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后人记（连载七）
2024-10-18 15:23:38 来源：赵淑玲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赵淑玲
自难忘 思父泪常流
2024年5月21日，笔者在武汉见到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副大队长萧汉庭的儿子萧永铎时，他非常激动地再一次回忆起父亲的往事，其间不止一次地流泪，看着一个91岁老人痛心的样子，真的不知怎样去安慰他。一同去看望的张树英说：每次来看萧大哥，他都要痛哭流涕，真是令人心酸。不论时间如何变化，父亲在儿子心中的形象都无法改变，当思念与悲伤一同袭来时，萧永铎就拿起笔写下父亲的生平故事，准备留给后人，这也算是一份珍贵的原始档案吧。
▲萧汉庭之子萧永铎
在记录中，萧永铎写了父亲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如下：
一、关于参加特务
组织宣布某人是特务，无论是哪种特务，被处决了，功劳再大，威信再高老百姓无话可说，或是人人称快。因为人人都恨特务。对他俩的这个问题我的分析和看法是：一是参加了中统。二是没有参加中统。三是参加了军统。如果加入“军统”，时间是在1942年，或是1943年，与刘松山到重庆的那个时候。对于加入“军统”，有下边几件事是我推测的依据：A,1947年父亲坐飞机由南京到北京(当时叫北平)，主要考查平汉路北段为何没通车?北平市公安局长送他一个装墨的砚台，是用很硬的木头雕刻的，有很多人物，栩栩如生，用铜镶边，工艺难度相当大，底部有乾隆年制的字样，可见是宫廷之物。如果放在现在，最少值几万块。可惜“文革”怕抄家，我把它破坏了，当垃圾丢了。我想：一个搞工会的，一个是搞公安的，怎么会相识?
B：1946年，他坐公交车，在车上派克钢笔被偷去了，用电话通知了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很快就将笔送来了。这两件与公安局长在城市发生的事，有人告诉我，抗战胜利后，大城市的公安局长，大部分是由“军统”任命的。
C、 老家有一个与父亲同辈的人(为尊重稳私不写姓名)，年龄比他稍大，我则喊他为“ 伯伯”，此人曾与李先念一起干过革命，因游击生活苦受不了，老家田地多，回乡当“寓公”，过地主的生活。抗日期间还是其他时间当过县参议长。抗日期间为躲日本人，我家十几口人回乡，田地很少，老的老，小的小 ，又不会种田，生活常到断炊的地步，两家相距不到两分钟的路程，这位“伯伯”好象未看到，像陌生人，也不救济一下。也就是说抗日胜利前从无来往。抗日胜利后曾到过我家两次，第三次是家属来，说是被军统人抓到湖南岳阳审问并受刑，要我父亲救救他，父亲写了个条子派人送去了，被保释出来。根据以上所发生的事，我认为是加入军统，只有在他的档案里才能看到，但这一点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有关单位领导才能看到。国际法规定：对方放下武器投降或起义，就不能虐待，更不能枪杀。由于军统属于军事人员，如果我父亲参加了军统则不能镇压。所以在布告中都只能写“中统”。2018年11月我在《旅游商报》上看到“毛泽东为何讲杀人不能太多?”一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他曾认为交通系统肅反数字太多了，”可见这件事毛主席也知道了。据我所知中国海员工会主席也被镇压了。海员总工会就在武汉市，在批斗这个主席时，我去看了的，全国海员工会人数有好几十万，是个大的企业工会。为何对刘、萧两人秘密处决?可以归纳以下几点：1、刘松山、萧汉庭在平汉铁路的威信太高，特别是我父亲(在后面将有介绍)，他是搞工会的，与工人经常接触。2、他俩在全国性的组织有职务，刘松山在国际上也有职务。3、属于军人。俩人都是平汉路抗日领导。集于以上原因不得不秘密处决。
▲萧永铎写的回忆录
二、保产活命委员会及其他
白崇禧溃退到武汉，我父亲做了两件事：1、成立保产活命委员会。白崇禧要破坏平汉铁路的设施，以我家父为首的保护铁路财产，不准将设备运走或炸毁，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这一点在评反书上也肯定了，不赘述。2、在白崇禧逃跑之前，他曾召开武汉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我父亲是平汉路的代表，他发言说：“住在工人家中的士兵应马上撤走，否则将举行第二次大罢工(第一次是二七大罢工)。”我父亲说这个话是有底气的，凭他的威信和能力是可以组织大罢工的。白崇禧也知道这话的分量，如果有第二次罢工，蒋介石会把垮台的责任推在桂系身上。会后第二天，就把住在工人家中的士兵都撤走了。
▲平汉路破坏队在延安参加五一活动
三、关于平反
1984年刘松山、萧汉庭俩人得到平反，这是在全国形势下的结果。文革中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平反才能解放，中央决定把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平反，时间跨度之长、人员之多从来未有过。在我父亲平反书上肯定以下几点：1、系错杀;2、解放前夕在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做了有利于武汉顺利解放的工作。所以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终究对历史有个正确的评价。法院在召见家属时对我说：“到此为止，对外不要有过激言论和行为。”当时我还没有领会这几句话的含义，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才有点感悟。A、只给平汉路抗日两个领导平反，给幸存者平反有很大难度;B、广大幸存者心里知道这支部队是抗日的，他们无罪，而且有功，经常有几个幸存者奔走于郑州、武汉两个铁路局，但不是铁路局能解决的。任何部门或单位都不好下文件，于是我只能按法院说的保持沉默。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时，有报纸刊登平汉路员工抗日的事迹，武汉地区的《武汉晚报》转载过，并有记者采访幸存者及其家属，文章中只是不提刘松山、萧汉庭两个领导者的姓名。这是按陈独秀平反模式平反，虽然不能全部解决问题，但逝者在九泉之下也算是得到欣慰。
▲李立三照片
四、与李立三的关系
我父亲何时加入共产党?确切的时间我不清楚。上世纪二十年代，李立三在武汉曾办了个工人训练班，平汉路党组织推荐他去学习，早出晚归，中午在学习班吃饭，因为伙食不好甩过碗，这给李立三留下较深的印象。李立三曾是党的领导，他的想法是把工人组织起来搞暴动就可夺取政权，这是不合实际的，把他的这个失败称为“立三路线”，犯了错误就到苏联一方面检讨一方面学习。解放后回到国内，八大还被选为中央委员，任总工会主席。对解放前的工人运动还是了解的。我父亲与白崇禧的破坏作斗争保护平汉路财产他是了解的，这也是他对我父亲印象第二次较深的原因。所以在1950年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大会”上，李立三问平汉路代表：“萧汉庭情况怎么样?”代表回答：“判了半年，在劳改。”李立三说：“全国解放放出来。”
▲朱学范照片
五、与朱学范的关系
朱学范抗战前在上海是搞邮电工会的，后来成为全国邮电工会领导。抗战前与刘松山有过交往。所以平汉路员工抗日取得胜利时，他致电表示慰问，并以邮电工会名义捐助钱物。抗战期间，刘松山、萧汉庭与朱学范在重庆结拜为兄弟(金兰)。2017年有个报纸登载了杜月笙之子写的《杜月笙之子两岸秘密传书》一文，内容是说朱学范在上海曾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蒋经国还是想台湾回归，写信给邓小平是由朱学范传递的。朱学范建国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邮电部部长，逝世前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萧璞 张树英 萧永铎与作者在武汉
六、知父莫于子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很少谈抗日中发生的事，或许因工作忙，或许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但他说有时与日军交战，子弹从耳边呼嘯而过，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建国后从1949年到1951年给我讲了不少，值得追记。他说：“抗日对得起国家、人民，抗日胜利后对得起国家和工人。平汉路这支队伍是按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组建的，素质是好的。抗日初期，国共合作，部队打了胜仗，国共两党的广播电台均报道萧汉庭的部队在何处消灭日军多少人，炸毁军列多少辆。1938年我还代表平汉路抗日员工去了延安，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并参加了延安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抗战时部队有部分时间住在小城镇或乡下，他说：如果我想发财，抗日期间是最好的机会，有一段时间，部队住地有一条河，老乡过河必须在渡口，这个渡口由我的部队检查过河物资，但我从未想过搞点什么，都是秉公办事，秋毫无犯，深得老乡的好评。部队还维持地方治安，自从部队到了此地，当地的土匪不敢再为非作歹了。部队成了老乡的保护神，当换防离开此地时，老乡们含泪欢送。有一年临近春节，有几个士兵想回家过年，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请假，使他们想不到的是竟然批准了。这几个士兵家离部队只有三小时路程，他想到的是不影响部队的工作和安全，回家过年是人之常情，但也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按时归队，二是能带几个人来参军”。事后这两个要求都做到了。试问，有哪个部队领导敢这样做?只爱兵如子才会有这样的“人性”。这与他抗日胜利后对待工人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正在于他人格有魅力，才会有威信。在平汉路工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萧委员不爱钱，只爱权。”对他来说权就是为工人多办实事。
▲萧汉庭照片
结束语
1984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书写道：萧汉庭对于武汉解放作了些有益的工作，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作为政府，只能这样评价他的一生。用李商隐“锦瑟”一诗中的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萧永铎
2019年9月12日
▲武汉晚报发表的破坏队文章
▲武汉晚报发表的破坏队文章
▲中华总工会旧址
▲萧永铎与儿子萧志远
▲作者与萧永铎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10-18 15: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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