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济南惨案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抵制日货，对日经济断绝运动
2022-06-22 17:21:37 来源：抗战史记 点击： 复制链接
民国抵制日货漫画
谈起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最早始于1909年抗议日本强行改筑安奉线事件。至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共有近二十次。其中1928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因国民党公开或暗中支持，领导，规模最大。不仅对日本对华贸易造成重创，而且民族工商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
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谈谈1928年济南惨案后。以国民政府领导的抵制日货，对日经济断绝运动。
济南惨案日军屠杀中国军民
一，“济南惨案”后蒋介石的妥协与反击
进入1928年，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第二次北伐渐入尾声。3月，蒋介石决定沿津浦线用兵快速北上，其谪系中央军入主中原。但北伐军必须进入山东，特别是通过津浦线枢纽济南。这触及到日本在华利益的集中区山东。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势反应。
1928年4月19日，为阻止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正式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 。4月21日，日军第6师团开进济南城。5月1日，蒋介石命令第1集团军朱培德部也进入济南。1928年5月3日，日军突然在济南挑起事端，先是残杀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蔡公时等人，后炮轰济南城，中国军民共死3245人，伤1450人。(1)
蒋介石经过国民党高层集中决议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同意，决定先完成北伐，对日暂取“不抵抗”，于5月3日下午5时命令撤离济南，这就形成了“不抵抗主义”。4日，“日军所占区附近，已无一华兵”，蒋介石将此事通知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请其约束部下，还应福田要求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举行谈判，但据熊式辉回忆：黑田“一种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而是“求能扩大事态”，阻碍北伐军“渡河北进”。(2)
在1931年10月22日，南京市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介石曾回忆1928年济案经历：“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身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物”。可见当时战事爆发之突然，之危险。(3)
济南惨案后，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军事上对日本“不抵抗”。但决定对日本进行外交和对外宣传战，并全面开启中德军事合作和对日备战，中德军事合作对中国抗战影响深远。同时对日进行经济战，其主要手段就是发起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抗日宣传和保护国货运动。这得到了海内外国人，民众团体组织及第三党派的积极响应，就连中共也积极参与。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二，国民党领导反日活动及应对方案
1928年5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进行反日宣传和日本商品排斥运动，向上海市党部发出训令，明确支持，同时指出“……切望民众持冷静的态度，慎勿做暴动及游行等，尤不可对日侨加以虐待，以致授日人以口实，或予共产党以活动机会”。(4)
5月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员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妇女协会等21个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简称反日会)，从此反日运动组织开始形成。(5)1928年5月8日。9日，以市人代表大会推荐的形式，成立了由各界代表23人组成的反日会执行委员会，下设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6)
1928年5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通过了《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和《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纲》，并要求国民党党员“以坚忍刻苦的精神执行”。惨案应付方案七项，大致如下：1、尽最大努力彻底解决惨案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但须积极准备武力、体力、财力并唤起民众研究日本问题、了解现实形势;2、提倡增进国货生产抵制日货，不宜采用封闭商店、烧毁存货等有害无益的方式;3、进行有利宣传，指导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一致;4、劝告民众“整齐严肃，准备最后最大的奋斗，不可有无计划无组织甚至于无目的之动作”，防备共产党的破坏;5、日本的目的，“一为镇压其国内政潮，二为延长中国残余军阀之运命”，故要“力持镇静……勿中日本军阀之奸计”，并且要更加注意“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使日本军阀无可藉口”;6、日本第二次出兵时，颁布的八条方案继续有效;7、惨案事实和外交状况随时通告民众，使中央和民众“息息相通，以一致精神，共济当前之危局”;此方案要“严守秘密，禁止登载报纸”。显然，国民党要求民众和中央一致，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不要采取有害无益的方式盲目行动。同时避免“过火”行动，成为日本扩大事态的借口，并“防备共产党破坏”。还明确提出增强国货，这成为“保护国货运动”的发端。
至于抵制日货、经济绝交，会议也制定了15条要纲：1、指导民众团体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领导经济绝交;2、要能代表各界民众团体，不能单个系统独占多数;3、设总务、宣传、调查、纠察等科;4、目的是给日本经济以极大的打击，唤醒日本民众抵抗军阀政治;5、主要工作：拒用日本银行的钞票，提取存款、停止汇兑和买卖货物等，但所有日本工厂、洋行、日侨家庭或私人雇员和雇工等暂不罢工，以免影响工人生计;6、囤积或余存的日货，制定日货调查表，分发各店主限期填报，必要时可以秘密调查，登记统计后，按发给凭证售卖;7、已经定购的日货停运，如果已经付钱不能停止，也要按前项办法处理，制订不得继续定购办法;8、日本所产各种原料确属必不可少，得由委员会酌量通融，但须领有该会执照才能交易;9、须切实联合码头、机房工人和海员等作消极抵制和秘密侦查工作，但不可作有形式的检查和罢工;10、如与行商发生纠纷，由民众仲裁机关判定，条例另规定;11、奸商惩戒，简章另订;12、开办和维持费用，由民众团体和行商捐助或筹垫;13、罚款一律存储，备慈善事业之用;14、对日经济绝交期间，由全国抵制仇货委员会根据外交形势规定一切，各地务须一致;15、其余未宣布事宜，由各地酌量办理;“注意严守秘密”。(7)
基于以上应对方案看，国民党期望通过民众运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统一步骤紧跟外交形势，要尽最大力量打击日本经济，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如指导民众抵制日货。在宣传，外交上寻求国际同情，打击日本外交形象。但又维护本国经济和民生，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同时避免罢工等“过火”行动。在这当时，是中国打击日本最佳最可行的办法。也很快得到全国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响应。
但是由学生运动为主的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检查日货等行动，给社会造成很大不稳定。影响民生。故5月9日，国民党中执委通过决议，严禁学生罢课游行及检查日货。同时令各地警察协助反日会开展抵货工作。(8)5月1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立即停止同盟罢课或示威及日货检查等，一切反日运动必须听从中央的指导。(9)
时任中国反日会总席—陈德征
三，国民党力挺，全国反日会成立和主要措施及纲领
早在1928年4月23日，上海各团体就率先发表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宣言，发出了全国民众的反日运动的先声。5月6日，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提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进行反日宣传，并向日方提出3日内撤兵之要求;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在继续北伐的同时重视对日交涉，立即组织反日运动委员会，从7日开始停课3天，参加反日宣传。1928 年5月9日，天津，宜昌，南京等地民众举行游行示威。(10)
在国民党领导下，5月7日全国首个反日会在上海成立后，反日宣传和经济绝交运动遂蓬勃发展。在国民党上海市党委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的主持下，6月13日至20日进行反日宣传周活动。(11)南京，广州，南昌，天津等地也陆续成立反日会，外交后援会，经济绝交委员会等反日团体。至此，全国性反日组织开始成形。(12)
1928年6月26日，上海反日会第13次执行委员会决定筹备全国反日大会，并以上海反日会名义电请国民党各级党部以及各地反日会选派代表，正式开始准备工作。在国民党的支持下，7月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上海首届全国反日大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上海市党部具体指导了这次大会，陈德征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并主持了大会。在当天的正式大会上，原则上通过了两项议案：一是根据经济委员会的提议，拟制日货和国货对照表，以此制定经济绝交标准;二是通过全国经济调查，为提倡国货运动做准备。7月31日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告全国民众及世界民众声明书，主要内容：经济上促进经济绝交，积极提倡国货，向中央提出关税自主宣言，主张减轻本国产品的关税;政治上对妥协的外交交涉加强监视，反对妥协，修订不平等条约，要求日本立即全面撤退。(13)
与此同时，5月10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发表同日本断绝经济往来通电。主张团结一致对日，并决定积极进行对外宣传的同时促进经济绝交。5月11日，上海反日会成立经济绝交委员会。5月17日，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上，通过《经济绝交进行大纲》，由此开始，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得到了迅猛发展。(14)
《经济绝交进行大纲》规定：以5月16日为准，除一些必需品外，所有日本商品一律不许进口;已经进口的日本商品，必须于5月31日以前，到检查委员会登陆，同时以交纳一定救国基金(一般为商品价值的50%)为条件，发给流通贩卖许可证;取消全部进口合同。如有违背上述规定而私自贩卖日货或者代理贩卖者，即按奸商处理，并公布名单，同时作出向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通告限制其公民权的制裁规定。(15)
5月24日，上海反日会成立检查日货办事处，26日起开始登记日本商品和收缴救国基金。并组建了工商学联合检查队。至1929年，中日有关济南惨案的外交交涉正式开始前，检查队揭发并没收了很多未登记日本商品。并收缴不少救国基金。(16)
9月18日，在全国反日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通过并公布的《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中，明确中国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等资料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国内工厂无法处理的剩余产品允许部分出口日本。除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制造业和生活必需品外，其他一切日本商品均全面禁止进口。在金融部门，禁止使用日本货币，存于日本银行的储金需全部取出，中断同日本的外汇交易。在交通部门，禁止乘坐日本船舶，拒绝运输日本货物。而各商店在济南惨案前库存的日本商品，货主必须到反日会登记，并缴纳救国基金后才能出售，未登记的日本商品，一经查获一律没收。(17)
上海反日会还制定《惩儆奸民办法》，对违反抵货规定者，用木笼陈列，停止公民权，金钱惩儆，名誉惩儆，信用惩儆等五种惩罚。全国反日会参照上海反日会的办法，也制定了《惩戒奸民条例》对违反者，采取名誉惩戒，公权惩戒和金钱惩戒。不过部分地方反日会，另立办法。如将贩日货商人装入木笼和游街示众，上海，南京，汉口，北平，天津等均在冲要地点设立木笼。(18)仅1928年12月至翌年2月，上海被罚站木笼者多达26人次。特别是沪商龚芳来被罚游街，引起了国外内广泛关注。(19)
天津继上海后，成为北方反日活动的中心。天津总商会，天津总工会，学生为中心的天津特别市反日会，发出抵制日货运动，除积极宣传外，还检查日货，要求市民不到租界购买日货，提倡国货，警告国货商人不许乘机抬价，并制定了抵制日货务项规章制度等主要内容。从1928年11月开始调查日货并登并，并对认证的日货商品按其价值征收90%的“救国基金”费。至1928年底计有221家商户的日货被扣留，反日会将其存5个仓库，造册验收。
天津的抵制日货，引起了日租界的大举戒备。不仅将租界各路口封闭，仅留四处通行，还增兵，设置电网。1928年12月14日，天津日本商业会议所召开职员会，向日本政府要求“对于违反国际间的法规惯例并世界公道的狂妄不能漠视之;对于在经济上残忍破坏自然组织和统制的暴行，在当地生存上也不能旁观，因此此时应促请中国官宪深刻反省”。(20)
北平特别市反日会成立于1928年10月27日，其常委虽身份各有不同，但都来自于国民党北平党部职员;市政府，市党部每月分别补助该会300元，100元，反日会成立时中央党部另补助500元。(21)
1928年5月6日，国民党中执党务委员会制定促进国货生产，排斥日本商品的方针。中央宣传部队叶楚伧就明确表示，奖励国货生产和对日经济绝交是非常重要的对策，这也是中央的立场。面对日本政府及各驻华领事馆的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取缔反日运动，仅表示“已令禁止反日运动，并保证彻底‘取缔排日’运动”。(22)
1928年5月12日，日驻福州领事西泽义征因日轮进口无人卸货，向福建省政府交涉，省政府答复此系民众自动，当局不予负责。5月27日，日驻南京领事冈本地策请外交部禁止南京张贴反日标语，取消反日后援会，取缔各地反日行动，国民政府外交部“严重驳复”。(23)
四，沉重打击日本在华贸易，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
1928年9月7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召开的九七纪念会上，以报夫工会的名义发布拒绝邮递《顺天时报》的宣言，号召市民勿在《顺天时报》刊登广告，勿购《顺天时报》。北京各界济案后援会认定《顺天时报》为日本文化侵略之工具，号召各界厉行抵制，结果导致该报发行量骤减。 翌年9月，北京反日会已经遵令撤销，但报夫工会依旧抵制《顺天时报》，认为 “顺天时报一日不倒，中华民族一日不安”。《顺天时报》事件的发生，反出当时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激烈程度。使该报的发行量也由1927年日17000份降至1929年3000份，以至1930年被迫停刊。(24)
《申报》报道，据日方调查至1928年7月，日商仅棉类损失达600万元，糖类损失150万元，杂货类损失250万元，总计已达1000万元之巨，而8月份因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合同所受损失尚未计入在内，因此日本“所受影响，至为重大”。(25)
据进如《抵制日货之要求》表可见，1928年济南惨案后。日本出口中国的商品占总出额较1927年下降了2.3%。1929年又较1928年再下降1.2%。(26)
1928年日本航运进出口中国通商口岸吨数占总吨数25.6%，较1927年减少了5.16%。而1928年中国的民族航班进出口中国通商口岸吨数占总吨数23.93%，较1927年增长5.31%。这一方面得益于抵制日货运动，又受到南京国民政府保护国货运动的助力。相反，1928年中国商品对外出口额得到了相当程度恢复。当年为488639元，比1927年的417580元有所增加。(27)
日轮公司在华进出口业务也一落千丈，只好放弃中国至欧洲的航线。(28)1928年6月2日江日轮仅有本国商行的转口货运业务，营业额减少75%。华南地区日轮则仅有台湾线运动，北洋航线日轮甚至放空往来。自1928年5月10日至6月20日，仅上海日轮货运量即减少25万吨左右，到上海的日轮则减少30余艘，甚至有日轮业主向日本政府请愿“速定对华新方针”，要么“设法救济”。因中日间远洋航线“暗亏极大”，日本政府被迫训令分别停驶日本至上海和长江沿岸城市的班轮11艘。(29)
抛开其他客观因素，抵制日货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在华航运势力，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如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指出“不断爆发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斗争，为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30)
五，海外华人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济南惨案发生后，祖国掀起轰轰烈烈抵制日货和对日绝交运动。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也纷纷响应南京国民党的号召，部分地区还掀起支持国货浪潮。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商采取和平行动，借口商业不景气，终止与日本公司的交易，并从日本银行提取全部存款，停止从日本进货和销售日货，不经营日本商品，不购买及不使用日货。华工拒绝装卸搬运日货和修理日本船只。由于抵制日货的影响，仅1928年5，6两个月，日货输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比上一年同期减少叻币400万元。再者，新加坡居民大多为华侨，日本在新加坡的零售商遂生意冷清，销售额骤减至过去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特别是新加坡抵制日货行动持续了大约一年，使日本损失惨重。新加坡也成为南洋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心。
新加坡华侨还提倡使用国货。1928年5月28日新加坡成立了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该会一方面推销国货，另一方面为济南惨案遇难同胞筹款。1928年6月15日至26日展览会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楼举行，有26家公司参加，展览会吸引了至少1万人前来参观，销售额约为1万元，其中2000元捐给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
在荷属东印度，从1928年6月中旬开始，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巨港，棉兰，望加锡等地华侨纷纷开展抵制日货斗争。6月20日，泗水13家杂货商，棉布商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不经营日货，销售日货的商店大减。至9月，由于荷属东印度政府的压制，才告停止。
在泰国，当地盛产优质稻米，华侨碾米商首先组成对日不卖同盟，拒绝卖稻米给日本。以华工为主的码头工人则拒绝搬运日货。到7月，华侨抵制日货取得了突出成效，日本在泰国的贸易额迅速下降。据统计，1927年日本对泰国出口额为暹币1300万铢，而1928年为500万铢，减少62%。
菲律宾华侨成立华侨抗敌会，推动抵制日货，到1929年3月抵制日货行动席卷全菲;甚至菲律宾本地人也参与。法属越南，由当地华侨总商会和华侨总工会等侨团倡导，发起抵制日货，得到其他各界华侨的响应。由此，1928年较1927年，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含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进口贸易减少40%，出口贸易额减少30%。缅甸，北婆罗洲，沙捞越的华侨也都加入抵制日货的浪潮。
就连远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华侨，也响应反日号召。侨领陈明沃先生等发起成立对日经济绝交总会，并在各地成立16个分会。当时正有一大批日本生产的中兴火柴运抵马达加斯加，遭到华侨抵制。受此影响，当地欧洲人商店也不敢贸然批进日货;当地侨胞还成立醒群白话剧社，演员均是义务演出，每周在华商礼堂免费为华侨演出三次，多为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等内容，受到当地侨胞欢迎。国民党驻马支部则趁机创办《侨民新报》，成为当地第一份中文报纸，以扩大反日宣传。(31)
中华国货博览会
六，国民党发起“保护国货”运动
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发动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国货保护”运动。从政府层面，积极帮助民族工商业发展。打击国外商品对华倾销。
1928年4月，国民政府规定提倡国货的五条办法：(1)在大学院编审中小学课本时，注重编入提倡国货的内容;(2)由工商部速筹振兴工业的计划，并严禁商人以外货冒充国货;(3)由财政部实行保护国货政策;(4)由内政部，大学院分别行文到内外各官署，各学校，嗣后购用物品，除图书机器及其他为中国所无而必须购用者外，应一律购用国货;(5)由各省政府及特别市政府布告民众，一律提倡购用国货。6月9日，国民政府又通令各机关尽量使用国货，“如有适用之国货而仍购用洋货者，应以不经济支出论事”。1929年4月29日和5月4日又再次发布训令，要求国民党员和全国各机关工作人员“以身作则”，一律采用国货。国民政府实业部，工商部还先后提出议案，要求采用本国生产的产品。
为加强民族工业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力。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特种工业奖励法，奖励，扶持民营企业。至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发展工业提案”，明确奖励民族工业的原料生产，要求“先就棉，麦，羊毛，烟叶四项积极整理”，“吾国棉地约有35000万亩，麦地48500万亩，蜀，鲁二省之烟叶，口北之羊毛......政府一方加以指导改良，一方减轻各项税捐，予以特殊便利，其他工业上必须原料，国内已设厂制造者，政府应设法助其推广”。
国民政府工商部在全国举办大规模国货展览会，其中上海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和浙江西湖博览会规模最大。1928年工商部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展览会，其宗旨是“提倡国货”，“发扬国民的爱国精神”，“发展国民生计”和“提高我国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受到全国实业界欢迎，展出全国数万种国货产品。
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成立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推销国货的团体或机关。1933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国货公司，主要以寄销方式推销国货。1934年成立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作为在全国范围推销国货的中心机构，并在郑州，长沙，广州，西安等地成立中国国货公司，由联合办事处统一采购，向各地国货公司寄销。(32)
北伐战争后国内形成的四大集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
七，蒋介石中止抗日运动
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政府《济案协定》签订：由中日双方组成调查委员会，就地调查解决，南京政府负责保护在华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协定换文两个月后，日军方才撤出山东。这缓和了中日双方冲突。日本政府也正式承认了南京国民党政权。
国民党中央开始停止对反日运动的支持。随着新的内战爆发，国民党开始全面制止反日活动。1929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全国各地反日会，立即取消反日会名义，并议定办法，将各地反日会改组为国货维持会。(33)
1929年4月27日，5月13日，蒋介石两次召集全国反日会常委训话，“一，根本救国之道，在吾国人人能自立自足，然后能使国家进于自存自容之境，其唯一方法，即在从事于积极的建设工作;二，一国之内不能存第二机关代行国家最高主权之行政，司法事务;三，反日会与中央非为两个对待团体，不能为条件的协商”。全国反日会必须做的是，“一，反日会名称必须更易;二，以后不得直接检查外货”。(34)
1929年4月23日，蒋介石电令张群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劝止，取缔反日运动，要求将以前所扣日货予以发还，以后不得再有擅扣日货之举，违者将以破坏大局论罪。25日是，又电熊式辉，称“济案解决，反日运动亟应劝止，免贻外人口实。所扣各货，应由警备司令部会同党部发还”。(35)
5月16日，全国反日会决议6月3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6月8日，全国反日会改名为“全国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简称全国废约会)”。(36)
至此，济南惨案后全国反日活动暂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反日活动再掀浪潮。蒋介石和国民党再次站上了运动的舞台中心。
综上，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济南惨案后，领导的反日活动中是积极，革命，爱国的。但要看到，受制于内部尚未统一，地方实力派割据和“剿共”，外有日，苏，美，英等强敌环伺。南京国民政府又刚刚成立，国力贫落。故在领导这场抗日运动，采取了积极，又务实的政策。即鼓励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抗日宣传等，但避免民众“过激”“过火”行动，给日本扩大事态以口实，避免过早的中日全面战争。为实现真正统一，对日备战赢得了时间，并有效打击日本经济侵略，极力保障了本国经济和民生不受冲击。这是正确的。
我认为一定要看懂，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当时抗日运动种种限制，就是要将民众的爱国行动控制在对当时中国最有利的范围内。避免因失控，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引发中日全面战争。这在当时，是中国无法应对的。
史料来源
(1)蒋永敬：《济南五三惨案》，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88-89页
(2)杨天石：《海外访史录》转《熊式辉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8年1-6月份》，载《蒋介石致谭延闿》1928年5月4日，中国台北“中华民国”中炙研究中心1978年版第693页
(5)《民国时报》载《学生界对日之愤慨》1928年5月9日
(6)《民国时报》载《上海特别市反日会组织大纲》1928年5月10日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四)，第110-111页
(8)济南市档案馆编《济南五三惨案档案文献选编》，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40，114页
(9)《大公报》1928年5月21日载《学生总会通令》
(10)《民国时报》载《学生界对日之愤慨》1928年5月7日
(11)《民国时报》载《反日运动宣传周之第一，三日》1928年6月14，16日
(12)中滨义久编《满铁调查资料》第91编载《济南事变卜排日货运动》，大连人民出版社1928年版第68页
(13)中滨义久编《满铁调查资料》第91编载《济南事变卜排日货运动》，大连人民出版社1928年版第49-52页
(14)《民国日报》1928年5月11日载《商界对日经济绝交》
(15)《民国日报》1928年5月18日载《上海特别市反日会经济绝交进行计划大纲》等
(16)《民国日报》1928年11月3日载《查获日货报告》等
(17)《民国日报》1928年9月19日载《全国反日会公布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纳》
(18)《申报》1928年9月23日载《全国反日会执委会通过两条例》
(19)北平反日会《为什么要反日》1929年版
(20)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载林开明，李淑英《天津反日会与的抵制日货运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顺天时报》社调查部《北平特别市反日会内容》1929年3月
(22)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编《济南惨案》，上海1928年第2页
(23)《大公报》1928年5月13，28日载《福州日领事为无人卸货交涉》《驻宁日领事要求禁反日行动》
(24)季啸风等编《中华民国史实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5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页
(25)《申报》载《对日经济绝交之成效》1928年7月24日
(26)《银行周报》第20卷第19号载进如《抵制日货之要求》1928年5月22日
(27)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4号1931年版第132-140页
(28)《申报》长载《拒货声中之航讯》
(29)《申报》载《日商恐慌状况》，1928年6月21日
(30)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6页
(31)抗战史记《华侨抗战史记1928-1945年(上)》
(32)《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载宗玉梅，林乘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保护国货政策》，第57-62页
(33)《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4月5日载《中央通令全国各地反日会改组国货提倡会》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函》1929年5月21日，卷号722-1780
(35)韩信夫等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9年4月23日，中国文史出版社第987页
(36)《民国日报》1929年6月9日载《全国对日会改定名乐》。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15 11: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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