主要是负责建立新区政权工作,陕甘宁革命老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战略地位,它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在这里爷爷亲身经历了14年艰苦抗战,也是在这里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爷爷一生69载算不上战功累累,但是为党为革命事业50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爷爷是我心中永不泯灭的英雄,他的红色基因,党性情怀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家族精神的象征。

  爷爷回忆说:“全国解放前,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种势力的压迫,在当时确实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但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得到了解放,重见了天日,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逐步得到了提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现在回忆是真正惨受这三座大山的受害者,在延长县一九三五年解放前,亲身经历了反动政府官僚的压迫和剥削,当时国民党政府向人民追缴田赋粮和各种苛捐杂税,税负多至百余种,而且变本加厉逐月增加,我们中等家庭每月要交出银元高达十元,全家月收入农产品才平均不到五元,因交不出捐款,曾被追捕,兄弟逃难,走投无路到只能将家中驴一头、羊一百多只全部卖给豪绅,除此之外,还要被迫向地主高利贷借债数十元交捐款,地主派人在腊月卅日到家中追讨利息(月息三分、五分,还有年利一元的)。雪上加霜的是连年旱灾,土匪丛生,集中在后九天安营扎寨,每日出来抢劫民财。每次我的家产被抢劫一空,损失惨重。生活无望生命难保的情况下,只得失学回家,这时的全县人民冤不得理、屈不得申,负担沉重、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刘志丹的红军队伍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廿八日打响了延长城反革命的号角,杀死了国民党的县长、国民党部负责人、第一流的豪绅和大地主等人,没收了地主豪绅的财产分配给了穷人,大快人心。从此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政权。我在五月即参加了这一次轰轰烈烈的杀豪绅斗地主的革命运动工作。当时革命的目的只知道要打倒地主土豪劣绅,分田地,打倒帝国主义解放自己而积极工作。入党前深不知解放全人类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涵义,入党后学深悟实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逐步地坚定了自己的人生观,思想上建立了跟毛主席闹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引自爷爷本人的自传)

革命工作时的“陕甘宁边区形势图”

  爷爷谭生晟陕西延长县阿青村人,1935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加入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队伍,正式开启了人生的革命工作。5月30日,延长第二次获得解放。6月7日,延长县成立了中共延长县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了延长县革命委员会,谭生彬任命为主席。在二区临时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爷爷任区委巡视员,带领工作组深入各乡村,组织贫农团、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妇女联合会、儿童团,宣传斗土豪分田地、镇压反革命等活动,并组织选举各村的乡苏维埃代表。直到7月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爷爷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委员任经济员。

  1935年8月,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爷爷被选为区政府委员,担任区裁判员,处理民事争纷及地主豪绅判决。中央苏区审判机关在当时的工农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爷爷说:“在处理纠纷时不怕多寡就怕不均,面对手无寸铁、一穷二白的老百姓一定做到公平公正,力求实现苏维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苏维埃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1935年11月,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爷爷被选为县政府委员,任县内务部优待红军的科员,开展查田查阶级运动,这场运动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1935年12月,由延长县委送爷爷到瓦窑堡中央党校(陕北的第一校址)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理论学习加之军事时局分析让爷爷受益匪浅。课程设有:时事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游击战争,军事训练、赤卫队等。在瓦窑堡终生难忘的是直接聆听毛泽东的报告,27日中共中央在党校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慷慨激昂、高瞻远瞩的报告内容极大地帮助同学们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有了更深理解,大多数同学也是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现场气氛时而心潮澎湃,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又其乐融融。在瓦窑堡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最终确定红军发展方向。毛泽东同志认为如果限制在陕北这种缺水少粮的艰苦环境下,生存都很困难,还要面临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围剿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坚持不能以巩固求发展,要以发展求巩固。最后毛泽东同志力排众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服了中央领导人和前线的将领接受他的意见,瓦窑堡会议还是决定东征。

  爷爷隶属红军第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1936年1月至4月从东征思想宣传到作战部署之后随军东征参加战役。1月26日,随毛泽东同志由瓦窑堡中央党校出发路径延川,2月5日到达陕西清涧县高杰村镇袁家沟村。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雪》,壮志凌云的豪情血脉也在这里应运而生。艰苦的环境、恶劣的气候无法掩盖红军胜券在握、视死如归的信仰。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2月20日爷爷随军从袁家沟村附近的黄河渡口出发,强渡冰河挺进对面山西石楼县,枪林弹雨之下攻占敌人碉堡,阎锡山斥资修建的黄河堡垒被成功突破,攻下义牒镇,伺机夺取石楼县。进入山西后进行石楼县、永和县、孝义县、隰县等县政治宣传,所到之处,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群众,传播革命和抗日的火种。

  阎锡山的晋绥军为了阻止红军东进,于3月10日与红军在兑九峪进行决战,又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红军在20里的兑九峪谷地布下了三面埋伏的袋形阵地。爷爷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负责中路,主力进攻阳泉曲、兑九峪以南的地区活抓杨效欧。自3月18日北上至4月下旬返回蓬门,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一千余里,疲于奔命,体力过度透支,爷爷于4月中旬患病高烧不退,军长要求送回陕北十五军团后方医院全力以赴救助,当时患同样病的有四人,但不幸有瓦窑堡两位同志死去。因后方医药不足,条件有限,爷爷被绑在骡背上由一位警卫员牵着骡子过黄河送回陕甘苏区养病。(当时陕北省委组织部长王达臣证明)

  5月下旬爷爷大病初愈回到陕北省委,被组织派去清涧作红五月的优红检查工作。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齐心协力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进攻中国革命。

  6月国民党趁红军主力西征,后方空虚,偷袭瓦窑堡市,中央和陕北省委在掩护下西移。爷爷奉命返回延长县,此时的延长县城被国民党邢海亭部及豪绅返乡团侵占,面对敌强我弱,爷爷同县级干部一同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消耗敌人,共产党员胡金城、谭生煋等被豪绅团队长杀害。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爷爷同延长六区游击队采取“避敌主力,待机出击”的游击战术处理了豪绅团,之后县政府护送爷爷至陕北省委,又从省委转至中央。中央组织了慰问西征红军的慰问团,爷爷参加了慰问团工作,在宁夏王旺县一带慰问红军,传达了陕北东三县胜利开展游击战争活动的情况,直到8月期间返回中央(志丹县)。

  9月至12月,中央送爷爷去定边中央党校(陕北的第三个校址)第二次学习,集中在定边城学习两个多月,更加系统地学习建设党的理论知识,在此期间还负责定边姬家塬一带征购粮食,步行千里挨家挨户完成解决军队吃粮问题。

  1937年1月至2月,中央党校迁往延安桥儿沟后不久,选送爷爷去延安保卫训练班半个多月学习,之后被派回陕北省委。

  爷爷说:“在陕北这片黄土坡上,缺水缺粮就是不缺延安精神,淳朴坚韧的刚毅精神渗透在每一位革命红军身上,能打能战是勇气,知识武装才能更加硬气,自己三次选中被送至中央党校学习,荣幸之至。”中央为了统一思想战线,培养地委、团级以上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工作干部,1935年11月在瓦窑堡恢复建立中央党校,1936年6月,中央党校先后迁往保安、定边,1937年1月,中央党校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桥儿沟,辗转三次变更校址后进入了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在陕北历时11年3个月,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到了强有力的思想后盾。

  1937年3月至1943年11月,爷爷由陕北省委派回延长任县委宣传部长,主要做肃清国民党留下来的政治土匪工作。这段时间是国共合作时期,延长县在1938至1939年实行共产党和国民党双县长制,双方在延长城内各设一个县政府,进行了尖锐的宣传工作斗争,公开进行面对面的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斗争中重要的任务是开展农村生产建设,动员群众运盐工作等,其中包括扩军、动员民工担架队、征收公粮等艰巨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7年9月由西北办事处更名而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是边区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先后由张国焘、高自立、李鼎铭、刘景范、杨明轩就任。

  1943年12月至1946年12月,由延属地委通知爷爷任延长县县委书记,主要任务是干部整风,当时最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审查县、区、乡各级干部,纯洁党内干部队伍,其中扩军、动员民工也是重要任务。

  1947年1月至5月,延安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时由中共延属地委派爷爷至固临县负责战争动员工作。敌人占领延安后,延属东工委成立,领导延长、固临、延川三县,联合成立战争委员会,统一部署指挥三县的军事工作,爷爷担任临时秘书工作,主要去延长一区一带敌人路过的地方收集子弹。1947年4月13日,国民党为了攻占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指挥中枢,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部队进攻延长,延长全县成为游击区。当时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在装备极差,补给困难的条件下,爷爷带领县大队武装坚守,不畏强暴,英勇作战,踊跃支前,躲居大山之间和敌人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延安的十年(1937年-1947年),是被中共史书称为创造奇迹的十年,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1947年3月主动撤离转战陕北,这支被国民党穷追猛打几斤溃不成军的队伍,在这里走向强大。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奠定了日后执政全中国的基础,虽然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丰富的物资,但却在陕甘宁边区13万平方公里的地盘上,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走向胜利的辉煌时期。

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状(一)

  1947年6月至1948年3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爷爷为延长县县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战和敌人进行艰苦的武装斗争,“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直到1948年1月,延长县第三次解放。

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状(二)

  1948年4月至1949年6月,4月晨曦初露,陕甘宁边区建工委。中共西府地委(专员公署)正式成立,工作范围包括彬县、长武、永寿、乾县、礼泉、麟游、灵台七县。5月由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调任爷爷为西府分区灵台县(属甘肃省境,尚未解放)县长。由于国民党战领该县,国民党为了挽救他行将灭忙得命运,在解放前夕采取了种种垂死挣扎的手段。灵台县情况十分复杂,广大人民群众也深受其害,爷爷不能公开去进行工作,只能组织地下活动,为了便于工作,爷爷剃光头穿当地群众用士布做成的便衣,一边开展社会调查、一边想方设法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深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6月,西府地委决定成立长灵工委,由李永龄任书记,爷爷为副书记。主要负责去灵台县进行地下活动,建立了党的支部十六个,为迎接西北大解放,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府,从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6月至1950年11月,5月乾县解放,6月乾县建立了县、区、乡三级新政权,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爷爷为陕西省乾县人民政府县长,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讨论建立新区政权工作。7月,乾县成立支前会全力支援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西进,全县上下齐心协力大量军需物资。10月,中国人民银行乾县支行成立,12月乾县人民法院成立。1950年1月中共乾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开展肃匪、清特、反霸工作,收缴民间存藏枪支,并先后捕获了作恶多端的“四大娃”。对首恶分子逮捕法办,对反动社团进行登记,社会秩序日渐良好。2月,县召开首次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农民协会委员会,讨论通过农民协会章程20条。9月,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成立土地改革事务委员会,在城关区实行试点。10月,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捐献飞机大炮,四乡人民出钱出麦,共计动员3713名青年报名参军参战,全县用实际行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全国热潮中。(上述各段谭生彬、白清江、李景膺分别证明)

  陕北省委是解放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建立的地方领导机关。1949年5月,根据西北局决定在延安成立,领导陕北老解政区的工作,李合邦、李景膺先后任书记,机关驻延安王家坪。陕北区委领导绥德、榆林、黄龙、三边地委和延安、延长、延川、子长、志丹、安塞、甘泉直属县委。6月,陕北全境解放。1950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中共陕北区委归其领导。4月,中共陕北区委撤销。

  在刚结束伟大的战斗任务后,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解放,爷爷又肩负重任参加到修建西北铁路的生产战线上来,充当了开路先锋。1950年为适应西北铁路建设的迫切需要,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铁道部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西干局)在甘肃天水成立,担负着抢修宝天路,修建天兰路以及兰新路的艰巨任务。陇海线天兰路是全国铁路网的第一条主干线,为中国三横五纵干线铁路网的一横,为西北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5月,在西干局的组织下,天水至甘谷间全面施工,初期大部分中小桥梁、隧道发包给私人包商。1950年11月至1952年12月,爷爷被中共中央西北局调到西干局,负责民工修筑铁路工程,集中任务是接收天兰路一带的私人包商工作。1951年8月1日,天兰路正式铺轨,1952年8月23日铺轨至兰州东车站,9月29日在天水车站举行通车典礼,爷爷又一次光荣地完成了党和国家赋予的重要使命。

  1984年爷爷重病缠身,收到中共延长县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小组4月28日的来信,“据我们所知,你在延长工作时间最长(1935年-1948年),从二战到建国时期的情况你最熟悉,为了尽快征集到可靠的党史资料,我们准备最近派人来访问你,希望你能予以大力帮助”。当时爷爷担心身体原因无法等到组织来访,坚持拖着病重的身体,完成了68岁老人尘封往事的延长革命历史回忆。(以上革命阶段的资料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延长县组织史资料(1927.1-1987.10)》和父辈保存的个人相关资料)

  祖辈的历史是生动且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他对党的热爱和衷心一直在我的家族中繁衍生息,家人一直将爷爷的革命精神赓续传承,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严于律己。大学二年级我荣幸地成为了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并顺利通过考察转正,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高标准严要求,克服困难完成交办的每一项任务。祖辈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党员”的称号是荣誉,是责任,是精神。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我们要时刻牢记,我们头上顶着“党员”的称号,身体里传承着“党员”的血脉,责任重大,使命艰巨,能打能战、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时刻体现。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更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求索奋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仅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身为一名革命后代的党员,我深知并感同身受中国共产党创业难,我们新时代的党员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坚持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伟大事业,立足自身岗位,发扬祖辈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孙女 谭雅琼

2021年5月30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朱憬 最后更新:2021-07-30 0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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