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考
真相藏于档案,传说风行世间。
——题记
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高光时刻之一。这场战斗几天前,日军一个大队在雁宿崖被歼,阿部规秀亲率援兵前来报复,随后在黄土岭被炸身亡。
这个真实事件,八十多年来在大众传播雪球效应加持下,直逼文学剧本,应了指环王开篇那句话:历史成了传说,传说成了神话。
这两场战斗的记载,有官修战史和个人回忆两类。前者有档案打底相对准确,侧重宏观但细节不足。后者情节丰富但视角局限,且年代久远难免记混记错。
这两类叙事,大都以单方材料为依据,较少参考日军史料,这对完整还原历史无疑是个缺憾。
而兼听则明,有比较才有鉴别。
本文基于中日双方原始档案,从史料维度复盘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褪尽铅华还历史以素颜,正本清源。
出发。
一、八路军独立第一师
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发生在河北涞源南部和易县西部,当年这里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辖区,第一军分区也称八路军独立第一师。
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国民政府只给了三个师的番号: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并据此发放军饷。未列入正式序列的部队,则以独立团、独立旅、独立师名义出现,军费自筹。
1937年11月7日,前苏联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山成立。次日,太原失守,“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电》,1937年11月8日)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部队仅有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个营等3000来人。
晋察冀军区(以下简称军区)位于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处,在平汉(北平至汉口)铁路以西、正太(正定至太原)铁路以北、同蒲(大同至蒲城)铁路以东、平绥(北平至归绥,即今呼和浩特)铁路以南,这块区域后来称为北岳区。
八路军总部(以下简称总部)最初设想军区下设三个军分区,分别由赵尔陆、杨成武、赵侗为主官。(《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毛泽东电》,1937年10月25日)
这个方案后来做了调整。11月13日,总部决定成立四个军分区,任命杨成武、赵尔陆(后郭天民)、王平(后陈漫远、黄永胜)、周建屏(后熊伯涛)为各分区司令员。
总部决定:“杨成武所辖军分区,应即以现有两个营改编为两个团,涞源之营亦改编为团,合编为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聂荣臻并报毛泽东电》,1937年11月13日)
这样一来,一套人马就有了两块招牌:第一军分区(以下简称一分区)和八路军独立第一师。
遵照总部命令,一一五师独立团三个营扩编为三个团。《晋察冀暨华北军区武装力量发展史》(北京军区战史编写组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写道:
“以原一、二营和蔚县游击支队一部编为第一团,团长陈正湘,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罗元发;
以涞源游击支队一部和收编的‘察南抗日别动队’编为第二团,团长黄寿发(后王天存,黄改副团长,王于1938年7月逃跑),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袁升平;
以第三营和各营之第四连、广灵游击支队一部编为第三团,团长季光顺,政治委员王道邦。”
引文中括弧()为原文所加,下同。
由此来看,红军血脉留在了一团和三团。
出于政治考量,12月中旬按照党中央指示,各军分区下属团改称大队,一分区三个团改称第一、第二、第三大队,一分区兼第一支队,其他分区类推。
不过,大队称呼仅对外使用,对内仍习惯称一、二、三团。
此外,一分区还下辖两个支队:第五支队500来人,支队长赵侗;第三支队300来人,支队长曾雍雅(也称曾支队)。
按照总部规定,一分区活动范围在平绥铁路张家口到大同以南,跨山西与察哈尔两省:
“以广灵、灵丘、蔚县、浑源四个县为中心,包括怀仁、大同、阳高、天镇、怀安、阳原、涿鹿、宣化,东与门头沟之赵同[侗]联络,西与大同以西之宋时轮联络。”
引文中方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以补原文缺字或错字,下同。
当时蔚县、阳原、涿鹿、宣化属察哈尔,广灵、灵丘、浑源、怀仁、大同、天镇属山西。
二分区在山西,“以定襄、繁峙、五台三个县为中心”;三分区在河北,“以阜平、涞源、曲阳、唐县、完县、满城六个县为中心”;四分区跨山西、河北,“以盂县、平山为中心”。(《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聂荣臻并报毛泽东电》,1937年11月13日)
图01-1 1937年八路军总部划定的晋察冀军区各分区划定区域
中国的抗日战争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国民党军主要在正面战场抗击,中共军队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形成对照的是,前者始终敌进我退,被动迎战,后者总是敌进我进,主动出击,堤外损失堤内补。
1938年初,徐州会战开打,日军主力南移,华北兵力空虚,给八路军留出腾挪空间。毛泽东当即指出:
“雾龙 [灵] 山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应准备至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龙[灵]山”(《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938年2月9日)
雾灵山位于北京、天津、唐山、承德四地之间,现在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42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93%,主峰海拔2118米,为燕山山脉主峰。
根据毛泽东指示,总部电告聂荣臻:
“请立即准备派一精干游击支队1500人左右,由杨成武或邓华(择一人)为指挥员,另选得力政治委员,并配足其他干部及交通器材,向承德、北平、山海关之间出动,创建抗日根据地,并扩大本身。”(《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聂荣臻电》,1938年2月10日)
遵照中央和总部电令,军区决定以一分区三大队(亦称老三团)为主,组成冀东支队(邓华支队),由邓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月下旬进到平西斋堂一带。
随后,一分区将涞源、灵邱,上寨的游击队合编成一个新的三大队,亦称新三团,以补足建制。
老三团一走,一团成了军区唯一保留成建制红军血脉的部队。
为加强所谓“蒙疆地区”的治安及作战,日军于1938年2月编成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担负察南、晋北等地的守备。
1938年5月,总部命令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由晋西北东进,开赴山阴、应县、浑源、广灵、灵丘及察哈尔的蔚县一带对日作战,加强军区北面的军事力量。
这一地区与一分区辖区多有重合,于是一分区转向河北涞源、易县、满城、涞水、徐水、定兴等地发展,清除汉奸武装,扩大自身。
这年8月,赵侗出走,所部并入一分区,战斗部队编入新三团,纪亭榭任团长,袁升平任政委。
随着广大民众踊跃参加八路军,各类抗日武装也纷纷来投,1939年初,八路军已从整编时4万多人发展到22万人,出现人员成份复杂,纪律作风失严的局面,亟待整顿规范。
为使部队正规化,总部于2月7日发布训令,要求各部从三月一日起开始分期整训部队,其中“聂区包括吕部整理九个团,整理地区兵团由聂司令自择。”
“吕部”指冀中军区吕正操部。
冀中指平汉铁路以东、沧石(沧州到石家庄)公路以北、津浦(天津到南京浦口)铁路以西、平津以南的平原地区,冀中军区于1938年5月成立,司令员吕正操,归晋察冀军区领导。
按照总部计划,军区开始对部队分期分批整编训练。3月到6月为第一期,8月到11月为第二期,以两个大队或以一个大队为基础扩编为一个团。
第一期整编后,四个军分区整编了五个主力团。
一分区各以一大队和三大队为主,加上地方游击队,编成一、三两个团。二大队与三分区十一大队合编为二团,划给了三分区。
至6月底,军区(北岳区)部队共有31907人,其中一分区7500人。(军区1939年度《人员武器弹药马匹统计表》)
此时曾支队(游击第三支队)下属三个中队,500来人。(《路西部队1940年前整编经过一览表》,1942年5月)
到9月,第二期整编期间,军区将涞源县大队和白石游击队编入曾支队,使之扩编到五个队(对外称五个大队,相等于连),9月底曾支队达706人。(《国军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各游击队现有人马武器弹药统计表》,1939年10月2日)
在此期间,“冀中军区游击第三支队”赵玉昆部6200余人(第二十五团1900余人,第二十六团2100余人)编入一分区,使一分区10月底实力激增到14502人。(军区1939年度《人员武器弹药马匹统计表》、《冀中军区游击第三支队现有人员武器统计表》)
说说装备。
先说炮。
火炮是战争的重要武器,号称“战争之神”。不过一分区成立时并没有炮,组建炮兵连时只有国民党军溃退时扔下的两门野炮,及缴获日军的几门残破山野炮。
1939年1月,解决了汉奸武装孟阁臣部,月底一分区人员武器统计表上,出现了5门迫击炮和160发迫击炮弹。
10月底统计,一分区有10门迫击炮:炮兵连5门,赵玉昆部5门。此外炮兵连还有1门平射炮、1门山炮和3个掷弹筒。
弹药有迫击炮弹132、平射炮弹62、山炮弹30、掷弹筒弹58,这是当时一分区炮兵的全部家底。
别看不多,已然富甲一方。
同一时间节点,二、三、四分区各有迫击炮2、3、2门,迫击炮弹各24、90、10发,没有其他火炮,包括掷弹筒。
由于少炮缺弹,平时作战对炮的使用相当保守。黄土岭战斗后,军区冬季反扫荡总结专门提出:
“对砲的使用尔后要注意。由于过去我们的不习惯,向来不加注意”,今后要“坚决克服过去砲兵随伙夫担子及对武器使用守旧(不习惯用砲)的战术上的错误。”
再说枪。
八路军虽说正式列编国民革命军序列,但武器还是红军时期原有的,国民政府没有配发补充(个别情况例外)。编外的各独立支队、独立团等,更是带资入场,靠自筹武器弹药抗日救国。
因此,人多枪少是中共抗日武装中始终存在的普遍现象。
如1939年10月底,一分区总人数14500,各类枪支包括信号枪7246,仅占人员五成,半数人员徒手无枪。同期军区总计人员近9万,枪支4万出头,占人员数量四成六。
1937年10月一二九师抗战出征东渡黄河时,全师9367人,枪4965支,占比五成三。稍早抵达晋西北的一二〇师,人数9047,枪支4907,占比五成四,都在半数左右。
部队后方机关、供给、医疗、军工等单位徒手人员多,所以单位越大枪支占比越小,而作战部队枪支占比一般在五成以上。统计显示,1940年3月前军区各团枪支占比约57%。
据陈正湘回忆(陈正湘: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星火燎原丛书》之四,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1939年10月的一团,“全团近一千九百人”,以57%枪支占比计算,枪支不足1100。若留10%警戒后方,一团参加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不足1000条枪。
为保证战斗力,1940年中央致电各部,要求北线“冀中、冀察晋、晋西北等区”的“主力军队应确保六成枪枝的限制,力戒人多枪少的现象。”(《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并告陈光罗荣桓黄克诚电》,1940年6月1日)
这个要求可不低,两年后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4731人,枪2726支,占比才达到58%(《一二九师1942年冬季实力统计表》,1943年5月20日)。
这意味着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一支部队,去除必要的后方警卫,持枪上阵者至少打个对折。
要说国民政府不给武器也就算了,可后来连子弹也不给了。
1940年1月一二〇师出了一个规定:“各部队今后作战必须报统计所消耗之弹药,注意收集弹壳,做到一个壳换一粒子弹,否则不补充弹药。”
因为弹壳可以重新装填火药,变造子弹。
八路军抗战之艰难,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农转非 最后更新:2024-08-15 1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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