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追寻父亲的抗战足迹
2024-11-19 15:03:44 来源：乃庐ZBL（张邦雷）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探访飞虎队空军基地重庆白市驿
作者心声：
三年前，我按父亲档案材料中提供的线索，寻访他的抗日足迹，寻访到重庆一个叫“白市驿”的小地方。就是这个不显眼、早已被人遗忘的小地方，在抗战时期是美国飞虎队在后方前沿的指挥中心，它和湖南的芷江飞虎队基地构成了保障后方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我看到时，其景象却已面貌全非，基地早已被乡镇工厂占据，只留下当年勇士们种埴的两棵香樟树和他们当年使用过的两个大水井。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个历史遗迹，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回家之后，我思绪万千，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感想——《谢谢你，美国大兵》。因为是当年飞虎队队员拍摄的白市驿基地老照片，才让我看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的真实面貌。
中国抗战爆发初期，太平洋战争尚未开始，美国当局对于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持观望态度，而当时就有以克莱尔·李·陈纳德飞行教官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青年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的"默许"下，以私人机构名义，组织美籍（航空）志愿大队（简称AVG，中国人称之为"飞虎队"）来华参战。这批美国青年人，离开故乡，漂洋过海来到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中国，和中国军民一起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他们奉献了青春岁月，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长期的战斗中，美国"飞虎队"队员们也和中国军民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当飞行员坠机跳伞后，当地的老百姓都积极踊跃救援，甚至不惜牺牲自已的生命。正如陈纳德将军生前在其妻子陈香梅女士协助下撰写的回忆录中所说："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救援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他们当中有共产党人，有独立游击队，也有国民党分子。"由于新四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在敌后战场的救援，“在日军阵地后方降落而未死的美国飞行人员，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被送回基地”。
2010年9月7日在中国湖南省芷江县飞虎队记念馆，站在陈纳德将军的雕像下，陈纳德将军的孙女、陈纳德纪念馆馆长内尔·卡洛韦说："在我的印象中，爷爷是位慈祥和富有爱心的老人，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做人要乐于助人，勇担正义。他组建并率领‘飞虎队’，放弃富足安宁的生活，离别家乡和亲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援华抗日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国人民抵御外辱、实现和平作出了应有贡献，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真挚的友谊，这种友谊历经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桥梁和纽带......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没有忘记他们为中国抗日战争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使我和家人非常感动。今天，为陈纳德将军塑立雕像，是对他在天之灵的告慰，更重要的是可以教育和启迪后人不忘战争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说得多好！她不仅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同時也说出了美国人民的心声，更是说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心声！
也许，国人对艾伦·拉森和威廉·迪柏两名美国青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是千百位美国飞虎队队员中普普通通的成员。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与我们的父辈在我国领空上英勇顽強共同抗击"倭寇飞贼"，还使用来中国时刚发明不久的柯达彩色相机，在与中国军民交流过程中用相机拍下了当時中国的风土人情，也拍摄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战斗场景，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彩色历史图像资料，尤其对我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件事情的来由还要从我的父亲张安汶说起。
我的父亲张安汶是四川省江安县人，出生在一个安逸富裕的家庭。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初期，我的父亲那时年仅二十二岁，就毅然吻别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我的大姐），告別结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我的母亲），满怀一腔爱国热血，为拯救民族报效国家，义无反顾地告別了父亲（我的祖父）、离別了家乡投奔国民革命军空军，走上抗击日寇的战场。"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魏晋曹植]）。
父亲之所以投奔国民革命军空军，是因为一九三五年，父亲在留学日本时，立志要学习一项战斗技能——航空飞行的缘故。有父亲在一九三五年春于日本东京写下一首诗为证。诗曰："东京言志——禀呈先父家书附诗：万里梅花一笑同，洪波骇浪喚儿东。青云意气钦三凤，白雪才华羡八龙。不是屠刀惊梦幻，安能投笔慕从戎。为求虎子虎穴闯，壮志凌云试御风"。
我出生时的一九四三年六月底，父亲没有在母亲的身边，也没有呵护我这个刚降生到人间的婴儿，而远在印度腊河机场空军基地（今属巴基斯坦）的空军军官学校印度分校，担任分校主任胡伟克将军（后任空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室秘书兼飞行教官，负责训练在美国接受培训后，陆续返回到基地的中国空军军官。结束训练后，这些空军人员再通过著名的"鸵峰"航线回国，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与美国空军人员一起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后期，父亲由当时的中国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将军亲自下令，调入中美空军混合团司令部情报科，职务是空军中尉二级参谋，成为中国人民敬重的美国将领陈纳德将军麾下的一名"飞虎队"队员，奔走于重庆市白市驿司令部基地和湖南省芷江县空军基地之间。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这段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说过，对我们子女也极少提起，我是在几十年后，查阅了父亲的"档案材料"，才知晓这段历史事实。
我（作者）在重庆白市驿镇政府广场上留影
我在重庆白市驿镇政府广场上留影，背后是"飞虎队"雕像牆
直至"古稀之年"，我为追寻父亲的抗战足迹，走访了湖南省芷江机场中美空军混合团基地，以及重庆市白市驿司令部基地時才深刻地认识到，父辈们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艰苦卓绝的战斗环境和献身精神，以及和美国年轻空军战斗人员结下的深厚友谊。特别是，当我站在当时中美空军混合团司令部旧址——重庆市白市驿区含谷乡三重村时，这里早已是物是人非，几无旧迹，只看见了当年中美空军混合团司令部人员使用过的两口水井及种植的几株香樟树。经历了这么些年后，香樟树早已枝繁叶茂高大挺拔，像一位经历了战斗洗礼的历史老人在向我叙述当年的艰辛环境。
重庆白市驿中美空军混合团司令部基地使用过的水井（遗跡）之一
水井（遗跡）之二
中美空军混合团司令部基地留下的香樟树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我感触颇深，思绪万千。我真心地感谢威廉和艾伦两位飞虎队员留下的彩色相片，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才使我清楚地看见了父亲当年的战斗足迹。对着天空和大海，我要真诚的喊一声：谢谢你，美国大兵！
附：我拍摄的重庆白市驿基地现状（图见前面）及两位美国大兵拍摄的当年重庆白市驿基地（图见下）。
重庆白市驿空军基地入口，木桥前面的草棚是岗哨所在（威廉。迪柏摄）
第14航空队在重庆白市驿基地的营房是干净稻草顶平房（艾伦·拉森摄）
重庆白市驿基地指挥部（威廉·迪柏摄）
美军第14航空队重庆白市驿基地指挥部（威廉·迪柏摄）
站在营房外的艾伦和他的战友（威廉·迪柏摄）
威廉坐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工地的碾子上，望着起降的飞机（艾伦·拉森摄）
（注：关于“飞虎队”——“飞虎队“不是部队番号，也是本来就没有的。只是昆明百姓误把前期美国空军志愿队队标鯋鱼图案当虎嘴，而把美国空军志愿队称为“飞虎队”。叫习惯之后，又将“飞虎队“叫法沿用到后期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即中美空军混合团。）
二、探访抗战名城湖南芷江
退休后查阅父亲的历史档案材料才得知，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职于中美空军混合团（即"飞虎队"）司令部情报科（中尉二级参谋），经常往返于重庆白市驿与湖南芷江飞虎队空军基地之间。多年后我追寻父亲的抗日足迹，走访了湖南芷江飞虎队空军基地旧址，回南京后感慨万千，心情难以平静，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及图片，写下了这篇记念文章，以告慰在天之灵的父亲以及所有参加中国抗战的国内外抗日英雄先辈们。
01、2014年2月第一次探访抗战名城“芷江”
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湘西地区，地处武陵山系南麓，云贵高原东部余脉延伸地带。素有“滇黔门户，黔楚咽喉”之称。芷江，原本不是人们比较熟悉和关注的地方，它的“名气”是来自于，近几年来逐渐“披露”出1945年8月，中国抗战胜利洽降在芷江举行，史称“芷江受降”，“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因此声名远播，而成为抗战历史名城，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它是由芷江受降纪念坊、受降会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欽办公室等三栋黑色双层木结构平房组成，加上后来又修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芷江，还是在以前，人们极少谈起的抗日战争最后一次，异常惨烈，鮮为人知的“湘西会战”（“雪峰山会战”）所在地。就是在芷江地区，进行了一场中国抗日時期，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对其构成巨大威胁的芷江空军基地（当時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飞机场），故又名“芷江作战”（日方称“芷江攻略战”，中方称“芷江保卫战”）。湘西会战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达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会战的结果是，在王耀武将军指挥下，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万余人。湘西会战以日本军队惨败而结束，会战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我刚开始知道“湖南芷江”，是通过查阅父亲的档案，在其“交代”中而得知，先前他由国军空军官校的教官，调入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五大队26中队任副中队长。抗战后期，由王叔铭将军亲调至中美空军混合团（即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情报科任中尉参谋，学习美国空军的情报体系操作。在档案中“交代”，经常来往于（重庆）白市驿和（湖南）芷江之间。于是，2014年2月，我和大哥兄弟四人前往芷江寻访父亲的抗战足迹。在芷江飞虎队基地，听说我们是飞虎队后代，飞虎队纪念馆的吴（建宏）馆长和杨（宇）副馆长，对我们四人非常热情。我想，这也是他们表达对陈纳德将军及“飞虎队”的敬意吧。抗战期间芷江的飞虎队基地，具有相当的实力，中美空军混合团有近500架飞机、6000多名官兵驻守在此。它与重庆白市驿飞虎队基地，构成了保卫西南大后方的战略屏障，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在芷江飞虎队基地，诸如指挥塔、飞行执勤室、配电机房及俱乐部等设施，都保存较完好，就连当年修建机场跑道用的巨型石碾子原件都有展示。飞虎队纪念馆内，国内外捐赠的飞虎队有关藏品也丰富多样，看来吴馆长他们确实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真得好好地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在芷江机场广场上留影
在陈纳德将军雕塑前留影
入住芷江宾馆（当年陈香梅曾下榻的宾馆）
与吴馆长在纪念馆广场上合影
与杨副馆长在纪念馆广场上合影
以下是当年飞虎队空军基地留下的各种保存完好的建筑设施遗址：
02、九年后重返芷江拜訪飞虎队纪念馆
九年前（2014年2月）我和哥哥邦武等四人拜访位于湖南芷江的“飞虎队纪念馆”（当年我七十一岁），九年后我和老伴二人重返湖南芷江已是八十岁老翁。当年我们四人乘飞机抵达芷江机场是为了一睹父辈们与日寇空军交锋的战场，今日（2023年4月6日）我们乘"高铁"抵达湖南芷江是为了看看芷江的变化。此次芷江之行是应芷江“飞虎队纪念馆”之邀向该馆捐赠表明父亲“飞虎队”身份的珍贵历史照片（由台湾友人赠送父亲的中美空军混合团五大队26中队全体人员合影，这张照片是父亲去世后在其遗物中发现）。
（1）捐赠历史照片说明：
我捐赠的历史照片一共三张，其中两张为复印件一张为原件（均由海外抗战空军后代提供）
第一张为照片正面，第二张为照片背面
这张照片是空军军官学校第十期驱逐组同学毕业照（十期驱逐组人员名单由乔无遏将军执笔，照片由其公子乔为智先生提供）。
第一张为照片正面，第二张为照片背面
这张照片是1943年6月拍摄于印度腊河机场（空军军官学校印度分校）学校主任为胡伟克将军（后为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任校长），照片左起第二位是邢海帆（邢文卓）左起第四位是张安汶（当時任分校主任办公室秘书兼飞行教官），这张照片由台湾友人提供。
第一张为照片正面，第二张为照片背面，拍摄于1946年为十四航空队（飞虎队）五大队26中队全体人员合影，右起第二位是张安汶（当時任26中队副中队长），这张照片是原件由台湾友人赠送张安汶，在清理他遗物中发现。
整个捐赠活动，全程由“飞虎队纪念馆”馆长吴建宏主持。湖南卫视、怀化电视台和芷江电视台联合采访报道了捐赠仪式，场面庄严隆重 ，令人十分感动。
我们二人到达芷江高铁站后，吴馆长亲自到車站迎接，非常温馨感人。
（2）感人的捐赠仪式场面并由飞虎队纪念馆发放捐赠证书
在吴馆长的陪同下我们瞻仰了重新修建的飞虎队纪念馆大门（由陈香梅女士题写）
（3）芷江之行的小花絮
芷江飞虎队纪念馆的馆长吴建宏是侗族，加我微信的网名是“纳德了”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用了侗族的一个什么吉利的称呼，后来是才知道他是用了陈纳德的姓名，按中国人习惯取用了后面的“纳德”二字作为其网名，可见他与飞虎队的情结是多么深厚。
他为我们送行的“晚宴”是在当地虽然店面不大但很有名气的一家饭店，用当地人最喜爱的“社饭”（其实就是一种加有各种食材用柴火大灶烧出来的“菜饭”）招待我们，据说还是吴馆长亲自到饭店提前“予定”，否则当天去吃是吃不到的，真是用心良苦情意深厚。
临走的当天上午，吴馆长不动声色的“动用”了他的人脉关系，用车子将我们直接开到车站贵宾室门口，车站的派出所所长、站长亲自接待我们，在贵宾室休息后（我还是生平笫一次享受在车站贵宾室候车），“所长”、“站长”和“馆长”三人亲自帮我们提着行李送到站台，待我们进入车箱后大家才挥手告别，整个送别场景令人感动。
三、寻找阎叔叔的墓地
直到我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名叫"阎雷"的人。
阎雷叔叔，中尉飞行教官，辽宁大连人，与我父亲同为空军官校第十期驱逐组毕业，任空校飞行教官。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为阻截日军进犯，奉命炸毁保山惠通桥，做轰炸试验时不幸殉职，时年二十四岁，追赠上尉。这是“昆明·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碑文关于阎雷生平的简单介绍。阎雷牺牲于1942年5月5日至6月初的惠通桥阻击战及试探性反攻战期间，美国飞虎队老兵回忆中提到，当时所剩不多的P-40E战机原配有可携带6枚35磅杀伤炸弹的弹架，但为了在惠通桥轰炸阻敌，临时改装了可携带俄国产570磅炸弹的机腹弹架。此时作为昆明中国空军官校教官的阎雷，所做的应是类似的试验——这是中国空中抗战筚路蓝缕的艰难时期。
阎雷，这个名字，对于国人来说一定是非常陌生。因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抗日战士，是在腥风血雨惨烈悲壮抗战中，牺牲的几千名中外空军飞行员中一位普普通通的飞行军官。然而，他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个名字伴隨着我的出生、成长直至一生。一九四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天气很热。大约在中午時分，我出生在四川省长江边上，一座四季分明宁静闭塞的小城---江安县东街名叫“乃庐”的大院里。我岀生時，父亲没有在母亲的身边，而远在印度的腊河机场空军基地（今属巴基斯坦即拉合尔）的空军军官学校印度分校，担任学校主任办公室秘书兼飞行教官，负责训练在美国培训结束后，陸续返回腊河基地的几期中国空军飞行人员。训练结束后，这些空军人员陸续通过著名的“驼峰”航线回国，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与美国空军人员一起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父亲虽然不在母亲的身边，亲眼目睹我的出生，然而，我的名字——“张邦雷”，还是父亲亲自给取的。名字中的最后一个“雷”字，原来是父亲为纪念他空军军官学校同期挚友、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年仅二十四岁的阎雷叔叔。
退休以后翻阅有关资料我才知道，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公墓陵园，虽然在墓墙上有阎叔叔的名字，而且还安放有一块阎叔叔的墓碑 ，但他牺牲后真正安葬的地方应该是在昆明。
和阎雷叔叔的弟弟（阎磊）在南京"抗碑"陵园祭拜阎雷
当年惠通桥
于是我几次前往昆明，与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座谈交流后，终于找到了阎叔叔的安葬地---昆明长春山：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
据记载，当年牺牲的美国飞行员和中国飞行员都在当时被隆重地安葬在昆明的墓地。
查阅资料得知，当年的飞虎队公墓在昆明东郊小麻苴，龙树庵附近。1943年后，龙树庵后山被建成了飞虎队公墓，除雷允、缅甸、驼峰航线（怒江、独龙江、西藏）、印度之外，在云南空战和坠机牺牲的飞虎队员的遗体，均在此安葬。
美国飞虎队员斯科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God is my Co-pilot）一书中写道：“后来在江西吉安找到了埃利亚斯的遗体，在那里入殓，运回衡阳基地，然后再运往昆明。在昆明有一块墓地，专门用于安葬牺牲的美军人员。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旁边，美国人把这个寺庙视为一个教堂。葬礼是最令人悲哀的时刻，由随军牧师主持追悼会，念祷文，把盖着国旗的棺木放入云南的红土地里，墓穴顶部盖有一块青石板，一个伙伴长眠此处;此时一队飞机飞过墓地上空，低沉的马达声向他们致敬;墓碑整齐的排列着，有一个墓穴空着，是为下一个伙伴准备的。”这个佛教寺庙，根据环境被推测就是龙树庵。
在另一位飞行员的妻子的回忆录中写得更详细，她叫奇克·马尔斯·奎恩，丈夫小劳伊尔·斯图尔特·马尔斯在驼峰航线上牺牲。“由昆明的棺材铺提供上好的柏木棺材，制作一个十字架和两个金属牌，金属牌上用英文写上牺牲者的姓名、级别、坟墓的排数和序号。金属牌一个系在牺牲者的衣扣上，一个系在棺材上，十字架则立在墓前。”当时下葬的规格应该是很高的。
记载中，公墓安葬着中国的飞虎烈士包括志愿队翻译、地勤人员，驼峰航线的中方驾驶员、乘务员，中国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驾驶员等，牺牲的中国飞虎队员亦用上好棺材装殓。公墓前则竖有青石碑，刻有名字、职务、牺牲时间。每尊坟墓高出地面约40厘米，排列整齐，具有西方公墓风格。美方的坟墓每排约15尊，约有20排，总数有250至300尊。中方的每排约有20尊，约有25排，总数500尊左右。
抗战胜利后，美国飞虎队烈士的遗骨被美方取走，运回美国。取走的时候在每个空墓穴旁都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但中国籍烈士的墓却没有得到善待。
龙树庵当地的老百姓回忆：“1953年，因建设需要，当地村民把烈士的棺木挖出来，连同墓碑一口一口地运到几公里外的长春山上草草埋葬。1958年‘大跃进’大兴水利建设的时候，这里的墓碑被生产队全部取走运去修水库了。1980年代后期，这些烈士棺木又被盗墓贼全部撬开。”
一份报道中提到，昆明省飞虎队研究会2007年寻找到的长春山迁葬遗址中，看到的是他们在荒芜的乱坟岗，散落着数块墓碑，其中有的已经残缺不全，上面的碑文中依稀可见“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立”、“空军军官学校特务营”、“烈士之墓”等字样。破败的烈士墓似乎曾在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最初的“飞虎墓地”碑，就是飞虎队研究会立的，影响之下，烈士墓得到社会关注，政府承诺会重修和保护这片墓地。
昆明长春山普照村，这是不多的报道中提及的具体村名。沿着窄小的村子一路徒步，尽是上坡路，一直进入了青翠满罩的山里。
这是一块黑色的大理石长碑，中间书写：“昆明。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左边写着墓志：
昆明中国空军公墓始建于1938 年，原位于小麻苴村龙树庵东侧，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设立的8个空军公墓之一。该公墓安葬有抗日战争时期隶属于中国空军系列的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美国志愿队（亦称“飞虎队”）、航空第五总站、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等单位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或因公殉职的100余名官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安葬于该公墓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飞行员的遗骸起运回归美国。
1954年，由于建设需要，小麻苴村中国空军公墓迁移至长春山现址。据相关资料，迁葬于此地的墓计有80余冢。因历史原因，疏于管理，墓家遭到损毁。
为缅怀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昆明市人民政府决定重修长春山空军公墓，定名为“昆明。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
抗战英烈永垂不朽！
铭曰:
滔滔滇海 莽莽青岭 抗战英魂 安息于兹
民族气节 高山仰止 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
昆明市人民政府
2014年4月
右边是“昆明·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 部分官兵名录。“鉴于史料缺失的原因，本名录仅收集了抗日战争时期原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在昆明及附近地区牺牲的部分官兵名录，他们原安葬于小麻苴中国空军墓地，1954年迁葬于长春山。”传闻中原本有500将士，不知何数。
当地老百姓讲：“1949年以前，小麻苴的墓地每年清明有很多人来祭扫，哭声漫天，解放后，由于这些亡者身份特殊，就没有人来祭扫了。加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空军学校的学员，牺牲时也只有二十岁左右，大多没有后代。”当他们的父母不在人世以后，这些年轻人也就永远地被遗忘了，像今天，连个名字也没有。
曾经整齐庄严的高规格坟墓，在几经损毁后，只有残留的无名尸骨收集到一起，变成一个合葬墓，无声地静静伫立。
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翻过崎呕不平的山路，终于到达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地，眼前的情景冷落凄凉让人十分悲伤，特別是看到墓墙后巨大的合葬墓，我更是五味杂陈一声叹息。让我惊喜与欣慰的是，瞻仰名录時，“阎雷”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并作了简要的介绍。我抬头眼望蒼天，心里默默的念道：阎叔叔，作为您的后人，我来祭拜您，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
历史资料一：中国空军烈士墓地中的飞虎队员墓（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
历史资料二：空军官校第十期高级班驱逐组毕业照（1939年9月），照片中第三排左一阎雷左二张安汶
作者简介：
作者近照
乃庐ZBL（张邦雷）退休工程师，1943年5月29日（农历），出生于四川省江安县东街乃庐大院（祖父张乃赓宅院）。1961年9月中专毕业后分配至南京橡胶厂工作，历任車间副主任、南京市橡胶工业研究所副所長。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11-19 16: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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