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六战区受降记
2024-07-09 09:40:41 来源：彭劲秀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
在芷江洽降期间，中国“陆总”对接受日本投降的具体实施作了明确安排。为了确保受降和接收工作有序、稳妥地完成，于是决定将全国划分为16个受降区（原划分15个，后增加一个台湾澎湖受降区），并明确中国战区各地区受降主官、所属受降地区及受降、接收地点等事项。
9月9日，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受降主官，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大礼堂主持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陆军大将的投降签字仪式，是国家级的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层级和规格都高，而中国16个战区受降则是地方性的受降。各种资料对16个战区受降的顺序不一，比较乱，本文以各战区正式受降签字仪式的时间先后为顺序记述如下：
一、杭州厦门地区受降
在全国16个地方受降区中，最先接受当地日军投降、唯一在9月9日南京受降之前举行受降签字仪式的是杭州富阳宋殿村受降。
根据中国“陆总” 第4号备忘录，中国“陆总”指定顾祝同将军为杭州厦门地区受降主官。8月下旬，顾祝同致日军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信字第一号备忘录”：本人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接受嘉兴、杭州、金华、宁波（包括舟山群岛）、厦门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的投降。日军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将军自接到本备忘录之日起，立即执行本司令官的一切规定并由其负责指挥在这一地区日本陆、海、空军的投降；十川次郎将军须立即对各地区日军下达命令，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原地静候待命，所有物资、设施妥为保管，并维持好当地秩序确保中国军队顺利接受及推进等内容。本司令长官遵照战区的命令，先期在杭州设立前进指挥所。
第三战区司令部进驻杭州后即举行命令授领仪式。日本投降代表原为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因此前被指定为徐海地区（蚌埠）日军投降指挥官，所以，按照中国“陆总”的要求，指定驻上海的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久太郎为杭州厦门地区日军投降指挥官，他在命令授领证上签字盖章后退席。随后，这一地区的日军先后缴械投降。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原江苏省主席）到杭州接受日军投降。韩德勤选在日军曾经屯驻、有许多人被活埋的杭州附近富阳县宋殿村举行受降仪式，
1945年9月6日，在宋殿村大户宋作梅家门前的空地上举行了受降仪式。临时搭建了一个受降台，台上悬挂着盟国国旗。沿路每百步就有一个军装整洁，头戴钢盔的士兵站岗。
韩德勤等中方代表首先到场。11时，从杭州方向开来了三辆日本小汽车，离受降点二百米处，中国军人命令日本车队停车、缴械，受降官员步行入场。日本投降代表是驻杭州最高长官、第133师团长舒地嘉平。他低着头，躬身来到了受降台，立正，向中方代表深深一鞠躬。然后，日军第133师团参谋长呈上日军分布图、官兵名册、武器清册，接着由舒地嘉平在拟好的投降书上签字。签完字，把投降书放入一个木盒内，舒地嘉平双手捧着木盒，恭恭敬敬地呈送给中方代表，韩德勤签字后仪式即告结束。
后来，当地政府把宋殿村改名为受降村，此地建有受降纪念馆和千人坑遗址等纪念设施。
厦门受降
8月18日，顾祝同给驻厦门日军最高指挥官原田清一发一份备忘录，要求他们迅速缴械投降。但原田清一却拒绝执行，他说：“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命，本地区应向中国海军投降，未便遵办。”直至8月21日，侵华日军代表到芷江洽降后，原田清一才被迫改变态度，三次派员洽降。
8月28日，厦门日军指挥官原田清一曾派海军大佐松元一郎偕敌驻厦总领事永岩弥生前来石码。我方以该两员并未携有洽降身份证明书，当即令其返回厦门。29日原田清一重派海军少佐驹林力偕其驻厦门总领事署翻译员林乃恭，于下午1时30分乘轮抵达石码。我受降长官严泽元派李少校前至接待室。先由新任厦门警察局长叶伯孚问话。驹林力执礼甚恭。恳请中国宽大，予以优待。5时30分举行受降仪式。该少佐身着海军礼服，除去佩剑，步入礼堂，态度甚为恭谨。我方接收长官严泽元派代表阙渊接见。首先命其呈验身份证明，再由阙渊面交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致厦门区日军最高指挥原田清一中将备忘录一件。该将佐敬谨接收。4时退出礼堂。4时20分后接收长官严泽元接见该少佐等训话，5时结束。
中方递交的“备忘录”规定日方，“一、限其于接收前两日内肃清厦门区海陆所布水雷及地雷。二、速即恢复厦门、金门及漳州间交通，并于我接收人员及部队在厦登陆时妥为迎接”。
厦门日军虽然被迫投降，但还很顽固。日军水上自杀队有300多名和自杀艇停泊在云顶岩、虎头山、胡里山至竞强游泳场，及电灯厂一带。听到日皇宣布投降，即准备集团自杀。后来经日军司令原田召集不肯解除武装的“自杀队”训话，责以“这是天皇御令不可不从”，于是300余人都懊丧将武装解除。
9月15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杭州厦门地区受降主官顾祝同在杭州青年会旧址的长官部办公室召见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久太郎的代表——第133师团长舒地嘉平，将第一、二号命令交他转给松井久太郎。
9月28日，海军在鼓浪屿海滨饭店举行受降仪式。参加仪式的有：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兼接收厦门海军专员李敬甲少将、厦门要港司令刘德浦少将、参谋长郑沅上校及副官等人，福建省政府顾问李择一任翻译。日方驻厦海军司令原田清一中将及参谋长等5人，向中方海军献上请降书。这是厦门地区最高将领参加的接收日军投降仪式。
保安纵队所派先遣指挥官阙渊，3日晨率前进指挥所宪警300余人，由海澄入厦。10时登岸，分乘卡车3辆、小汽车5辆，绕市游行一周。沿途万众欢呼，鞭炮不绝。午后3时，前进指挥所命日军撤岗。10分钟后，我国新警、新军全部在新生的厦门市上岗，执行任务。
10月3日中午，接收团乘坐汽艇到达厦门港内。在快艇快要靠港的时候，接收主官严泽元传令，三艘汽艇先在海面环回三圈，告慰沦陷七年多的受难同胞。然后三艘汽艇才停靠在第五码头登陆。日方代表原田清一等人毕恭毕敬地站立在码头，鞠躬致敬。
10月4日上午，厦门市黄市长及市政府所属机关职员队警100余人驱车接收了市政府。日本驻厦门总领事永岩弥生、伪秘书长陈见园均至车前，曲身致敬。
“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华安班”，隶属军统局，人员虽然不多，但能量却不可小觑。因此，特地为其安排一场受降仪式：
10月5日，受降仪式在鼓浪屿菽庄花园前的海滩上举行。日军约一营官兵排成三路纵队，整整齐齐地肃立在海滩上。除日军指挥官外，日本领事馆武官松元大佐亦到场。首先由全体日军立正敬礼表示投降，后由我方受降官检验日军部队，表示接受日军的投降。至此，厦门日军全部投降。
宁波受降
宁波属于“杭州厦门受降区”，当时，在宁波地区向中方投降的是日军第6军驻慈溪独立混成第91旅团长宇野节。
奉命主持浙东地区对日受降事宜的是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中将李默庵。宁波地区的对日受降代表是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前进指挥部总指挥、陆军中将陈沛。宁波地区日军的投降代表即为第91独立混成旅团长、少将宇野节。
9月14日晚，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指挥部总指挥陈沛、副总指挥王云沛率部进驻白鹘桥区域。9月15日，陈沛与第91独立混成旅团长宇野节在白鹘桥附近举行了“洽降会谈”。尔后，日军在宁波江东和江北的3个物资仓库当天即被中国军队接收，宁波城区的重要地段也由中国军队接防。至此，侵占宁波的日本军队正式宣告投降。白鹘桥的“洽降会谈”成了侵华日军在宁波投降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16日上午，陈沛、王云沛、唐名标及叶禹仁等受降官员在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官员的陪同下，在临时招待所对城区的接收事宜作了具体安排。下午3时，第三十二集团军第70军第107师部队正式进驻宁波城区。至当天晚上，宁波城区的接收事宜全部结束。宁波军警随之进城，开始执行任务。宁波警察则在城内维持秩序。在宁波的日军撤离城区后，被遣送至上虞，后会同该处日军转赴杭州集中缴械。
8月23日，《宁波日报》刊发了一份题为《宁波重见天日》的新潮社急电：“民众重见天日，莫不欢欣若狂，皆争放爆竹庆祝，情状热烈，从未曾见。”
9月17日上午，宁波“军政长官联袂入城”，全市广大民众在鼓楼前集会。10时，举行了升旗典礼。至此，宁波城区庆贺胜利达到高潮。
二、京（南京）沪（上海）受降
京沪地区受降是十六战区受降区之一，但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受降主官的受降是国家级的受降签字仪式，而十六战区受降则是中国地方性战区受降，两者在层级、规格、意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笔者已专题写了一篇《南京受降述要》，以与地方性十六战区受降相区别。京沪地区受降就不再写“京”即当时的首都南京受降，只写“沪”即上海地区受降。
据1945年9月8日《申报》报道：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将军，副司令长官孙元良将军等一行，昨午一时许在全沪五百万市民热烈欢迎声中，由柳州飞抵大场机场。汤将军下机后，当即乘车巡行市区，行列所经之处，人山人海，热烈空前。
傍晚，前进指挥所在华懋饭店八楼设宴欢聚，第三方面军高级官员、随同恩伯汤来沪的美国联络指挥官傅义准将及其指挥部属员、新闻记者均被邀参与。晚间，汤恩伯偕秘书主任胡静如与吴绍澍副市长商谈受降、接收事宜。当晚，恩伯与孙元良乘夜车离沪赴南京，参加九日在华日军投降签字典礼，事毕即行返沪，主持京沪地区在上海的日军投降事宜。
根据新华社国家档案局在其官网发布了《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第十八集披露，沪宁区受降以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受降主官。日军在上海的投降代表为松井久太郎。9月11日，汤恩伯主持上海地区的日军受降仪式。
第三方面军是京沪地区受降部队，从9月4日按照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8月22日发布的规定组织前进指挥所先期由柳州飞抵上海，在华懋饭店7楼办公。在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抵沪前，由张雪中中将任指挥所主任。张雪中于9月4日即召见日军第十三军代表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传达接收上海的初步安排。9月6日，为便于空运部队，空军第二地区司令章杰安排第三方面军下辖的第94军一个营先行接收上海飞机场。9月7日，汤恩伯抵沪，在9日参加中国战区南京受降典后于10日回到上海，并定于次日举行仪式向日军发布有关命令。
11日下午2点，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办公厅举行命令交付仪式。张雪中中将及徐祖诰总参议、王光汉参谋长等人首先入席，随后松井久太郎、土居明夫等一行五人抵达。在解除佩刀后，松井等人向张雪中行敬礼，张雪中指令其就坐。随后汤恩伯入场就坐，松井等人起立鞠躬致敬。双方简要介绍参会人员后，汤恩伯指示、问话，并将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沪字第一号命令交付松井，松井签具领受。对于命令未妥事项，汤恩伯要求日军以书面方式提交司令部。随后日军代表退出会场，2点20分仪式结束。上海地区的接收事宜均通过命令发布的方式传达日方照办。
三、太原受降
第二战区受降区负责山西地区受降，受降地点在太原，受降主官为阎锡山。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1军司令官澄田赉四郎。1945年9月13日，澄田赉四郎受领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第一号命令，开始全面部署投降事宜。据《第二战区日军投降纪实》披露，第二战区共接受日军第1军及114师团、第3独立旅团、第10独立旅团、第14独立旅团、第5独立骑兵团等部6万余人投降，并遣返日侨4万多人。
据太原受降亲历者、第二战区长官部作战课课长和作战小组成员贾文波《一九四五年太原受降小组活动纪实》一文记述，1945年9月中旬，第二战区长官部交际处外事秘书赵棲梧通知贾文波，下午三时去飞机场迎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派来的参加第二战区受降仪式的受降小组成员美军少校伊尔拜、上尉麦坎恩、中尉撒辛、通信上士方宁。我们把伊尔拜一行安置在复兴饭店。为了工作方便，贾文波也住在那里。
当天晚上，贾文波回到作战小组，同郭宗汾秘书长去内北厅向阎锡山汇报美军受降小组的概况。次日，阎锡山、郭宗汾和贾文波，在外北厅会客室接见美军受降小组全体成员。
阎锡山要贾文波明天到日本军部，还嘱咐他千万不能闹出什么纰漏，绝对避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过去进日本太原军部规定极严，每上一层楼都有限制。但如今贾文波一行以战胜者的姿态，昂首阔步地走进戒备森严的侵华日军第1军军部。佩带齐整的司令官澄田赉四郎中将早巳在楼口立正恭候。他引我们进入他的客厅内鞠躬行礼，我们踞坐于中央大沙发上，澄田赉四郎坐在旁边，向我们敬特制的吕宋上品好烟，显得特别谦恭、殷勤。
美军受降小组组长伊尔拜询问澄田赉四郎第一句就先声夺人，单刀直入：“你准备何时进战犯集中营？"
澄田赉四郎被他这一句重击，精神沮丧地回答：“我的命运，现在我自己也不明白。”
伊尔拜又问：“你准备何时在投降书上签字？”
澄田赉四郎语无伦次：“这……我还不明白怎样考虑这个问题。”
伊尔拜短短两句问话就狠煞了日军的骄狂之气，弄得澄田赉四郎非常尴尬、狼狈。
伊尔拜继续说：“今天我们要视察一下你的首脑部，希望你与我们很好地合作！”
澄田赉四郎连声回答：“是，是！”
伊尔拜又说：“我们希望在你管辖范围内，对中国、美国的盟友，究竟犯下多大罪行以及档案图表等，都要按真实所做的，一一准备齐全。”
澄田连连点头，表示照办。
询问结束后，澄田赉四郎起立，前导引路。澄田赉四郎送客人下楼，当走下二楼时，麦坎思上尉忽然抽出腰间的手枪，从窗口向天空连鸣十余响，枪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麦坎恩在日军军部，当着日军司令官的面鸣枪十余响，表现着战胜者的骄傲和随意，澄田赉四郎虽然显得很惊愣，但什么都没敢说。
走出楼外，伊尔拜等人并不上车，在院内溜了个圈子，环视四周。中尉撒辛摘下挂在脚前的冲锋枪，向天空也开了一梭子，然后登车而去。
受降组到日军军部视察和非正式的询问结束后，贾文波向阎锡山作了汇报。伊尔拜也来到外北厅，同阎锡山会谈，商量举行受降仪式和将澄田赉四郎列入战犯名单等问题。
阎锡山爽朗地说：“好，好，咱们坐的是同样席位。我尊重你们的意见，最好请伊尔拜少校先拟出一个方案。”
澄田赉四郎表面上貌似恭顺，其实内心顽固得很。他不接受向阎锡山签字投降，不接受举行受降仪式。因为南京的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相当优待，并采取了极其妥善的安全保护措施。此事，澄田赉四郎当然是很清楚的。况且阎锡山自抗战开始到眼前，就一直间接和直接地同日伪进行着秘密的和半公开的谈判往来。更重要的是，阎锡山希望澄田赉四郎给他留下一部分兵力，正为此事派人奔走。由此可见，澄田赉四郎之所以敢于拒降是有原因的。
澄田赉四郎拒绝签字投降，阎锡山并不是坚决反对的，但是现在美军受降小组硬是要日军签字投降，而且还要把澄田赉四郎列入战犯名单，送交盟国军事法庭审判，这给阎锡山出了个难题。向以老奸巨猾著称的阎锡山虽对美军受降小组对日军的严峻态度很反感，但表面上不仅不流露任何不满情绪，反而表态说“我尊重你们的意见”，还请“伊尔拜少校先拟出一个方案”。背下阎锡山却正进行着一系列紧张的筹划。先派苏体仁和澄田研究对策，同时阎和赵承绶、郭宗汾、梁蜒武等人密议，指示王怀义（美军受降小组女翻译）施尽浑身解数，把伊尔拜等拖上忘乎所以的精神状态。于是复兴饭店的盛大酒宴，狂欢舞会，彻夜通明，受降小组以及搜寻失踪尸骨小组的美国人，个个心满意足，处处受到虚荣的接待。
过了约摸一个星期，伊尔拜带着方案来和阎锡山商谈。阎锡山推说“身体不好”，由参谋长代表。背下阎锡山又指示郭宗汾见机行事，从美国人的方案中找空隙，尽量安排阎锡山的想法。
伊尔拜提出的程式十条：一、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大堂上召开受降大会，由阎方若干高级官员同美方受降小组成员组成受降团，阎锡山为大会主席；二、从阎的警卫部队中抽选两百人，列阵于会场；三、澄田在大门外下车，由四名阎军士兵抑至受降台前，向受降团行大鞠躬礼；四、受降团主席宣读受降书；五、澄田呈投降书；六、澄田缴呈日本国旗，及其本人佩带的军帽、军衔、军刀；七、澄田垂首承认自己是战犯；八、澄田在投降书上签字；九、阎锡山做受降讲演；十、鸣枪。十一、将澄田送战犯营地。
郭宗汾首先说：我们是战胜者，日军是战败者，目前澄田在未投降签字之前，仍占有他的华北派遣第一军司令部全部建筑。我们应首先占领其司令部，俘虏其官兵，接受其投降。据此，受降会场以在该军部较为合适。
伊尔拜考虑一番后，认为有道理，表示同意。
郭宗汾继续发表意见，又补充六条：一、日军军部三楼作为受降大会会场；二、受降仪式在会议室举行；三、司令室为庆祝胜利宴会厅；四、澄田及其僚属迁下二楼；五、阎军二百人列阵院内，会后接管建筑并负责守卫；六、澄田缴呈军旗、军衔、军刀，会后送入战俘集中营。
关于把澄田定为战犯，送交盟国军事法庭审判一项，俟对澄田全部罪证调查完毕后再作出决定。
伊尔拜等人急于了结此行任务，返回交差，越快越显得他们能干，也能更快地回美国同家人团圆。于是伊尔拜很顺利地同意以郭宗汾的提案作为决议。受降大会日期另定。
9月13日，受降仪式在日军司令部会议室举行。参加受降仪式的人数不多，中方：阎锡山、郭宗汾，贾文波，美方：伊尔拜、麦坎恩、方宁。撒辛以摄影师身份参加。
阎锡山全副武装，胸前挂满勋章。足蹬马靴。郭宗汾军服上也佩带着几枚勋章。
仪式开始，太原受降团全体成员在受降席就坐。
澄田赉四郎由门外垂首慢步进入，站于受降席前，依次把军帽、中将军衔、指挥刀一一摘下，呈放在受降席前的案上。退后三步，侧立于案前右方。接着，伊藤和广宏，一左一右各用一手，拉展“大日本帝国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旗，走到受降席前。澄田赉四郎将旗接过来，平展两臂，面向外立正。伊藤、广宏一左一右。撒辛拍照。澄田赉四郎向后转立正，鞠躬，两手过顶把军旗缴呈受降席前的案上。澄田赉四郎再向后转与伊藤、广宏三入并立。
阎锡山受降讲演，寥寥数语，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赞扬第二战区官兵浴血奋战，恭维美军协同作战和魏德迈、陈纳德的功绩。
太原受降团集体拍照留念。仪式完毕。
澄田、伊藤、广宏下楼后，一辆小汽车早巳准备在那里。他们被送往一个秘密场所。
阁锡山和伊尔拜热烈握手，其他成员们都一一相互握手，鼓掌。当晚举行庆祝胜利宴会。双方烦频举杯，相互祝愿中美友谊与日俱增，更加亲密地进行合作。
阎锡山作为一个“老奸巨猾”的政客，在太原受降这件事上，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四、南昌、九江受降
日本天皇裕仁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南浔受降区为第五受降区。规定驻南昌和九江的日军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为受降主官。薛岳下达命令：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代表他在南昌接受笠原幸雄递交的无条件投降书；新编第三军军长杨宏光在九江接受笠原幸雄及其指挥的驻九江部队和从广西、湖南退经该地的日军投降。
负责接受南昌地区日军投降的国民革命军第58军，派遣新10师28团1营与日军在南昌县属上谌店会面接洽。新10师的两个团在9月初进入了南昌城。
9月3日中午十二时，“南昌鸣放胜利礼炮。下午7时，全市所有汽笛长鸣10分钟，以示庆贺。市民欢欣若狂，全城雷动……”《华光日报》记者万人俊根据亲身经历写的回忆录，记录下了1945年9月，日军在南昌投降前后的见闻。
南昌前进指挥所于9月2日正式成立，鲁道源军长兼任主 任。五日，鲁军长派龚副参谋长带领参谋处燕登稷课长和日文秘书蒋宗琰等前往南昌，致送薛岳长官命令及备忘录，令日军退出市区，撤到牛行附近集中候命。
六日，军部召集营长以上人员举行筹备会议，鲁军长指示下列各点：
一、命新10师萧师长转知日军上堪店及瓜山之警戒。
二、通知南昌日军守备司令：我方前进指挥所即将进入南昌，该地区一切防务交新10师接收，并命其集中牛行附近地区，派高级人员来指挥所办理投降手续。
三、通知日本第十一军团长：本指挥所七日进驻小港口，八日到达莲塘，九日进入南昌。
四、呈报薛长官嘱交备忘录已派员送达。
五、新10师接防南昌以后，应注意该地西、北两方之警戒。
六、遵照何总司令命令之规定，由鲁元参谋长拟定党政军各界应遵守之规则，并呈报印发。
七、蒋主席规定接收后地区必达之十项戒条，由军法处布告周知。
八、部队仍须有作战之准备。
8日，前进指挥所进驻莲塘。日军第十一军团长派田中中佐来迎，送呈日军南昌、九江地区联队长以上姓名册及无线电呼号。
9日，鲁道源将军率领前进指挥所进驻南昌。日军派汽车数辆在中途迎接。
指挥所驻中央银行后，日军第十一军团随即派出代表——独立步兵第七旅团长生田寅雄晋见鲁道源将军。鲁道源将军责令日军务必切实遵照投降规定条款，明日起，先派出必要人员前来接洽安排所有投降程序，如有必要请求，可以提出报告。当晚鲁军长即命梁得奎副军长组织接收委员会，计划接受日军缴的军械、军需物品，并安排受降的具体事宜。
9月10日，生田寅雄率领随员及军团军官大贯中佐、七中中佐、夏国少佐、中森少佐、九江宪兵队长官高纳副官、清水法务大尉、山崎大尉等，前来接洽候命，鲁道源将军委派鲁元参谋长负责接见。鲁参谋长率燕登稷课长和日文秘书蒋宗琰在指挥所礼堂接见了日方代表。此后两天会议，由鲁参谋长主持，就日军受降一切应办事项详加研讨，达成协议。
9月12日晚，鲁参谋长起草受降书，召集日军代表举行受降预备会，并敦促日军第十一军团长笠原幸雄速来签降。
同日，鲁道源军长召集南昌各界负责人会议，对党 政、文化、教育、实业各部门的受降接收事宜，分别作了部署。
日军第十一军团长笠原幸雄13日由汉口乘飞机到达南昌后，当即率生田寅雄等晋谒鲁道源将军，对受降书和各项指示表示诚恳接受。鲁军长又交给笠原一份备忘录，要求日军军官把身上的佩剑一律呈缴。此时，那些日军代表个个面无表情。半响，生田中将血脉贲张，一脸通红，口中迸出 “遵办”两字。后来，笠原幸雄以私人资格，要求鲁道源将军宽大为怀，给这些军人精神上留下一些慰藉。佩剑得自天皇所赐，是日本军官的生命线，视之若祖若父，如果缴出，等于缴出了天皇和祖先。对他提出免缴军刀的请求，鲁道源将军答复他：等待请示上峰后再定。
9月14日， 受降会场设在中央银行的大礼堂，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这天上午，人们都自发地涌到了受降会场外面。9时，同盟国军官和新闻记者纷纷赶到，南昌市各界代表也进入会场。
在悠扬、激越的军乐声中，受降官鲁道源将军步入了受降官的主座。主席台前排左起为：新十一师师长侯镇邦、军参谋长鲁元、军长鲁道源、副军长梁得奎、新十师师长萧本元。
接着，日军代表八人慢步走上指定席位，他们面对着众多新闻记者的镜头，个个蔫头耷脑，无精打采。最后一个走入会场的是日军投降代表笠原幸雄。在众目扫射下，他低首缓步、彬彬有礼地鞠躬入座。
9时30分，肃穆、隆重的签降仪式正式开始，现场由中正大学教授黄辉邦担任日语翻译。
接着，司仪用洪亮的嗓声喊道：“呈递投降书！”只见笠原沉重地提起毛笔，缓慢地在投降书上签名并盖印，然后他起身，双手捧着投降书走向受降官。坐在他后面的一排日军军官，也一起地站立起来。
笠原幸雄走到鲁道源将军座前立正、鞠躬，双手将投降书呈上，然后俯首直立在案前等待，额上沁出大颗的汗珠。下面的那排日军军官，个个脸色阴暗，跟着笠原立正、鞠躬，低首等待中方的命令。
副官接过了投降书，转交给受降官。鲁道源将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对笠原幸雄点点头。笠原幸雄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然后返回原位。
投降书备有中、日两种文本各一份，内容是：
一、本官奉上司之命，统率驻南昌、九江地区之一切所属陆军部队，以及不久集结该地区内之各部队，并统制海军部队，请向中华民国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将军阁下投降。
二、本官当立即遵照中华民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备忘录〈九字〉第一号至第三号规定，以及会后之命令实行。
三、解除武装俟调集完毕后，着令各地区投降部队指挥官立即遵照中国各受降主官之规定实施。
落款为：南昌九江地区投降代表、投降部队长陆军中将笠原幸雄（官章）
昭和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午十二时分于中华民国南昌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九月十四日午十二时分于中华民国南昌收到本降书。
中华民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薛岳（鲁道源代）。
鲁道源将军阅毕，满意地提起笔签字，并将印章盖下。他向笠原点点头，表示接受他诚意的投降。
在日本军官掏出手帕擦拭脸上的虚汗时，一听到鲁道源将军训话，他们马上挺直腰板端坐恭听。
“吾人同集此间，缔结一庄严之协定，俾将恢复和平。深盼自此庄严之时刻以后，由过去流血中产生更完美之世界，以信义谅解为基础，同致力于和平光明之大道。余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以正义及谅解继续执行余之责任。深盼笠原将军确能全部迅速忠实履行投降缴械之条件，使吾人之希望能得完满结果，最后盼吾人之和平永保不替。”
训话完毕，这场富有历史意义的受降典礼，在悠扬的军乐声中和喧天的爆竹、口号声中宣告结束。整个受降仪式耗时仅15分钟。
九江受降
九江受降比南昌受降早9天。
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国民政府即电令在江西高安作战的新编第三军火速开往九江，以控制这个重要的长江港口城市。根据“陆总”受降区的划分，薛岳指派新三军军长、陆军中将杨宏光为九江受降官；第五十八军军长、陆军中将鲁道源为南昌受降官；日方指派第11军军长、陆军中将笠原幸雄为投降代表。
新三军接到命令后，星夜兼程，于8月30日抵达九江城外的沙河街镇停止前进，派特使前往九江城内与日军接洽。日军驻九江守备司令、第84独立旅团长中尾小六少将迅即来到沙河街晋见杨宏光将军，报告九江守备情况。杨宏光将军命令驻守九江的日军要将所有武器、设备一律集中封存在指定仓库，并绘图具报各仓库的地点位置；驻九江市的日军必须让出市区的所有军营，并打扫卫生，搞好环境，待新三军进驻。以上命令限三日内完成并呈复。
日军遵命如期办妥。9月3日，新三军从沙河街进入九江城区，市民万人空巷，走上大街，夹道欢迎，鞭炮齐鸣，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
9月4日，侵华日军第11军军长笠原幸雄由汉口乘专轮来到九江，与中方洽谈受降事宜。
9月5日，笠原幸雄率领步兵第11师团长吉田峰太郎中将、第11军参谋长福富伴藏少将、第84独立旅团长中尾小六少将等人来到柴桑路新三军司令部向中方投降。中方参加受降的有新三军军长杨宏光中将、新三军参谋长卓立少将、183师师长余建勋少将、新编12师师长唐宇纵少将等人。
按照受降规定，日军不能行军礼，只能脱帽鞠躬。笠原幸雄在投降书上签字后，即解下腰间佩剑，双手捧着呈给受降官杨宏光将军。简单的仪式结束后，笠原幸雄就乘船返回了武汉。
江西地区南昌、九江两个城市的受降差别很大。从时间上说，九江受降是1945年9月5日，比9月14日的南昌受降早9天；从准备上说，9月3日，新三军才从沙河街进入九江城区；4日，杨宏光与笠原幸雄见面；5日即在投降书上签字，九江受降只准备2天，而南昌受降的准备工作比九江受降充分得多；九江受降时当地没有什么新闻报道，没有留下什么照片、资料。
其实，九江驻扎的日军多，而奉命在南昌集结投降的日军第七独立旅团仅5000多人，不到九江日军的十分之一。再之，九江是第11军的重要兵站和后方基地，存储大批的作战物资和车辆船只，均比南昌多得多。但九江受降在社会上影响较小，与南昌受降相比相差甚大。
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城市的地位不同等因素造成的。南昌是江西的省会，这是九江无法比拟的。正如京（南京）沪受降区，尽管日军的基地和物资中心在上海，但国民政府仍把代表全国的中国战区级受降仪式放在首都南京隆重举行，何应钦主持的南京受降与属于地方层次、由汤恩伯主持的上海受降相比，南京受降的规格高、影响大，这是后者无法比拟的。九江受降与上海受降有共同之处。
五、长沙受降
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在“陆总”划分的十六个受降区中，
第四受降区是长衡受降区，即长沙、衡阳、岳阳地区。受降主官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中将，代表长衡岳区二十余万日军投降的主官是日本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
1945年9月15日上午。中国战区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岳地区受降典礼在长沙岳麓山之岳麓书院（即湖南大学科学馆）举行。会场布置非常肃穆庄严，这是方面军外事处长董宗山少将指导设计的。室内正面排悬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及红色木质V字，右面后面则为窗户，射进和煦的阳光。满室充满了光明、欢欣、胜利的气氛。室中正面横排三席，准备着受降主官及将领们的坐位，对面约距二米处，亦设有一席，此系为日本投降主官所坐，两侧排有两行靠椅，后边亦有三行靠椅，此系为观礼的中外来宾及长沙市各界人士而设的。各席上均铺盖白色桌布，四边均镶有红白蓝三色布条，受降主官及投降代表席上，均置放有大铜墨盒、毛笔及印泥盒各一件，上面均刻有“日军投降纪念”字样。
11时许，中美军方代表、地方官员和媒体记者陆续进入会场。
受降主官王耀武将军坐在上首正中主席位置。右边依次坐着第18军军长胡琏中将、别动军副指挥官陶一珊少将、第15师师长梁化中少将、第118师师长戴朴；左侧为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罗幸理少将、美军东线指挥官金武德准将。
右边坐席上，有湖南省府委员萧训、专员罗醒、长沙市长王秉丞、市党部书记长齐寿崑、湖南省警察局长邓如灿，以及受降主官王耀武麾下的第四方面军高级幕僚，计50余人。
左边前排为美军专席，坐着第18军联络官雷克上校及其僚属、第100军联络官几阿德上校等。他们大多带着照相机，准备抓拍期待已久的历史瞬间。
两侧后面坐着一个30多人的新闻记者群体，其中有中央社记者萧宏宇、张弓等。还有有长沙日报、中兴日报、上报等报社的社长及记者。
受降典礼开始。第四方面军第一处第一科科长王重之上校导引日方投降代表、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及其参谋长伊知川庸治少将、参谋西乡从吾大佐、副官凌边诚夫中佐和一名翻译等入场。坂西等穿军礼服，立定脱帽，对四国领导人肖像行礼，继对王耀武将军鞠躬致敬。王耀武欠身示意，即命坂西就坐至指定席次，呈验身份证明文件，继而在《指示日军投降缴械办法之武字第一号训令》文件上签名，交由罗幸理宣读中文。
中方日文翻译为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湖南大学机械系教授陈孝祖。董宗山负责将文件作英文翻译。三轮宣读完毕，中方代表将训令交给坂西一良。坂西起立，双手接受，表示谨遵奉行，并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由伊知川庸治双手捧呈王耀武。王耀武将军即命坂西一良等退席。坂西一良起立后，倒退一步，又向王耀武鞠躬敬礼后，遂由王重之上校引导出室，庄严的受降仪式遂告结束，与会中外官员及来宾一齐鼓掌欢呼，祝贺受降仪式圆满成功。
严肃有序的典礼，标志着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可耻失败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寇坚持浴血抗战的伟大胜利。
王耀武将军对记者发表谈话：
“本司令官奉命接受长衡地区日军之投降，本地区日军最高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已于本日午刻在此签领本司令官之训令，彼等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及与作战有关之一切物资，在最近期内，可依照计划完全缴交方面军接收，此一任务之达成，吾人实感到无上愉快。回忆日本政府接受中、美、英《波茨坦通告》无条件投降后，蒋委员长对全国军民广播，训示吾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两语。今后吾人对已投降之日本官兵，均须予以安全保障，并供应其给养，希望各地同胞，仰体委员长之训示，对敌军过去暴行，予以宽恕，表示我大国民仁厚之传统风度，须知真正战胜敌人，不在残酷武器，而在和平感化，今后吾人对世界所负之责任，是在如何以民主思想与人道主义，灌输曾经受过法西斯主义熏染之轴心国民，使其知错就正，同度世界永久之和平”。
长沙是一座经历过三次大会战和血火洗礼的英雄城市，中国军民在这里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苦战，付出巨大的代价，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四受降区受降典礼定在长沙举行，这是长沙的光荣！而作为全国抗战胜利受降仪式唯一在岳麓书院即湖南大学举行，这是岳麓山的荣耀、湖南大学的骄傲！
六、广州受降
根据“陆总”十六个受降区的划分，国民革命军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广州地区的受降主官，并主持接受华南日军的投降，解除日军武器，接收日伪工厂，审判战犯和惩治汉奸等工作。为了使受降工作不出现差错，张发奎和美军联络部博文将军于1945年9月21日由广西南宁飞往湖南芷江，参加洽降会议。24日，张发奎返回南宁，拟定受降及接收计划。
9月16日上午，广州地区的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布置一新的中山纪念堂举行。张发奎、博文及时任广州市市长陈策、作战处处长李汉冲等人先行进入会场。随后，日军投降代表、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参谋长富田直亮、海南岛日军指挥官等人神情沮丧地走进会场。
10时，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张发奎端坐中央，其他人员分坐两旁，日军降官登台向中方受降官员鞠躬后，垂首听取李汉冲宣读“国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规定：日军受令后，应在集中地，依我方指定之仓库，按先重武器后轻武器之顺序，自行卸下一切装备，纳入仓库……日军卸下武器后，依原部队建制，徒手进入指定之集中营，以战俘身份听候处理；田中久一及各部队长即解除指挥权，田中久一改为日俘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命令宣读完毕，田中久一签署投降书。
同日，广州市区的日军全部集中在珠江南岸（今海珠区），9月23日，第二方面军开始接收日军的各式武器装备。沦陷时期，日军强行接收了大批省营和民营的工厂，在日本投降后，这些工厂陆续回到中方手中。
12月，第二方面军组织“日军战犯调查组”对日军在华南的具体罪行进行调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后改为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自1946年2月成立至1947年12月结束，审理日军战犯达数百人。1947年3月27日，华南头号战犯田中久一被判处死刑，于当天下午游街示众，后被押赴广州流花桥刑场执行枪决。田中久一是16个受降点中第一个以战犯的罪名，在侵华任职地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的日军投降代表。
七、汉口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蒋介石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收武汉、沙市、宜昌地区”。27日，第六战区部队开始向武汉、应城、孝感、黄陂前进。30日，第六战区副参谋长谢士炎少将等人由恩施直飞汉口，成立前进指挥所。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17日，第六战区司令部到达汉口，进驻武汉市郊上智中学旧址（今武汉六中）。
9月18日下午3时，汉口接收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山公园举行。受降堂布置得庄严肃穆，长条形会议桌上，一边是受降席，一边是投降席，分别摆放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等台签。会场上方，悬挂有孙中山先生画像以及中、美、英、苏等盟国国旗……
受降主官孙蔚如将军身着戎装，坐在受降席正中，武汉乃至湖北地区党政军头面人物、中共代表、盟军顾问等88人，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下午3时，两辆军用摩托车引导着一辆插着白旗的黑色轿车驶入，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身配军刀走下车来，身后跟着他的参谋长中山贞武及来福静岛、冈田芳政、清水勖之大佐等降将。这时，守卫在受降堂台阶前的司令长官部副官处长蒋虎杰少将快步上前，从冈部直三郎手中夺过军刀，引领他及4名随从走向受降堂。
冈部直三郎一行从侧门进入堂内，脱帽敬礼后，立正排列于席前。孙蔚如示意其入座，随后宣读命令书，令其投降，由副参谋长谢士炎递给日方签字。冈部直三郎耷拉着脑袋，沉思良久，然后抬起颤抖的手，执笔签道：“今谨收到，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华民国35年9月18日六战作命甲第1号命令一份，当全部遵照执行……”
签字后，命令书由中山贞武呈递孙蔚如将军。孙蔚如检视后，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受降仪式结束。霎时，全场欢声雷动，院外爆竹轰响，震耳欲聋。
为纪念这一胜利时刻，当时的汉口市政府在受降堂边立碑，孙蔚如亲自题写碑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部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
这块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沉睡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98年才重见天日。此时，原来的受降堂已不复存在。此后，受降堂重修并对外开放，受降纪念碑原件陈列于堂内；另外制作的纪念碑复件，立于堂外右侧。
受降仪式仅用9分钟即告结束，中央通讯社恩施分社主任徐怨宇立即发出了电稿：“（中央社汉口18日电）第六战区负责各地区受降签字典礼，于‘九一八’14周年纪念日下午3时，在中山公园隆重举行，庄严肃穆，历时9分钟即告完成……”
徐怨宇在前进指挥所架起电台，发出抵汉后的首篇报道：“（中央社汉口30日下午3时电）第六战区长官部派遣汉口前进指挥所全体官佐，于今晨7时15分，由谢主任士炎少将率领，分乘双引擎运输机两架飞抵汉口。日本第六方面军派冈田芳政大佐代表到场欢迎。”
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郭忏也作序回顾受降经过：“本战区并偕赴日本军官招待所休息。经过市区时，市民雀跃欢迎。”
武汉受降后不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编辑发行《第六战区受降纪实》，扉页有孙蔚如撰写的序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投降，战事终结，本战区奉命进驻武汉，对于敌伪武装之解除、物资之接收，均经先事规划、预为部署，俾能循序进行……”
日本宣布投降后，尚有21万日军驻扎在武汉周边。《第六战区受降纪实》记载，8月30日，副参谋长谢士炎率领由19名军官、12名通信兵、4名随军记者及12名宪兵组成的前进指挥所，率先进入武汉。9月16日，第十集团军主力部队从恩施、宜昌进入武汉市区。9月17日，受降主官孙蔚如抵达汉口，次日在中山公园举行受降仪式。
全书近200页，分为受降经过、接收事项、俘虏管理、肃清奸徒等九部分，收集有孙蔚如步入受降堂照片、日本第六方面军各部队投降时位置图、解除武装后集中地点图等共计70余幅。
在工作人员帮助下，记者找到另一份珍贵档案：当时的汉口市政府《关于修建中山公园受降堂款项支付问题》呈批件，上有孙蔚如亲笔批示。
汉口受降仪式主要亲历者的结局：
汉口受降主官孙蔚如，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后，孙蔚如失去兵权，他拒绝去台湾，并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后来成为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副省长，1979年病逝。
第六战区副参谋长谢士炎少将，在从日伪手里接收武汉时，严于职守，与大肆贪污的军统特务斗争，反被诬告，遭蒋介石革职查办。经营救获释后，成为共产党的地下情报骨干，1948年牺牲。
日军汉口投降代表、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受降后不久，冈部直三郎被中国军方逮捕，囚禁于武汉大学，后转押至上海，1946年11月，突发脑溢血，死于战犯医院。
汉口受降的五个特点：
一、日军武汉投降代表、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是大将，除南京受降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之外，在十六个战区受降中，只有冈部直三郎是大将，军衔最高。
二、受降仪式的时间最短，仅9分钟。
三、接受投降的日军最多，达21万人，占中国受降日军总数128万多的六分之一强。
四、当时的汉口市政府在受降后就决定在受降堂边立碑纪念，受降主官孙蔚如将军亲自题写碑文。
五、十六个战区受降仪式中，汉口受降是唯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受降仪式。
八、漯河受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第五战区负责河南许昌、漯河地区的日军投降，受降主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将军。
选定漯河作为受降地是因为漯河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且漯河是日本侵华部队第115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常驻日军中将一名、少将五名。周边地区的日军，都是属于漯河的日军管辖。
1945年9月20日，漯河受降签字仪式在山西会馆举行。早上，漯河街道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禁止行人随意走动。上午九点左右，日军的投降代表鹰森孝和他的几名下属军官先期到达山西会馆。接着以刘峙为代表的漯河驻军各部长官以及美国顾问组等受降人员，分乘小轿车来到会场。
受降仪式开始，鸣礼炮18响，接着刘峙和鹰森孝各代表中日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刘峙代表中国签字受降，鹰森孝代表日军签字投降，签字后，鹰森孝面向在场的中国受降将士，后退三步，连鞠九躬，并把佩戴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呈交给主持受降的刘峙将军，正式表示投降，
受降当天，侵华日军第115师团，第92混成旅团、骑兵13警备队，共计31560名日军在漯河向中国无条件缴械投降。
受降仪式结束后，驻漯侵华日军分别在滨河路、张公路（今民主路）、日军军需仓库、竹木街日军兵营，向受降的中国军队缴械并办理军需物资的清点移交手续。
在日军等待遣返回国期间，漯河驻军命令投降的日军将竹木街由寨内通向煤市街（现今的公安街）的小土路，加宽取直整修，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街道，并命名为受降路，作为对日军曾在这里向中国人民投降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史实的纪念。
日军投降后，第五战区司令官刘峙即与郾城、漯河当地主要官员商定，筹建受降碑、亭，"以昭久远"。漯河民众积极响应，为了铭记日军投降这一重大事件，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国耻，发奋图强，自发要求修建碑亭。消息传开后，在漯河商会积极推动下，数万名漯河人纷纷捐款捐物，出人出力，主碑"受降亭"三字请由考试院院长戴传贤题写。当时在国内久负盛名的石工田金富等一行七人，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多月过后，石刻全部竣工。当年十二月上旬，受降亭、碑全部落成。已调到郑州的刘峙专程前来主持了剪彩仪式。
受降亭四面立4块碑，亭内主碑上刻3个大字“受降亭”，其余3块碑分别为《受降亭记》、《抗战祝胜词》、《建亭记》。
1947年，受降亭毁于战火。近年来，漯河市社会各界和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倡议重修碑亭。漯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决定拨款保护和修复现存石碑，重修碑亭，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漯河受降仪式结束后，当地政府在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下，积极筹建受降碑、亭，"以昭久远"。漯河不仅有受降亭、受降碑（《受降亭记》、《抗战祝胜词》、《建亭记》）、受降广场，而且还有受降路、受降路小学等以“受降”命名的店铺等，漯河是全国16个受降区唯一当时就建亭立碑的地方。成为全国受降地纪念设施最好的典型。前年我与同事专程到漯河参观抗战纪念馆和受降碑亭。我们在受降亭中研读碑文，在受降广场欣赏雕塑，在受降路的路标牌下拍照留影，在漯河处处都能感受到当时受降的喜庆氛围，时时都能听到历史的警钟长鸣……
九、郑州受降
中国战区河南省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两处举行，一处在漯河（当时属郾城县），由第五战区受降；一处为郑州，由第一战区受降。
1945年9月22日上午，郑州受降仪式在郑州长春路（今二七路）的郑州圣公会堂举行。
那天，郑州大街警戒森严，各界群众只能聚集在街道两旁观看。8时半左右，受降主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带领几位身着戎装的军人走进会场。8时58分，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等5人到达，在离会场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在中国陆军第一师师长黄正成少将的引导下，一个个低头从人们面前经过进入礼堂。
鹰森孝等5人进入礼堂后，在受降席前列成一排向受降官鞠躬敬礼。受降官命其坐下后，鹰森孝等5人方在投降席就座。
受降仪式开始，由长官部参谋长范汉杰主持。鹰森孝向胡宗南呈缴了集中在仓库的武器物资清单，并解下所佩带的军刀，双手呈上，表示解除了武装。接着退后几步，转过身神情沮丧地走向停放在远处的车辆，上车离去。
礼堂内，胡宗南作了一番简短演说后，就率全体受降人员走向礼堂外的大操场，在那里举行受降后的第一个升旗仪式。这时，等候在外的上万群众一齐拥进操场，共同参加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官员们一个个乘车离去，而许多群众却在这里恋恋不舍。一直到晚上，这条街上还人流不断，鞭炮声不绝，欢乐的人们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十、蚌埠受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在划分16个战区受降地点时，徐海（苏皖江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地点原定徐州，后因种种原因改为蚌埠。
10年前，笔者大海捞针寻找到蚌埠受降亲历者李海先生尚还健在的消息和在合肥工业大学的住处地址后，当即赶到合肥登门拜访了曾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的机要秘书、蚌埠受降亲历者李海先生。身着红襟黑肩夹克衫的李海老人已98岁高龄，精神矍铄，慈眉善目，笑容满面。老人热情地让座让茶，使人感到特别亲切。
据李海老人回忆，第十战区受降地点确定在蚌埠举行后，李品仙首先任命第二十一集团军副司令张淦中将为蚌埠受降前进指挥所主任，先期进驻蚌埠，具体确定受降以及日军缴械、遣送等事宜，为顺利受降做好准备。
9月中旬，李海随同李品仙离开立煌（今安徽金寨），经过多天的舟船颠簸，于9月22日抵达蚌埠。蚌埠父老欢欣鼓舞，列队欢迎。24日举行受降仪式，蚌埠全市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景象。
受降仪式安排在前进指挥所大厅（原汪伪安徽省政府会议厅）。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大厅中间摆着一张条桌，正中设一座位，受降主官李品仙上将身着陆军制服，胸配勋章，坐在正中座位上，左边坐着我方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副司令张淦中将、第七军军长钟纪中将、日伪接管处处长李宗盛少将、高级参谋吕英少将、参谋处副处长王卫苍少将等高级将领。日方代表是日军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第七师团长内田中将、参谋长谷川少将、第一四0旅团长加藤少将。十川次郎等人来到指挥所门前，由副官处苏处长引导他们进入大厅在我方对面就座。
仪式开始，受降主官李品仙首先讲话，他说：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本战区于今天在蚌埠举行受降仪式，日军从明天起开始缴械，从而结束本战区的战争状态……。十川次郎对中方的安排表示感谢。接着，李品仙在训令日军投降的文件上签字，交十川次郎签字后再呈交李品仙，互换文本。最后，十川次郎表示：日军绝对服从命令，遵照规定缴械。至此，日军将领起立，自动解下佩刀放在桌上，作为缴械投降的表示。
在受降仪式进行中，各方记者争相拍摄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咔嚓、咔嚓的拍摄之声不绝于耳，门外鸣炮21响，乐队奏起国歌。最后，十川次郎等日军将领向我方受降主官肃立，鞠躬敬礼后离去。受降仪式仅用15分钟。
当晚，李品仙在蚌埠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市民万人空巷，载歌载舞，鞭炮震耳欲聋，彻夜不绝。家家户户置酒庆祝，互相邀饮，猜拳行令，一醉方休。这一天，蚌埠成为狂欢之城，不夜之城！
李海老人回忆说：我作为李品仙的机要秘书，幸运地参加了在蚌埠举行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了凶狠残暴、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我心中的兴奋和感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大事。
登门造访李海老人仅过两年，2017年3月27日，年届百岁的李老就驾鹤西去了。我经常拿出在李家拍摄的照片，端详老人慈眉善目的面容，回想在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时，为蚌埠受降之事完成了对98岁高龄的李老抢救式采访而深感庆幸。
苏皖江北地区第十战区受降地点原定徐州，后因种种原因改在蚌埠举行，这是历史赋予蚌埠和人民极为宝贵的机缘，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举行受降仪式的二马路原汪伪安徽省政府会议厅早已荡然无存，受降这个体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大历史幸事却在蚌埠找不到任何遗存，也没有任何纪念设施，乃至许多在蚌埠出生长大的本地人都不知道蚌埠受降这件大事，更不要说外地人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蚌埠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采取不同的形式提出筹建受降纪念设施的建议，本人也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前两次向市委书记、市长上书，建议珍惜历史赐予蚌埠的宝贵机缘，学习外地经验，尽快筹建蚌埠受降纪念设施，作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几经周折，市委市政府终于决定在受降仪式原址建造受降纪念设施。2020年秋，一座蚌埠受降纪念碑廊在受降旧址附近落成，填补了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长达75年的空白，关心此事的人们无不拍手称快，深感欣慰。
安庆受降
1945年8月15日午夜时分，驻守在安徽桐城、庐江、太湖、潜山一带的48军军长苏祖馨接到长官部电话，告知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好消息喜从天降，苏祖馨立即要求传达到各部队机关，一时爆竹之声四起，民众奔走相告，惊喜若狂。
8月26日，苏祖馨以治军有方，战功显赫升任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48军军长。9月11日，苏祖馨被任命为第9受降区安庆地区受降官，主持安庆地区受降事宜。9月14日，苏祖馨派遣下属军部人事处长杜定方率领前进指挥所人员先行入城，部署受降工作，日军参谋长偕军官多人列队在北门迎接。
9月15日，国民党桂系第46军在苏祖馨率领下正式开进安庆城，由粤汉线开来的日军第6军第131师团长小仓达次中将、独立混成旅旅长门胁卫大佐率军官及乐队十里郊迎。城中民众列队热烈迎候。进城后军部设在司下坡中国银行旧址，桂军176师正式接管安庆城防事务。
当日正午，苏祖馨在行辕稍事休息后，身着戎装，神采奕奕，步入国民党桂系第46军安庆城军部主持受降仪式，接受了包括日军第6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负责日军安庆地区投降事宜指挥官）、131师团长小仓达次中将、参谋长宫永义文大佐，以及所属第95旅团旅团长岩本高次少将、第96旅团旅团长海福三千雄少将等日军的投降书。日军20370人在安庆城被全部解除武装。
在受降当晚的庆祝酒会上，苏祖馨即席致词说：“今日之会，为我国家至高无上光荣，亦是我全国军民最大幸事。回想甲午以来，国家受尽日人欺凌，吾人能及身雪耻，接受日军肉袒投降，此乃八年抗战换来之代价，至堪庆祝；惟今后建国工作，仍甚艰巨，吾人必须共同努力，完成建国大业。”
9月18日，第10战区安庆地区受降指挥所全体官仕在指挥所门前合影留念。10月8日，日军第6军131师团官兵，在安庆驼龙湾机场接受第10战区第3俘虏管理处点验，点验后对日俘进行训话。
苏祖馨1963年5月3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7岁。
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海峡两岸同时给苏祖馨颁发了勋章，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给苏祖馨颁发了“抗战胜利纪念章”一座，以昭尊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苏祖馨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并邀请了苏祖馨之子苏尚坚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观礼活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祖馨抗战功绩的最高褒奖。
十一、包绥地区受降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布国内十六个受降区的划分。热察绥地区的受降以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地区日军的投降。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驻蒙疆军司令官根本博。日军投降部队为第21独立骑兵团、24独立骑兵团及热河省内日军部队，集中地点由傅作义安排，办理日军投降地点在归绥（今呼和浩特）。
9月28日，傅作义在归绥接受根本博代表该地区日军的投降。
包绥地区受降虽已过去了近八十年，但是该地区受降在什么地方举行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还没有彻底解决。有的说受降在包头，如靳书科在《国民党接受包头日军投降的经过》（收录在《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十辑）中说：“接受工作全部清结后，即在包头聚德成饭庄礼堂内举行隆重受降仪式，由暂十七师师长朱大纯代表傅作义司令长官接受日军投降。”此前，当年的战地记者刘映元写的《国民党接收包头前后见闻》（收录在《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2014年3月21日、22日，《包头日报》刊登了《南京工作人员来包寻找抗战胜利受降仪式文物》两篇连续性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热心读者纷纷打来电话，为寻找受降仪式的见证人和文物提供大量的线索。同时，一些长期从事历史方面研究的学者对“包绥地区受降点初步确认在包头”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
孙兰峰军长没有举行受降仪式。此外，在张贵先生推荐的《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一书中，记者看到关于傅作义部队到达包头后也并没有提及“受降仪式”，文中只提到傅作义吩咐周北峰等人在包头“略事安排就到归绥”。 张贵先生还说：包头聚德成是个饭庄，没有礼堂，而且书中没有写作者是否在现场参与整个活动；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包绥地区整个地区的受降仪式，不应当仅由一个师长来接受投降。因此，他认为这个说法“可能有出入”，受降点“很有可能在归绥”。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博士生刘晓堂也著文认为，包绥地区受降点在归绥的“可能性比较大”。
“包头受降”之说虽然受到质疑，“归绥受降”之说虽然列举了一些理由，但不充分，对“归绥受降”的结论仅仅是“很有可能”、和“ 可能性比较大”的认知层面，还局限在不十分肯定的状态。所以，肯定“归绥受降”还有待更多确凿的证据。
最近，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档案中的抗战胜利……》中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9月24日，包头日军投降。28日，傅作义在归绥接受根本博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投降”。这段话虽然肯定了傅作义在归绥接受日军的投降，同时又说了“9月24日，包头日军投降”，但没有讲日军在包头何处、何人、何时向何人投降的。如查有实据，那么，包绥地区存在归绥、包头两个受降处也是有可能的，如当时国内战区受降有平津地区的北平受降和天津受降、济南、青岛、德州地区有济南受降和青岛受降、徐州、蚌埠、安庆地区有蚌埠受降和安庆受降等，对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全面考察，不能非此即彼，只要包头有真凭实据，那么，包绥地区就可以说有归绥受降和包头受降两处。
笔者在史料中查阅到两幅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出席日本投降仪式并发表讲话的照片，更重要的是照片上盖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确认印章，国家级的历史档案馆予以盖章确认，可信度高，仅供读者和研究人员参考。
▲1945年9月，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前往归绥出席日本受降仪式的照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45年9月28日，傅作义在受降仪式上发表讲话的照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十二、汕头受降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同日，侵占汕头的日寇头目便在汕头派遣军司令部召集日军官佐及汪伪军头目开会商讨应对措施。17日，汕头日寇进行一次临死前的残酷“洗监”，枪杀我无辜被囚禁的数十名同胞。敌人还故意销毁武器，将枪炮沉入大海。8月27、28日两天，驻揭阳日军集结于榕城西门外田野，假借实弹射击演习消耗大量弹药，进行降前破坏。
8月下旬，芷江洽降后，国民政府将本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汕头被确定为第三受降区。第七战区长官余汉谋委派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中将和闽粤边区副司令欧阳驹为国民政府“潮汕前进指挥所”正、副主任，委任徐景唐为第三受降区受降长官主持受降事宜。
8月底，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潮梅军事特派员公署、186师师部、《岭东国民日报》社先后派员来汕，做准备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和恢复工作。原汕头跑到内地避难的居民也纷纷陆续回汕，城市人口半个月内骤增4万多人。
9月2日，侵汕日军130旅团长、潮汕警备司令官少野修在汕头警备大队部召集所属日军和伪和平军头目开“特别会议”传达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有关问题的决定，并令侵汕各地日军、伪军均撤回各县城集中，不得出击，就地待命。但驻潮安和澄海日军非常顽固，不听从命令，仍在各据点秘密销毁军火和重要物资。
9月6日，徐景唐将军由兴宁抵达揭阳县新亨镇蓝田书院。7日徐景唐召开会议讨论对日受降和部署驻军接防问题。侵汕日军派汕头警备队长佐濑浅次郎及西川正俊等人为代表，前往揭阳谒见徐景唐，接受受降布置。
同月10日，第七战区上校参谋李拓和美军上尉高路士等人抵汕。12日徐景唐偕参事朱丽泉和随从百余人抵汕，并在外马路“国际俱乐部”设立“潮汕前进指挥所”。拟定各地日伪军缴械撤兵计划。9月17日，国军第186师突击总队的特务营及宪兵连，开进汕头市接管防务。
9月25日，侵汕日军全部被缴械。同日，汕头市长谭葆寿派员接受汪伪市政府各科室和警察局、商会、潮海关等单位。闽粤边区总司令部也开始接收军警，接管警卫勤务，点收日本军用物资仓库；计从敌手中收缴的有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挺，大小钢炮110多门，榴弹筒80余具，旧汽车不足10辆，破旧飞机15架，还有弹药一批及军犬10余头。伪和平军44师李少庭部也在潮安独树、上庄被缴械，计有步枪200余支，轻机关枪27挺，重机枪11挺，短枪15支，榴弹筒6具等物。汕头空军站长钟锦棠接收日空军器械；海军驻汕头办事处主任陈杰接收日海军船舶器材；日台侨资船舶管理处主任朱丽泉接收日海上交通运输工具；粤赣区货物税局督导专员周南接收伪税务局、闽粤边区总司令接收日军粮秣，军委会战时运输局接收公路交通运输。
9月28日上午九时，潮汕受降长官徐景唐将军在“前进指挥所”礼堂举行受降仪式。日军南支那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委派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为投降代表签署了侵汕日军投降书。接着，由徐景唐中将对侵略潮汕派遣军发布第一号命令。参加受降仪式的，我方还有“前进指挥所”副主任欧阳驹、汕头市长谭葆寿和美军代表等人。日方参加的有少野参少将、方冈中校、佐濑少校。汕头受降仪式的圆满结束，宣告了潮汕地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侵华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罪行罄竹难书，汕头也不例外。这些罪犯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日军宪兵第六中队长松木平司、日军曹长吉川悟保、日军军曹黑木正司和台湾籍汉奸刘耀徨4人被拘押听候讯办。1946年4月13日，留审的4名罪犯被押解到广州行营法办。残杀无辜、罪大恶极的黑木正司被依法判处极刑，其余人员均被释放遣送回国。
十三、河内受降
根据《波茨坦公告》，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总命令第一号》规定：中国内地包括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按照盟军划分的受降区域，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地区（越南北部地区），成为了中国战区中唯一的境外受降区。国民政府思虑再三，决定让驻防在云南的国军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受降。第一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下辖第五十二军、六十军、六十二军、九十三军、暂编第十九师、暂编第九十三师，他们归属滇军系统，其战斗力丝毫不弱于中央军，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为例，曾在台儿庄会战中立了大功。加之第一方面军也是距离越南最近的中国军队，接受到河内受降的任务最为合适。
9月8日，第一方面军20余万大军分路向越南开拔。当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后，很多当地华侨自发到街上欢迎，他们热泪盈眶，纷纷表示：“祖国抗日战争胜利，给华侨争光，日军占领期间，华侨连头都不敢抬，现在我们感到非常光荣”。
9月28日，对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日军受降典礼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隆重举行，礼堂内挂着中国国旗，卢汉主持了受降仪式。
就受降典礼时悬挂国旗问题，当时的法国当局希望在受降现场悬挂法国国旗，并要求坐主席台主位，被卢汉严词拒绝，卢汉将军后来回忆说：“法方代表欲悬挂法国国旗，吾以法非战胜国，坚持不允悬出，法方代表团乃无言退出。”法军远东司令亚历山大只得以个人身份出席观礼。
河内受降主官、第一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号训令》中表示：“自即日起，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完全受本司令官节制指挥，办理日军投降事宜。”——
中国军队在越南受降日军共3万余人（二十一师团、二十二师团以及三十四独立旅团），加上日军家属、日商，共约8万人。接收武器为步枪、轻重机枪、手枪、火焰喷射器等，共4万余件；山炮、步兵炮、加农炮、要塞炮800余门；战马600余匹；飞机10架。日军越南总督土桥勇逸等189人被列为战犯，并押送至国民政府广州行营接受审判。
河内受降是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境外接受敌国武装的投降；也是中法战争（1884年）以后，中国军队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踏上越南的土地。河内受降是对中国抗战的极大肯定，也是中国军民用鲜血换来的无上荣光。
十四、北平受降
1945年8月18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将军受命负责接受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日军的投降。尚在重庆的孙连仲指派第十一战区副参谋长吕文贞为前进指挥所主任、军务处长刘本厚为参谋主任。进驻北平，安排受降、接管等事宜。
北平受降仪式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但日军竟然提出在仪式上佩带军刀、勋章，保持军国主义者的面子，这一要求违反同盟国共同规定，中方严辞拒绝。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提议把受降仪式改在紫禁城太和殿广场公开举行，让国人共享胜利的喜悦，也让狂妄的日本侵略者亲眼看看中国人民对法西斯侵略罪行的深恶痛绝！
10月9日，孙连仲将军由新乡飞抵北平。10月10日，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在北京（当时称北平）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这一天，北平秋高气爽。天刚破晓，十几万北平民众早早赶来，挤满广阔的太和殿广场，午门、端门以至天安门中轴线上，也聚满人群。全场寂然无声，等待着庄严仪式的开始。当时北平人口约200万，有20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故宫，人们要亲眼见证日本向中国投降的盛况。
10时10分，受降仪式正式开始，景山山顶军号长鸣，会场礼炮齐放、军乐奏响。抗日名将、受降主官、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走下太和殿台基，立于太和殿受降台正中，身边是参谋长、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孙连仲将军庄严宣布：受降仪式开始 。美军司令罗基少将、华顿参谋长等盟国代表参加了受降仪式。
中国受降主官孙连仲将军召日军投降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率领参谋长高桥坦以下二十一名幕僚入场，根本博等人由太和门左腋门入场，行至受降台前，向孙连仲上将行礼后，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投降代表”下签字，中国受降主官孙连仲在“受降主官”下签字。接着举行献刀礼 ，日军司令官根本博献刀、参谋长高桥坦和一些官佐依次献刀。签降、献刀之后，日军退出会场。
北平受降典礼虽然仅用二十五分钟时间，但是意义重大、深远。在现场目睹了日本侵略军代表向中国人民呈献军刀、签字投降的场面，无不群情激奋，欢声雷动。太和殿广场顿时成为欢腾的海洋。北平受降也和其它地方的受降一样，这是赤县神州的荣耀，已载人中华民族的史册！
受降典礼使用的桌椅、文具等物均移送历史博物馆。
1947年12月18日，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被南京军事法庭判以战犯罪名处以死刑。
天津受降
1945年10月6日的天津受降是平津受降的组成部分，而且比10月10日举行的北平受降早了4天。
第十一战区副参谋长吕文贞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进入北平解决受降事宜时，天津地区此时已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控制，八路军已经占领了杨村、杨柳青、静海、武清等地，甚至晋察冀冀中军区已经任命杨成武为天津市卫戍司令，晋察冀边区则任命张苏为天津市市长。而负责天津地区受降的国民党第94军此时还远在广西。
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下令，日军和伪军不得向共产党军队缴械，同时与盟军顾问魏德迈将军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从塘沽登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天津日军的投降。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少将于10月1日到达天津，暂时住在利顺德饭店。2日，副市长杜建时到利顺德饭店做礼节性拜会。二人相互寒暄后，骆基说有机密要事相商，遂让杜将随从人员遣开，室内仅留杜建时、骆基和他的参谋长瓦尔顿3人。随后，骆基宣读了一份文件，大致内容是，蒋介石已授权美军接受驻天津日军投降，此次他来天津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接受日军投降。4日，骆基与杜建时就天津地区日军受降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及受降仪式的具体细节进行了磋商，并召见了驻天津日军司令内田银之助，指示他在受降仪式上如何动作。
10月6日上午，在旧法租界公议局门前的克雷孟梭广场举行了由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主持的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一些中方人员也应邀参加了受降仪式。
9时许，一队军人押着7名日本军官来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部大楼前，稍后，从楼里走出一队美军和几名中国官员。受降仪式由骆基主持，国民政府第11战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和副市长杜建时，以及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党政负责人员列席参加。
在骆基简短发言后，包括日军投降代表内田银之助在内的7名日本军官，将各自的佩刀解下，依次交给骆基，以示缴械之意，然后内田银之助在投降书上签字，骆基中将在文件上签字。接着，日军投降代表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深深地低下头，将军刀放在受降台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围观的群众像火山爆发一样欢呼起来，他们高呼着“中国万岁！”“胜利万岁！”更有不少人流下激动的热泪。仪式很简短，约为15分钟。仪式结束后，美军将内田银之助押回海光寺，另外6名日本军官押往南货厂战俘营。
十五、台北受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鉴于台湾的特殊情况，于是在台湾设立与大陆各省迥然不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于9月28日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并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9月28日，行政长官公署与警备总司令部委派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范诵尧2人筹组前进指挥所，并兼该所正、副主任。10月1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奉命飞台北，并在台北升起国旗。10月3日，中国陆军先头部队乘木帆船抵台。10月5日，葛敬恩率领幕僚80余人，由重庆抵达台北。此为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的首批抵台人员。10月16日，传闻国军将于10月25日抵达基隆，民众乃聚集码头准备迎接。自早到晚，却未见军队来到，许多人露宿码头久等。10月17日，入台接管的第70军先头部队75师，在军长陈颐鼎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基隆港登岸，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部的属员同时到达。这是第一批来自大陆登陆台湾的军队，登陆后，受到久候民众的热烈欢迎。14时40分，第七十军进入台北，更受到数万市民夹道欢呼，军队所经过的路两旁，成了人墙。其中有些日本人也乖乖地站在人群中。10月24日，陈仪率公署官员由上海飞抵台北，台湾各界政要和民众代表到松山机场迎接。
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原为清代台湾巡抚衙门，后为清布政使司衙门，日据初期为台湾总督府。1919 年新总督府修好后，日本人将之拆除，改建为公会堂，经常举办各种大型活动。陈仪抵台次日，在这里举行了受降仪式。
10 月 25 日上午10 时，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典礼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会堂前悬挂着“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会标。成群结队的民众集结守候在会堂门前，等候接受日本投降这个庄严的时刻。
8点55分，乐队高奏胜利进行曲，身穿崭新陆军上将服的陈仪缓步走入大厅。日方投降代表安藤利吉等5人，则早已奉命到达，等候在另室，听从传唤。
中国方面陈仪长官及其他官员、美国联络官柏德尔准将等出席仪式。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新回归祖国，该区一切土地、国民、政事皆归于中国主权之下。结束了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统治。
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向台湾日军发出“署接字第一号训令”（即受降书）。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在中国第一号训令上签字。
安藤利吉是一个顽固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极力主张武力征服中国。1936年晋升中将。1938年5月任第五师团长，率部参加徐州会战，残杀无辜平民。1940年任华南方面军司令官。1941年任台湾军司令官，强化殖民统治。1944年晋升大将，任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列为甲级战犯，被拘留于上海。1946年4月19日，他在上海狱中畏罪自杀，结束了自己罪恶、可耻的一生。
十六、济南受降
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山东地区由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担任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由日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中将为投降代表。日军投降部队为第43军、47师团、第9独立骑兵团、11独立骑兵团，集中地点在济南。第5独立旅团、12独立骑兵旅团、第1独立旅团及海军陆战队，集中地点在青岛。
1945年12月27日，济南、青岛、德州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受降仪式在济南山东省“奎虚书藏”楼举行。此楼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路257号，又称“山字楼”，北临大明湖，东临遐园，为原山东省立图书馆藏书楼，。由于藏书多，容纳不下，因而于1934年筹建新藏书楼，命名为“奎虚书藏”，其意为“奎星主齐，虚星主鲁，以二星之分野，括齐鲁之疆域”。
受降典礼礼堂布置庄严肃穆，左右分悬“永奠和平”四大金字，四壁满悬“胜利徽”，上插中美英苏四国国旗。签字命令书共4份，两份为正本，两份为副本。中方代表李延年在命令书上签字，签毕即由梁栋新将签字命令书正副4本手交日方代表细川忠康。 李延年副长官检阅签字及官章后，向签降代表发问“对命令是否完全了解？”签降代表全体起立答称：“完全了解，并绝对服从。”继而全体签降代表起立，摘下佩刀，一齐站在受降主官席前行礼，将佩刀献上，并后退两步，再行鞠躬礼。
1945年12月27日举行的济南受降，在16个战区受降地点中是最后的一个。为什么选定在12月27日？因为1937年的12月27日正是济南的沦陷日， 1945年之所以选在12月27日这天接受日本投降，就是为了铭记历史，纪念沦陷，庆祝胜利，洗雪八年的耻辱，开创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
青岛受降
山东地区接受日本投降，当然以济南受降为主，但青岛受降也很重要。对选派担任青岛受降任务的人选时，陈诚想起陈宝仓在军事、外交都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推荐陈宝仓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陈宝仓就匆忙飞往青岛执行接受日军投降的任务。
10月19日，陈宝仓抵达青岛。25日，青岛地区受降典礼在青岛汇泉跑马场隆重举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中将和美国海军第六师司令谢勃尔少将主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全体官兵参加，担任警备。日方由青岛日军司令长野荣二为投降代表。
举行受降典礼那天，全城的老百姓几乎都来到汇泉跑马场观看，人山人海，大多数人难以入内，所有的树杈、房顶、山腰、山顶都挤满了人，只能在场外的高处遥望。
受降台设于青岛赛马场的中心，桌上有备妥的降书十份，水笔十支及墨盒、毛笔文具等物。
十一时奏礼乐。谢勃尔司令与陈宝仓中将在场外作胜利之握手后，乃和偕入席。日军代表长野荣二及随员一行十一人，被美军押解到典礼台前，代表日军在十份投降书上签了字。分别以日、英文签署完毕，长野面容惨淡，手颤不已。
日军投降代表团人员，依次到台前解下所佩战刀呈献给受降官桌上，恭谨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乐团奏起中美两国国歌和美海军陆战队赞曲。全场均起立敬礼，仪式即告结束。数不清的青岛市民观看这一盛况。当陈宝仓中将等一行退席时，民众更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为了表彰陈宝仓受降的功绩，政府特颁发100万法币作为奖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最大、最重要的东方战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45年9月2日，作为战胜国的代表，徐永昌将军到东京湾参加了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盟国受降仪式；9月9日，何应钦将军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全国十六个战区也陆续圆满完成了各个受降区的受降任务。这是中国人民最值得骄傲的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彪炳千秋，万古长存的大事，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
抚今追昔，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战区受降及日军集结地区要图
▲鬼子的末日
▲第六战区受降纪实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7-09 1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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