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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之迷揭秘
2024-03-19 09:52:42  来源:黄祥明  点击:  复制链接

  一、谜面概述

  “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年代并不久远,充其量不过80年,却成了一段历史之迷,实乃不该发生的遗憾。所谓成迷,是因为“武冈官方”尚无确切完整正史资料记载,导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谜底争议。武冈外界报刊、电视、网媒铺天盖地介绍解读“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经典战例,而且一致定义为“武冈抗战”是雪峰山抗战的核心战,“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是“芷江保卫战”的战略支撑点,就连军校教授都以“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作为经典战例教材授课学生。为了对外界的这种认知观点述说简便,本文简称“打了”表达。然而,“武冈本土”则有很大一部分人持否定认知观点,说是那些编写小说、电影、电视剧的人编写出来的弥天大谎,是戏说,不是真实。很搞笑的是持这种“没打”认知观念者,还找了一些武冈城老人来证明日军没有攻打武冈城。武冈政协原主席朱振宙说了句很客观的话:“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到底打了?还是没打?武冈党史中没有确切的记载资料,需要寻找历史资料考证。”武冈作协原主席周飞跃说了句很经典的话:“找老人证明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没打,没有意义,甚至是笑话,只有找历史证据证明打了,才有意义,打造武冈历史文化名城才有了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品牌。”那么,“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到底是打了?还是没打?针对这个谜题,笔者从2024年元月1日—30日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追寻,走访了诸多抗战年代目击者尚且健在的老人,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雪峰山会战总指挥何应钦报告委员长蒋介石的电报原稿翻译,以及日军对“芷江攻略战”中有关攻打武冈城战况记录内容摘录,令笔者大开眼界,最令人感慨系之的是那些亲自参加“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的老兵,用他们保卫武冈城的战斗军功奖章和伤残的身躯,来证明“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的惨烈!现将查寻到的珍贵资料奉献给诸位看分明。

  笔者首先声明,本文没有一个字来源于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所述只能作为历史线索参考,不能作为依据,这是史学界的铁定原则。因此,本文资料全部来源于官方史记,“芷江保卫战”中日双方长官的时下记事,参战官兵,以及战时见证者旁证回忆线索,汇集众多资料,用图示直观视觉与文字解说相结合展示叙说,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解读。为了叙说方便,将战斗轨迹中地名以抗战时期武冈县管辖范围(1952年才建立洞口县,在抗战时期洞口县属于武冈县管辖,所以洞口抗战史包含在武冈抗战史之内)的乡与镇地名统称为乡镇,因为哪个历史时期为乡?何时为镇?是个历史概念,很难都查清楚,本文没有必要去查证乡与镇历史,所以统一用“乡镇”二字并称,就不会引起乡与镇的争议歧义。先解读军事理论名词概念,“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之名如何定义?

  何谓“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在“芷江保卫战”(又名雪峰山会战、湘西会战)中是何地位?《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中“作战要点”记载:“武冈为湘西富饶之区,农产丰富,四面道路如织,为湘西重要县城,本方面军右侧唯一之支撑据点。其西峰峦矗立,纵长绵亘数百里;城郊一片平地,资水蜿蜒而过。城垣坚固,划城为二,其外城为商业区无巷战及固守之凭藉,内城有大、小炮台各一,系半永久工事,尚称强固。”

  根据“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是“芷江保卫战”的战略支撑点地位,中国守军部署了什么样的守城布阵?且看中国抗日战争战场全景画卷丛书史料《1945旗飘雪峰山》 第75页记录:“战前,(74军)军长施中诚来到武冈,同师长蔡仁杰研究过防御方案。正在重庆深造的副军长张灵甫也在战斗开始前来到58师视察。设防之前,军长施中诚向该师师长蔡仁杰交代:武冈城防坚固,护城河深阔,但敌军势头勇猛,配有坦克、大炮,切不可掉以轻心。蔡仁杰根据两位老首长〔长官〕的建议,在城内外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皆用黄沙、细沙、石灰混合筑成。其内部防线是老百姓献出的糯米,熬成稀粥掺和三合土构筑,一般手榴弹是无法炸开的,坚固无比。”

  军长施中诚亲自指挥58师师长蔡仁杰部署保卫武冈城战斗,构筑城内外三道防御阵地,也就是说城内外三道防线都是“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的军事战斗部署阵地,符合标准版“守城不守陴”军事理论。

  二、最标准版“守城不守陴”军事部署

  正因为“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在“芷江保卫战”中有着战略支撑点地位,那么保卫武冈城部署了什么样的三道军事防线?首先要从“守城不守陴”(也叫守险不守陴)军事理论概念去定义。陴者,城墙也。守城不守陴军事理论,最早出自黄帝远古时代中华第一军师大鸿(绰号鬼臾区)军事三篇,用石沙泥三合泥建造逐鹿历史第一城,三合泥土城墙,称之为陴,后泛指土、石、砖城墙。守城不守陴的军事定义概念是说守城不能单纯守在城墙上,必须守在护城河险地以外,才能守住城池。在冷兵器时代,攻城起点位置部署在距离城陴什么地方为准?是以守城军的箭矢有效射程百米外为标准,也就是攻城驻军营地必须设置在“一箭之地”以外的地方。热兵器时代,是以守城军常规武器有效射程为攻城起点,军营必须驻扎在起点外。“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守军常规武器射程为:步枪1千米,迫击炮5千至8千米,也就是日军攻城驻军军营必须部署在5千米以外地方,所以,国军在10公里范围内设置第一道防线,5公里位置既是中国军的第二道防线,也是日军攻城起点,见图1红虚线半圆标记。

图1:日军围攻武冈城示意图

  所以,武冈城的攻城、守城军事部署,是最标准、最经典的“守城不守陴”布阵。退一万步说,就算日军没向武冈城内放一枪,“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的定义仍然成立,因为它是以军事目标部署来定义命名的。为了进一步说明守城不守陴军事理论概念,再来解释“芷江保卫战”的军事定义名称如何而来,就迎刃而解了。

  代号“自陪计划”的“芷江保卫战”(日军称芷江攻略战),别名湘西会战、雪峰山会战(见下图2示意图)。

图2:芷江保卫战=雪峰山会战=湘西会战经过要图

  

  “芷江保卫战”以守城不守陴战略布阵为溆浦、新化、隆回、绥宁、武冈县200公里战线,以雪峰山天险为主战场,交战结果,日军战败,未能到达攻击目标芷江机场,也就是说芷江机场日军一枪没放,仍然叫“芷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就是按照“守城守陴”的军事部署,犯了守城不守陴军事大忌,一攻即垮,30万军民惨死在日军屠刀下。“衡阳保卫战”吸取“南京保卫战”守城守陴犯忌教训,在0.6平方公里衡阳城外5公里范围内布阵守城,因此坚守了47天。同理,不足0.3平方公里的“武冈城保卫战,”部署在10公里范围内三道防线上,是热兵器时代最经典的“守城不守陴”战略布阵标准版,坚守了7天屹立不倒,被誉为铁打的城。如果按照“守城守陴”布阵,日军说攻下衡阳城一天,攻下武冈城只需半天,是有军事理论根据的,不是空口吹牛之词。

  “衡阳城保卫战”、“武冈城保卫战”是守城不守陴的标准版,那么200公里布阵的“芷江保卫战”则是扩大版,2000公里布阵的“武汉会战”乃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版本。所谓空前,是有战争史以来,武汉会战是最大守城不守陴战略布阵记录,布阵横跨五省。所谓绝后,是因为未来战争必然是核战争,只有攻击目标,则无阵地可言。中国东风核导弹最远攻击距离高达15000公里,中国北京至美国华盛顿的距离是11000多公里,在核导弹有效攻击目标范围之内,可以说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核战争阵地,也就无所谓阵地了。因此笔者狗胆狂妄预言,守城不守陴最大版本军事理论概念,到“武汉会战”完成了历史使命,在未来的核战争中不复存了。“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定义名称确定,再来证实此战打了?还是没打?

  三、日军三路攻城记

  1、备战疏散

  居民疏散,是“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关键主题之一,国军58师师长蔡仁杰本打算对武冈城实行焦土抗战策略,做好了烧毁武冈县城房屋的准备,武冈县长田植,武陵镇(县城)镇长林睦泉,乡绅周坤斋等人,找到在“泡洞”(关于泡洞军事价值,本文后续有专题介绍)指挥部指挥作战的师长蔡仁杰,代表居民请愿,要求不要烧毁民房,同意居民疏散出城。师长蔡仁杰接受武冈县国民政府代表居民请愿,改变命令不烧毁民房,但还是密令守军烧掉了东门外100米长、旱西门外20米长、水西门外10多米长范围内的房屋,目的是让日军无城门外房屋掩体依托。那么,武冈县城武陵镇居民是否全部疏散出城?且看武冈城内人员怎么说来:

  ①谢扬千,抗战老兵,男、1924年出生,家住武冈县石下江乡镇,是“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第三自卫大队机枪手,是县长田植亲自指挥的守城预备队战士,参加守城战斗和追击日军攻城西路军115大队战斗。2013年10月12日《法制周报》首席记者朱春先采访他的时候,谢老是这样回忆说:“1944年19岁,被抓壮丁来到武冈县城镇公所参加地方武装自卫队,在机枪班任机枪手,队伍驻扎在武冈县城旱西门附近的夏家祠堂。当时,日军飞机天天来轰炸,县长[田植]组织人员疏散,当时的武冈城,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座空城,没有一个老百姓了。”

  

  东门外街(今和合街22号)的蒋万洪老人与水西门外街(今清渠街23B号)的欧阳星老人(1938年出生),两人都说了同一个问题:“守城国军名义上是动员居民疏散,实际上他们是强迫居民撤离,居民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放火烧了东门外、水西门外、旱西门外三条外街,因为这三条外街是日军攻城的主要通道,日军可以依托外街房屋为掩体攻城,国军就不好打了,烧掉外街房屋就成了开阔地,日军攻城就没有了掩体依托,国军就好打了。因为抗日是国家大事,人人都为抗战做贡献,房屋烧了,没有人找县国民政府麻烦,无人抱怨,都默默自我承受,流泪原地重建自己家园。”水西门外清渠街23B号的欧阳星老人说他家经济拮据,修建2年才重建好房屋,是1947年最后返回家园居住的人家,修建的木屋至今还保留,留作纪念了。

  2、指挥部设泡洞

  泡洞,是秘密军事地图上的标记,在武冈县同仁乡镇泡洞村境内,直线距离县城20公里,这里是战时秘密综合指挥部,配备一个通信排负责信息联络。所谓综合指挥部,是指有多方面的指挥官员,在此联合办公,又分工独立行使指挥权。一是58师师长蔡仁杰战时第一指挥部,第二指挥部设置在武冈县洞口乡镇。二是74军58师172团团长明灿指挥部,公开守城军是1营,还有秘密部署2营、3营在一二道秘密防线上。三是国军74军战时医疗卫生队和部分军部家属隐蔽所,后又在康宁乡镇(城东、红星)安乐村资江南岸的张家大院设置医疗救治分所。四是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留校护校学生大队,大队长郑国鼎、副大队长谢锦涛指挥部,校区军事代号模范阵地。五是中共湘桂游击队指挥部,政委刘云彪,队长谢锦涛公开身份是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学生大队副大队长,实为中共地下党。六是武冈县国民政府县长田植带领部分官员战时办公所,负责战时后勤供给工作。

  3、敌我兵力对比

  守城兵力:①、主战74军58师172团:对于武冈城的守卫,国军对外公开守军为74军58师172团1营,城外二三道防线上秘密部署了172团2营在城东,3营在城西,代号长春部队(见图1红箭头标记)。

  ②、助战94军(代号辉煌部队):辖5、43、121师在武冈城外围30公里范围内助战,5师在武冈城西玉屏村山神庙,与主战长春部队172团3营,以及武冈县自卫大队,联合夹击西路攻城日军115大队,43师在武冈城东白沙庙、五里牌与主战长春部队172团2营联合阻击东路攻城日军117大队,只有26军44师从绥宁梅口驰援武冈城,是真正的增援军(见图1白箭头标记)。

  ③、中共武冈(湘桂)游击队1000兵力,政委刘云彪带领一半兵力与郑国鼎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护校大队配合,以攻击日军后方为主战目标。二分校护校大队副大队长谢锦涛以军事顾问名义指挥一半游击队配合172团1营守城。游击队后期配合1营与助战5师、121师,在武冈城北5公里的扶冲战役战场联合设伏,攻击剿灭攻城日军117大队(见图1红旗标记)。

  ④、武冈县自卫一大队(警察大队)100兵力,大队长彭桂林,驻地县警察局。二大队300兵力,大队长张楚材,驻地县城旱西门街杨家祠堂;三大队200兵力,驻地县城旱西门街夏家祠堂,大队长谢光明原系雪峰山三大土匪之一,谢字武冈人读甲[jiǎ ],都叫甲(谢)光明。有资料记载是县长刘公武招安任命谢光明为县自卫大队长,张云卿为公路护路大队长,李松青为自卫中队长,刘公武离任县长后,此三大土匪反复无常,战后重操土匪旧业,这是后话。武冈县长田植任三个大队的总队长,拥有500总兵力,为守卫武冈城预备队(见图1蓝旗标记)。

  以上多路守城军总兵力,在《日军侵华战争 1931-1945》第八卷 第三章 日军大举进犯湘西被打退——芷江作战【下】记载为:“(武冈城三道防线上)……约有一个师的守军。”

  日军攻城兵力:南路日军有34和68两个师团,约4万兵力,34师团约2万兵力,由新宁县直接攻击绥宁县武阳。第68师团2万兵力,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参谋长小合茂大佐(司令部设在武冈)。下辖:步兵第57旅团,旅团长黑濑平一少将,下辖:独立步兵第61大队大队长南部博之大尉、独立步兵第62大队大队长饭伏义盛大尉、独立步兵第63、第64大队。步兵第58旅团(司令部先设武冈,后移设绥宁县白家坊,直线距离武冈城15公里),旅团长关根久太郎少将(58旅团也叫关根支队),下辖:独立步兵第65大队大队长天野种寿大尉(65大队未参战)、独立步兵第115大队大队长小笠原七郎大尉、独立步兵第116大队大队长铃木三郎大尉、第117大队大队长永里偃彦少佐。116大队大队长铃木三郎因作战不力,一败武冈安心观黄泥坳,二损军粮于武冈云山狗背渊被撤职,降级戴罪立功担任中队长,率领116大队第4中队攻打武冈城,116大队主力由河川胜初接任大队长跟随关根久太郎旅团长攻打绥宁县武阳。217联队长木佐木清次所部隶属34师团,为了加强58旅团攻击武冈城力量,在“芷江攻略战”期间,临时隶属关根久太郎58旅团指挥。58旅团约一万兵力,关根久太郎旅团长傲慢认为不足0.3平方公里的武冈小县城杀鸡焉用牛刀,半天攻下武冈城足矣,因此,命令115大队、116大队主力、217联队直接从武冈城西翻越黄茅界转道绥宁县境,攻打雪峰山武阳。铃木三郎率领116大队第4中队300兵力配合永里偃彦117大队3千兵力,分东、南两路攻打武冈城。1945年4月27日、28日打了两天,遭到武冈城守军顽强反击,关根久太郎这才领教换成美式武器装备国军的厉害,重新调整攻城部署,将到达绥宁县李熙桥的115大队3千兵力翻越七步石大山返回武冈,从城西龙田乡镇玉屏村山神庙、里仁村渠渡庙、马鞍村白公庙方向组成攻城西路军,这样就形成了东南西三路攻城态势,并且将117大队与116大队第4中队互换攻城位置,116大队第4中队调整到武冈城东北云台岭忠义亭位置,攻击北城、东城,而117大队转道南路攻击城西南旱西门和城南肖家坝战时辅助机场位置(城南战时辅助机场后有专题介绍),新的攻城态势形成。三路攻城日军115、116、117大队长姓名(见下表①、②、③)所示。

  

  ③、《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序列沿革》【三】“日本投降时侵华日军的战斗序列”载录:“第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参谋长小合茂中佐,司令部设武冈。下辖:步兵第57旅团旅团长黑獭平一少将:独立步兵第61大队长洋田亮大佐、独立步兵第62大队长饭伏义盛大尉、独立步兵第63大队长本谷孙一大尉、独立步兵第64大队长藤原捻大尉。步兵第58旅团旅团长关根久太郎少将(1945年7月27日关根战伤死亡,由加藤正次接任旅团长):独立步兵第65大队长西山义郎中佐、独立步兵第115大队长安藤修道中佐、独立步兵第116大队长麻生雄次郎大尉、独立步兵第117大队长永里恒彦少佐。工兵队队长北川三平大尉、辎重队队长土山正敏少佐。”

  ①②③中“芷江攻略战”南路日军序列人物名字基本无异议,唯独116大队长名字颇有争议,有如下五个以上名字记录:中国军第四方面军记为①河川胜初;第74军记为②青木根;日军序列沿革记为③麻生雄次郎;《1945旗飘雪峰山》中记为④铃木三郎,还有94军与其他资料记为⑤曹木……这五个名字看起来似乎有些乱,不知哪个名字真实?笔者略加分析便可化解,“青木、铃木、曹木”其实是一个名字,只是翻译上的音差,外国人的名字造成音差字差是常见现象,此三名基本音是木,青、铃、曹三字不离木音,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117大队长永里偃彦,不同资料记为“永里恒彦、长里偃彦”等,是一个道理。那么“河川胜初、麻生雄次郎”就好理解了,首先说,战争乃动态管理,随时有牺牲、有撤换乃兵家常事,很明显,日军序列沿革为③麻生雄次郎是日本投降时侵华日军的部队序列,雪峰山会战是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日军投降是8月15日后的事,那么日军投降序列是怎么收拾残局拼凑的队伍?本文无需研究,因为它不是“芷江保卫战”的内容。那么好了,“芷江保卫战”期间就只有“铃木(青木、曹木)”与“河川胜初”两个名字的分析关系了。首先说,日军116大队不是一支能硬打仗的队伍,在“衡阳保卫战”中,几个大队长连同佐久间为人师团长、参谋长、参谋等官员被中国军炮火一锅端的败迹,臭名昭著,就不言而喻了。铃木并不被长官看好,也是矮子中拔大个,“芷江攻略战”开始,让他担任116大队长,只可惜在“武冈城保卫战”第一道防线上的安心观黄泥坳第一战,就被中国军58师172团与自卫队打败,未能越过黄泥坳,败退改道由云山南狗背渊翻越狗背岭,因山势陡峭,爬行艰难,把军粮物资丢弃在狗背渊,弄得关根久太郎旅团长大为恼火,以一败黄泥坳,二失军粮理由撤销大队长职务,降职中队长戴罪立功,由河川胜初接任116大队长职务,河川胜初更是窝囊废,在“芷江攻略战”中,日本《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1分册》关于“芷江攻略战”全程记录里,几乎没有116大队的战况记录,倒是中国军队第58师、第5师有少量的关于日军116大队片言只语战斗信息,记录了铃木三郎与河川胜初的名字。那么铃木三郎与河川胜初这两个大队长到底是战死、失踪?或是其他原因?都无资料信息,所以在日军投降序列里自然出现了“麻生雄次郎”为116大队长的名字,这就不足为奇了。铃木降职为116大队第4中队长在攻打武冈城战斗中倒是有他的信息,本文后续会有关于铃木的相关信息解读介绍。

  4、部分关键人物介绍

  ①、武冈城守军172团1营,尚无悬念,可是1营长在不同资料上记载着“杨文彬、葛道、高崇仁”三个不同的名字,究竟哪个名字才是1营长?本文找出多个关键证据:第一,《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记载:“驻守武冈地区的是第74军58师172团1营,营长杨文彬,这是一个加强营,七、八百人,配有迫击炮和一些美式枪械。”这是官方权威第一号证据。

  第二,关于守卫武冈城的172团1营长三个名字问题,58师参谋处主任罗文浪在雪峰山会战《58师战斗详报》中,也曾记录1营长为高崇仁,后来知情者向他提出过修正意见,罗文浪根据知情者的修正意见,对“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作了全面修正补充,以《武冈方面的战斗经过》为题专题讲述武冈方面的抗战记录,不仅更正了武冈城守军1营长为杨文彬,而且还更正了其他方面的错记问题。罗文浪在《武冈方面的战斗经过》中更正记录为:“……58师奉令后,即令第172团派中校副团长宋去病,率杨文彬营,配备迫击炮连,构筑坚固工事,死守武冈城,以配合主力之战斗。”

  第三,参加“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的172团1营战士苏接美,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记录1营长名字为杨文彬,跟随杨文彬参加过多次战斗,不会连自己的长官营长都不认识,所以,武冈城守军1营长杨文彬确定无疑(苏接美老兵还讲述的其他问题后面会逐项介绍)。

  那么,葛道、高崇仁为何有的资料记录为1营长呢?属于张冠李戴,因为1营是对外公开的,2营、3营是武冈城外二三道秘密防线上的代号长春部队,葛道、高崇仁应为长春部队172团2营、3营的营长。有的资料还记录武冈守城总指挥是1营长,也是因为保密的缘故,因为只有守城1营长公开,实际总指挥是172团团长明灿,而且还有宋去病副团长直接带队指挥1营保卫武冈城。那么,怎么证明武冈守城总指挥是团长明灿呢?从172团的战斗轨迹中可以确定,代号长春部队的172团三个营都是围绕武冈城三道防线上展开战斗。有资料这样记录172团团长明灿指挥战斗:“向武冈方向进犯之敌,早就被我战役指挥员侦知并判断日军进军路线,58师172团奉命于安心观、五里牌一线进行阻击。172团团长明灿将大部分官兵埋伏于此路日军必经之地的两侧山峰(安心观黄泥坳)制高点,另一部则在道路最狭窄地方设置了三层纵深阻击阵地。”

  安心观乡镇黄泥坳阻击战,是“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第一战,上述记录中的“安心观、五里牌”地名,是“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守城不守陴部署的第一道、第二道阻击防线,安心观乡镇距离武冈城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五里牌5公里。2024年1月5日,笔者在安心观拥护村,寻访78岁村民李后望(1946年出生),他介绍说:“我爷爷叫李思询,1889年出生,1961年73岁去世,在世时,经常给家人讲述他1945年4月家乡抗日那段死里逃生的经历。爷爷说:国军比日军先到,驻扎在安心观拥护村李家祠堂,本地自卫队长李宗灿(又名李松青)本是云山土匪头子,被政府招安成为乡公所抗日自卫队长,配合国军抗日,在安心观乡镇黄泥坳千年古松树下设置武冈第一道堵截日军防线,李松青自卫队打死两个日本人,可他的小儿子被日军抓去了(一说是抓了杨姓人家子弟,因打死的两个日军砍下脑袋挂在杨家祠堂谢罪)。当时村里人听到枪炮声都躲到山里去了,因为我爷爷时年56岁跑得慢,被日军抓住带路。日军中有北方口音肥头大耳的汉奸翻译,拿着军事地图说是要翻越云山西麓南天庙,从威溪村、蔡家塘村方向攻打武冈城,押着我爷爷带路,在攀爬云山西麓狗背岭时,因山势陡峭,日军运输马队根本爬不上去,先头马连马带辎重物资滚下狗背渊(今狗背院),日军被迫将生活物资丢在狗背渊,徒步翻越狗背岭。我爷爷就是趁着日军丢下物资的时候,乘机滚下山坡,日军开枪,躲进山洞死里逃生。日军翻过狗背岭后,附近山民爬上狗背渊,把日军丢下的罐头等物资捡回家,山村算是第一次开了罐头洋荤。”

  从“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第一战开始,就是团长明灿指挥。雪峰山会战胜利结束,从74军授奖名单上就可看出:“第58师上校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陈传钧、172团上校团长明灿、174团上校团长李运良、第58师上尉连政治指导员徐良等多人因功获颁陆海空军、干城、光华、华胄奖章。”1营长杨文彬没有授奖,团长明灿授奖,就说明“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实际总指挥是团长明灿,也就是说“芷江保卫战”战略支撑点的“武冈城保卫战,”团长明灿战功大于1营长杨文彬,更何况还有副团长宋去病带队指挥,守城战功轮不到营长杨文彬,但杨文彬战后还是得到了晋升,团长明灿晋升为58师参谋长,杨文彬晋升172团团长。

  ②、田植(1912—1951),男,字定畲,号静如,湖南省湘西龙山县桶车乡人,1936 年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在其担任县长期间,最大的特点是生活简朴,从不受人馈赠,工作务实上有“草鞋县长”之称,1944 年元月,由保靖县长调武冈县任县长,可以说他是一个被武冈抗战历史遗忘了的人物(此处人物介绍与日军西路攻城战相结合讲述)。本文前备战疏散话题中已经说到了县长田植为了反对国军焦土抗战策略,敢于向守城师长蔡仁杰为民请愿,确保城内民房不被烧毁,更可贵的是他敢于向攻城日军亮剑,日军在4月27-28两天攻城不下,攻城日军关根久太郎旅团长又命令到达绥宁境内的115大队为西路军,返回武冈攻打西城,形成东南西三路攻城态势,西路军115大队跨过绥宁县境,从武冈龙田乡镇玉屏村山神庙一路攻击到了距离武冈城3公里的城西白公庙(有的资料记载为白果庙)一带,县城即将破城的关键时刻,田植县长亲自挂帅出征,带领彭桂林警察第一大队、县张楚材第二自卫大队、县谢光明第三自卫大队,组成敢死队,赋诗明志:“同心同志赋同仇,遥望国耻岂罢休。自从奉令守此地,已将生命共沉浮。号召忠勇敢死士,奋力操戈逐金乌。怒发冲冠武穆志,满腔红血任东流。”以鼓舞士气,率领500兵力敢死队杀出城外,配合国军采取三段分割包围战术,与日军西路军拼杀。国军辉煌部队5师副师长邱行湘率领15团与长春部队172团3营主战城外10公里后段龙田乡镇玉屏村山神庙战场;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钟士奇3连主战西城旱西门外3公里前段白公庙战场;田植县长率领500敢死队将中段日军包围在离城7公里的里仁村渠渡庙猪头领一带,打死日军十余人,活捉俘虏日军3名,又下令自卫队追击溃败西路115大队日军,追击到绥宁李熙桥泡桐村又俘虏日军8名,合计俘虏日军11名,由第三自卫大队谢扬千等战士押回武冈城,关押在县城旱西门内街第三自卫大队驻地夏家祠堂(今西直街212号),在审讯日军战俘时,一名少尉藤田三郎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他用笔写下“通通完了”四个字,然后一声不吭,表达了他的绝望和悲观。国军、校军、县大队三军合战,将日军攻城西路军115大队打出武冈县境,化解了武冈西城破城之危。参加这次战斗的县第三自卫大队老兵(机枪手)谢扬千这样回忆说:“县(第三)大队大队长谢光明脚被子弹打穿,自卫队战士谢光巡、谭帮堂、谢光轩等4人(还有一个是四川的,不知道他的名字)牺牲。”县第三大队长谢光明负伤抬回泡洞医疗救治所治伤,田植县长又命令邓朝旭代理第三大队长,继续带领县大队配合长春部队172团3营向绥宁县方向追击日军115大队。正因为县长田植率领县自卫大队敢死队敢于向攻城日军亮剑,并打死俘虏攻城日军,战功显赫,不是将军,却破格录入《湖湘国民党将领》名录,总算历史给他记上了一笔。

  张楚材,武冈县自卫大队长,关于田植县长出战攻城日军西路军,大战渠渡庙记事,时任武冈自卫大队长张楚材战后写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武冈自卫大队的回忆》篇中,有这样的记录:“……1945年夏,日军在雪峰山地区被我国军节节阻击、层层围歼之下,溃不成军。一部约千余人窜来三眼桥等处,威肋县城,曾一梧率队护送田县长等和县有财物一百多担至泡洞……”

  张楚材这篇回忆录载入文史资料,记事中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日军西路军115大队有千余人已经攻击到城西三眼桥、白公庙一带,已经威胁到武冈县城破城的问题了,田县长敢于亮剑出战威胁县城的攻城西路军。二是说明击退攻城西路军后,亲自率领县自卫大队押送县政府财物一百多担转移至指挥部泡洞,对抗战财物的保护,说明田植是个称职的抗战县长。下面再看民众眼里的田县长:

  姜方友,男,1933年出生,武冈县龙田乡镇里仁村渠渡庙村组(抗战时期属于兴仁乡9保村)村民,今年91岁,身板硬朗,耳聪目明,精神抖擞,对1945年4月底县长田植敢死队在渠渡庙村里与日军激战的往事,记忆犹新,侃侃而谈:“走日本那年,本人12岁,已经很记事了,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日军来了不知道怕,父亲姜明华怕我出事,拉着我往山上跑,躲在对面山上,亲眼看到日军冲进村里烧杀抢掠,首先冲进渠渡庙,估计可能是想驻扎在庙里,把和尚赶出庙,还打死了几个和尚,村里人争先恐后往山上躲藏,本村于祝武的母亲邓氏肚子里怀着一个快出生的孩子,手里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儿子,仨娘子被日军一枪打死三条人命,惨不忍睹啊。日军还在村里抓了邓和成、刘友姣、王子文、王春麻子等6个人,放在前面做挡箭牌,可谓受尽了苦头。县老爷带领县武装大队在村前拦截,与国军夹击日军,将日军围堵在渠渡庙前的猪头岭山上,打了一天一夜,将日本人打退了,打死十几个日本人,还俘虏了几个,国军与县武装大队也死了人。村里渠渡庙猪头山这一仗,中国军与县老爷的武装大队是打了胜仗的。日军撤退,县老爷还指挥武装大队追击,追着日本人打。”

  钟士奇(1916年—1945年),湖南武冈县城西直街茅坪里人,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官佐(教官职务),率领二分校护校大队3连,参加武冈城保卫战,与攻城西路军115大队在武冈城西3公里的马鞍村白公庙战场激战,身负重伤,被日军吊在白公庙前大树上,严刑拷打,誓死不屈服,日军恼羞成怒残忍挖出钟士奇双眼、心脏泄恨,英勇牺牲,年仅29岁,左图为钟士奇烈士墓碑。

 

  周光前,男,城西龙田乡镇玉屏村5组(山神庙村组)村民,1934年出生,关于攻城日军115大队西路之战,90岁的周光前老人口述:“11岁那年,即1945年4月底,日军从绥宁县方向翻越七步石大山打到山神庙村里,在村里抓鸡杀猪抢东西吃,吃饱了骑兵开路一路向县城方向攻击,家父带着我躲在山上,看到国军“长春部队”和县老爷的自卫大队阻击围攻日军,该日军又从县城方向退回绥宁县境内,我们村翻过山神庙前面这座七步石高山就是绥宁县境内。”

  周老讲完后,82岁的戴恭顺(1942生)老人接着介绍了他家在抗战时期的情况,他的家父戴国顺在1945年走日本(当地人把日军打到村里叫走日本)时候,抱着3岁的他上山躲藏。家父常跟他说:伯父戴国双、叔叔戴国俊抗战期间被抓壮丁参加国军抗日,一去不复返,不知牺牲在何地?永远无信息。要我们晚辈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伯父、一个叔叔七八十年了还没有回家……

  5、中日双方官兵共话武冈城攻守战

  “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国军设置了三道防线,日军分三路攻打了武冈城?还是根本就没打?先看看官方记事:

  日军战斗记录:

  ①、日本《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1分册》第19页“芷江攻略战”记载:“4月19日—23日情况。师团长(堤三树男,指挥部设在武冈)的作战指导:师团长得知上述各部队情况后,判断全面形势的发展比预期还要有利,遂决定关根支队的前进配合扩大饭岛挺进队的战果,从南北面进行大迁回包围,把当面的重庆军主力,消灭在[武冈县]高沙市→洞口→花园市→武冈西北地区。”

  ②、日本《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1分册》第40页记载:1、“向武阳及武冈突进部署,当时军的企图是:把当前之重庆军主力捕捉消灭在[武冈县]洞口、花园市、武冈西北、高沙市周围地区……右卫顺着[新宁县]小麦田→石门司→[武冈县]安心观→黄泥坳→下威溪冲→蔡家塘→沙子江〔沙子港〕→武冈大道向武冈西南地区前进。”

  ③、日本《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1分册》第41页记载:“向武冈前进,独立步兵第117大队,奉命于[4月]20日向武冈西南地区前进,白天行军进入[武冈城南]蔡家塘北面地区。大队长[永里偃彦]在该地得悉下列情报:武冈城墙坚固,四周有碉堡,据当地人讲述,兵力约一个师。重庆军发现了我军进入,集中火力射击,装备优良。4月26日,大队接到关根支队长命令,准备攻占武冈城……”

  ①②③日方关于攻打武冈城的战略意图,作战部署,行动路线,攻城命令等情况都记录得十分明确详细,一言以蔽之,清楚明了。

  中方战况记录:

  ①、《日军侵华战争 1931-1945》第八卷 第三章 日军大举进犯湘西被打退——芷江作战【下】记载:“(二)为易于进攻[绥宁县]武阳镇,打开攻向芷江之通路,永里恒彦少佐之独立步兵第117大队,由新宁向西北经万塘、[武冈县]勒石、龙溪攻占武冈城,然后左转迂回至[绥宁县]武阳镇以东、以北地区,策应主力打开武阳镇向西之山地通道。[1945年]4月26日,进攻武冈的永里恒彦之独立步兵第117大队,到达武冈城附近的白沙庙、蔡家塘。通过侦察地形、搜集情报、询问居民,得知武冈城墙坚固,筑有防御工事,约有1个师的守军。当永里恒彦大队,利用地形向武冈城接近时,守军即以优势火力作掩护组织反击。激战两天,敌未能攻进武冈城。”

  ②、《74军58师湘西会战战斗详报》记录:“ 武冈城据点之战斗。4月23日进犯蔡家塘之敌二千余,24日遭我痛击后退至云山,其一部千余向西窜去。随后敌再兴攻击,企图挽回颓势,迄25日不逞,26日一部复北窜白果庙。27日,山口桥敌绕窜白果庙会合,其主力于占领白果庙之同时,一部经忠义亭绕至北门,主力窜水、早两西门,向我武冈城攻击。同时、该城东南之敌千余亦迫近城郊。东、南、西三面被围,战斗惨烈。我守军172团第1营利用既设有利工事,与敌三千余奋勇战斗,予敌迎头痛击,敌无法得逞。28日,敌复以炮火掩护,四面围攻,并于夜间向我各城门愉袭,我守城将士沉着固守。迄5月3日止,已激战七昼夜,我武冈城仍屹立如故,而敌则伤亡甚重。残敌虽仍不断攻击,以图最后一逞外,并以一部向山口桥以西窜去。7日,敌自知大势已去,攻坚徒劳,况以我友军到达,山口桥、李溪桥之敌均被我击溃,逐〔遂〕不支,向北溃退,我名城始终确保无恙。”

  ②中内容知情者看得明白,但不知情者看起来有些吃力,甚至理解不了,那么,笔者把地名和敌我队伍填补完整一并翻译出来,就一清二楚了,且看翻译文稿如下:

  《第74军58师湘西会战战斗详报》记录: “武冈城据点之战斗。4月23日进犯武冈城南蔡家塘之敌116大队二千余人,24日遭我痛击后退至雪峰山第三高峰(海拔1371米)云山,其一部116大队主力千余人向西窜去绥宁县境内。余下一部随后敌116大队再兴攻击,企图挽回颓势,迄25日不逞,26日一部116大队的第4中队复北窜武冈城西3公里之白果庙(白公庙)。27日,西去武冈城西山口桥敌116大队主力又返回绕窜白果庙(白公庙)与116大队第4中队会合,其116大队主力在占领白果庙(白公庙)之同时,以一部116大队第4中队经武冈城北忠义亭绕至武冈城北门,116大队主力窜水西门、早西门两西门,向我武冈城攻击。同时、该城东南之敌117大队千余人亦迫近武冈城郊。武冈城东、南、西三面被围,战斗惨烈。我守军172团第1营利用既设有利工事,与敌三千余人奋勇战斗,予敌迎头痛击,敌无法得逞。28日,进入绥宁县武阳地区的日军115大队回窜武冈,组成西路攻城军,与116大队、117大队形成东、西、南三路之敌复以炮火掩护,四面围攻,并于夜间向我各城门愉袭,我守城将士沉着固守。迄5月3日止,已激战七昼夜,我武冈城仍屹立如故,而敌则伤亡甚重。残敌虽仍不断攻击,以图最后一逞外,并以一部116大队主力和117大队二分之一兵力向武冈县山口桥以西窜去,增援217联队攻打绥宁县武阳。7日,攻城之敌自知大势已去,攻坚徒劳,况以我友军(94军5师、121师、26军44师等)到达,武冈县山口桥、绥宁县李熙桥之敌均被我击溃,敌遂不支,向北溃退,我名城武冈始终确保无恙,屹立不倒。”

  你看,这样翻译出来是不是就一清二楚了。还有一点需要说明,58师此详报中说的“迄5月3日止,已激战七昼夜”与“5月7日因援军94军5师、121师、26军44师赶到武冈,与武冈守军58师172团1营夹击攻城日军,武冈城解围。”这个数字算计有矛盾,4月27日开始攻城,5月7日解围,历时11天,怎么都说7天7夜?日军资料记录很明确,115大队和117大队5月1日、2日、3日、4日奉关根久太郎旅团长之令,由武冈城外经山口桥翻越黄茅界进入绥宁县增援武阳作战,武冈城停战4天。5月5日,日军115大队被国军5师从绥宁县境内打退到武冈县花园乡镇,而日军117大队被国军121师(363团团长饶启尧 、362团团长陶心、361团团长霍世才)主力拦截,打回武冈县山口桥、踏踏岭、罗家铺村,于5月5日至7日继续攻打武冈城3天。5月7日守武冈城主力58师172团1营与121师361团和44师一部(14团)夹击攻城日军117大队,7日武冈城解围。4月27日至30日4天再加5月5日至7日3天,加起来合计7天,七天七夜由此而来。

  ③、中国抗日战争战场全景画卷丛书史料《1945旗飘雪峰山》 第75页记录:“高崇仁〔杨文彬〕营长将战防炮连、机枪连和两个步兵连安排守城,同时以另一个步兵连加上团里加强来的步兵5连,配属一个迫击炮排,两挺重机枪,占领武冈西〔南〕门外山峰,与守城部队形成掎角之势,准备必要时出击,打乱敌军攻城部署。4月27日,日军支队长关根久太郎少将下令攻城。于是,在战车配合下,日军分东、西、南三面发起猛攻。日军第117大队配备了6辆97式中型战车,该战车全重15.3吨,乘员4人,车长和炮手位于炮塔内,驾驶员位于车体前部的右侧,机枪手位于驾驶员的左侧,炮塔位于车体纵向中心偏右的位置,装有扶手栏杆,以便检阅及步兵搭乘,兼作无线电天线。主要武器为一门97式57毫米短身管火炮,可发射榴弹和穿甲弹,携弹量120发(榴弹80发、穿甲弹40发),其穿甲弹可以在1200米距离上击穿50毫米厚的钢质装甲。辅助武器为2挺97式7.7毫米机枪,携弹量4035发,其中1挺为前置机枪,另1挺装在炮塔后部偏右的位置。车体和炮塔均为钢质装甲,采用铆接结构,最大厚度25毫米。车长5.516米、宽2.33米、高2.23米。开始第117大队耀武扬威,以为守城军队没有什么重武器,大摇大摆地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城墙发起了攻击。但他们很快发现,其支援火力对城墙简直没有任何作用,他们的标配2门92步兵炮,根本对青石砌成的城墙构不成威胁,因为炮弹速度低,动能小,曲射炮弹打在城墙立面上只能蹭一个白点。嚣张的日军让97式中型战车开到了城下1000米以内,准备用战车的主炮平射摧毁城墙。虽然战车的主炮比92步兵炮口径小,但由于是平射,炮弹动能大,没准还能一层一层地把城墙揭掉。城内的守军在得到日军有战车的情报之后,就已经将4门400多公斤重的57毫米战防炮推上了城墙。这种战防炮口径小,车体重,而且只能直射,不能曲射,本来非常不受官兵的欢迎。但这玩意天生就是对付坦克的(克星),别看57毫米战防炮在欧洲没有什么战场上的坦克都是货真价实的铁疙瘩,陆战之王,装甲厚坦克,57毫米战防炮就只能给人家挠挠痒了。但来到亚洲,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日本坦克装甲的最大厚度才25毫米的正面装甲,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够,那叫当之无愧的“薄铁皮”啊!正当日军97式中型战车一字摆开,准备开炮之际,我方城墙上防炮率先开火了,最低-8度的射击角,正好在城墙上瞄准1000米外的坦克。在炮弹穿过空气凄厉的呼啸声中,57毫米破甲弹迎面撞上25毫米的薄装甲,舜间就撕开了坦克的炮塔,甚至没等到破甲弹的延时爆炸,可怜的97式中型战车就直接报销了。其他战车看到这个凄惨的场面,二话不说转身就跑。在手忙脚乱的仓促掉头中,两辆战车的履带直接扭断了,敌车长跳下车就跑,等机枪手最后一个爬出来时,另外三人就(跑得)没影了。失去了机动能力的敌战车在空地上,直接变成(守城国军)战防炮的靶子,被一炮一个的清除了。”

  ③中记录内容,有两处需要更正,一是守城营长“高崇仁”错误,应为杨文彬。二是西门外山峰错误,西门外是平地,没有山峰,不可能布阵炮兵,应为南门外山峰。根据“……同时以另一个步兵连加上团里加强来的步兵5连,配属一个迫击炮排,两挺重机枪,占领武冈西〔南〕门外山峰,与守城部队形成掎角之势,准备必要时出击,打乱敌军攻城部署……”这个描述,正是172团派来的第5连为加强连守卫的是南门外肖家坝辅助机场的军事部署,所以,应为机场南端刘家湾、资南山峰部署炮兵,与武冈城形成犄角之势布阵,也是重点保卫城南肖家坝辅助机场需要,这才与实际相符,一句话,第5连加强连阵地是部署在武冈城南门外肖家坝辅助机场,不是西门外平地。

  ③记录中,再一次证明日军攻打武冈城动用了战车坦克,而且记录得如此详细,就连日军的坦克军车型号,守城国军的炮火型号,摆在什么位置,战略战术,战斗经过,都记录得一清二楚,显然是精通军事的高人之经典记录,无需笔者解读,可谓一目了然。

  上述记载中的“武冈城附近的白沙庙、五里牌、蔡家塘”地名需要解释一下:白沙庙、五里牌在武冈城东乡镇西冲村附近,离城直线距离5公里,正是日军68师团关根久太郎58旅团117大队东路军攻城起点,“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第二道防线;蔡家塘村是城南乡镇,离城直线距离也是5公里,是日军58旅团116大队第4中队南路攻城起点,也是“守城不守陴”军事布阵的第二道防线。有了官方史记,再来看参战官兵如是说来:

  ①、邱维达,“芷江保卫战”(雪峰山会战、湘西会战)指挥官之一,中方第四方面军参谋长,在《第四方面军战斗详报》中记录(来源于湖南文史资料雪峰山会战专辑):“……第74军方面,在[武冈县]洞口的防御工事,经激烈战斗三昼夜之后,在前进阵地上展开炮轰、步兵争夺,均被我军击退。58师防守武冈城,构筑内外防御阵地三道,敌军攻抵城垣时,使用炮兵火力掩护步兵用绳梯爬城,我军守兵沉着应战,待敌人爬到中途,我军守兵以冲锋枪扫射,使敌伤亡惨重,护城河敌尸累累。”

  ②杨伯涛,雪峰山抗战18军11师师长,武冈、武阳、武安“三武”战场武冈县武安(三门)战场指挥官。CCTV.com 2008年10月14日央视网采访他,没有讲稿,对雪峰山抗战如数家珍,将当年在“军事沙盘”上的指挥记忆刻在骨子里,一口气将芷江保卫战全过程说了个透彻,全过程本文省略,单就“武冈城保卫战”摘录解读,看这位高级指挥官如何定义武冈城保卫战:“1945年4月9日,日军分三路向雪峰山地区突进……关根支队为左翼向新宁、武岗地区进犯。企图把中国军队消灭在雪峰山以东溆浦、隆回、武冈地区。中国军队掌握了控制权,战斗意志旺盛,王耀武司令官率第四方面军对日军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节节抵抗,给日军以重大消耗……4月27日,日军左翼的关根久太郎第58旅团117大队对武岗城发起了猛攻。武岗城位于资水上游北岸,为中国守军南线的战略支撑点。战前,中国守军第74军第58师用黄泥、细沙、石灰混合三合泥,在武岗城内外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以防守日军进攻。日军第117大队大队长永里偃彦对夺下武岗城充满信心,布置完攻城任务后,他对勤务兵说,收拾好东西,准备进城喝茶去。在十几辆坦克的掩护下,日军独立步兵第117大队从东、西、南三面向武岗城发起进攻,第一次进攻很快被中国守军击退。中国守军急向美国空军求援,美军从芷江机场起飞14架战机,对刚到武岗城外的日军第117大队进行轮番轰炸。随后,中国守军在三天内连续击退了日军的十几次进攻。面对久攻不下的武岗城,关根久太郎将军拿出毒招,派150名日军“特攻队”队员,身绑百斤重炸药,头缠太阳徽号白毛巾,冒死冲到城下,拉响了导火索炸开城墙。中国守军很快地堵住了城墙并再次击退日军。关根久太郎将军见“人肉炸弹”一招不行,又命令日军“特攻队”用绳梯登城,中国守军使用美式卡宾枪、汤姆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对爬城的日军“特攻队”队员进行狂扫,日军“特攻队”队员纷纷掉入护城河中,护城河染成了一片血色。一直到5月2日,武岗城依然在守军手中。5月7日,中国守军第44师驰援武岗,守城的第58师见援军来了,顿时杀出城外对日军117大队进行反击,日军117大队危在旦夕,冈村宁次司令官立即命令其撤出战斗,向[绥宁县]武阳靠拢,被武阳中国军堵截打退,(117大队)被迫向[武冈县]高沙市方向逃窜,中国守军立即派第74军前往(高沙)拦截歼灭。”

  以上邱维达、杨伯涛两位高级指挥官都说到了“三道防线”都是“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守城不守陴防御阵地战斗范围。雪峰山会战三武战场武安指挥官杨伯涛师长上述讲话,把武冈的冈说成山岗的岗,在古代一直是有山字头的岗,这是有历史依据的,20世纪50年代后用简化字才将山字头的岗改成无山字头的冈,从起名武岗初衷论究,有山字头的岗,符合县名初衷历史,所以杨伯涛师长用的是抗战时期的武岗县名,今为武冈县名。杨伯涛师长对“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在“芷江保卫战”(雪峰山会战、湘西会战)中的地位作了“战略支撑点”定义,肯定了日军关根久太郎58旅团永里偃彦117大队为攻打武冈城主力,对日军150名特战队人体炸弹、国军58师172团三道防线、第26军44师驰援武冈、14架中美航空队飞机空中轮番轰炸、武冈城守军与援军夹击攻城日军、日军117大队在逃往武冈县高沙方向途中,被国军74军58师拦截打败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下面再看“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守城战士们如何说来:

  ③苏接美,“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守城国军172团1营战士,1915年出生,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人,1941年抓壮丁参军,编入王耀武74军,跟随营长杨文彬参加过常德保卫战、武冈城保卫战,1948年在淮海战役投诚解放军,中共党员,1952年转业在丰顺县瓷厂担任厂长、书记离休。他在回忆录中说:“抓壮丁编入74军57师169团3营8连,1943年11月常德保卫战中,57师几乎全军覆灭,自己是从满是尸体的山崩塌沟中(应是德山或河袱山)死人堆里爬出来,找到74军58师,编入172团1营,营长杨文彬,1945年4月9日,日军自东向西发动进攻,湘西会战正式开始,此时172团1营奉命驻守武冈城。4月27日,日军在坦克和近百门火炮的配合下,分东、西、南三路发起强攻武冈城,激战多日,172团1营伤亡较重,向上级求援,王耀武司令官命令绥宁县的44师立即增援武冈,日军突遭44师袭击,此时武冈城守军也全部出城夹攻。5月7日夜,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117大队再也无法抵挡强大的攻势,绕道武冈城溃败逃走,172团1营兵力与拥有坦克重炮的十倍之敌血战七天七夜,力保千年古城武冈不失……”

  

  ④陈书求(1922—2020),抗战老兵,湖南省桂阳县雅里村人,“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守城国军172团1营战士,他是这样回忆说:“1943年应征入伍,草草受训后便投身抗战,常德会战加入第73军,湘西会战成为74军58师172团1营上等兵,1营官兵奉令据守武冈城、奋力激战,终以一营之力抵挡住上万日军一个星期的猛烈进攻,后又随增援部队夹击攻城日军,武冈城保卫战也是抗战史上鲜有的以少胜多奇迹。全营在长达七天七夜的坚守中牺牲惨重,本人九死一生,左眼被攻城日军炮弹炸瞎,终生失明残废,牙齿被炸掉多颗,多日内不能进食,破相成了瞎眼缺牙歪嘴。1945年抗战胜利,1营从武冈前往衡阳接受日军投降。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中战败被俘,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一年后便复员返乡,途中解放军退伍证遗失,回家务农为生,生活在海拔一千多米的深山村落中,家境清贫,前十几年才有每月170元低保和高龄补贴维持生计,抗战留下眼嘴伤残,加上年老一身病痛,想早点死,解脱病痛。”

  这里再补记陈书求老兵一些相关信息,郴州志愿者寻找到抗战老兵陈书求后,与他交谈,陈书求用6张历史性照片来简要回忆讲述他的关键经历,老年与志愿者交谈的3张照片就不用解释了,自然是他抗战老兵身份确定后的喜悦写照。还有3张历史照片需要介绍一下,按照片编号顺序1所示,是陈书求老兵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中坚守“黄经炮台”的地方,是《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中“作战要点”记载:“武冈内城有大、小炮台各一”的小炮台地方,也是陈书求被攻城日军炮弹炸瞎左眼、炸掉多颗牙齿,造成终身残疾的地方。此地是武冈县城西门城墙跨越护城河的拐角特殊地段,小炮台建在护城河桥头与城墙相连接的地方,是当时武冈县城菜农“黄洋坪村”的地界,是进入县城西门的必经之地,西门护城河城墙上的炮台称之为“黄经台”或者小炮台,大炮台在城北门最高位置,也可以说武冈城墙最高位置是大炮台,最低位置是小炮台,小炮台被攻城日军炮火炸毁,1营守城战士陈书求他们又在炸毁的小炮台废墟上,架起重机枪与攻城日军激战,这是陈书求老兵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中的真实写照。

  第2张照片是陈书求老兵为了怀念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战场牺牲的战友,找了一张寄托哀思的常德保卫战烈士陵园照片做替代,因为武冈城没有抗日纪念馆,也没有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他只好选择一张只有“天地正气”的常德烈士陵园上半截照做替代,因为下半截不是他所在部队牺牲的战友亡灵,他只能把下半截留在心里寄托哀思了,他多么希望武冈城有抗日烈士纪念碑!

  第3张照片是张灵甫将军的照片,为什么他要保留张灵甫的照片?老兵陈书求说他跨越式经历都与张灵甫将军有关,参军编入74军58师时的师长就是张灵甫,1947年孟良崮战役,74师师长张灵甫战死,他陈书求就成了解放军俘虏,才有幸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因为他左眼瞎,缺牙歪嘴伤残,解放军照顾他,一年后,给他优待特批发放解放军退伍证和路费回乡,因当时湖南尚未解放,辗转多地几个月走行,路费花光了,退伍证也丢失了,一路要饭回到家里(见下图4)。

▲图4:陈书求老兵关键性经历照片。

  最后要说明的是,陈书求老兵因为战伤残疾劳力差,是当地的特困户,儿子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实行低保后,才有170元一月的低保费维持生活,2020年3月98岁的陈书求离世归队,因家境贫寒草草下葬。2022年8月还是郴州志愿者筹集资金为他建造了一座“抗战老兵坟墓墓碑,”将他的抗战经历刻成碑文,传承后世,激励后来人(见下图5陈书求墓碑)。

▲图5:陈书求老兵墓地照片。

  ⑤林艮山,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武冈)学生兵,1923年出生,家住湖南省武冈县竹篙塘乡镇巩背村,二分校本部直属练习营第3连战士(军校设总队,下设大队、连、排。属军校钟士奇教官3连,守武冈西城黄洋坪一段)。雪峰山战役开始,二分校转移,留校护校,参加抗日战斗,在一二道防线上多次与日军游击战,未记录具体战斗地点,但“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却写得清楚,他是这样回忆说:“这一仗,我们死了两个人,也是我们二分校练习营3连唯一死了人的一次。那个地方离黄洋坪两三里路远,有条小小的街,街上还有十多个铺子,连长就派一个姓李的班长带几个人去那街上侦察情况,这个李班长是醴陵人,他进街前不晓得先放几发子弹警戒一下看看有没有日军,他扛着枪就直接进了街。三个人被日军用刺刀捅伤了两个,一个战士被捅伤,躺在地上不动了;李班长被捅伤了就躲闪,日军就追他;还有一个战士没有受伤,急急忙忙跑回去报信。连长派排长和我们几个人去找人,我们在一个土坎下面一块皲裂的干田里找到了受伤的李班长,他的身体下面被抓出一个大团箕宽、深10厘米的土洼,连禾茬子(割稻后留在稻田里的禾蔸)都被抓了出来,估计是他从田边的山坎上跳下来后,走不动,又太疼了,手就乱抓造成的。李班长墨乌色的脸肿起好大,根本不像个人,我们都认不出他了。我翻开他的干粮袋,他的牙刷杯子还在里面,我认定说:“这就是李班长,可惜死了!”那个被刺伤的战士趁日军去追李班长时,跑回了连部,一路流血过多,回来后也死了,悲伤的把他们两人安葬了。”

  二分校学生兵林艮山这段回忆说的“黄洋坪”地名,正是武冈县城水西门武陵井一带的菜农黄洋坪村,距离黄洋坪村两里远的小街,有十多个铺子,有菜地水田的地方,则是武冈城水西门外护城河边的“牛市桥”市场,是武冈历来买卖交易耕牛的市场。林艮山老兵说的这场肉搏战,实际上是日军侦察兵与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护校大队3连守城侦察兵的战斗,是“武冈城保卫战”的前兆战斗进行曲。下面这张照片是当年“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拍下来的西城小炮台,标明“黄经台”阵地,城墙上大石块清晰可见。按照当时地名水西门一带叫黄洋坪村,黄经台位置则是水西门城墙跨过护城河都梁水(又名渠水)拐弯处牛市桥地方。水西门外清渠街23B号的欧阳星(武冈革命先驱欧阳东孙辈)老人向笔者介绍说:“水西门城墙跨过护城河拐弯位置有炮台炮楼,南北西三个方向有射击孔窗口,炮楼顶端能架设重机枪和大炮,抗战当年日军炸毁城墙炮楼顶端,如今城墙毁掉了,炮楼也毁掉了,可惜啊。”根据欧阳星老人的介绍,这张打仗照片就是黄洋坪村黄经台小炮台阵地,与守城老兵陈书求讲述的完全一致(见下图6)。

▲图6:武冈城水西门黄洋坪村牛市桥城墙炮楼黄经台重机枪阵地。

  ⑥李鉴恩(1916——1996),又名李鉴德、李斌(此名是李鉴恩在听邓小平讲政治课时给他改的名字),山东峄县枣庄街人(今枣庄市),回族,1916年出生,1937年考入黄埔军校第6分校(柳州)15期炮兵科毕业,历任炮兵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团长军衔。1939年军校毕业参加长沙会战,担任炮兵连长,为薛岳创立的“天炉战法”立下了汗马功劳。所谓天炉战法,简单的说就是在长沙城各街巷内埋伏兵力,一旦发现日军,立即报告薛岳司令部指挥炮兵团集中开炮消灭,日军在长沙四战三败,均是败于天炉战法,炮兵是天炉战法主体火力。1945年湘西会战开始,李鉴恩以74军炮兵30团旗号,镇守芷江机场,为“芷江保卫战”实施天炉战法布阵。芷江机场在湘西邵阳、黔阳、武冈等市县内还有十个战时辅助机场,其中武冈县在洞口乡镇大湾村与武陵镇(县城)就有3个芷江机场的辅助机场,王耀武司令官按照强兵布阵雪峰山东麓军事部署,分析日军过不了雪峰山,也就是雪峰山西麓芷江机场实施天炉战法的可能性不大,而武冈县城城墙下的教军场、肖家坝2个战时辅助机场与武冈城是一个整体,日军攻打武冈城,也就是攻打武冈城城墙下辅助机场,因此,王耀武司令官亲自下令李鉴恩炮兵团驰援武冈城,一旦日军攻破武冈城,李鉴恩的炮兵30团就在武冈城外实施天炉战法,将日军炮击消灭在武冈城内外。且听李鉴恩中校团长的回忆:“长沙会战结束后,我又参加了湘西会战,在雪峰山西麓芷江机场布阵御敌。奉总部之令驰援武冈城战役,我团途经湖南綦江〔芷江〕冷水铺村停车吃饭,遇一个老百姓摸样的人问:你是什么部队?我答:炮30团。那个老百姓很惊讶:30个团呀?我点头称是。经过三日夜疾驰,我团傍晚到达武冈,城内守军是74军第58师1营,城外还有2个营,而此时日军的58旅团长关根久太郎再次命令两个大队包围了武冈城,日军要在我炮兵团进驻阵地之前拿下武冈城。(国军)58师死守不退,硬是抵抗了6天6夜,第7天我炮兵团进入阵地,我亲自开第一炮,对准武冈城外的日军指挥部,一炮摧毁,接连我团向攻城日军发起猛烈炮轰,三轮炮轰之后日军哑火了,全面占据优势的日军停止攻城迅速撤退,原来是日军眼看我团炮火猛烈,被之前30个炮兵团的消息给吓倒了,所以立即组织撤退。(国军)58师官兵迅速做出正确判断,和增援军5师、44师联合,全面反击日寇,赢得了这次武冈战役胜利,歼灭日寇700多人。之前在冷水铺村问我是哪支部队的那个所谓老百姓实际是个汉奸,也在战后抓了出来。我这次故意泄露30个团的假情报让日军损失惨重,战后我炮兵团对保卫武冈城有功,王耀武司令官通令嘉奖,我也得到了国民政府10万元法币奖励。湘西会战结束后,日军无条件投降,而国民党内部想要挑起内战的企图越来越明显,我果断辞去中校军职卸甲归田,回到山东枣庄老家,过起了平淡生活。”

  本文仅选取李鉴恩中校团长驰援“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的回忆片段,李鉴恩讲述的其他战斗经历本文省略。但是地名“湖南綦江冷水铺村”属于笔误,或者山东口音口误,时年四川省重庆市有个綦江县,不在湘西雪峰山会战范围,且没有冷水铺村名。湖南没有綦江县,所以这里讲述的“湖南綦江冷水铺村”实际是湖南省芷江县土桥乡镇冷水铺村,正是李鉴恩炮兵30团从芷江机场出发驰援武冈城必经之地,芷江到武冈约200公里,走了三天三夜,是因为山路艰险,大炮运输困难,沿途还有日军敌情,拉着大炮三天山路到达武冈城,实属很不易了。再一点要说明的是:李鉴恩炮兵30团本来是奉令对武冈城执行天炉战法的军事增援部署,因为日军没有攻进武冈城,城内天炉战法也就未能实施,算是有备无患。可在城外的“天炉战法”却意外的派上了用场,李鉴恩以他黄埔军校6分校(柳州)炮兵科高材生天赋,亲自打响第一炮,一炮打掉日军68师团攻城指挥部,三轮猛烈炮击,打退了武冈攻城日军,得到国民政府通令嘉奖10万元,成为“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最大功臣之一。李鉴恩团长说的“一炮打掉日军攻城指挥部”按分析,首先在战术上来源于“天炉战法,”打掉的应该是日军68师团长堤三树男指挥部。《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序列沿革》【三】“日本投降时侵华日军的战斗序列”载录:“第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参谋长小合茂中佐,司令部设武冈……”也就是说68师团长司令部(指挥部)设在武冈,指挥57旅团攻打绥宁县武阳,指挥58旅团攻打武冈城,被李鉴恩炮兵30团一炮打掉日军68师团堤三树男的指挥部,武冈城解围。

  又根据日本《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1分册》“芷江攻略战”第96页记载:“第68师团的情况。根据5月8日的军命令,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命令在[武冈县竹篙塘乡镇]洪桥附近负责警备湘桂公路的[57旅团]第62大队立即向宝庆(邵阳)附近前进,接受军的指挥。大队留下了若干必要警备人员,主力10日从洪桥附近出发,20日到达[邵阳县]九公桥,奉令警备该地周围,并待机。”

  根据日军的这个记载分析,武冈城5月7日解围,李鉴恩的30团一炮炸掉日军攻城指挥部(司令部)起了决定性作用,司令部当即撤离武冈城,8日到达武冈县竹篙塘乡镇洪桥村,11军又命令堤三树男的68师团司令部从洪桥村撤退,20日到达邵阳县九公桥待机。也就是说攻打武冈城的日军68师团总指挥部(司令部)5月8日撤退到武冈县竹篙塘乡镇洪桥村,武冈城才算真正解围。李鉴恩团长一炮打掉日军指挥部时间与日军记录的是同一个5月7日武冈城解围时间,时间、地点、战况都相符。  

  6、西城墙炸了几个洞吗?

  关于武冈城墙的历史美誉,《1945旗飘雪峰山》第75页“坚守武冈城”有这样的记录:“武冈城在资水上游西北岸,在西汉时为都梁侯国,三国东吴改为武冈县,因城北武冈山而得名。武冈城始建于宋代,南明桂王也曾立都于此。现在为明代扩建城墙,设计师是设计北京明十三陵的吴良,城墙以青石垒筑,周长1870丈,高2丈,宽8尺。湘西有民谣曰:宝庆狮子东安塔,武冈城墙盖天下。”

  说到武冈古城,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城墙修建历史,北宋崇宁四年(公元1105)十月,宋徽宗皇帝向荆湖南路武冈县奉天承运颁布诏书,将武冈县治升为军治(相当于今地级市机构),封贾远为第一任武冈军知军,在大溪河(今资江)与都梁水(今渠水)交汇处北岸建造军政府第一城(今武冈县城)。首任知军贾远亲自指挥建城,因为建城是一项浩大工程,非一日短期之功能够修建好,贾远大人就采取分期逐步到位的建造办法,最先在济川门(老南门)用石块建造城墙,北迎恩门、东庆成门、西清渠门等中间段临时用黄土堆积打造,周长9华里,称之为土城陴,也就是军事理论守城不守陴之陴,经历过北宋、南宋、元朝、明朝四个朝代才将9华里的土陴城,扩建为12华里的坚实石块城墙,才有武冈城墙甲天下之后话,屹立近千年不倒,坚固如初。

  “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中,西城墙被日军150人特战队自杀式人体炸药包炸开几个洞,被守城军民用沙石糯米桐油搅拌的三合泥沙袋堵上问题,上述11师师长杨伯涛讲话中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具体,多数资料都讲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的共性问题,本文不需逐一例举。那么,看看武冈城民众对这个问题如何解答?

  匡守典,家住武冈县城西垣路61号,1938年出生,1958年在广州军区55军特务连服役4年复员回武冈。2024年87岁的匡老耳朵听力有所衰减,但头脑清醒,思路敏捷,谈吐声音洪亮,对往事记忆犹新,对日军1945年攻打武冈城的往事侃侃而谈:“1945年4月,政府与守城国军动员居民疏散出城,并要求在疏散前,把每家每户的箩筐和移动楼梯贡献出来,守军用来装满掺杂泥沙、石灰、糯米、桐油的三合泥,作为临时军事掩体,因为只有城门处有上城墙台阶、城门上有碉堡掩体,其他段城墙无掩体,也没有登上城墙的台阶,国军就用箩筐装满三合泥放在城墙上做临时掩体,用移动小楼梯在内城墙架起临时登上城墙的阶梯。时年本人8岁,跟着父母从县城龚家院出发,疏散在城西10多里远近的罗伟村万家,日军撤退后,全家返回城内龚家院子家里,居民都好奇的爬上城墙去看战后情况,也是上城去寻找自家的箩筐和小楼梯。至于对西城墙被日军炸了几个洞的问题,本人首先声明没有亲眼看见日军炸药包爆炸,不是参战人员谁敢看?我是跟着父母疏散躲藏在乡下,时年读小学的年级,回城后最有好奇心,亲眼看见西城段外城墙有几处炸塌了,不是洞,所谓洞,那就是外城墙与内城墙炸穿了,外城墙能看见内城,那才叫炸成了洞,因为城墙有三米厚度,内外都是大石块筑垒,一人扛一包炸药是炸不穿洞的,所以炸成几个洞的说法不准确,外城墙炸塌了几处才准确。后来政府与国军叫人把炸塌了的城墙用细沙、石灰、糯米、桐油搅拌而成的粘合剂修补好,修补好的地方与原装筑垒工艺相比,有明显差距,俗话说补好是个疤,关键是修补粘合剂的颜色是白色泛黄,明显与原装不同,如有质疑?可通过工程实验所鉴定(见下图7)。”

▲图7:红线上为炸塌修补城墙,红线下为原装城墙  

  匡老对三合泥设置三道防线的问题,对最后一道城墙防线作了最详细的介绍,所有资料都只有简单的说三合泥沙袋做掩体防守,匡老却能说出还有用箩筐装载三合泥摆在没有掩体的城墙段,五、六米高的城墙没有上城墙阶梯,征用市民家移动楼梯搭在内城墙上,作为临时上城墙工具。守城志愿者没有武器,用烧开的开水和煮开的稀饭当武器泼向攻城日军。对西城墙炸了几个洞的问题,更是作了最准确的描述,更正了所有资料炸成洞的认知,正确定义为炸塌外墙几处,炸成洞的概念不准确。不是亲眼所见,固然说不出如此细节。匡老介绍完后,让笔者去炸塌补缺的城墙段拍照做证据,运气好,刚好碰到一个武冈一中同校周玉洁,1950年出生,家住城墙下乔家大院,他说:“本人在城墙上玩耍长大,小时候父亲带着在城墙上游玩时,听父亲讲过,西城墙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中被日军炸塌了几处。我带你去查看炸塌修补的外城墙。”笔者在周玉洁同校指引下,在炸塌修补外墙几处拍了照,录了视频(见上图7)。

  当录到城墙大面积倒塌一段,恰好碰上住在旱西门城门边的姨妈宋夏氏跟一帮老太太在闲聊,我喊了一声姨妈问她:“这大段城墙是怎么倒塌的?”一帮老太太就七嘴八舌的嚷开了:“当地二鬼子破坏城墙比一本鬼子厉害得多,一本鬼子只炸塌了几处,二本鬼子可是大段大面积毁灭城墙。”当地把日本的日读成一[yī ],所以称一本鬼子,把大段大面积毁坏城墙的人说成二本鬼子。她们还说出了二本鬼子毁坏城墙的具体原因,说是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那阵子,把原城墙基础外2米远的排水沟填掉作了农田菜地,把排水沟直接挖在城墙基础下,城墙基础常年累月被流水沟排水浸泡,城墙基础逐年下沉,大段大面积的城墙倾斜倒塌,二鬼子们不但不修复城墙,还把倒塌城墙石块搬回家建造房屋,比一本鬼子炸弹破坏性狠毒多了。当然,这是对破坏城墙行为的气氛说法,可以理解(见下图8所示)。

▲图8:武冈县城水西门至旱西门城墙被毁坏倒塌一段  

  如果二鬼子破坏城墙的行为发生在田植当县长的年代,一定会升堂审判,田植县老爷就会笏板一甩,大喝一声:把非法开挖水沟造成城墙倒塌的罪犯押上来!站立两旁的威武队高喊:威武……田植县老爷就会在威武声中审问:一本鬼子大炮都未炸倒武冈城墙,被你这二本鬼子用水冲倒了,你可知罪?二本鬼子一定会喊冤:县长青天大老爷饶命啊,小的是无知所为,并非故意毁坏城墙,无知者无罪,请县老爷明鉴,从轻发落。本老爷饶你不死,但活罪难逃,打你无知,拉出去痛打五十大板。青天大老爷,无知小的经不起五十大板啊,哎哟……这是笔者触景生情,展开想象之后话,不是史料,而是一句街谈巷议笑料,警示毁城者不可毁之者也。

  7、武冈城空中飞机与地面机场、斜塔战斗

  对于有些电视媒体,利用现代视觉工具,制作模拟战争视频,来介绍“武冈城抗日保卫战”相关内容,有人看了调侃说:“好家伙,飞机、大炮、坦克、步兵齐上阵,就差航空母舰出战了,真是牛皮吹破天。”这句话虽是调侃话,还真调侃对了,真就只差航空母舰未上阵了,本文前述所有资料都记载了日军攻打武冈城动用了飞机、坦克、大炮、步兵攻城。这里再着重介绍中美联合飞行大队14架飞机,对“武冈城抗日保卫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国军抗战史上第一次掌控了制空权。

  《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377页记录:“迄五月初,邵阳、新宁方面敌势已挫,其主力虽曾一度窜犯水口及武冈西南,然地面部队在我空军协力下得以猛烈攻击,敌被歼灭殆尽。例如:5月2日,我空军第5大队出动飞机33次,使用飞机72架,集中炸射邵阳、新化洋溪、武冈洞口、溆浦放洞、绥宁瓦屋塘一带。5月3日出动28次,使用飞机78架,集中炸射武冈江口、洞口、溆浦放洞、新化洋溪、绥宁瓦屋塘一带……予敌致命打击(见下图9)。”

▲图9:国、美航空大队14架飞机轮番轰炸攻城日军  

  武冈自卫大队老兵谢扬千这样介绍说:“当时,武冈有战时军用机场,日军飞机天天来轰炸。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自卫大队抓的8个日本兵俘虏,中国人并没有将仇恨的烈火烧向他们,而是天天煮好的给他们吃,也不捆他们,也不打他们。奇怪的是,即使看管不严,他们也没有逃跑,日本投降后,将我大队抓的这8名俘虏用飞机从武冈战时机场运送到了邵阳。”

  谢扬千老兵没有说出武冈战时飞机场地点在哪里?居住在县城西垣街61号的匡守典老人,就讲出了武冈战时飞机场就在武冈西城墙外面的教场坪。当地人读教为告[gào ],告(教)场坪,是古代训练兵士的地方,也叫教军场,周围是平原菜地,土生土长的人当年都见过教场坪降落过中美飞机。但是教场坪战时飞机场被日军炸毁了,后来当地老百姓就利用日军炸的大坑做了鱼塘。县城东门外街(今和合街22号)的蒋万洪老人就说到了教场坪战时飞机场被日军飞机炸毁后,国军又启用武冈城南肖家坝战时飞机场,经常有飞机在他家房顶上飞过降落。杨伯涛师长讲到中美联合飞行大队14架飞机轮番轰炸攻城日军,对“武冈城抗日保卫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一支特殊的守城空中大军。但在武冈守城战斗中也损失了几架飞机,其中一架飞机坠落在城东康宁乡镇托平村车屋里,且听托平村10组刘能琪老人的介绍:

  刘能琪,男,托平村村民,1942年出生,他讲述说:“听父亲刘羲国(时年30岁)常说,我1945年3岁那年,父亲抱着我看天上飞机在县城上空周围对日军进行轰炸作战,突然一架飞机失控,顺着资江河滑行坠落在我家车屋里旁边,一半横在河边,一半横在稻田边,因为飞机落在自家门前稻田里,父亲第一个赶到飞机坠落点,飞行员跳伞在资江河里,爬上岸一看是个美国佬,叽里呱啦讲着什么完全听不懂,不一会村民纷纷赶来看热闹,美国飞行员大概是怕村民伤害他,为了表示求救,在飞机上拿出一个备用轮胎,送给第一个赶到飞机坠落点的父亲,用行动表示友好,不要伤害他。至于那个飞机轮胎村里很多人在我家看稀奇,后来父亲怎么处理那个轮胎不记得了。”

  刘能琪老人讲的车屋里,不是当今汽车库概念,而是车水房,用水车把水从资江河里车上来灌溉周围田地,因为水车为村里共用,村民就把车水房变成了“车屋里”地名了,水车的“车”当地人读恰[qià ],村民口口相传飞机掉在“恰(车)屋里。”

 

  刘品才,男,1946年出生,城东康宁乡镇托平村10组村民,关于1945年春夏“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期间,武冈掉了多架飞机,刘品才老人是这样说的:“掉在曹旗村、马坪村等地方的飞机我说不清楚,但掉在我们托平村里就有两架飞机,一架掉在10组车屋里,还有一架掉在9组蛇弓庙八斗丘田里,这一块田是托平村最大的稻田,有八亩宽,所以叫八斗丘,或者八亩丘,一架飞机掉我家车屋里水田里。我父亲刘伦敦(1915年出生)是康宁乡的乡长(当时管辖城东资江两岸红星乡和新东乡范围),带领国民乡政府的人员赶来处理,因为我家住在托平村,父亲把美军飞行员接到家里保护起来,在我家吃住一个多星期,乡亲们到我家看稀奇,美军飞行员讲话大家都听不懂,唯独能听懂一句打招呼的哈啰……直到打完仗,飞机拖走后,飞行员才回部队,临走时,为了感谢我父亲对他的保护,将他用来吸烟的弯弓烟嘴送给了我的父亲做纪念。因为我父亲有文化当乡长,美军飞行员还特意买了个写毛笔字的砚台送给了我父亲。至于中美飞虎队飞机是被日军打下来的?还是出故障掉下来的?除了飞行员自己知道外,村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是缺油掉下,因为芷江机场到武冈城直线飞行距离不足200公里,飞机飞行200公里就缺油掉下,显然是无知外行话。甚至武冈城外玉带桥资江南岸肖家坝还有国军战时机场,托平村距离肖家坝战时机场不过三、五公里,哪能用缺油去分析呢?只有被日军打下或者飞机故障两种可能。飞机出故障掉下来不排除可能性,一架飞机出故障掉下来,这种可能性分析理论上成立。但多架飞机都是因为故障掉下来,理论上不能成立,只有被日军打下来,才符合理论常规分析逻辑。反正“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期间掉下2架飞机在托平村八亩丘、车屋里,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上述说到武冈不但有14架飞机轰炸攻城日军,配合国军守城,而且还有武冈西城教场坪、南城肖家坝两个战时辅助飞机场。“百科资料”载录:“1945年3月、4月间,日军为破坏我靠近前线的野战机场,纠集重兵向湘西发动进攻。”武冈城这两个战时机场就是湘西雪峰山前线野战机场之一,还有武冈县洞口乡镇大湾村也有个战时机场,也是芷江机场的辅助机场。为什么把“武冈城保卫战”定义为“芷江保卫战”的战略支撑点?是因为武冈城对芷江机场至关重要吗?完全不是,日军的目标是打掉芷江机场,武冈城距离芷江机场200公里,日军完全可以绕过武冈城跨过雪峰山攻取芷江机场。为什么日军要花血本攻打武冈城?就是因为武冈城西城墙边、南城墙护城河边有两个芷江机场的辅助机场,日军即使打掉了芷江机场,武冈城这两个战时辅助机场可以代替芷江机场起到轰炸日军的制空权作用,这才是日军花血本要攻打武冈城的战略目的,武冈城是“芷江保卫战”战略支撑点的定义意义就在于此。武冈这两个战时辅助机场是同时修建的,并非有人说是西城教场坪机场被日军炸毁后,才又在玉带桥资江南岸肖家坝再建战时辅助机场。武冈城总共打了7天,修建一个机场并非几天功夫便可建成,是在芷江机场修建后,在武冈修建的芷江辅助机场,正规野战机场跑道是1800米,临时辅助机场跑道800-1200米便可满足战机、轰炸机升降条件。为什么当时看中在武冈修建战时辅助机场?就是因为武冈有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学生军力量,有战争区域的几万难民在相对抗战后方的武冈城避难,蒋委员长责令后方县政府不要饿死难民,武冈县国民政府从刘公武任县长开始,就责令县粮食局局长夏梦轩组织人员,从粮库运出粮食在资江河边河滩坪(今木材公司)供应免费稀饭维持难民生计,河滩坪散发稀饭,当年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吃了稀饭的难民不但出力协助国军、政府用沙石、黄泥、石灰、草料、糯米、桐油搅拌成“三合泥”打造辅助机场简易跑道,后来还组成志愿队协助国军守城。武冈是生产糯米和作坊桐油的地方,武冈城东门口(今和合街22号)蒋万洪老人的邻居街铺至今还保留桐油作坊生意,见蒋万洪照片左下角桐油招牌。那么,国军为了保卫武冈城墙下这两个战时辅助机场,付出了怎样的生命代价?

  “百科资料”载录:“第74军一个连为守卫武冈而全部战死殉国,连长周北辰身先士卒,手持冲锋枪,与突入之敌实行白刃肉搏战,夜晚又带领两名战士突入敌阵,杀死数名正在酣睡的敌人,并生俘两名敌少尉军官,但最后身中两弹而光荣牺牲,爱国精神与大无畏本色尽显。”

  这里说明一下,74军有两个周北辰同名,一个是57师171团第5连连长,在武冈县雪峰山青岩山口抗击日寇打出了威风,活着下了战场,受到国军何应钦将军和美军麦克鲁将军的嘉奖。另一个是守卫武冈城58师172团1营加强连连长周北辰,与突入之敌进行白刃肉搏战,这里的突入是指突入武冈城墙下的肖家坝战时辅助机场,并非破城突入,为保卫武冈城南肖家坝战时辅助机场身中两弹阵亡,全连战死殉国。笔者姑且分析一下:首先认定,58师172团1营是一个500兵力的普通营,正因为有了周北辰的加强连参战,才有了1营是七、八百兵力的加强营。《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五册340页“58师雪峰山会战战斗详报”记录:“58师奉上项命令后,即下达作命甲字第二号令,其要旨如左:1、第172团应以第1营(以后附第5连为加强营,归宋副团长指挥)即占领武冈城既设据点工事,以第3营占领李家山、山口桥线阵地,其余主力应仍于新宁、武冈间极力迟滞敌之前进。2、……〔下略〕”这就很明确了,第1营因为补充了第5连,由普通常规营变成了加强营,第5连也因以加强连编入第1营战斗序列,也就成了加强连了。本文前面讲到的胡建准尉排长守卫斜塔的战斗,胡建排长就说到了他们排就是加强连第1排,而且还是团长明灿亲自下令加强连坚守机场和斜塔。所有资料都记载日军攻打武冈城7天,武冈城岿然屹立不倒,也就是日军尚未突入武冈城内,就不存在周北辰加强连全部战死殉国在城内问题,那么,周北辰加强连又是如何殉国难的呢?笔者找到了答案,因为武冈西城墙下的教场坪战时辅助机场已经被日军炸毁,城南肖家坝战时辅助机场再也不能被炸毁了,因为此机场与武冈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城在机场在,必须力保不失,派出强有力的周北辰加强连在机场周围布阵守卫。日军为了打掉武冈战时辅助机场,如何发起猛攻。请听参加武冈肖家坝战时辅助机场保卫战的老兵熊国清如何介绍:

  

  熊国清,抗战老兵,1916年生,家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1940年加入国军74军,参加过湖北宜昌保卫战、湖南常德保卫战、湖南武冈战时辅助机场保卫战。请听熊国清老兵的介绍:“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用兵的时候,啥子危险都得上。其中武冈[战时]机场保卫战是打得最惨烈的一次,也是第一次在武冈刘家场战场上负伤。轰的一声,炮弹就落在我的身旁爆炸,炮弹一响,沙子尘土就朝我扑来。我在地上匍起机枪扫射,我的腿就像有人拍我一样,炮弹响过,我说看下哪个拍我的腿?检查一看,给我裤子炸了个洞,腿是湿的,被血浸红完,腿被炸断重伤抬下了战场,后来伤好后又辗转湖南辰溪、益阳、长沙等地继续战斗。抗战胜利后,回到四川家乡,过起了平淡的日子。”

  抗战老兵熊国清这段讲述,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介绍武冈战时辅助机场是“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最惨烈的一战,与百科资料记录周北辰加强连全部战死殉国大体一致,因为熊国清是周北辰加强连最先被日军炮火炸断腿抬下战场,转移到后方医院抢救,也可以说熊国清是武冈肖家坝战时辅助机场保卫战唯一幸存者。第二,所说刘家场具体战斗地点,乃是武冈城南战时辅助机场的地名所在地,机场北端是肖家坝村,南端是刘家湾村,在刘家湾南机场位置布阵迎战日军南路进攻,简称刘家场。第三,参战老兵熊国清用自己受伤的身体,再一次证明日军动用了大炮攻击,他的加强连战友用生命的代价保卫武冈城南肖家坝战时辅助机场不失,加强连战死殉国后,1营黄幼知1连接管了该机场保卫任务。《武冈县志》记载:“战后6月至7月修补了两个月,才将肖家坝战时辅助机场修补好。”

  武冈城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古塔”在保卫战中很有战斗佳话,中国抗日战争战场全景画卷丛书史料《1945旗飘雪峰山》 第76页记录:“[日军]攻击受挫,第117大队大队长铃木三郎〔永里偃彦〕顺着[武冈]城墙来回转悠,他发现武冈城东门外有两座相距500米的古塔,要能占领塔顶,架上重机枪,那东门就成了突破口了,铃木〔永里偃彦〕急忙组织一个中队执行占塔任务……

  城内的守军早就发现了古塔的战场[军事]价值,本想在日军到达前就将它炸掉,但受到上峰的严厉批评。因为美国空军的罗斯少将听说了武冈花塔的故事以后,曾专程从洞口的军部亲临武冈城观看,送给武冈花塔“中国的比萨斜塔”美誉,并在[军事]地图上标明了[凌云塔和斜塔]双塔位置,提醒空军不要误炸。于是守军就在塔周围布雷,并派两个班的兵力严加把守。

  日军中队赶到塔下,与守塔的士兵展开激战。那两个班的兵力在城头重机枪和迫击炮的火力支援下,毫不畏惧,凭借自动武器的强大火力,硬是将鬼子一个中队打得没有脾气。由于他们背靠城墙,日军无法迂回包围,只能正面交火,最后不得不放弃进攻[斜塔]。”

  以上这三段记录对武冈城古塔的战斗记录很具体,唯独错了日军117大队长铃木三郎姓名,日军117大队长是胡腮鬼“永里偃彦”尚无争议,那么这个铃木三郎是116大队长,因为在守城不守陴的第一道防线上安心观乡镇“一败黄泥坳、二失粮草”被撤职降为中队长,河川胜初接任116大队长,带领116大队主力与115大队一起,进入绥宁县攻打武阳,留下116大队第4中队由铃木三郎率领跟随117大队攻打武冈城,也就是武冈城南路攻城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因为南路旱西门一带地形开阔,便于坦克战车进攻,于是117大队由东线调整为南线,116大队第4中队与117大队交换攻城位置,攻打东城,这就引出东城斜塔战斗,被国军172团加强连第1排打得没有脾气后撤退到一里外的忠义亭位置。那么日军铃木三郎第4中队是被谁打退的?且听坚守斜塔老兵如是说来:

  胡建,湖南慈利县零阳镇万福村人,1923年生,1942年19岁参军,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第74军58师172团加强连任第1排准尉排长,1945年4月,奉172团团长明灿密令,率领守卫武冈城的加强连第1排坚守武冈城东斜塔(花塔)。关于胡建老排长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中的战斗经历,他不仅有文字介绍,网上也有视频录像录音讲述,他是这样介绍说:“团长知道我没打过大仗,亲自下令要我加强连第1排坚守武冈城东云台岭上的一个宝塔(斜塔),命令守一个月,日军来了,一个排守那个宝塔守不守得住?当然守不住。我们抱必死之心,配合大部队作战。两个班在宝塔周围布阵警戒,一个班十几个人在塔顶上驻扎,负责高位观察日军攻城动向,随时向团长报告,团长联络航空大队飞机轰炸攻城日军。城外老百姓没见过飞机,都来看热闹,飞机炸死了很多日军。我守城军也牺牲了很多人,跟侵略敌人打仗反正就是你死我活,只有攒劲打,别无选择。从东面来的攻城日军117大队绕过宝塔攻城,没有与我排交火,与我排在宝塔交火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那个时候又缺乏医药,打仗下来的伤兵,又没有什么医药治疗,你也喊妈呀,他也喊叫娘啊,那真是惨痛得很。当一幕幕生离死别发生在眼前之时,倍感痛心啊。”

  胡建准尉排长讲述的这段宝塔战斗经历,与《1945旗飘雪峰山》史料第76页记录的内容完全一致,说明进攻古塔(斜塔)的日军就是铃木三郎的116大队第4中队。

  说到这里,已经很明确了,加强连其实是分别坚守两个地方,一是武冈城南肖家坝辅助机场,二是斜塔高地,也就是说加强连并没有全部殉国,准尉排长胡建的第1排,打得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没有脾气,老老实实撤退到一里外的忠义亭。上述资料记载和胡建排长说的完全一样,斜塔战场打的是胜仗,加强连还有胡建的第1排尚存,再加一个守卫肖家坝辅助机场炸伤大腿的老兵熊国清幸存。全部殉国的只是守卫武冈城南肖家坝辅助机场的第2、第3排,所以58师的战斗详报里并没有记录守卫武冈城肖家坝辅助机场的加强连全部殉国,其他资料说守卫武冈城的周北辰加强连全部殉国,是因为没有把守卫斜塔的加强连第1排算进去,也没有得到守卫武冈城肖家坝辅助机场加强连幸存者熊国清老兵的消息,是熊国清老兵战后自己报告他是幸存者。

  上述官方史记和参战官兵以及民众口中的“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最后成了经典战例教材,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军事教授房兵,以“武冈城保卫战时,中国军队的一个举动,让千年古城屹立不倒,成为战争史上一个奇迹”为题,把“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作为教科书经典战例给学生授课,军事大学绝不会用弥天大谎做教材,而是中国县城抗战史上绝无仅有的战史。

  四、三路攻城日军歼灭记

  “芷江保卫战”(雪峰山会战)时间为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历时两月,分为日军进攻中国军防守(4月9日至5月9日),日军撤退中国军反攻追击(5月9日至6月7日)两个阶段。“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是从4月22日,日军进入第一道防线安心观乡镇黄泥坳,拉开战斗序幕,至5月9日,攻城三路日军在进攻防守阶段被剿灭,且是在守城不守陴三道防线范围内被剿灭,就连三路攻城日军大队长都是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中阵亡、失踪,甚至关根久太郎旅团长将军都是在武冈境内战败重伤后,死在逃出武冈的路上,证据何在?且看中日官方记录:

  1、日军115大队剿灭记

  ①、日本《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1分册》第88页“芷江攻略战”记载:“独立步兵第115大队情况:大队先于5月4日占领了[绥宁县]武阳南面及西面高地在优势之敌的压迫下阻止了敌军前进。4日黄昏后接到脱离战线向[武冈县]花园市后退的命令,随即撤出了阵地,在[绥宁县]万福桥附近集结后就大休息了。6日凌晨,在敌军奋袭攻击下发生混乱,结果被优势之敌包围而成溃乱状态。6日,各队逐次逃向[绥宁县]龙烟山方向,但到该地又被敌包围。7日-9日,各队逐次向[武冈县]花园市退去,但[中途]又被敌人分割包围在[绥宁县]万福桥→李溪桥〔李熙桥〕→[武冈县]湾头→牛角岭一带。侥幸脱出者向武冈及花园市方向溃走,被包围的各队到10日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9日,机关枪中队的一部在[武冈县]高沙市以南被友军(117大队)收容,另一部以后经武冈、新宁附近回到东安。大队长小笠原大尉虽然逃到了[武冈县同仁乡镇]泡洞,最后还是战死了。”

  ②、《日军侵华战争 1931-1945》第八卷 第三章 日军大举进犯湘西被打退——芷江作战【下】(五)日军各路进犯湘西之经过记载:“[国军]第5师等部队对敌发动袭击。败退惊恐之敌不敢再沿大道行动,于[1945年]5月6日撤至[绥宁县]万福桥东南约3公里的龙烟山上。敌按照地图,在[绥宁县]曾家湾至李西桥〔李熙桥〕、红岩、[武冈县]花园的这条山路以南的大山区向东北方向前进。途中将骡马、火炮全部抛弃。当敌到达[绥宁县]李西桥〔李熙桥〕以东约5公里的草鞋岭时,追击的[国军]第5师等部队(58师172团2营和武冈自卫队)也已赶到。该敌之所剩人员则继续在大山中向东北逃窜。5月9日,残敌在[武冈县]花园市南约8公里的[同仁乡镇]周家、陈家湾山沟(泡洞)一带,又被[国军]第5师等部紧紧围困,经过激战,敌大队长小笠原七郎被击毙,除炮兵小队长西田政次郎少尉等几个人被打散外,其余残敌全部歼灭。”

  ③、(5月9日)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翻译]:

  “限即到[刚收到战报就呈报]。渝[重庆]委员长蒋[蒋介石]:6897密[密电编号]。补报战报。据王(王耀武)司令官及“辰鱼”[5月6日]电称:[绥宁县]武阳、武冈方面:1、我44师先头(部队)已进入新宁、武冈大道,仅遇少数敌人已被击退。2、〔下略〕……58师俘敌松本平次一名。我58师及193师各一部尾追中。3、第5师之15团控置于[绥宁县]李熙桥附近,鱼(6日)午(午时)由[绥宁县]瓦屋塘向武冈方向回窜之敌(115大队)八、九百,经过该地时,被我侧击,敌复狼狈向[武冈县]花园方向逃窜〔下略〕……”

  ③翻译电报中“八、九百之敌”是指武冈攻城西路军115大队,因为只有115大队战斗轨迹中有武冈县花园乡镇记录,117大队自始至终无花园乡镇行动轨迹,所以,此敌系日军115大队。

  ①、②两条日中双方对日军115大队战况记录,完全一致,都记录115大队长小笠原七郎战死泡洞,那么泡洞在哪里?将日方记录的115大队战斗轨迹中地名用箭头顺一下,就一清二楚了:日军115大队败退路线[绥宁县]龙烟山→万福桥→李熙桥→[武冈县]→花园市→湾头→牛角岭(今武冈民航飞机场西侧)。日军115大队在武冈县同仁乡镇(今湾头乡镇)山青村牛角岭(牛角冲)彻底溃败,分成两队突围逃跑,一小队百余人由安藤修道中佐率领向武冈县高沙乡镇逃跑,被国军58师拦截剿灭,只有安藤修道中佐等不足10人逃脱,投奔到关根久太郎旅团长身边,关根久太郎命令安藤修道中佐为大队长,收集溃卒伤兵,重建115大队。二小队约80人由大队长小笠原七郎率领向武冈西北同仁乡镇泡洞方向逃跑,恰好撞在泡洞国军指挥部警卫部队和第5师的枪口上,被国军长春部队3营、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学生大队、武冈自卫大队、中共游击队、泡洞村民等围攻,小笠原七郎在泡洞被击毙,十余人投降被俘。

  关于武冈泡洞的历史有必要交代一下:泡洞是小地名,不是乡镇村组名称,分上泡洞、泡洞、下泡洞地名,统称泡洞,此地有个泡洞村,但此三泡洞地名也并非属于一个“泡洞村”管辖,也就是泡洞村并非全部管辖上中下三泡洞地界,属于多个村的管辖地界,还有一个泡洞林场,它不是自然村组机构,是林业局直接管辖基层单位。民国初年泡洞村属于武冈县第四区管辖,抗战时期四区改为同仁乡,新中国建立属于第二区,区改乡为龙门乡(1956年改为湾头镇),1952年建立洞口县,武冈县一分为二,将80个乡镇划归洞口县管辖,但泡洞村仍然属于武冈县龙门乡管辖,直到1953年4月,才将龙门乡泡洞村148户单独划归洞口县花园乡管辖(见武冈县志行政区划册记载)。这是关于泡洞村的历史片段。那么“泡洞”在军事上有何重要价值?先见泡洞地形图(见下图10)所示:

▲图10:武冈县同仁(龙门)乡镇境内的雪峰山峡谷泡洞地形图

  泡洞的军事价值,本文不展开叙说,单就“抗战时期”的军事地位,且听部分抗战将领与武冈父母官对泡洞的军事价值如何定义?

  ①、抗战时期,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少将政治部主任兼任武冈县县长刘公武这样介绍说:“……1939年3月,当我从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学习结束转回湖南时,李明灏主任电嘱我先落长沙往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一谈……派我接任武冈县长,(武冈县原县长)“林拔萃(武冈县竹篙塘人)调省另有任用……”我接受任命之后,转回去武冈……我上任之初(第一件事是解决武冈大土匪张云卿问题),一方面和李主任商量好,要求他部署3个总队同时出动扩大演习。首先把练习营枪兵开进泡洞驻守,作为演习基地;然后兵分3路从黄桥、高沙和县城同时向西北方向前进,想定目标,会合到洞口、山门,摆好阵势,大事张扬,声势浩大,道路传闻,真相不明;另一方面动员县城张、许、龚等诸大户出面,大办猪羊酒礼,大张旗鼓,宣传欢送张云卿率部出发抗日。在这样双管齐下,软硬兼施的情况下,特别是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大规模演习作战,起了威慑作用,张云卿自知抵挡不住,才被迫率部离开武冈县境, 打出国民党正规番号,开赴广西桂林抗战前线。至于一些零星小股土匪,县政府宣布,自动缴枪的,按长短枪作价收购,并发给《良民证》,回家生产,保证人身安全。于是南乡程光大带领其所属20余人,携带长短枪来到县政府公堂前,架起枪支请求点收。我亲自出面对他们讲话,表示欢迎,加以鼓励,如实兑现,按枪付款,每人发给《良民证》,招待用餐后,各自回家。这事当时《战斗日报》大事宣传表扬,是起作用的。再有个别单独行动匪徒,由各乡公所就地解决。从而武冈长期匪乱,绅匪勾结、借匪自重、为害地方的局面,才为之一变,全县治安得以维持,人民也得到一时安居(刘公武其他文史资料将会在后续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专题篇中详细解读)。”

  武冈县长刘公武这段文史资料讲述的“武冈泡洞”是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的一个军事基地,3个总队驻扎泡洞,说明泡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下面再看雪峰山会战武冈战场,第74军58师参谋处上校主任罗文浪,是如何以军事视野定义记录之:

  ②、罗文浪在《武冈方面的战斗经过》中记录:“……雪峰山,勘察约一星期。除了修正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外,对要隘、通路、制高点以及特殊地物,作了详细记录。对武冈县属的泡洞,作了全面调查。所谓泡洞,即雪峰山内两个主峰之间一条长约二十华里的山谷,除进出口有路可通,两侧灌木杂草丛生不可攀登,谷内小溪旁有极少数住户。相传武冈每遇兵灾,军民大多避入泡洞,两头把守,百余年以来从无失误。雪峰山会战开始后,武冈县长田植率县机关及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与第58师部分随军眷属撤入泡洞,直到会战结束均安全返回。当时日军迫近山口,因地险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进犯,由此也证明高山险地在军事上的利用价值。”

  罗文浪上述关于武冈泡洞的特点描述,以及军事价值的重要性作了客观实际的记录,如上图10所示。

  ③、最后再看看武冈县县长田植父母官率领自卫大队,是如何利用泡洞军事天险,战胜日军侵略者,且听武冈县抗战自卫大队长张楚材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武冈自卫大队的回忆》中的介绍:“……1944年秋,我在沅陵国立商学院搞军训,忽闻日寇企图夺取我空军基地--芷江,威协重庆,其先锋已占[武冈县]洞口(镇)等情况。顿时深感国家危殆,还在院干什么?内心中怔泣〔恸泣〕,即弃职驰至安江,查实洞口安全无恙,马上回到高沙市,适逢田植县长与向松华等,在高沙筹划抗日力量。安排我任县抗日自卫大队长,邓辅汉为副大队长,向明德为军需副官。第一中队长曾一梧,第二中队长曾江亭、第三中队长曾维藩,其他彭桂林、邓兆瑞等十二人为各中队的分队长。配备重机枪两挺、步枪三百枝〔支〕,官兵300人,均属我的旧部下。编制就绪,驻太平桥前“寿观园”训练,后开上县城及龙田小学训练。官兵愤恨日寇誓拼命保家救国。

  1945年夏,日军在雪峰山地区被我国军节节阻击、层层围歼之下,溃不成军。一部约千余人窜来三眼桥等处,威肋县城,曾一梧率队护送田县长等和县有财物一百多担至泡洞。5月23日旁晚,我分队长邓兆瑞在分水坳碰(日)寇军数十人,其先头甩来一手榴弹,邓兆瑞刹时急捡原弹甩还爆发〔炸〕,同时以机枪扫射,打死敌十余人,战士挥大刀砍死4人,活捉4人(后送王耀武总部),夺获日纯种大战马一匹等,其余鼠窜未及穷追,转移县有财物(要紧)。

  ……我回杨祠原驻地,恰好至6月8日晨,彭家冲人(文行乡境)急报穿长皮靴携长刀的日军一人在山上,我即率队奔去发现该敌系高级指挥官,(凭带标志判断)当即大喊:不准开枪,活捉!活捉!该敌挥刀砍我,我迅退急捡石头(我未带手枪)猛击未中,刘继烈、杨嘉禄两班长急舞大刀与敌搏斗,刘、杨手臂均重伤血溅,邓辅汉开枪击中敌两腿倒地擒获到祠。审讯系日本大坂人,名叫滕田三郎,任独立步兵115大队长(该敌日记、大学生,能说中国话)缴获无线电发报机、照相机各一部、长东洋刀一把,金字灵符几幅等,该敌押留祠内三日,群众络绎不绝,观看者不下两千人。该寇直坐两手撑腰,目光炯炯,不呻吟,一副满不在乎之神态。后送城,转王耀武总部,不久伤发而死。后几日,白明德与李忠云等在寨脚下,又活捉一日兵,被不可制止的群众活活打死……”

  张楚材自卫大队长的这篇回忆,载入文史资料,他讲述的时间有误:“5月23日和6月8日”不是剿灭日军115大队的时间,6月7日雪峰山会战已经结束,所以,时间是错误的。但在泡洞与日军115大队残部战斗是对的,与国军58师、5师的战斗详报记录一致。所说的泡洞正是武冈县县长田植战时临时指挥部之地,在泡洞与日军遭遇,打死十余人,活捉日军士兵4人,打伤俘虏“藤田三郎”系115大队长,此信息也有误,经查实藤田三郎是少尉中队长,大队长系小笠原七郎,中日双方资料都记载战死在武冈泡洞,非打伤被俘审讯的藤田三郎。关于藤田三郎不是日军115大队长问题,58师参谋处主任罗文浪有一段记录,证明这位日军大学生俘虏不是115大队长小笠原七郎大尉,而是少尉藤田三郎:“(58)师司令部在清扫战场审问俘虏的同时,通知各乡公所搜捕溃散日兵送来武冈,每俘虏一人奖法币一万元。日军在进攻时对邵阳、新宁、武冈居民奸淫掳抢烧杀蹂躏,人民恨之入骨。少数溃散日兵逃进深山老林,夜间到民房偷、抢食物充饥,有的抢得便衣,丢掉枪枝〔支〕,化装老百姓,企图逃脱。各乡奉令后,组织武力搜山,先后捉到十余人送来,其中有一日兵,抢得带花边黑色女裤穿着,被俘押解到武冈城,居民争看。日军俘虏都是低头步行,满面愁容。有个少尉是明治大学毕业生,受审时,索笔书写“通通完了”四个字,即闭口不言,悲观绝望。”

  2、日军117大队剿灭记

  日军战况记录:

  ①、日本《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1分册》“芷江攻略战”第54页记载:“支队长(关根久太郎)自5月2日就从[武冈县]进到[绥宁县]白家坊指挥战斗。步兵第115大队5月8日即遭到优势之敌的攻击激战甚烈,但保住了武阳以南高地和棉溪以南高地。5月4日,敌人很快从两翼把我包围进行攻击。步兵第117大队5月1日晨从武冈西南地区出发,正午到达[武冈县]山口桥,发现了[石神庙]兵器库,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但因携带困难,报请支队烧掉,然后前进。支队则命令要排除万难将武器带走,因此为抓民夫而花费了两天时间。5月4日晨到达[绥宁县]武阳东北地区时和第115大队取得无线联络,但在尚未得知详细情报的情况下就又不通了,以后尽管采取了所有办法,仍旧未能联络上。这天遭到空中和地面的猛烈攻击,整日展开激战……”

  ②、独立步兵第117大队情况:5月4日夜,大队长[永里偃彦]接到“正面之敌开始移动”的报告,滋加强警戒和严密搜索,但直至天明无事。5日晨,接到关根支队令脱离战线,向[武冈县]花园市后退和在该地南侧地区集结的命令,便一面击退敌人的猛追,一面后退,中途变更前进目标为[武冈县]高沙市。9日,到达[武冈县]六家辅大休息,在这里收容了小笠原[115]大队机枪中队的一部。友军飞机飞来通报了小笠原[115]大队的消息。正午从六家铺出发,不久,目睹住民在移动,经搜索,得知敌大部队正从三方面向我迫近,远处的高地已被敌军占领。经数次果敢地夜间攻击,突破了敌军的包围。10日晨到达[武冈县]明月砦,和支队取得了联络。在准备占领该高地当中,由于疲劳丧失警戒,遭到了敌人急袭,伤亡惨重。11日做为支队前卫,一面排除来攻之敌,一面向[武冈县荆竹铺乡镇]关家桥[又名关枫桥]前进。

  日军记录117大队撤退路线:武冈县境内:5月5日山口桥村→7日罗家铺村、石巷村(叶家凹)→9日六家铺村→10日明月砦村→11日关家桥村。7日至9日在石巷村叶家凹被彻底打败,10日至11日属于战败漏网之敌溃逃路线。战斗轨迹路线十分明确,一目了然,无需解读。

  中方战况记录:

  、《日军侵华战争 1931-1945》第八卷 第三章 日军大举进犯湘西被打退——芷江作战【下】(五)日军各路进犯湘西之经过记载:“[日军]关根久太郎为了集中兵力攻向[黔阳县]洪江镇……令仍在进攻武冈城的独立步兵第117大队,撤出战斗,与[绥宁县]武阳镇旅团主力217联队会合西进。独立步兵第117大队,于[1945年]5月1日晨撤离武冈,去[绥宁县]武阳镇,途经[武冈县]山口桥,发现附近[石神庙]有一兵器库,武器、弹药等太多,难以全部带走,故在山口桥附近各村强抓民夫,用了两天时间才搬完仓库中的武器、弹药。第117大队向西到达[绥宁县]武阳镇以东地区时,被这一带的国军[5师]包围。在此危急时刻,永里偃彦向在[绥宁县]武阳镇地区的小笠原七郎之第115大队求援,但无线电台相互间未能构通……[国军]蒋修仁(师长)的44师一部于[1945年]5月6日攻克新宁,7日到达武冈城外围,与守城的58师一部[守城1营],对攻城之敌[117大队]进行夹击。防守多日的武冈城于当日解围,敌向东逃去。”

  ①记载中的相关问题解读:日军关根久太郎旅团长命令117大队1945年5月1日开始向在绥宁县境内的217旅团靠拢,集中兵力攻向黔阳县洪江镇。这里说的5月1日晨,117大队撤离武冈城去绥宁县武阳,并没有全部撤走,而是二分之一兵力奉令撤走去会合217联队和116大队主力,二分之一兵力休整伺机再攻武冈城。

  ②、《日军侵华战争 1931-1945》第八卷 第三章 日军大举进犯湘西被打退——芷江作战【下】又记载:“蒋修仁[师长]的44师一部[14团]于[1945年]5月6日攻克新宁,7日到达武冈外围,与守城的58师一部[172团1营],对攻城之敌[117大队]进行夹击。防守多日的武冈城于当日解围,敌向城东[方向]逃去。”

  ③、《湘西会战武冈新宁绥宁线大事记》十四:“[1945年]5月4日,中国军第5师在友军配合下,向武阳外围敌发起总攻。攻克[绥宁县]马鞍山、龙烟山、万福桥一线高地,残敌[117大队]溃逃[武冈县]黄茅岭、罗家铺。5月6日,中国军第44师一部克复新宁城。5月7日,中国军第121师与第44师之一部增援武冈,围城日军受重创后逃遁,武冈城解围。5月8日,中国军三面夹击武冈石巷、龙田之日军,毙、伤敌700余人。”

  ③这个记录中把“石巷、龙田”的隶属关系写颠倒了,龙田是乡镇,石巷是村,按常规应记为:“1945年5月8日,中国军三面夹击武冈县龙田乡镇石巷村(叶家凹)之日军,毙、伤敌700余人。”这里的三面夹击是指“援军121师饶启尧363团、守城军58师172团1营、中共武冈(湘桂)游击队”三军联合剿灭攻城日军117大队。

  ④、《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五)第三方面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战斗经过”第28页记载:“5月9日,我121师及第5师于[武冈县龙田乡镇]三角塘以南石巷村瞿家祖〔叶家凹〕地区与二千余之敌[117大队]血战竟夜,迄本日晨,歼敌中队长以下700余名,敌不支,续向东北退却,我军跟踪追击,本日追抵[武冈县]水浸坪,磴子铺、四郎庙之线,复遇三千余敌人顽强抵抗,相持入夜。”

  ⑤、(5月15日)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翻译]:

  急[加急电报]。重庆委员长蒋[蒋介石]:6897密[密电等级编号]。补报战报。据汤[汤恩伯]司令官佳亥[9日亥时]、真卯[11日卯时]、真戌[11日戍时]、文酉[12日酉时]各电称:甲〔下略〕……乙〔下略〕……丙〔下略〕……

  丁、第121师战绩,据牟[牟廷芳]军长辰灰戌[5月10日戍时]电称:1、

  我121师右翼饶团[饶启尧363团],于佳辰[9日辰时]痛击围困[武冈县龙田乡镇]石巷(村)之敌,敌据险顽抗,该团奋勇冲杀,敌不支,北窜。2、左翼霍团[霍世才361团]于佳辰[9日辰时]续向[武冈县同仁乡镇]唐家岭之敌猛攻,激战至午,敌我伤亡均重。我乃同时以陶团[陶心362团]张营向[武冈县同仁乡镇]光远市〔光远寺〕迂回,该敌一部乃向[武冈县同仁乡镇湾头村]牛角冲逃窜,大部向东北溃退。次日,我121师师部及陶[陶心362]、霍[霍世才361]两团,已通过[武冈县]安远寺〔光远寺〕,向高沙追击前进中。3、第121师佳、灰[9、10]两日于[武冈县龙田乡镇]石巷村[叶家凹]之战,计毙敌中队长以下700余人、马10余匹,俘敌2名,获炮7门、轻机枪6挺、步枪34支、战刀3把。我方亦伤亡连、排长11员、士兵30名。据缴获日军文件得知,朱敬民121师当面之敌为日军68师团117大队,其代字为承6097号。经查实该大队在[绥宁县]武阳附近就被我军歼灭一半,今再受痛创,已被歼灭殆尽。其他等情况待续。谨闻[报告]。昆[于昆明官邸]。[卑]职何应钦。辰咸辰[5月15日辰时]。忠整铨[发报员代号]。印[何应钦官印]。

  ⑤括号内文字为笔者翻译补填,或更正,让电报原文更清晰。再解释电报特殊文字意,落款“辰咸辰”三字为时间代号,翻译5月15日辰时,也就是何应钦总指挥在约定时间段向委员长蒋介石报告湘西会战战报,只要翻译成“时间代号”就可以了。但是“卯和辰”按照古历天干地支排序对应的月份是2月、3月,不是4月和5月,按阳历与阴历的时差一个月也对不上,很可能是为了保密起见,何应钦与蒋介石约定按照天干地支排序对应月份推后二位数计算对应,才能对应上。第四方面军吴鸢、罗文浪等参谋人员都将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电报中“卯和辰”翻译成4月和5月,就只能与参谋人员保持一致了。“忠整铨”系发报机上发报人代号名。“印”是何应钦官印,不是“公章”印,而是“官章”印。官印是有严格区分的,按照官职大小规定官印尺寸大小,官职越大,官印尺寸就越大。但官印有“假传圣旨”造假风险,所以在重大事件上,采用亲笔“手谕。”

  很多人把龙田乡镇石巷村叶家凹歼灭战说成是歼灭日军115大队,雪峰山会战总指挥何应钦向委员长蒋介石发的这个电报,记录为日军117大队,是绝对准确历史记录。

  根据上述“敌大部向东北溃退”记录,说明叶家凹战斗歼灭日军117大队700余人,主力两千多尚有千多人逃脱,在武冈县六家铺休整的时候又收集了115大队打散溃逃的机枪中队一部,说明117大队在高沙与关根久太郎支队会合时,还是有一些实力。1982年,日军117大队战败幸存者组团回访武冈城,祭奠他们战败、战死武冈的同伙亡灵。这些花甲左右的当年战犯,来武冈祭奠同伙亡灵时,担心武冈百姓抽他们的筋,剥他们的皮,要求武冈县政府派公安警队沿途保护他们,这是后话。再回到主题上来,看分明攻城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是如何下场?

  3、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剿灭记

  关于日军58旅团116大队的战斗轨迹,官方只有雪峰山会战初期的武冈攻城记,后期尚未找到剿灭记录,甚至日方、中方所有“芷江保卫战”(芷江攻略战)战报资料中,没有一处记录116大队与中国军哪支部队交火打仗的战报,仅在兵力序列有其番号,大队长也有“青木、曹木、铃木、河川胜初”等多名字,那么,116大队究竟去了哪里?完全是个谜,尚未有人解开这个谜底。116大队第4中队这支300人的中队攻打武冈城斜塔、忠义亭有记录,后续也无影无踪了,究竟去了哪里?116大队第4中队攻城记为南路,4月26日攻击到城南蔡家塘村,记为攻城起点开始,27日攻南城一天,28日与117大队互换攻城位置,变换为东路攻城军,在变换攻城位置的时候,绕道来到武冈城东北云台岭斜塔战场,被打退转去忠义亭位置。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长铃木三郎很狡猾,他不像117大队长永里偃彦那样狂妄的玩命猛攻武冈城,而是明哲保身,也算是由大队长处分降级为中队长心怀不满,消极应战,在117大队猛攻武冈城的时候,他的116大队第4中队只是象征性开了几炮,打了几枪,并没有向武冈东城发起冲锋。当地百姓介绍说:“戳洋炸炸、斗散法(稀稀拉拉的意思)”开了几炮、打了几枪。因为铃木三郎明白,武冈东城是资江河与水田的开阔地,北城城墙建在高山上,山下山冲低谷与城墙落差二三十米以上,根本冲不上去,真要往上冲,经不起守城国军美式武器几分钟扫射就完蛋了,正因为116大队第4中队长铃木三郎明白处境,不去白白送死,在斜塔战场也是被中国军胡建的加强连第1排打得没脾气,后退到忠义亭消极避战。当关根久太郎旅团长命令117大队、116大队第4中队撤出攻城战斗,与绥宁境内的217联队兵合一处时,铃木三郎116大队第4中队也没有遵令向西去会合,而是后退1公里,在城东乡镇同保村停留两天,也就是5月2日-3日,4日离开同保村,走扶冲荷叶岭去与115、117大队会合。且听同保村刘士正老人的介绍:

  刘士正,男,家住城东乡镇同保村5组,1936年出生,绰号石八,当地人读石为下[xià ](石头叫下头古),村人都叫他下(石)八爷,2024年89岁,耳聪目明,侃侃而谈当年抗日岁月的经历:“走日本那年本人10岁,好奇,城里距离村里不过三四里地,听到城里方向枪炮声,与村里的大人们爬上村里最高的鹅公山看热闹,但看不清楚,想不到过了两三天,两三百日军从城北忠义亭下鸬鹚头,过猫咪桥,驻扎在同保村两天两夜,村里人争先恐后躲到石山洞里不敢出来,村里刘满娘、戴六娘(家族称谓)跑得慢,被一伙日军兽性强奸了,村里鸡鸭牛羊,一扫而光煮熟吃了,拆下村民木房叭[bā]烧火煮饭(当地把木房上的木板叫叭),第三天,这伙日军去了荷叶岩(今武冈民航飞机场东侧)。那年因村里走日本,大家忙于躲藏,插秧都晚了十多天,因此这年收成大减产,是最困难的一年。”

  黄春娇,女,1930年出生,现年95岁,家住城东乡镇同保村7组,介绍她的遭遇说:“走日本那年15岁,村里来了二三百鬼子,我带着9岁弟弟跑到龙田乡镇太平村亲戚家躲藏避难,哪晓得碰到个屋大的鬼,躲开同保村几百鬼子,却在太平村碰到上千鬼子,又继续往云山上跑,跑到罗家铺村又碰到上千鬼子,这叫怕什么来什么,越躲越多,只怕小命完了,哪知道鬼子并没有追我们,我们继续往云山方向跑,鬼子却往龙田方向跑,我们在云山半山庙躲了几天才回家。”

  黄春娇老人说的龙田太平村千号鬼子正是从绥宁翻过黄茅界,进入武冈踏踏岭、太平村的日军117大队,在城西罗家铺村碰到千号鬼子正是攻城日军117大队撤退的时候,因为她们作为百姓,根本不知道哪里有鬼子?属于乱躲乱碰,算是捡条命回家。

  至此,115、116(第4中队)、117三路攻城日军汇集在“高山”尖石山青山界的“叶家凹、雷子岭、牛角岭(牛角冲)、荷叶岩、龙岩凹(青山界)”地方,其实这是一个地方,这就引出“扶冲战役”话题。

  4、扶冲战役

  要介绍“扶冲战役”首先要介绍这些地名,在文字上看起来“叶家凹、雷子岭、牛角岭(牛角冲)、荷叶岩、龙岩凹(青山界)”一长串名字,甚至还有“周家、陈家、赵家、曾家”等村家名称,其实就是一座山的东西南北方位名称,即今“武冈民航飞机场”地方。但这个地方很特别,是个“鸡鸣三乡”之地,这座山乃弹丸之地小山,方圆也就2公里左右,同一座山,三个乡镇村都有各自的名字,主峰叫尖石山(青山界),之所以叫青山界,有三乡镇村分界之山的意思,此山主峰可以说是满山皆石,石石皆景,景景皆奇,奇形怪状,状态百出,出神入化,花岗绚丽,绚丽多彩,多彩险隘,险隘扶冲。修建今民航飞机场时,都不忍心把这奇特风景推平,于是把主峰花石景色保留下来(见下图11)。

▲图11:扶冲战役战场尖石山主峰(今武冈民航飞机场候机楼南侧)

  尖石山(青山界)主峰在城东乡镇扶冲地界,两边高山连绵夹一冲,取名扶冲,此冲长达十几公里,分上扶冲、中扶冲、下扶冲三段,与同仁乡镇的上中下泡洞地形相类似,可以说扶冲是武冈的第二个泡洞。扶冲尖石山(青山界)在中扶冲地段,“扶冲战役”主峰段在城东乡镇“荷塘、龙岩”两个村交接地方;尖石山(青山界)南面2公里处归龙田乡镇石巷村(叶家凹)管辖;西面归湾头乡镇山青村(牛角岭、牛角冲)管辖。此三乡村有一个共同特点,把地名正字反读,大山冲叫冲没有疑问,而极小山冲的山窝窝应叫山凹,可当地人偏偏反读叫山凸,明明是个山凹凹,硬叫成山凸凸,恰好与实地相反。比如叶家凹,本地人就叫叶家凸,因为凸与实际山窝窝凹相反,地理测绘人员就把叶家凸写成“叶家堍,”可堍的意思是小水坝的意思,叶家堍没有小水坝,所以地图测绘人员又改成“叶家凹,”怎么读那就随人所愿了,你要到当地打听叶家凹地名没人知道,你要打听叶家凸,无人不知。一句话,高山叫山,低谷叫冲,山岗称岭,山窝叫凹,岭和凹相对应,山与冲相对应。

  弄清楚三乡镇地名,再来解释为什么叫“扶冲战役”名称?在解答扶冲战役之前,先提出几个问题:长期以来,大凡写文章介绍扶冲战役的人有着这样几个共性问题:“第一,介绍扶冲战役仅仅介绍龙田乡镇石巷村叶家凹战斗,也就是叶家凹战斗等于扶冲战役;第二,115大队是在绥宁县武阳战败逃跑迷失方向,误撞逃到武冈叶家凹被剿灭;第三,叶家凹战斗国军是44师14团,王团长指挥部设在村民周满妹家里,彭营长指挥部设在王伟亿家里,王伟亿给彭营长带路打扫战场,“石窝里,树林里,摆下了三百多具尸体”是叶家凹战斗战况;第四,给日军带路的人是外地人,错把高沙听成高山,错把日军带到高山。”

  上述四点全是错误认知,本文解读错误更正依据如下:叶家凹战斗不等于扶冲战役,单个叶家凹战斗不构成扶冲战役要素。理由很简单,战斗与战役的区别诸多要素这里不展开叙说,单就两个基本要素简单说来:1、规模区别,战役是军队为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在一定方向上和时间内所进行的大小数个战斗之总和,而战斗是军事上敌对双方所进行的一次战斗。2、参战人数区别,一般说来,战役参战兵力万人以上,少于一万兵力一般划归战斗序列。那么好了,根据这两条基本要素衡量,叶家凹战斗是单个战斗,不构成数个战斗之总和,参战兵力按照错误观点说的国军“44师14团”也就两千人,就是把石巷村叶家凹村民加起来,也远远不够一万人,不构成战役兵力要素。之所以能定性为扶冲战役,是因为有剿灭日军117大队叶家凹战斗、牛角岭(牛角冲)剿灭日军115大队战斗、青山界(龙岩凹)剿灭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战斗,三个战斗之总和,具备了多个战斗总和要素。再说兵力要素,单就何应钦、蒋介石电报中121师绕团、陶团、霍团就有一万兵力,再加5师、主战58师、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学生大队、中共游击队、武冈地方自卫大队、民众志愿者多达数万人,具备万人以上兵力要素。所以,叶家凹战斗是扶冲战役的一个战斗。也许有人要反驳,那就不叫扶冲战役,就叫扶冲战斗嘛,这不就扶冲战斗等于叶家凹战斗啦。如果这样定性认知的话,那就更加牛头不对马嘴了,单就叶家凹战斗而言,它与扶冲地界毫无关系,叶家凹是在龙田乡镇石巷村地界,扶冲是在城东乡镇地界,两地相距两公里多,龙田乡镇石巷村的叶家凹战斗怎么会命名为扶冲战斗呢?同样的道理,武冈保卫战能命名为芷江保卫战吗?岂不笑话者也!所以,战斗是地点,战役是地域,叶家凹战斗属于扶冲战役地域之一,才符合军事逻辑,故此,叶家凹战斗不等于扶冲战役,是扶冲战役的一部分,属于一个战斗要素。

  再来说“叶家凹剿灭的是日军115大队”的错误,就不用笔者多解释了,正规历史资料,以及何应钦、蒋介石电报中说得很明确,石巷村叶家凹战斗日军是117大队,山青村牛角岭(牛角冲)战斗的日军是115大队,那么青山界(龙岩凹)战斗的日军自然就是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毫无争议悬念。

  关于日军115大队是在绥宁县武阳战败,逃跑迷失方向,乱跑误撞来到武冈被中国军剿灭在石巷村叶家凹的观点,完全是不懂军事的外行话。一个人迷失方方可信,一个大队,三个大队几千人都迷失方向?有可信度吗?要回答日军不是迷失方向、乱逃误撞来到武冈扶冲问题,看一看雪峰山会战总指挥何应钦禀报委员长蒋介石电报中的军事部署,就一清二楚了。电报直接翻译如下:

  (5月18日)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原文[翻译]:

  即到[刚收到战报就转发]。渝[重庆]委员长蒋[蒋介石]:[军事]部署。辰篠午[5月17日午时]忠整战[作战代号]、辰巧申[5月18日申时]忠(整战)[作战代号],两电计呈[两电一并呈送禀报]。据第三方面军[参谋部]林处长巧未[18日未时]电话转,据李总司令玉堂巧辰[18日辰时]电话报称。6897密[密电编号]。为适应新宁方面情况,已作如下处理:一、[武冈城东]43师调驻城步。二、121师调驻武冈。三、5师以一部继续协同第四方面军[指武冈守军74军58师]进击敌人,主力亦调驻武冈(第三方面军所下命令系以5师全部追击,但据李玉堂总司令报告,仅以一部追击。汤恩伯司令已予同意)。四、44师担任武冈以南敌窜正面之警戒。等情[况]。除电嘱第四方面军王[王耀武]司令官注意第94军抽调后,须切取联系,以免该方面军右翼发生空隙。谨电监察。[卑职]何应钦。辰巧申[5月18日申时]。忠整光[发报人代号]。印[何应钦官印]。昆明[发报地点于昆明]。

  何应钦致电蒋介石的这个军事部署非常明确,牟廷芳的94军进驻武冈,5师为左翼,121师为右翼,协助第四方面军58师主战武冈,44师预备警戒,无空隙布阵,显然是打歼灭战的军事部署。58师是武冈主战部队这无需解释。看看助战部队94军如何部署扶冲战役?首先军长牟廷芳指挥部从绥宁县移驻武冈,5师、121师两个师部设置在扶冲东面5至10公里的马坪乡镇段家祠堂和花桥村地段,利用尖石山(青山界)顶峰与扶冲谷底落差用百米计算,长达十几公里的扶冲险要地段布阵,5师、58师、121师联合共战,44师预备警戒,何应钦总指挥说的无空隙布阵,歼灭武冈城三路攻城日军,完全是歼灭战部署。那么怎么把三路攻城日军引到扶冲战场分割包围歼灭?国军主战58师、助战5师、121师、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学生大队、武冈自卫大队、中共游击队也是作足了功课。日军115大队是国军5师15团、58师2营、武冈自卫大队从武冈西城白公庙、渠渡庙、山神庙一路追击到绥宁县李熙桥龙烟山、武冈县花园乡镇南8公里的同仁乡镇(今湾头乡镇)山青村牛角岭(牛角冲),可以说是中国军队把日军115大队像赶鸭子一样,一路追赶到扶冲伏击阵地。日军117大队是在武冈城西罗家铺村因攻城失败开始向高沙方向与58旅团长关根久太郎会合,赶鸭子的办法显然不适用了,采取顺手牵羊战术,用带路人牵牛羊,把117大队牵入伏击阵地。他们在选择什么样的带路人问题上,也是动足了脑筋,选择国军侦察人员显然不能,日军也不是傻子,稍有阅人常识之人一眼便可看穿败露;选择百姓带路,常识、智力、责任心不够,日军一吓唬全招了,前功尽弃;选择地下党带路,文化、机智、胆量、牺牲精神条件都具备,于是这个特殊身份的人巧妙地把“去高沙”听成“去高山,”将日军117大队从城西龙田乡镇带入到“高山”叶家凹伏击阵地。日军117大队一看陷入了中国军民的高山伏击圈,恼羞成怒,将带路人连刺三刀再补一枪杀害,带路人牺牲了,却带路成功了。115大队赶鸭子,117大队牵牛鼻子,那么116大队第4中队自然是自投罗网,因为他们有兵合一处向58旅团长关根久太郎高沙靠拢命令,117大队向高山行进,116大队第4中队自然跟随。中国军民如此周密部署扶冲战役,说是日军在绥宁武阳战败迷失方向,误撞武冈,与国军遭遇战被歼灭,显然不符合军事逻辑,纯粹的外行话。最关键的是这三路攻城日军,不是在“日军撤退逃跑,中国军追击”阶段(5月9日至6月7日)被歼灭,而是在“日军进攻,中国军防守”阶段(4月9日至5月9日)就被歼灭了,也就是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日军攻城时间内被打退剿灭。所以,日军从绥宁县武阳战败逃跑,迷失方向,误撞武冈之说,与国军打了一场遭遇战,违背军事逻辑,不符合中国军民周密部署的扶冲战役之真实,不符合蒋委员长的电报内容。

  关于“叶家凹战斗国军是44师14团,王团长指挥部设在石巷村村民周满妹家里,彭营长指挥部设在荷塘村王伟亿家里的问题。”何应钦给蒋介石的电报说得很明确,44师是预备警戒部队,5月7日武冈城解围后,南下收复新宁。石巷村叶家凹剿灭日军117大队的是国军121师饶启尧363团,不是什么44师14团王团长。那么王伟亿给彭营长带路打扫战场说的“石窝里,树林里,摆下了三百多具尸体”也不是叶家凹战况,而是扶冲尖石山(青山界)龙岩凹剿灭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战况。因为王伟亿不是龙田乡镇石巷村叶家凹人,而是城东乡镇扶冲荷塘村尖石山荷叶岩人,他说的石窝里三百多具日军尸体是青山界龙岩凹战况,因为叶家凹日军阵地是土山,不是石山,谈不上石窝窝,叶家凹是打死日军七百多人,不是三百,只有尖石山青山界龙岩凹才是石窝窝,恰好是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三百多具尸体之地,王伟亿的扶冲荷塘村、龙岩村地方,地点战况才相符。

  地名解读清楚了,再来解读“扶冲战役”名词内涵,它是按照军事布阵来定义的,国军58师主战,5师左翼,121师右翼助战,合力将日军115大队、117大队、116大队第4中队分割包围在相距2公里的牛角岭(牛角冲)、叶家凹、龙岩凹(青山界)三个地方,此三凹岭都在尖石山(青山界)下,尖石山主峰在扶冲地界,龙岩凹地理位置最高,在尖石山主峰东北侧,军事最险隘,龙岩凹石窝窝是最后剿灭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的地方,也是多路国军剿灭日军115大队、117大队之后,胜利会师的地方,从整体综合因素考虑,也就是国军以10多公里扶冲大峡谷为最后剿灭日军115、116(第4中队)、117大队之地,按军事布阵定义为“扶冲战役。”如果单纯按照单个战斗地点定义,叶家凹剿灭日军117大队战斗是在龙田乡镇石巷村地界,牛角岭(牛角冲)剿灭日军115大队战斗是在同仁乡镇(今湾头乡镇)山青村地界,都与扶冲地界无关,所以扶冲战役是以军事整体地域布阵因素定义的(见下图12①②③图标所示)。

▲图12:武冈扶冲战役三路攻城日军被剿灭的地方  

  下面再来解读三路攻城日军剿灭记话题:《日军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之战史》记载:“[1945年]5月9日,冈村宁次下达了终止芷江攻略战的命令,要求日军适时撤回原驻地。”实际上,关根久太郎58旅团115、116(第4中队)、117大队三路攻城日军,尚未等到5月9日总撤退命令,就在武冈城外5公里的第二道防线上扶冲尖石山(青山界)地方,被武冈境内的多路中国军民分割包围:日军115大队被国军94军5师15团,长春部队172团、武冈县自卫大队三军包围在尖石山(青山界)西面的湾头乡镇山青村牛角岭(牛角冲)、唐家岭一带(今武冈民航飞机场西侧);116大队第4中队被国军5师15团1营与121师一部,包围在尖石山(青山界)东面的城东乡镇扶冲荷叶塘村与龙岩村交界的龙岩凹(今武冈民航机场东北侧);日军117大队被守城国军172团1营与援军121师363团,以及中共武冈游击队包围在尖石山(青山界)南面的龙田乡镇石巷村叶家凹(今武冈民航机场南侧)。这才是攻打武冈城三路日军最终被剿灭的三个地方,三个战斗之总和,构成战役要素,称之为“扶冲战役”(见上图12)。

  根据上述官方资料记录,日军115大队在牛角岭(牛角冲)有两小股突围逃脱,一股由安藤修道中佐带领一百余人向武冈县高沙乡镇逃跑,遭到高沙乡镇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在高沙曾八支祠“示范”阵地学生大队与国军58师共同剿灭,仅剩不足10人与关根久太郎旅团长会合,重建115大队,任命安藤修道中佐为大队长。另一小股由小笠原七郎大队长率领七八十人逃跑到武冈同仁乡镇泡洞村,如何剿灭战死?请看老兵马玉伟的战斗经历介绍:

  马玉伟,抗战老兵,1921年生,家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高岳镇,1941年考入黄埔军校(成都)18期步科,2总队,步兵第4大队,毕业后升任排长。2023年5月,103岁的马玉伟在家人陪同下,重返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模范阵地战场参观,面对当年抗击日寇战场,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千言万语都在军礼中,仿佛又回到了抗战年代,1945年参加湘西会战,守护武冈军校模范阵地:“日军115大队在武冈湾头乡镇牛角冲战败,大队长小笠原七郎率领七八十人突围西逃到泡洞,我奉令率领一个排与追击日寇的长春部队围歼这伙逃窜日军,我用汤姆逊冲锋枪击毙两名日军,子弹打光了又与日军发生肉搏战,配合长春部队全歼了这伙溃逃日军。在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模范阵地护校战斗,与泡洞围歼日寇战斗中杀敌立功,雪峰山会战受奖榜上有我名字。1945年抗战胜利,又奉令辗转湖南长沙、株洲,参与接受日军独立15师团投降事宜。”

  郑国鼎(1905—1969),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武冈)教官兼护校大队大队长。军校相关资料载录:“1944年8月,日军四次进攻湖南,衡、邵沧陷!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局势紧張,留校主任周磐召集全体官兵在中山堂前大草坪上公告形势严峻,并宣告分三路疏散,转运出枪支弹药。一路由城步西岩经梅口至绥宁,二路由[武冈县]踏踏岭至[绥宁县]武阳,三路由[武冈县]龙田等地集中学生总队至绥宁红岩。运出的枪支,弹药,器械等藏于武冈县山口桥[石神庙]庙內,被日寇[117大队]发现纵火焚烧,火光冲天,损失殆尽。郑国鼎大队长奉周磐主任命令率二分校大队官兵做断后掩护转移,与日寇作战,英勇拼杀,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抱着“人在军校在”的决心,誓死保证了二分校学员安全转移。护校战斗中,郑国鼎左脚被日军一枪打断小腿,身负重伤,由于伤情严重,愈后留下疾患,行走时一瘸一拐。抗战胜利后,郑国鼎因战功显赫,编入王耀武任司令长官的第二绥靖区担任整编师副师长职务。”

  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在雪峰山会战军事图上标记为模范阵地,二分校在武冈高沙曾八支祠的训练基地标记为示范阵地。郑国鼎在后来回忆中,说到了他在抗战中三次负伤,第一次淞沪抗战,第二次是在南京保卫战,第三次是在武冈城保卫战中的二分校模范阵地战斗中负伤。资料上记录的“护校战斗”与郑国自己说的模范阵地战斗,是同一战斗之地。

  杨中坤,抗战老兵,男,1926年出生,家住武冈县湾头乡镇,他介绍说:“1943年参加武冈自卫队,长官叫邓朝旭(后中队长代理大队长)。 1945年在湾头桥赵家后面的雷子岭和日本人交战。日本人有飞机运输弹药,有一次飞机把弹药丢错了阵地,丢到了六岭(湾头乡镇六岭村)中国军的阵地上。我和战友们在赵家山雷子岭(湾头乡镇山青村)往上打,有一千多日本人在山上往下打。打死了的战友就抬回村子里埋了,日本人尸体就不管了。解放后,我就回家了。”

  杨中坤老兵讲述得非常清楚,与官方记载资料完全一致。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杨中坤与谢扬千都是县长田植500敢死队战士,日军115大队攻城西路军在城西战败,被94军5师15团与长春部队172团2营追击出武冈境内,县长田植命令中队长邓朝旭代理大队长谢光明职务,继续率领县自卫队200兵力配合长春部队172团2营追击败退日军115大队,在绥宁县李熙桥泡桐村又抓获8名日军俘虏,谢扬千与杨中坤两个班兵力押着8名战俘回县城关押在夏家祠堂,杨中坤那个班转到叶家凹战场,配合守城国军在叶家凹北山坡雷子岭夹击日军117大队,讲述了在雷子岭攻打117大队千多鬼子的战斗经过,与资料记载一致。

  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从攻城阵地忠义亭撤退到同保村两天,同保村民刘士正证实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去了荷叶岩。且听龙岩村村民欧阳云峰的介绍:

  欧阳云峰,武冈城东乡镇龙岩村6组村民,1937年出生,现年88岁的欧阳老人介绍说:“1945年本人9岁,父亲欧阳泽州正在田里犁田准备插秧,突然听到村上尖石山(青山界)上响起枪炮声,就知道走日本了,丢下农活,吩咐家人躲到几里外的长塘曾家亲戚家去,他却胆大留在家里,见到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荷叶塘村和龙岩村里,彭营长指挥部设在荷叶塘村王伟亿家里。荷叶塘村和龙岩村在山下,与尖石山顶落差几百米,既陡峭险峻,又灌木丛生,日军躲在石头后,根本打不到他们,相反日军倒是居高临下,弹无虚发,国军干吃哑巴亏,父亲就和本村张孝卿以及隔壁荷叶塘村的王伟亿等几个村民给国军指路,利用山旮旯隐蔽攻击,枪的威力不大,国军就采取吊炮攻击,效果好了些。日军在尖石山顶上没有水喝,在龙岩凹找到了螺蛳井,此井虽然在龙岩凹石窝窝里,可一年四季出水不干,村民上山砍柴种地都在此井用水、喝水,因为井口像个螺蛳,村民就叫他螺蛳井。日军躲在龙岩凹石窝窝里有吃有水喝,国军又打不到他们。最后是多路国军全部围上去,才把他们消灭,这伙日军是扶冲战役最后消灭的一支。国军打扫战场时,发现300多日军都死在龙岩凹螺蛳井周围。可惜国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彭营长有个连从龙岩凹战场下来只剩9人,我家“下里”(当地把菜土地叫下[xià ]里)还埋了几个国军。山上那个龙岩凹螺蛳井石窝窝阴气太重,战后十多年都没人敢上去砍柴种地。”

  龙岩村5组50多岁的张红军向邵阳电视台记者“江歌”等人介绍说:“我爷爷(张孝卿)多次跟家里人讲起他给国军带路打日军的往事。1945年5月,武冈走日本时候,我们中扶冲龙岩村来了一支二三百人的日军,被国军包围在我们龙岩村尖石山(青山界)上,我爷爷张孝卿与同村欧阳泽州给国军带路,亲眼所见国军打死一个骑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因为日本军官的战马高大,比我们本地土马要高大得多,目标打眼,国军打死骑马军官,高大战马也被打死了,国军与我爷爷张孝卿以及欧阳泽州等村民把打死的日军战马抬到村里,国军与村民分割马肉吃了,大凡吃过马肉的村民都知道这件事。尖石山(青山界)二三百日军被国军全部消灭,但还是有两个日军鬼子突围逃下山,企图越过扶冲天险东逃,被龙岩村村民围堵在扶冲谷底坝塘,两个漏网日军鬼子走投无路,一个剖腹自杀,一个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自尽,尖石山(青山界)这支三百日军全部战死,战斗结束后,我爷爷与部分村民跟随国军打扫战场,日军都死在青山界龙岩凹石窝窝里,从此,这个石窝窝十多年无人敢进去砍柴种地。”

  这个石窝窝就是龙岩凹(青山界),300多具尸体,正是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300人。因为龙岩凹与牛角冲就隔着青山界,界西牛角岭(牛角冲)是日军115大队剿灭的山冲,界东为龙岩凹,是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剿灭的山凹凹(见下图13)。

▲图13:尖石山龙岩凹、螺蛳井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剿灭之地

  5、攻打武冈城日军五战犯下场

  最后再来介绍攻打武冈城的68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58旅团长关根久太郎少将、115大队长小笠原七郎大尉、116大队长降级中队长的铃木三郎大尉、117大队长永里偃彦少佐,五战犯的下场:

  1、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其指挥部(司令部)设在武冈,5月7日被李鉴恩的30团一炮打掉指挥部,堤三树男命大,死里逃生,于7日撤退逃跑到武冈县竹篙塘乡镇洪桥村,武冈城围困多日解围,5月20日撤出武冈县洪桥村,经邵阳九公桥,最后撤退到衡阳,接受8.15无条件投降,算是侥幸活着离开了武冈。

  2、日军第58旅团长关根久太郎就具有戏剧性了,他本来是长期做参谋长工作的,第一次出任旅团长带兵打仗,也是他军旅生涯的终结。前面说了,1945年5月5日他就密令收缩战线,逐步集结向东撤回原驻地衡阳的撤退部署,他亲率116大队主力和217联队在雪峰山东麓战败,退居武冈高沙乡镇,被国军74军57师与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高沙示范阵地学生大队拦截伏击,再次战败,身负重伤,与 116师团会合后撤离雪峰山战场,却遭到国军19师围攻,三败隆回芙蓉山,无论他是在武冈境内二败重伤,还是在隆回境内三败重伤,反正他最后因伤势太重,从武冈县米山铺乡镇撤往衡阳的半路上,医治无效,于1945年7月27日死在“一脚踏三阳(邵阳、衡阳、祁阳)”的祁阳一侧地方,毫无疑问,也就是关根久太郎的死因,是在武冈境内战败重伤,死亡祁阳境内,被称为死于战病,列入湘西最后一战阵亡名单,也是日军侵华战争最后战死的一位将军。

  3、第115大队长小笠原七郎战死阵亡,中方、日方都明确记载战死在武冈县同仁乡镇泡洞地方,尚无悬念。那么小笠原七郎究竟被中国军哪支部队击毙?且看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的战斗详报记录:

  ①、湘西会战影像全纪录史料《1945旗飘雪峰山》第86页,“第三方面军参战”记录:“……[第三方面军94军5师]第15团为左翼队,由[武冈县月溪乡镇]欧溪桥向连相冲、大河冲之敌攻击,奏功后,与第13团取得联系,合击[绥宁县]六王庙之敌。4日佛晓前,第5师各部到达指定位道。随着师部的命令,各部同时开始攻击。第13团猛烈攻击头一天失守的[绥宁县]马鞍山,正午之前夺回阵地。中国军队两翼大张,猛烈攻击,日军抵挡不住。时惊闻退路被截,小笠原七郎命令就地抵抗,坚守待援。接到第115大队的战报,关根久太郎很是吃惊。为防止我第5师的凌厉攻势,冲散他集结在[绥宁县]瓦屋塘附近兵力并不占优势的主力,他随即命令第115大队向武冈方向靠拢,然后命令围攻武冈城的第117大队准备接应。5月3日,第115大队在逐次抵抗中被满山遍野而来的我第5师包围在龙烟山、大河冲附近。小笠原115大队的命运极其悲惨,在弹尽报绝的绝境中,首先遭到灭顶之火。这支日军由于全军覆没,以至于在战后的日军战史中,对其撤出[绥宁县]武阳以后只有只言片语的记录,语焉不详。

  5月4日,该股日军主力被我第5师几乎歼灭殆尽。在增援无望时,小笠原大尉乃于4日晚间向[绥宁县]武阳东北约30公里的[武冈县]花园突围,以图靠近在[武冈县]洞口的第116师团。

  然而第5师在该敌可能突围的方向,早已做了阻击的部署,当敌沿山路撤至武阳镇以北约6公里万福桥时,已是5月5日佛晓,第5师等部队[58师]对敌发动袭击。溃退惊恐之敌不敢再沿大道行动,于5月6日撤至[绥宁县]万福桥东南约3公里的龙烟山上。敌方照地图,在[绥宁县]曾家湾至李西桥〔李熙桥〕、红岩、[武冈县]花园的这条山路以南的大山区向东北方向前进。途中将骡马、火炮全部抛弃,当敌方到达李西桥〔李熙桥〕以东约5公里的草鞋岭时,追击的第5师等部队[58师]也已赶到。该敌之所剩人员则继续在大山中向东北逃窜。

  5月9日,残敌在[武冈县]花园市南约8公里的周家、陈家湾山沟一带,又被第5师等部队[58师]紧紧围困,经过激战,日军[115大队]大队长小笠原七郎大尉被击毙。除炮兵小队长西田政次郎少尉等几个人翻越山岭逃走外,其余残敌全部被歼。”

  ②、《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五册160页第四方面军“第74军战斗详报”记录:“……由[武冈县]黄土圹向东北方向溃退之敌,于[5月]7日午后经当风坳窜退,经我193师之一部猛烈追击,于[武冈县]汤家园附近发生战斗,残敌主力则盘据[武冈县]桥当头附近。迄8日晨,我58师172团主力已越过[武冈县]花园市,向桥当头之敌攻击,于[武冈县]瓜架铺、空溪以北附近战斗颇烈。迄夜,仍在激战中。同时,敌115大队经我在[绥宁县]武阳以南之打击后,经[第三方面军]第5师痛击,卒在[绥宁县]李溪桥〔李熙桥〕附近被第5师击溃,残部于8日晚窜至[武冈县]陈家桥附近,我58师复以一部向该敌攻击,将其压迫退至[武冈县同仁乡镇]巷子口、泡洞附近。”

  ③、《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五册348页“第58师战斗详报”记录:“泡洞残敌之扫荡。4〔5〕月9日,东退之敌[115大队]一部窜至[绥宁县]李溪桥〔李熙桥〕,遭我友军[5师]截击后,(其中)一股百余仓皇经[武冈县同仁乡镇]盐井窜至[绥宁县]红岩,被我第174团一部及工兵营堵住去路,当毙敌廿余名。敌不敢恋战,越岭又窜入[武冈县同仁乡镇]泡洞,我乃分区穷追扫荡,毙敌数十人,俘敌官兵6人,少数向东逃逸(见下图14)。”

▲图14:日军115大队长小笠原七郎扶冲战役牛角岭战败逃至泡洞被击毙

  以上三段战斗详报记录,第三方面军记录得简要一些,第四方面军记录得详细一些,包括前面抗战老兵张楚材、马玉伟、刘沅生等人的回忆资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日军115大队的剿灭,大队长小笠原七郎击毙在武冈县同仁乡镇泡洞地界,是第三方面军94军5师和第四方面军的74军58师,甚至还有武冈县张楚材自卫大队、谢锦涛率领的中共游击队、以及地方村民等军民共同联合战斗的战果。那么,日军大队长小笠原七郎究竟是被哪支部队击毙?是5师?还是58师?是武冈自卫大队?还是中共游击队?或是泡洞村民?谁也没有肯定,是他们谦虚吗?显然不是,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的学生大队排长马玉伟,武冈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张楚材、老兵谢扬千、杨中坤,中共游击队谢锦涛、刘沅生等人都讲述过剿灭日军115大队战败逃窜之敌,只有战斗经过,战果记忆,尚未说明击毙小笠原七郎的是哪支部队?哪位英雄好汉所为?只能记为:侵略者小笠原七郎被武冈军民合围击毙在武冈县同仁乡镇泡洞村!

  4、第117大队彻底溃败是在武冈县龙田乡镇石巷村叶家凹地方,本文上述各方资料也记载得很准确。117大队长永里偃彦,绰号胡腮鬼,此人倒是简明扼要,雪峰山会战自始至终,日方、中方所有资料都记录他一个名字永里偃彦,毫无悬念,他的117大队战斗轨迹也很简单,几乎都是围绕武冈城周围三道防线上而展开,唯独只有5月1日-4日停止攻打武冈城,增援217联队攻打绥宁县武阳,尚未到达武阳,刚踏上绥宁县境内龙烟山,就被94军5师与121师拦截打回了武冈县黄茅界、山口桥、罗家铺、白公庙、龙田、石巷村(叶家凹)被中国军民剿灭700余人,再次溃败突围逃跑走武冈县六家铺、高沙,与关根久太郎支队残部会合,逃出武冈境内,撤退返回原驻地衡阳,在投降队伍序列里,仍然还有他永里偃彦的名字,说明他命大,侥幸活了下来,算是“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中的漏网之鱼。

  5、第116大队长铃木三郎降级为中队长,战前有他的名字在战斗序列,“武冈城抗日保卫战”中有他率领116大队第4中队攻打武冈城东的斜塔战斗记录,此战后就无影无踪了,是战死?还是逃脱?找不到任何下落资料,哪怕是失踪,也要在失踪名单里,可什么名单里都没有他的名字,很可能在武冈龙岩凹(青山界)300剿灭阵亡行列中,本文姑且暂时把他列入“武冈扶冲战役”战死行列,还是有一点线索信息分析依据。根据武冈县城东乡镇龙岩村5组村民张红军,介绍爷爷张孝卿抗战故事中,打死骑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地点在扶冲战役青山界,恰是三百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剿灭之地,青山界龙岩凹石窝窝战场。那么扶冲战役青山界击毙的这名骑高头大马的军官到底是谁?

  先了解一下,日军中什么样的军官才能骑马?二战时期,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有所差别,欧洲战场机械化程度较高,军官都是汽车出行,一般说来不骑马;亚洲战场受地形限制,军官出行载具以坐骑军马为主,坐汽车反而成为辅助。但并不是所有军官都有资格骑马,在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官只有达到一定级别,才能获得军马坐骑资格(骑兵大队除外)。日本原本没有合适战马,后来引进了西方的优良战马,才培育出了耐力强、爆发力猛的军马。日本陆军的等级观念非常严格,出行工具是划分等级标准的,而军马则是中级以上军官的象征。按照日军等级划分,中队长及以下军官,只能徒步行军,大队长以上(大队长、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等)才能坐骑军马(见下图15)。

  日本陆军,中队长对应的是中尉军衔,也就是说少尉、中尉这两个级别的低级军官,是没有资格坐骑军马的,只能随部队徒步行军。大尉也是低级军官,但好歹大尉可以指挥一个大队,少佐、大尉都可以担任大队长,算是比较重要的职位,所以也能骑马。像上图中这位军官就是少佐,有资格骑马。联队长与旅团长之间又是一个分水岭,旅团长及以上级别的军官,属于将官行列。以日本陆军森严的等级观念,将官就算是陆军核心层了。坐骑军马已经不能再象征他们的身份了,军方给他们配发了轿车,用以和中低级军官区分。

  根据日军以上坐骑军马军官资格分析,武冈城攻城日军116大队长铃木三郎官衔,无论是中方记录大佐,还是日军内部记录大尉,都够得上坐骑军马资格,尽管他在武冈城攻击战期间,因一败安心观乡镇黄泥坳,二损军粮被撤销大队长职务,降为中队长戴罪立功,但并没有降下他的大尉军衔,他仍然有坐骑军马资格,更何况他出战前是116大队长,本来就坐骑军马,撤职降为中队长尚未没收他的军马,也就是攻打武冈城的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是步兵中队,非骑兵中队,唯有铃木三郎大尉有资格坐骑军马。攻城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300人,最终被剿灭在武冈城外5公里的扶冲战役龙岩凹石窝窝里,包括大尉铃木三郎。武冈县城东乡镇龙岩村5组村民张孝卿(1904出生,走日本时年39岁)与欧阳泽州给国军带路,在扶冲青山界龙岩村亲眼所见国军开枪打死的那个骑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应该就是116大队长铃木三郎。只是尚未找到官方资料证实,还需查证。

  至此,攻打武冈城的日军五个头目战犯,二生二亡一失踪,也可以说是二生三阵亡,58旅团115大队、116大队第4中队、117大队主力剿灭在武冈守城不守陴的5公里布阵范围内,打了一场有国军、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学生大队、武冈自卫大队、中共武冈(湘桂)游击队、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全民抗日保卫战。

  战后74军58师172团1营少校副营长王沛年印象非常深刻,写下《武冈拒敌》载入湖南文史资料史册,其中有这样的记录:“我师以一个加强营,利用武冈县城的坚固城埠构筑工事,组织群众(志愿者),固守县城。主力扼守以西山地,利用湘西的茂密森林,布置袋形阵地,准备相机出击,一举歼灭进攻之敌。敌又绕过武冈县城,向西攻我(城外)主阵地。这里山高林密,我师诱敌深入后,即从两翼包抄,打得敌人像无头苍蝇,到处乱窜。湘西群众,多有武器,且民风强悍,入侵之敌,除整体被我大军击溃之外,逃窜之敌,多被群众杀俘。”

  副营长王沛年这个记录,说明了几个问题,从军事上说明利用武冈城墙为工事守城,援军赶到,出城与援军利用武冈城外山林有利地形,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夹击围歼日军,城北5公里处的扶冲战役就是诱敌深入布下的最大口袋阵。从全民抗战主题上,证实“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有三千群众志愿者参与守城全民抗战,攻城日军“除整体被我大军击溃之外,逃窜之敌,多被群众杀俘。”

  战后数据统计,特意为武冈记上一笔:“仅在雪峰山南部的武冈一带,日军关根支队的独立步兵第115、117两个大队,被湘西乡民毙俘的即多达200余人,绝对是抗战之最。”

  五、中共武冈(湘桂)游击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雪峰山会战胜利原因诸多,这里不做展开分析,单就与中共游击队有关的摘录几条叙说,雪峰山会战胜利原因之一有这样的记录:

  ①、“雪峰山战役得到了湘省各界在人力、物力上的全力支持,特别是获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密切配合〔其他县市省略〕……武冈县平镇乡共产党员萧健所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在雪峰山战役中,多次配合中国国民党军队对日军作战。1945年5月,萧健所率领的抗日自卫队(游击队)参加王耀武部夹击三角坳日军主阵地,有力地协助了中国国民党正规部队,共同击毙日军1000余人。”

  ②、百度百科与《党领导的湖南抗日游击战争》等相关资料记录:“湘桂边区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云彪,地下党化名刘布谷,湖南武冈人。1944年夏,邵阳沦陷前夕,原在桂林、东安县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云彪,奉命在湘桂边区和雪峰山一带建立抗日武装据点,开展游击战争。他吸收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武冈)政治教官兼副大队长谢锦涛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谢筹建抗日武装。谢锦涛在二分校筹集了一批枪支,聚集了一批抗日爱国青年,正式组建了湘桂边区抗日游击纵队,谢锦涛为司令,负责军事工作,刘云彪任政治部主任,负责党的工作。纵队下辖3个支队,共计1000余人,500多支枪,在新宁、武冈、东安等沦陷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对日作战10余次,击毙日军中佐小谷吉田和吉田龙炎等官兵百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从武冈追击日寇到东安县时,袭击了日军一个后方医院,抢救回了被日军抓去的民工100余人,为抗日作出了贡献。后来,这支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遭到国民党顽军和地方武装的围剿而被打散,谢锦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刘云彪重返桂林地下党战线,继续开展地下党工作。”

  ①②两段记录对中共武冈游击队、自卫队在雪峰山抗战中的作用和战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只记录了战绩,尚未记录自损牺牲,其实,中共领导的萧健所自卫队与刘云彪、谢锦涛的游击纵队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雪峰山会战中是做出巨大牺牲的,只是尚未汇总记录,成为无名英雄,且听抗战老兵刘沅生的回忆讲述:

  刘沅生,抗战老兵,男,1923年出生,湖南武冈晏田乡人,他是这样介绍说:“大约是1942年经人介绍到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通信连当通信兵,守总机。过了大约两年的样子,日寇入侵攻打武冈,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师生撤退,我没有撤退离校,后转入了武冈抗日自卫队当步兵。最后一战那次,我下山到村子里买菜,听到村民们说来了七八十个日军,是被长春部队(172团)追着逃跑到了武冈,驮着很多东西到了这边,我急忙跑回营地,饭都不煮了,直接向许班长和分队长刘雄山报告,班长和分队长当即决定去打。日本兵发现后,他们的指挥官命令重机枪和迫击炮反击。大家从山头撤下,因为熟悉地形,加上撤退迅速,自卫队的人没有人员伤亡。退下来后,自卫队发现参加打仗的有长春部队等其他的国军部队(5师),还有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学生大队的练习营,总之是围着日本人打得激烈。那天晚上,只听见枪和炮的声音,与日军激战了十几个小时,大约到半夜2点钟的样子,把日军全部消灭,遍地尸骨,没打死的几个日本人投降了。几个月后,部队解散,我就回家了。”

  很显然,刘沅生老兵讲述的战斗,是扶冲战役突围逃跑的小笠原七郎那支八十人的队伍,逃跑到泡洞地方,再次被围歼,正是泡洞指挥部所在地。从内容上分析,他是通信兵,守总机,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总机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期间转入泡洞,成为战时联合指挥部的通信总机联络中心,二分校学生大队副大队长谢锦涛,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期间,是以军事顾问名义担任中共游击队长,刘沅生说二分校撤退,他留校,显然是谢锦涛学生大队副大队长的兵,有可能还是谢锦涛发展的地下党对象,因为谢锦涛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后,被国军发现他是中共地下党,半年多后惨遭杀害,刘沅生是没有发展地下党成功?还是因为单线上级谢锦涛被杀害没有了证据?显然说不清了。再说刘沅生讲的自卫队,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就存在游击队与自卫队两种名称并存现象。武冈同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萧健所的队伍就叫自卫队,刘云彪、谢锦涛的队伍则叫游击纵队,那么,刘沅生讲的自卫队,就是谢锦涛的游击队,所以自卫队和游击队只是说法上的区别,无本质区别。刘沅生在上述回忆里,就说到了“二分校学生大队通信兵、自卫队、游击队”三个身份,从他多身份现象上看,应该是被谢锦涛动员的部分学生兵参加抗日游击队员之一,谢锦涛地下党身份暴露后,认为有危险,为了保护学生兵,让刘沅生等人参加地方自卫队,这才符合刘沅生多身份的逻辑。

  还有那个给日军117大队带路的“外地人”错把高沙听成高山,把日军117大队带入有国军和中共游击队埋伏的高山叶家凹。前面,本文已经说到了“扶冲战役”是周密的军事部署,不是日军迷失方向,与国军误打误撞的遭遇战。那么,既然是周密的军事部署,怎么将撤退的攻城日军117大队引入到部署的战场上来呢?前面在分析“扶冲战役”三路日军如何诱敌深入到部署围歼战场?多种分析中,确定唯有中共地下党的“文化 、机智、经验、牺牲精神”可选,那个带路人机智、巧妙的把日军117大队带进了中国军民布下的扶冲战役战场,日军发现上当了,将带路人连刺三刀再补一枪杀害在叶家凹路边上,战斗结束后,将带路人就地埋葬在叶家凹雷子岭上,成为抗战无名英雄。

  后来所有资料分析,都一致认为带路人是中共地下党,是中国军民周密部署而选中的人物,那么,这个带路人究竟是谁?叶家凹村民与参战老兵回忆,根据30岁年纪,中等个子,文化素养等因素分析,符合石巷村隔壁邻村和平村(今得胜村)教书先生戴国澍的身份。戴国澍早年与武冈欧阳东、刘云龙、夏光等革命先驱有联系,也就是与地下党谢锦涛、刘云彪有联系,以教书先生为职业掩护,从事过地下党活动,宣传抗日,更是呕心沥血,叶家凹战斗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了。当年参加扶冲战役叶家凹战斗的刘沅生老兵,也在回忆中认定戴国澍符合当年带路人身份。

  设想一下,假如地下党游击队长谢锦涛不被国军杀害,也许这个带路人与刘沅生很可能就是地下党身份?这次带路,将日军带到中国军民埋伏圈高山叶家凹,明显是有意行动,只可惜谢锦涛牺牲,未能留下带路人戴国澍的真实身份资料。

  再来分析刘沅生老兵讲述的七八十日军被长春部队172团2营追击到泡洞,再次被国军与自卫队、游击队包围,日军指挥官命令架枪炮还击,那个指挥官就是小笠原七郎,最后七八十鬼子除了几个投降的全部击毙,投降日军中没有小笠原七郎,显然是阵亡战死,与日军“芷江攻略战”记录小笠原七郎在泡洞战死,58师战斗详报记录在泡洞击毙小笠原七郎,完全一致,显然中共游击纵队谢锦涛、刘沅生的队伍参加了击毙小笠原七郎的军事围剿战斗。

  刘云彪、谢锦涛游击纵队在“武冈城抗日保卫战”期间,一部分参与守城,一部分与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护校学生大队联合,利用游击队轻车熟路优势,在攻城日军的背后袭击,打乱日军战斗部署,动员三千守城志愿者,配合国军守城,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刘云彪、谢锦涛两人经历有其传奇色彩,本文除了讲述组建湘桂边区抗日游击纵队战绩外,再略加介绍两人的传奇经历。

  刘云彪(1916-1960),字元之,化名布谷、黎明、苏粟,湖南武冈县马坪乡人。其兄刘云龙系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与夏光、毛高船(化名,因为此人是武冈城东乡高船岭毛家村人,以高船岭毛家村之意为化名)在武昌听毛委员讲课农民运动,4.12大屠杀,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疏散,刘云龙与夏光、毛高船等人受党委派返回长沙从事地下党工作,刚踏入长沙地界,又逢“马日事变”遭到捕杀,夏光与毛高船为了掩护刘云龙逃出长沙,被许克祥反动军警开枪打伤被捕入狱长达10年之久,抗日长沙文夕大火,夏光与毛高船从文夕大火废墟中逃出,在长沙、武汉寻找党组织未果,夏光决定参加新四军抗日,成为抗日英雄,才有后来革命京剧《沙家浜》郭建光原型人物唱响大江南北后话。而毛高船则在湘潭隐姓埋名脱党,他在临死前说了句他一生最经典的感受:他说我一生既怕国民党,又怕共产党,怕国民党杀头,怕共产党清算他脱党。刘云龙在夏光、毛高船两人的掩护下,逃出长沙,返回武冈从事革命活动,在东乡拉起一支游击武装,为了扩大新宁县一百多地方武装加入游击队,在前往新宁的半路上,被国民党团防局逮捕,1928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悬头武冈县城东门。时年刘云彪12岁,目睹其胞兄刘云龙断头惨状,仇恨铭记心坎,也是受兄长刘云龙的革命影响,接力革命。1937年,刘云彪在家乡创办育德小学,并任校长。1938年考上国民党联勤总部政训员,因反抗教官虐待学员被开除。1940年经人介绍,在广西桂林国民党联勤总部江南兵站统监部经理处任上尉预备员,不久改任桂林市动员委员会干事。因工作关系结识田汉、夏衍、欧阳予倩、寇瑜等进步人士,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1941年,经寇瑜介绍,参加“伤兵之友社”,从事进步文化宣传活动。创办《文学评论》,刊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宣传“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桂林市松坡中学语文教员,因言论激进被学校解聘。通过组织关系到湖南东安县中学任训导主任,以教学为掩护,进行地下党活动。1943年9月被捕,后越狱脱逃,潜回武冈,发展黄埔学校二分校(武冈)政治教官兼学生副大队长谢锦涛为党员,两人同往新宁、东安交界处李子山,以开纸坊为掩护,秘密发展抗日武装。同年秋,日军沿湘桂线进犯湘西地区,刘云彪与谢锦涛返回武冈,将工作重点放在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经过艰苦的努力,发动该校进步军官柳琼、欧文化、薛长林等人,夺取武冈、新宁几个乡公所的枪支,组成抗日武装。雪峰山会战爆发,湘桂边区游击纵队配合国军保卫武冈城,在雪峰山泡洞等地区追击日寇,战功卓著。雪峰山会战结束,刘云彪、谢锦涛地下党身份暴露,游击纵队被国军围剿,刘云彪再次返回广西桂林,经友人介绍,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专员,与进步人士姚青苗、郭根、赵西等往来密切。1946年,改任北京联勤部第五补给区粮秣科科长,为筹措革命经费,在天津转移军粮数十万斤,换成黄金170两,于年底辞去军职,创办《雪风》半月刊,刘云彪任社长,姚青苗任主编,赵西任编辑。为该刊经常撰稿的有费孝通、李广田、姚雪垠等人。该刊宣扬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方针;披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发行到全国各地,数量逾万份。1947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封。同年7月,化名苏粟,在西安胡宗南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任中校副科长,在中共西安市工委负责人韩优存(唐磊)的领导下,搜集胡宗南部指挥机关的军事情报。1949年2月,刘云彪以出差为名到马栏,向中共地委书记赵北平秘密汇报胡宗南部的军队部署、各部番号、火力配备、后勤支援等机要情况,为解放西安作出重大贡献。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安发起攻击,刘云彪奉党组织的指派,争取司机,拦截第七补给区军粮3万余袋;发动工会护厂,使西安市100多辆公共汽车免遭胡宗南部破坏。5月20日西安解放,第三天,全市恢复公共交通。为此,上级党组织给予刘云彪嘉奖。1949年7月,刘云彪受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派遣,前往四川重庆负责“西社部”工作部,在重庆二一兵工厂发展会计处长封孟福加入党组织,通过他隐藏黄金1700余两,免遭国民党撤退时运走。重庆解放后,转为支前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西南公安部四处做外勤工作。1956年调雅安公安学校任教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被开除党籍,下放沙坪农场劳教。1960年4月4日在农场病故。1979年,四川省公安厅政治部为刘云彪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和名誉。这是后话。

  谢锦涛(1914-1946),男,湖南省武冈县(今洞口县)人。经刘云彪介绍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1943年冬,日寇侵占邵阳,迫近武冈,谢锦涛和刘云彪找到新宁县县长徐君虎,商议组织抗日武装力量,谢锦涛秘密联系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的同盟兄弟,成立湘桂边区人民抗日游击纵队,谢锦涛(化名谢天羽)为纵队司令员,舒子静(化名舒群)为副司令员。刘云彪(化名布谷、黎明)为政治部主任。柳琼为大队长,欧文化(化名薛长林)为中队长,刘镇国任中队长。游击纵队乘夜围攻武冈仁爱乡公所,缴获枪械30余支。再袭击白仓紫云乡公所,收缴了30多条枪,三夺新宁县一个乡公所的枪械,队伍壮大到1000余人。1945年,日寇由东安、新宁进攻武冈,县政府疏散到同仁乡镇泡洞。谢锦涛游击纵队从驻地武冈县东乡天鹅山新庵堂出发,开赴武冈县城,接受县长田植与守城指挥官杨文彬(营长)指挥,为保卫武冈城做出贡献与牺牲。日冠在武冈城战败后,谢锦涛游击纵队又配合国军追击,日寇溃逃到城东乡镇天鹅山破督寨附近时,恰是谢锦涛游击纵队驻地之一,这一仗打死日寇5人,缴获三八大盖步枪5支。抗战胜利后,刘云彪、谢锦涛领导的游击纵队得到驻武冈县竹篙塘国军100军军长李天霞勾结奸商,贩盐走私,派军去白牙市贩卖走私食盐的消息,在竹篙塘至白牙市的半路邓家铺广益乡地段设伏,夺取李天霞100军贩卖走私食盐的巨款和枪械。军长李天霞得知刘云彪、谢锦涛游击纵队截取了他的走私贩盐巨款与枪支,断然不能容忍共产党游击队断了他的财路,立即派军围剿,湘桂游击纵队被打散,刘云彪返回桂林,再次转入地下党工作。谢锦涛被李天霞国军枪杀,这里有一个细节,谢锦涛知道自己地下党身份暴露,又率领游击纵队拦截了100军李天霞军长的贩盐走私巨款和枪支,国军李天霞终会找机会报复,知道自己难免一死,在国军李天霞派军剿杀游击纵队之前,为了保护游击队员的安全,将一部分游击队员转入了武冈刘镇国的自卫队。前面说到的刘沅生老兵,应该是谢锦涛将部分游击队员转入武冈自卫队员之一。解放后,谢锦涛被追认为烈士。这是后话。

  六、结束语

  说到这里,笔者感慨系之,那些“黄洋坪、蔡家塘、五里牌、黄茅界、三口桥、石巷、罗家铺、肖家坝、刘家湾、泡洞等村名;武阳、李熙桥、花园、高沙、湾头、扶冲等乡镇名;一座座山名:龙烟山、草鞋岭、唐家岭、牛角岭(牛角冲)、雷子岭、叶家凹、龙岩凹(青山界);甚至一座座庙宇:白沙庙、白公庙、渠渡庙、山神庙、蛇弓庙、南天庙”等名字出现在雪峰山战役记事里,或者参战官兵的回忆录里,特别是日军115大队长小笠原七郎战死在武冈泡洞都写得那么清楚,日本战史资料能写出泡洞这样的小地名,不是亲身经历者,绝然写不出如此具体名字。日军怎么会记录如此一系列小地名?是因为他们要给飞机提供队伍目标补充枪支弹药、食品,才能坚持战斗,所以日军各部队到达什么地方?必须记录清楚,飞机才能准确投放弹药、物资,这就顺理成章了。中国军队也掌握了日军飞机投放弹药、物资的规律,在“扶冲战役”国军六岭村阵地上放上与日军阵地同样的反光镜和白布标记,结果日军飞机把弹药、物资投放在中国军队六岭村阵地上,参加“扶冲战役”的老兵杨中坤在回忆中就讲述了这件事。假如不是战争经历者,恭请天方夜谭者来编辑弥天大谎,把上述这些小地名、山名、庙堂名写得与实际一致,绝对编不出来。笔者照着这些地名去访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均还有部分没找到,找到了也是极为艰难。仅举一例:

  夏家祠堂。武冈县城巴掌大的地方,去寻找抗战老兵谢扬千讲述的关押日军战俘的县城夏家祠堂,笔者问了不下20人,没有一人知道武冈县城里还有一个关押日军战俘的夏家祠堂?最后还是“武冈皇城文旅”的老板找了一个90多岁夏姓老人,才找到“夏家祠堂”在武冈县城西直街212号,文化局立牌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见门边墙上红牌)。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编故事,扯弥天大谎,断然编不出这些名字。弱弱的试问一下,假如去问问持“没打”认知者,“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关押日军战俘的夏家祠堂在县城哪里?武冈县长田植审问日军战俘的夏家祠堂在哪里?他们绝对还是两个字回答“不知!”从逻辑上讲,持“没打”认知者,要是知道武冈县城夏家祠堂关押了几十号攻城日军战俘,他们还会说日军没有攻打武冈城吗?断然不会!如果用“芷江保卫战”日军没有在芷江机场放一枪,来证明“芷江保卫战”没打的观点,同样的道理,日军没有攻进武冈城,没有打到武冈县长田植家里,就证明日军没打武冈城,那就真成了世界奇闻笑话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民国抗战时期的乡镇、村组名称与现在名称有很大变化,不能用现在的名称去分析民国抗战时期的名字。比如民国时期的武冈水西门武陵井一带是菜农黄洋坪村,现在是武冈县城水西门街道居民小区,好在百度地图上古代地名与现代地名同时显示,绝大部分现代以前的地名还能在百度地图上找到。又比如说,民国时期实行保甲制,用数字化管理乡镇,城东乡镇同保村叫18保,如果用这样的数字去记录,无法记录下来,以攻城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战斗轨迹为例,如此这般记录:“日军116大队第4中队在1保攻城2天,撤退18保3天,转道去了100保,最后被剿灭在250保。”这样记录的话,谁也不知道是哪里了,那就变成250世界了。所以,要历史的去看问题,不能以当今认知去审视历史。电影《上甘岭》主题歌词《我的祖国》创作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上甘岭》电影,导演沙蒙请歌词作家乔羽为《上甘岭》电影写主题歌词,乔羽写了《我的祖国》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结果有些自称大神者就讽刺抨击乔羽说:“我就知道我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母亲河就叫长江黄河,一条大河是哪个国家的江河?乔羽读书读多了,读傻了,中国母亲河都不知道了,一条大河唱的还是中国吗?”乔羽不生气,认真解释说:“中国《史记》记载黄河就叫大河,长江叫大江。汉语基本词汇江河泛指一切河流,江者河也,河者江也,通称大河,这是其一,其二,上甘岭志愿军有家乡在长江、黄河两岸地区的,也有志愿军家乡在中国其他河流地区的,如果把歌词一条大河改成长江黄河,似乎有气势,那么其他地区的志愿军战士听了,怎么只唱长江黄河家乡,不唱我的家乡?用一条大河歌唱我的祖国,每个志愿军家乡都有大河,都是志愿军战士心中的母亲河!”那些大神们听了乔羽的解释,哑口无言,方知大神不神,于是《我的祖国》一条大河……唱响大江南北,全民传唱,永不残败,代代相传。

  现在最冤屈的是那些为“武冈城抗日保卫战”而牺牲的烈士,死不瞑目,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纪念碑尚无。雪峰山会战总指挥何应钦向蒋介石电报禀报,关于“扶冲战役”内容之一的龙田乡镇石巷村叶家凹战斗中,中国军队牺牲“连、排长11员、士兵30名,合计41名”烈士,仅仅留在蒋介石的电报里;战死在黄洋坪村牛市桥小街上的两位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学生军3连李班长、战士,也仅仅留在抗战老兵林艮山的回忆里;武冈县第三自卫大队战士“谢光巡、谭帮堂、谢光轩”等4人(还有一个是四川的,不知道他的名字)为保卫武冈城牺牲,也仅仅留在谢扬千老兵的记忆里;周北辰加强连两个排兵力为保卫武冈城战时辅助机场壮烈牺牲殉国,仅留在炸断腿的幸存老兵熊国清回忆里;抗战老兵杨中坤说“扶冲战役”雷子岭战场,与日军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抬回村里埋了,可埋了多少战友?都没有名字,也只留在杨中坤老兵的回忆里;第94军5师15团1营1连在“扶冲战役”青山界龙岩凹战场仅幸存9人,百多人埋在荷塘村、龙岩村村民“下里(菜地)”和山坡上,也仅仅留在村民口碑里;守卫武冈城的172团1营牺牲了多少战士?也只留在为保卫武冈城被日军炸瞎左眼的伤残老兵陈书求和苏接美战士的怀念心里;特别是那个把日军去高沙却带进高山军民埋伏圈的无名英雄,惨死在日军三刀一枪下,也许他自己为抗战牺牲不冤,可历史愧对他,后人为他鸣冤叫屈,愧对保家卫国先烈们亡灵啊!这些英雄烈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可这片土地没有记住他们,至今没有建立抗日烈士纪念碑,不能不说令人痛心遗憾。

  列宁在《以革命的名义》中说过一句经典名言:“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历史。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创造的历史不可辱,不可忘却!

  “武冈城抗日保卫战”历史,以守城不守陴军事部署到底成不成立?武冈城日军究竟打了?还是没打?无需笔者定义,人心自有天枰!历史自有公道!

 

铁道作协:黄祥明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6-20 15: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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