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先有“新四军”后有军部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和张云逸召集已到武汉的“新四军”干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332~352号)开会,正式成立“新四军”军部,并挂出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招牌。
“新四军”不是早在1937年9月28日就宣布成立了吗,怎么过了将近三个月军部才挂牌呢?
说起来,这里还确有故事。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国外,一直到抗战爆发,时间长达近十年。回到上海不久,叶挺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指示他通过陈诚的关系,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出面领导改编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叶挺还主动向蒋介石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继续使用“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的番号,只是在前面加上“新编”二字,简称“新四军”。蒋介石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迫于形势,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但他又不愿让共产党人直接领导“新四军”,在他误认为叶挺离开中国共产党已近十年,可能不会再替共产党办事的情况下,决定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没有与中共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下令“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传达了蒋介石电令,规定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虽然后来把这一天确定为“新四军”的成立日,但那时“新四军”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和部队编制。此后,“国共”两党经过多次协商谈判,才最终确定由叶挺、项英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副军长,并在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随后,组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东进敌后抗战。
挺进纵队鄂、豫战日伪
1939年1月初,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抽调“新四军”第四支队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化名李威),参谋长周志坚。
当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一百六十余人从河南竹沟南下鄂中,汇聚武汉外围的抗日武装,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挺进豫、鄂边区,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5月中旬,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独立大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许金彪部、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三、第四支队统一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由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
6月初,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率干部及武装人员二百余人,从四望山南下,编入“新四军”挺进团。
挺进团是武汉沦陷后,出现在豫、鄂边区的第一个“新四军”主力团队。
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遵照中原局指示在养马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将党领导的豫南、鄂中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陈少敏,参谋长杜石公,政治部主任郑绍文。下辖四个团队,至8月发展到七个团队。养马畈会议不仅使鄂中区党委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而且鲜明地在鄂中敌后树起“新四军”的旗帜,使共产党在鄂中、豫南两地的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开始形成党在中原地区的游击主力部队,标志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以创建根据地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1939年秋,国民党由原来的“政治反共”转向“军事剿共”,在豫南制造了“竹沟惨案”。
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应山与信阳、随县、桐柏交界的四望山,召集鄂中、鄂豫皖、豫南三个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党的工作和抗日武装。
12月初,豫、鄂边区党委成立,陈少敏代理书记。
翌年1月3日,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下辖五个团队、三个总队,全军九千五百余人。
豫、鄂边区党委的成立和豫、鄂挺进纵队的组建,标志着豫南、鄂中、鄂东党的武装力量已实现了全面统一。豫、鄂边敌后抗战的中心由豫南转移到鄂中。
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多次向鄂中地区日、伪军发起攻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自卫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豫、鄂边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开创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据1940年7月的统计,从1939年春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内,除反顽自卫战斗以外,挺进纵队主力对日、伪军的战斗达280余次,击毙日军六百一十余人,伪军一千二百五十多人。
至8月止,争取了五千余名伪军反正。
到同年10月,纵队陆续开辟了豫南四望山、鄂中的京(山)、天(门)、汉(川)湖区和襄西以及鄂东大、小悟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李先念通电就职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1月20日,中共中央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统一组编华中部队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任命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梁兴初为独立旅旅长,全军共九万余人。其中转战在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简称“新五师”)。
当年的2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并暂兼政委,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先念当时并不知道这一任命,当天,他正率领部队与顽军程汝怀部在大悟山展开激战,一举歼灭了二千多名顽军。在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李先念才得知中央这一任命,他没有立即就职,而是再三向中央提议,极力推荐任质斌担任“新五师”政委,全面主持鄂、豫边区领导工作。
“新五师”正式组建后,李先念又在4月18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再一次提议由任质斌任“新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任质斌则从抗战大局和边区工作的实际出发,反复强调要以李先念为核心,极力向中央推荐李先念。两人互相谦让,体现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无私胸怀。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情况,接受了李先念的建议,于1941年7月18日任命任质斌代理“新五师”政委,仍兼政治部主任。直到1942年6月,各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央再度任命李先念为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新五师”师长兼政委。
1941年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全部组编完毕,李先念等五师全体将领于安陆白兆山彭家祠堂通电就职,李先念师长在《率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就职通电》中宣告:“职统帅万众,誓在陈代军长、刘政治委员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讨伐日寇、汉奸、亲日派而奋战到底,并亟望全国抗战党派、抗战将士、各界同胞与本师团结一起,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共同奋斗到底。”
到了4月10日,部队一律使用新番号,并设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五师师部机关由司令部(内设参谋处、情报处、军医处和副官处)、政治部(内设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敌工部、民运部、联络部)、后勤部和卫生部组成。下辖第13、14、15三个正规旅及第1、第2两个地方游击纵队和区党委警卫团。第13旅旅长周志坚、政治委员方正平;第14旅旅长罗厚福、政治委员张体学;第15旅旅长王海山、政治委员周志刚;第1纵队司令员杨经曲、政治委员张执一;第2纵队司令员黄林、政治委员刘子厚;原区党委警卫部队扩大为区党委警卫团。
9月,鄂东地方武装组编为“新五师”第3纵队,何耀榜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此,“新五师”全师官兵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人。
“新五师”转战华中五省
“新五师”的建成,标志着鄂、豫边区抗战和部队建设走上新的阶段。“新五师”这支鄂、豫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与支持下,已逐步成长为正规化的游击兵团,军事、政治素质日益提高。它不仅善于进行灵活的游击战,而且能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坚持、转战鄂、豫、皖、湘、赣,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扫荡,抗击国民党顽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发展、壮大成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创建并巩固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将武汉外围的日、伪军分割为数块,形成威慑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北段,控制长江中游的战略态势,在武汉郊县开辟的陂安南、陂孝礼、涨渡湖、汉孝陂、汉沔、咸武鄂、武鄂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形成了对武汉的内层包围圈。
在抗战的日子里,“新五师”完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先后抗击了十五万日军、八万伪军,对日、伪军主要战斗1262次,毙伤俘日、伪军和投诚、反正官兵四万多人。“新五师”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粉碎了日、伪军在鄂、豫边区和邻近地区发动的军事进攻。
在日、伪顽夹击中,“新五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五万余人,民兵三十余万人,边区扩大到鄂、豫、皖、湘、赣五省的9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一千三百万人口,38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5日,朱德总司令在对日军的命令中指出: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派代表到大悟山,接受李先念将军之命令。
“新五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立即动员全部力量占据辖区内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命令日、伪军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并在指定地点集结,否则予以消灭。边区党委、行署成立武汉工作委员会,并派杨经曲以武汉先遣军司令名义进驻汉口,负责接洽日、伪军投降,同时,派出先遣队进入武汉市区宣传、调查,准备接管武汉。在十余天的受降中,“新五师”毙伤俘日、伪军三千五百多人,攻克中、小城镇12座,使这些沦陷区的人民重见天日。
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新四军”第五师孤悬敌后,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自《长江日报》冷暖人生栏目,2005年7月24日
作者程鹏系武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2-20 14: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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