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渝生｜我的父母是八路
2025-03-11 14:31:45 来源：石渝生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我的父母都是八路军，都是在抗日战争中打鬼子的人，不过他们用的是救死扶伤的方式。这是上级的安排，部队的分工。治好了伤病员的身体，他们可以重返战场杀倭寇，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早在当八路之前，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自然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他们的家在河北农村，祖祖辈辈务农。父亲在束鹿县，母亲在曲阳县，两地相距600里。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组建家庭，因为他们都是八路军。
父亲出生于1925年2月，地名是束鹿县北里厢。他从3岁就开始干农活，主要是拾柴火，供家里烧火做饭。河北农村生火做饭主要是烧麦子秸，又称滑秸。比较耐烧的是玉米、高粱秸秆。在烧的时候要用上风箱，呼嗒呼嗒地边拉边续上秸秆。
父亲在参加八路之前，都少不了拾柴火，所以他对这个农活情有独钟。我学会烧柴是在广西桂林步校时，桂林主要烧煤球，先在炉子下面放报纸和刨花，上面架木棍，再放上煤球，点燃最下面，慢慢烧到最上面，同时不停地煽风，不一会煤球也就点着了。
到了海南岛，这里无煤，只能烧木柴。父亲买了斧头，按上长柄把子，让我砍回灌木来烧火。虽然也可以从食堂打饭，但是有时也要用火。这样用了不久的煤油炉子便淘汰了。在当兵之前，我砍的柴火堆满了走廊，这样我才放心地到部队。
父亲在党员登记表中写的儿童时期的证明人是王三，其实幼年阶段要什么证明人呢?一个农村的孩子，还能干什么呢?至于贫农成分，是当地政府定的。我的爷爷、奶奶是军属，地方抗日政府不时会给他们一些救济粮。
父亲9岁在本村上小学，这样初识了文字。我爷爷大名石进考，从这个名字能够看出来老辈是重视文化的。当时村里有小学，可见民国时期河北的教育还是很普及的。这样父亲会认字，会写毛笔字，会打算盘，这都是小学教育的内容。
10岁以后，父亲可以干农活了，于是开始打短工，即地主或者较富裕的农民需要劳动力时，给人家做点活。放牛、放羊小孩也干得了，高玉宝不是很小放猪吗?在没有农活时，父亲还是上学。他既是农民，也是学生，至于理想，估计也就当个有点文化的农民吧。此时的证明人叫石双成。父亲的少年时期，华北大地一片安宁，大平原的庄稼地，该收则收，该种则种，书也要读，玩也要玩，农民想的是把地种好，有的吃的。再就是娶妻生子，繁衍后代。
1937年7月，日本鬼子进攻卢沟桥，爆发了“七七事变”，河北开始不安宁了。远在陕西那边的八路军先是115师过黄河，随后是120师过黄河，他们进入山西，在山西打仗，并且招兵买马，壮大实力。山西的军阀阎锡山也干同样的事，他领导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河北是个平原省份，人口众多，从古至今是个打仗的地方。到了明代，在南京的朱允炆搞削藩，燕王朱棣起兵造反“清君侧”，随后在河北这边你来我往打了四年，对河北的破坏极大，人口急剧的减少。于是在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河北，过了几百年，河北的人口才繁盛起来。
日本人主张在华北搞五省自治，组建自治政府。他们将主要精力进攻华中，想在这里打垮国民政府，逼迫他们投降。于是河北出现了大批的汉奸，比较著名的是岳飞的第26世孙，清朝名将岳钟琪的第7世孙岳开先。抗战胜利后他跑去日本不再回来，彻底成为了一个日本人。
同时，河北还有不当汉奸亦不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如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他利用自己北平市长和北平警备司令的身份，全力扩充队伍。他尤其喜欢学生，北平的学生要，天津的学生要，保定的学生要。后来他的队伍过了石家庄，在藁城、晋县、束鹿、深县一带招募学生，可见他对文化是很重视的。他甚至还写日记，记录每一天的生活。
在1939年的6月份，14岁的父亲跟着他的几个小伙伴，听了官家张荫梧的宣传，稀里糊涂参加了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的队伍。
二
张荫梧不跟共产党抗日也就罢了，他千不该万不该跟共产党作对，显然他对共产党八路军了解还很不够。他想独霸河北，眼见八路军115师去山东了，不料120师突然到来，他不知道贺龙来河北的目的，或以为去山东，或以为抢河北的地盘。于是他在深县袭击八路军吕正操部的后方机关，杀害干部战士400余人，想借此把八路军赶出河北去。
接下来不几天，张荫梧的民军就被八路军120师一部，包围在深县的张骞寺，经过一场战斗，民军被全部歼灭，死伤500，被俘2000，总指挥张荫梧跑掉，副指挥乔明礼被俘。
现在有多种说法，一是吕正操灭张，二是刘伯承灭张，真实的情况是贺龙120师的独一旅灭张。因为在被俘的人员中就有我的小学生父亲，他本意是找碗饭吃的，想不到连衣服都没换，才啃了几个窝窝头，喝了几碗稀粥，就经历了一场冲杀，肯定把他吓得不轻。不过父亲搞清楚了，这些部队是高士一团长领导的独一旅715团(亚五团)。
经过教育，父亲才知道八路军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立刻参加了八路军。跟他一起参军的还有董炳琨和杨再吉，所以他写的参军证明人是杨再吉。
父亲先在“战团剧社”待了一阵子，因为人家嫌他太小，扛不动枪，就让他蹦蹦跳跳去好了。虽然我没有见过父亲少年时的样子，他不像下一代在吃奶时就开始有了照片。但我估计14岁的父亲身高大概不超过1米5，因为我在16岁时才1米58，当兵后长了8厘米。后来剧社发现父亲的五音不全，没有唱歌的天赋，于是就让他去了独一旅卫生处当看护。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包扎伤口总是可以吧，给伤员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总是可以吧。于是从39年的8月起，他干起了与医务有关的工作。这一干就是30多年。如果不是离休，按照60岁退休，他是可以再干15年的。
父亲在120师715团时，团里的卫生处长叫贺彪，这个人可不简单了。他生于1909年，湖北江陵人，是1930年的老红军，在红二军团医院当看护长和医训队长。他说了一下在120师招收医务兵的经过：晋西北穷乡僻壤，新兵文化水平惨不忍睹，大字不识几个的比比皆是。所以医训队刚搭伙，学员就成了老大难。这时我听说贺炳炎、余秋里指挥的120师三支队，从晋察冀那边拉了一大批新兵，说不定里面藏着几个文化人。
贺彪带着警卫，骑马直奔三支队，跟贺、余两位首长说明来意，打算从他们部队挑些兵当学员。贺老总跟余老总，都是红军时期的好战友，他们表示全力支持，就让司号员吹响集合号。很快，新兵们全体列队，贺彪喊道：“小学文化以上的向前迈三步!”随后呼啦啦涌出六七十个小伙子，一个个虎虎生风，精神抖擞，看得我暗自窃喜。跟贺、余简单一合计，立马让他们回去收拾行装，饱餐一顿后，奔赴医务训练队。到了夏天，卫生部从山西吕梁的临县搬到兴县，扎根高家村、碧村。
贺彪救过715团团长王尚荣，那是1938年2月底，王团长在山西平社作战。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左锁骨下穿肺而过，王团长的胸前顿时血流如注。一旁的朱辉照政委，急忙高喊卫生员前来救治。很快卫生队长贺彪领着军医杨鼎成赶来，连续开了四个急救包，才将血止住。
贺彪后来成为独一旅的卫生部长，晋绥军区卫生部长，西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卫生部长。有“红色神医”和“红色华佗”之称，到55年授少将军衔，后以90高龄故去。他的儿子贺平娶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是邓小平的亲家。
杨鼎成则救过贺龙爱军杨秀山的命，在一次战斗中，杨的头部负伤，杨军医为他取出弹片。杨秀山在55年授衔中将，杨鼎成后来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
父亲与杨再吉、董炳琨也到了卫生处，成为朝夕相处的战友。从各团营送到卫生处的伤员，一般伤势都比较重，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常常还能吃口饭，喝口水的伤员，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硬邦邦的尸体，那么就挖坑埋人吧。从这时候起，父亲见死人多了，习以为常。血腥的场面，更是司空见惯。
与父亲一起参军到连队的，有的吃不了苦，或者胆小害怕，就跑回家了。当逃兵是所有军队的特征，八路军也不例外。我在部队时，听领导说，部队出关时，逃兵非常多，有的连干部也逃跑了。严重的是携枪逃跑，抓回来就得毙掉。
120师在河北待了7个月，就退到了晋西北，那里相对偏僻，相对安全。另外贺龙还有个保卫陕北中央的任务。不过这次120师在河北，招兵买马非常的成功，八千人的部队发展至二万五千。358旅两个团变成三个团，359旅一个团变成三个团。因此在整个120师的兵源中，河北籍的比例非常高。
我在广西桂林居住的时候，左邻右舍全是河北兵，门诊部的几个主任，也都是河北人。而到了海南岛，也有一个河北邻居。
当时河北北部有邓华、宋时轮、李运昌等5万部队，但他们的仗没有打好，几乎损失殆尽;河北中部的聂荣臻和吕正操还不错，站住了脚，成立晋察冀军区，打出了新天地;在河北的南部，有刘伯承的129师，也有许多河北人参军，而山西人也不少。
至1940年11月，父亲快16岁了，晋绥卫生部缺人，加之熟悉了工作，父亲从独一旅卫生处调去了新地方工作。这里可以是大单位，位于山西兴县碧村。他的老乡董炳琨先来到了这里，见了面自然十分的高兴，相互打量，都长高了一些。父亲还提到李四四，这个人查不到具体的身份。
三
1940年1月5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成立。1943年 11 月改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行署驻地由兴县碧村迁至赵家川口村。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为续范亭、副主任为武新宇。
晋绥边区包括晋西北和大青山两个区域，全区为高原地带，均是绵延不断的山脉。西与陕甘宁边区跨黄河相望，东与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隔一道同蒲铁路。北至内蒙古百灵庙、乌兰花一带，与外蒙边境咫尺之遥。
晋绥边区行政旧址由行署办公处、宿舍、警卫连及伙房、法院、看守所宿舍、监狱、卫生部、贸易局、卫生学校、卫生院宿舍及化验室、行署领导宿舍等几排窑洞组成。在大单位伙食不见得好，所以父亲经常提到他们以每天四两黑豆为主食。还有监狱所关押的大部分是投靠敌人的汉奸，这些人养着他们徒费粮食，于是在冬天捆绑起来，窜入黄河的冰窟窿里喂鱼。
为改善伙食，晋绥军区的医务人员办起合作社，跟老百姓学习腌咸菜、榨油、磨豆腐、制做粉条、面酱等。边区医院有伤病员的伙食标准，副食主要供应他们。部队有了缴获，即将食品和日用品送到医院。有次独二旅袭击了山西宁武县日军的放牧场，缴获45头奶牛，贺龙下令将奶牛养起来，挤奶给伤病员喝。
著名的白求恩大夫1938年6月来中国，最先到的延安，后到山西岚县120师。他著名的一句话是：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应该在哪里!39年的春天，他随120师进入冀中平原，4月齐会战斗中，三天三夜救治了70多名危重伤员。此时父亲还没有参军，两个月后他才成为120师的一员。白求恩于39年11月病故，别说父亲，就连董炳琨也没有机会见到白求恩大夫。
1940年后，陕甘宁边区南、北、西及晋西南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晋绥成为延安与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以及外蒙古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同时又是隔绝日军、保卫陕甘宁的钢铁屏障。因此整个抗战期间延安才得以远离战火，为进行整风、教学、大生产、大练兵、召开党的七大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了力量。
自父亲39年6月参军，在河北几个月便随着12师回到山西。才知道晋西北在39年遭到了大旱，当地粮食严重歉收。于是开始吃到在河北不吃的黑豆。说来黑豆也有营养，但实在难吃，当地人用来喂马喂猪，人吃了肠胃难受，易生病。但在每天吃两三顿野菜煮稀糊糊，经常饿肚子的的情况下，有黑豆就不错了。结果部队常发生夜盲症、肠胃病、皮肤病等等，甚至有营养不良而死掉的。
因为营养的问题，各种疾病占官兵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皮肤病占百分之三十，死亡的占百分之十二。到了冬天，冻坏手脚是常有的事情。鞋子坏了，只能光脚行军，找不到鞋就一直光下去。电影《小二黑结婚》，小芹收集军鞋，就是给120师做的，有可能就穿在我父亲和我岳父(他也在120师独一旅)的脚上。
不仅食物短缺，药品也是如此，治疗伤口只能借助猪油和烧酒，且限量使用。配药膏子以猪油代替，每旅、团卫生机关每月准用四斤，营卫生所准用二斤。配碘酒以烧酒代替，每旅、团卫生机关每月准用四斤，营卫生所准用二斤。若去敌区买药，要么买不到，要么被敌人劫去。上级发给的药材杯水车薪，还不够一季使用千分之一。因此伤病员的死亡率极高，可苦了那些医务工作者，父亲干上了这一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四
小时候听父亲说过贺龙打仗不行，感到吃惊。那时我并不了解十大元帅的具体情况，以为他们个个都是军事家。其实在元帅里，贺龙算是中间水平，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不但没有减员，还有增加。但比较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还是差了一些。在红军时期，徐向前一役歼敌8万，没有一个元帅能够做到。
军队打仗靠的是弹药，吃的短缺，弹药还会充足吗?不可能的啊。子弹短缺，炮弹就会充足吗?同样是不可能的。没有炮弹的军队，强也强不到哪去。而偏偏120师弹药奇缺，国民党本该发给250万发子弹，却只批准了60万发，领到的才25万发。为了节省子弹，战斗只能少打或者小打。所以120师提出用弹壳换子弹，交弹壳多少发子弹多少。后来在陕西佳县建了兵工厂，自力更生生产弹药。
115师能做到每人100发子弹，而120师才有10发甚至不到8发，打仗放3枪就得冲锋拼刺刀。有的部队三人一杆枪，全师步枪才4000支。
1940年2月，日军先后对晋西北进行了春、夏、冬3次大规模“扫荡”。一二〇师部队积极反“扫荡”，连续不断地作战，其中米峪镇歼灭战，经两昼夜激烈战斗，歼灭日军516人，俘敌9人。父亲参军刚过一年，八路军即发起百团大战，120师先后出动25个团。15岁的父亲想不到，参军就要经历这些啊，不过他还是扛住了。想家归想家，大家都在抗日，只有打败了鬼子才能见父母。
晋绥边区作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枢纽，迎来送往是一项重要的日常任务。为此，一二〇师专门成立晋西北交通司令部，组建晋西北交通转运大队，担负对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根据地人员、物资、经费的护送任务。重要首长和大队人马路过，由一二〇师派出主力部队沿途护送，如刘少奇、彭德怀及各地“七大”代表赶赴延安，抗大总校、陕北公学迁离延安等。同时还有大批部队路过，如华北部队回防陕甘宁迎击国民党反共高潮，抗战胜利后延安派出的大批干部、部队开赴新战场，都要通过这里。
除了安全警卫，过路人马住宿所需的被褥、柴米油盐、牲口草料、民夫大车，甚至部分路费等后勤保障，全部由晋绥边区提供。贺龙说：“客人蛮多，我们这个穷主人就很难做，但也还是做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很好，在八年抗战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沿路菜、炭、草都用完了，好多毛驴都给搞走了。这个地区这样小这样穷，这样大的负担，老百姓也没有怨言。”而父亲说山西人好，对人好，性格好，很好交往。
1940年底，日军集中2.5万人对晋西北进行冬季大“扫荡”，两度进占并血洗兴县。根据地有4000多群众被杀害，1.9万间房屋被焚烧。兴县是整个山西抗战最重要的根据地，是以贺龙为司令员的晋西北军区的驻地。山西在抗战中有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其开头都有个晋字，因为山西有太行山和吕梁山。
所谓八路军进山，八路军从山下下来，指的就是太行山和吕梁山。抗日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由此而来。
1941年3月底，日军开始了第一轮“治安强化运动”，向华北各根据地发起疯狂“扫荡”。 1942年是华北抗战最困难的一年，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一部偷袭兴县，占领兴县县城和李家湾。3月底，日军开始了第四轮“治安强化运动”(扫荡)。
5月间的“五一大扫荡”，使冀中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 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日军袭击中牺牲。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作战有两次大吃亏，一是左权的牺牲，二是关家脑作战。这样的事情在120师没有发生过。
5月1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第八十五大队600余人，伪军警备队100余人，偷袭兴县军区领导机关，于17日占领兴县。120师在日军撤退途中于田家会村将其包围聚歼，毙日军大佐以下500余人，俘日军25人。
五
所谓晋绥边区和军区，这个绥指的是绥远省，那里有个大青山根据地，属于120师的地盘。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42年至1943年，120师兼晋绥军区部队作战1755次，日均作战近5次。1943年的半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711次，主动战斗占百分之七十六，被动战斗占百分之十二。而伏击、袭击战又占主动战斗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敌我伤亡的对比是1340比825人，即敌人伤亡1•84人，我伤亡1人。
1943年下半年，晋西北根据地的人口恢复到100万人。10月4日，日军在兴县以西的小善畔村被八路军包围，双方激战至11日拂晓，歼灭日军700余人、伪军1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5挺、长短枪200余支、子弹3万多发及其他军用物资。我军伤亡216人。
从1942年起，120师即组建大量武工队和民兵组织对敌作战，设法把敌人“挤出去”。就是一个个拔除敌人的据点，拔一个少一个，敌人见待不住了，就只能撤走，实为各个击破。
1943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两个边区，财政经济均有了很大起色。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说：特别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
这个特产是什么东西，难道会是山西的煤炭吗?当然不是了，在这里就不明说了吧，父亲说他种过这种特产。朱德出自滇军，懂得如何养兵，当年滇军的路子是行得通的。再说特产能当药品，能治各种各样的病，并且还很见效。
1942年12月，父亲调去晋绥三所当看护员，证明人还是李四四，看来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看护员应该还是战士，做的是最基本的普通工作。脏和累是免不了的，但是很年轻啊，也才17岁，部队里还是属于小鬼兵。
有一个叫张汝光的任师卫生部医务主任，后任边区卫生部副部长。他是31年的老红军，55年的少将，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父亲等一帮年轻人受他的领导，并逐步熟悉了工作，渐渐成长起来。
1944年5月，父亲在当兵6年之后，在晋绥卫生部转为护士，成为了基层医务干部。证明人是董炳琨。董炳琨是父亲最亲密的战友，同为老乡，同在1939年入伍，他们的岁数相差1岁半，能说在一起，干到一起。到45年3月，董炳琨又成了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我至今保存了一份用毛笔手抄的《入党自愿表》，其中的介绍人一栏中，董炳琨三个字赫然在目。
父亲的战友很多，尤其是广西桂林步校门诊部的战友，我记下了30多个人名，居家的左邻右舍也都是门诊部的人。但是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战友，我一无所知。董炳琨后来去了朝鲜战场，回国留在了北京，最后任协和医院副院长。算来今年有一百多岁了，愿他老人家健康平安。
六
八路军120师是个冷门部队，在军事文学作品中不大怎么宣传他们。在河北邯郸涉县129师司令部旧址，是个著名的4A级旅游景点。而山西的兴县晋绥军区所在地，虽然也是4A级旅游景区，但是去的人并不多。
兴县属于吕梁市，马烽、西戎所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就是晋绥军区领导的民兵组织。抗战时期，晋西北尤其是吕梁地区，由于人口稀少、负担能力低，坚守晋绥的八路军120师发展不大。1937年8月红军整编时，120师为1.4万人，其中8218人东渡黄河开赴前线，其余部队留在陕甘宁，被划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到1940年部队发展到55890人。后来历经数次精简，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时，部队总数仅为4.5万余人，比红军整编时扩大3倍多。同期，八路军从4.6万人发展到102.9万人，扩大22倍多。
从部队的数量看，1940年后，120师几乎没有扩展，但作战次数与歼敌人数均超过两位数。累计作战次数占八路军作战总数的10.1%，累计毙伤敌军占八路军毙伤总数的14.1%。
全面抗战八年，在兴县发生的大小战斗共计2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八路军牺牲2000余人，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120师暨晋绥军区部队平均每千人作战224次，高于八路军平均数值1倍多;平均每千人毙伤敌军2231人，高于八路军平均数值2倍多;每毙伤敌军千人自身伤亡461人，比八路军平均值低5%。我为父亲老部队的战绩感到骄傲。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父亲在晋绥卫生部三所任护士长，此时他20岁，参军7年，证明人是靳西者。到1947年7月，父亲仍然在兴县晋绥军区，入卫校成为了学员，证明人刘鲁。
刘鲁是延安卫生学校第十一期毕业生，生于1917年，山东郓城人。38年6月参加八路军，抗战时期，历任学员、教员、主治医生、晋绥卫校教育科长，西南军区后勤卫生部野战外科主任，重庆第七军医大学训练部副部长。他77年以副军职离休，86年在重庆去世，享年80岁。说来父亲在七医大上学时，刘鲁仍然是他的领导。
到1949年7月，全国解放前夕，父亲仍然在晋绥卫生部，他调去了医政科任医生，证明人刘计。随后，父亲以一个解放军的身份进入大西南四川。
自全国抗日胜利之后，1946年9月中旬，八路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父亲的八路军身份即到此结束。但是他与120师的关系并没有结束，直到晋绥军区机关一部在重庆落脚，与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成为西南军区的一员。
1958年6月，父亲再由重庆迁往广西桂林步校，归属第四野战军。1960年8月，父亲返回重庆在第七军医大学上学。他提到的证明人是祁开仁。
祁是湖北潜江人，生于1908年，1935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抗战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重伤医院上校医务主任。1939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绥军区手术医院院长和卫生部副部长，这时他是我父亲的领导。
祁开仁是55年的大校，61年的少将。父亲在七医大，第二次成为他的部下。加上刘鲁，在大学里，他的熟人还是有一些的。祁于91年故去，享年84岁。
其后父亲简历中的证明人我都认识，喊他们叔叔。如孟双珠，是北碚步校和桂林步校的门诊部主任。他是河北宁晋县的老乡，38年参加129师，在二野的12军36师，后任陆军181和163医院院长。还有卫德鹏是185医院主任，也是我家的邻居。到1970年9月，父亲的军医生涯到此为止，他离休于自己的故乡。1982年6月，他摘下领章、帽徽，彻底结束了军人身份。
七
母亲比父亲小三岁，出生于1928年10月23日。籍贯河北省曲阳县产德乡北水峪村，家庭成分为中农。在8岁之前，是在家里玩的小姑娘，与所有农村长大的小女孩没有区别。不像父亲总是捡柴火，但家务事肯定是有的。
母亲的下面有个妹妹，长大后就嫁去北京。她多次搬家，竟然住在了中山公园和中南海旁边的南池子，享受远高于寸土寸金的待遇。母亲的亲戚很不少，建国之后她回老家，许多人来看她，也有许多老家的人登门探望。
母亲9岁到14岁(1937至1941年)，在本村上小学。她读书的时间比父亲要多，我见她的字熟练而流畅，我当兵后都是母亲给我写信。母亲上学时，全国已经开始了抗日战争，尽管中国的河北省已经沦陷，但是曲阳县还有读书的条件。有时鬼子扫荡也去那里，听母亲说曲阳属于敌来我往的游击区。离着保定重镇180里，而著名的地道战清苑县冉庄离保定不到60里。
曲阳有十大名山，县城距北岳恒山120里，这里都是八路军藏身的好地方。保定著名的白洋淀有许多抗日的故事，孙犁写了著名的《白洋淀纪事》。而《小兵张嘎》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曲阳盛产汉白玉，是全国闻名的石雕之乡，汉白玉雕刻无与伦比。建国之后，曲阳的工匠为北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母亲读书的这段时间，她的证明人是刘英。后来她们一起参军，刘英与丈夫留在了北京，在电子工业部六所工作。而母亲随我父亲去了海南岛，海南虽然无法与北京相比，但是海南是个让我终身不悔的地方。
母亲在40年的8月就是预备党员了，这时她不到12岁，证明人是韩义才和葛有余。这个年纪是够小的，但是有证明人啊。在另外的一份打印材料上见到，证明人是万友余。繁体字的萬字于葛字非常相似，而北水峪村就没有姓万的人。友余和有余也是同音字，于是出现了笔误。
同为1928年出身的著名演员田华，只比我母亲大两个月，家乡唐县离曲阳70里，她在1940年12岁时参军。田华加入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田华入党。
1945年2月，16岁的母亲先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证明人是郭平。当时政府的所在地在保定阜平县，离曲阳有160里，是个山区县。距县城70里的神仙山，又名大茂山，曾是中国“三山五岳”中的北岳恒山，雄踞阜平、唐县、涞源三县交界处。其面积200余平方公里，海拔1870米。八路军在这个地方抗日，是非常好的根据地。
在边区政府才3个月，至4月，母亲又去了晋绥军区一所。这个地方在山西临县，与兴县一样，也是属于吕梁市。在这里，母亲的工作是看护，证明人是李淑枝。这些小姑娘与郭平一样，都是普通的小战士。
不知为什么，大概是晋绥军区三所缺人，在8月份，母亲去了晋绥军区三所，来到这里，她便与我父亲相识了。当时父亲的身份是护士长，专门管理这些小看护的。此时父亲20岁，7 年老兵，母亲17岁，参军不久，二人还都是河北老乡。在他们相识的当月，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大家欢天喜地，不言而喻，在心情好时，看谁都是很顺眼的。
在我的感觉里，父亲是个纯粹的技术干部，不会长篇大论，平时寡言少语，有点木讷，是个典型的老实人。他会抽烟，不会喝酒，对于醋是情有独钟。到老年时更是顿顿不离醋，并且还要拍蒜切碎泡在醋里。而母亲性格活泼，喜欢唱歌，并且音调准确，富有感染力。喜欢养鸡、养兔，种花、打太极拳。看书和杂志不少，把我写的信都装订起来保存。我觉得自己从小热爱文学，是受到母亲的影响。
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至1949年，母亲在晋绥军区第六国际和平医院，此时她18至21岁，由于工作出色，职务转为护士，不久转为医助。
这个国际和平医院位于兴县高家村镇碧村，晋绥时期这里曾是八路军120师医训队、120师卫生学校、120师卫生部，白求恩第六国际和平医院、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晋绥军区卫生部、晋绥边区公安总局、晋绥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等机构驻地。1949 年5 月该院随军西进，搬迁到陕西省西安市，后来发展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说来母亲是“四医大”的老前辈了。
八
1949年初，在大西北革命11年的父亲和在大西北革命4年的母亲，分别徒步和乘车于4月来到西南军区留守处卫生处。留守处位于西安，其前提是，临汾战役于1948年5月结束，49年4月太原战役结束。处于晋西北的晋绥军区党政机关、军区机关还有各类学校紧急南下，相继通过太原迁入临汾。
晋绥军区的部队从临汾渡过黄河，一路向西进入西安。贺龙提出的要求是“开辟新区”，至于新区在什么地方，恐怕知道的人不多，应该是哪里有敌人就打去哪里，直到把他们肃清干净。
1949年5月底，中央确定了解放西南的战略方针，以大迂回动作，由二野所部插至敌后，先断其退路，完成包围，然后再打。贺龙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这样在49年11月，一野和二野发起成都战役，12月7日，成都和平解放，30日，一野18兵团入城。
父母亲入川是从西安过秦岭，男兵徒步，女兵乘车，他们先到安康、成都最后至重庆。这时候父母已经认识5年，双方的关系确定，这样在1950年11月至1953年，都在西南军区工人医院，并于1951年5月8日结婚。
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一起再向南至广西桂林步校。工作8年之后，再向南至海南岛185医院，工作5年之后，被上级安排离休。而我走的更远，来到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三亚)天涯海角之南的西岛，再往南就是西沙群岛了。
父母的军旅轨迹，从野战军算起，由一野至二野再至四野。贺龙的部队如同漂萍，谁要就配给谁。拆分部队是我军的传统，从红军时期就开始拆，通俗的说是拆东墙补西墙，哪怕东墙没有了，只要西墙结实即可。至于人员的相互调动，更是很平常了。如120师出自于红二方面军，但是三分之二的旅级干部来自红一方面军。这样的事情没完没了，不排除许多干部吃了山头的亏。
父母的军旅生涯结束于过早的离休，这个1970年的政策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这里不细说了，我的一生在社会上算个什么，而对我个人来说却算个什么。
父母两位晋西北的老八路，决定了我的人生。在这次的写作中，我对山西兴县有了新的认识，后悔没有早去那个地方。于是决定在今年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一定要到哪里好好看看，带着对父母的感情，带着对120师、晋绥军区的崇敬，来加重生命的分量和不可或缺的价值。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石渝生，1952年生于重庆，1958年在桂林，1966年在海南，1969年服役于海南军区榆林要塞任参谋，1982年转业于河北辛集市文联。2012年退休，居住石家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5-03-11 14: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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