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社会,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私人财产,这是他立足生存于天地之间的这个社会的物质保证。而一个士兵最大的个人财产就是他的背包。所以,无论这个士兵走到哪里,他唯一的财产——这个背包,总是跟他寸步不离,永远背在他的肩上。
抗战期间,无论中日军队这两个对手,但凡行军作战,都离不开背包。所以在真实的纪录片场景中,中日军队很长时间、在很多场合下都是在背着背包负重作战的。今天拍抗战影视剧,导演稍认真也稍负责的话,都会注意到这个身负背包作战的细节,拍出来也更具真实感,反之,会如同儿戏。
1938年,创建初期的晋察冀八路军 沙飞拍摄
1938年,一分区八路军浮图峪作战 沙飞拍摄
1941年,一分区一团灵丘作战 刘峰拍摄
1940年,一分区一团攻占南坡头日军据点 刘峰拍摄
1941年,一分区一团涞源作战 刘峰拍摄
1941年,一分区一团易县作战 刘峰拍摄
1945年,冀察军区八路军乘火车西线作战 石少华拍摄
1945年10月,冀察八路军部队攻占傅作义军队重镇隆盛庄 拍摄者不详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别的部队我不了解,不敢胡说,我只谈一分区几个主力团。那时一个新兵入伍,包括魏巍、蔺柳杞这样的一入伍就是干部身份的知识分子,连以下干部与战士一视同仁,发下的被服装备基本都一样。
那时的分区每个主力团的团供给处,按规定发给你一新一旧两身粗布军装(1939年以后改为冀中的紫花布)、一顶帽子(除非损坏或遗失,不再补发)、两双鞋子、一床薄被(统一规定两斤棉花)、两条袋子:一干粮袋、一子弹袋;此外还有三根带子:一根腰带(帆布的或皮子的)、一条背包带、一副绑腿。
战士,以及班长、排长的背包在行军时都是自己背负,每个连级干部设背夫一名,负责背连级干部的背包,以便连级干部能指挥作战。特殊情况可增设背夫,比如一团教育干事瞿世俊,因随身携带的马列大部头著作有几本,又舍不得精减下来,于是经一团领导批准,专门为瞿世俊增设背夫一名,背这几本沉重的大部头著作。
营以上干部属特殊供应:夏天比连以下干部战士多一身衬衣,冬天多一件棉大衣,裤子可领取瘦腿的马裤,另发马褡子一件,配马一匹,马夫一个,勤务兵(兼警卫员)一个,用来专门为营长服务。那时营以上干部调动,按规定这位营级干部只能带走两个人和一匹马,其余人,尤其干部,皆不得带走。团级干部也是如此,不得例外。
1948年秋,彭家老爹接任华北军区二〇九师六二六团的团政委,前任团政委梁进路(解放后空三军政委)因患肺结核离职休养,走时只带了两个人一匹马,多一个人都不要。
1949年春,绥远的国民党军起义后要改编为解放军,彭家老爹奉命担任军代表接管国民党军队。临走时新任团政委吕品到任,吕品是过去十分区宣传科干部,1942年夏去的一分区,与彭家老爹夫妇都很熟。看到彭家老爹只带了一警卫员、一马夫,单身去国民党军队,很不放心,要他起码带一个班走,以备不测,但彭家老爹拒绝了:不能搞那个特殊。
结果呢,越怕事,越有事。整编过程中,绥远部队中引起哗变,人家本来就不服你晋察冀土八路,你们几时战过我们的上风?从来是被我们撵着跑的。都是东北那帮人多势众的狗皮帽子们进关后闹的,咱不得不暂时服从你晋察冀土八路。现在那帮关外的都往南边走了,越走越远,咱此时再不闹事,将来就走不了了。
绥远军起来哗变,都是那帮凶悍的绥远土匪,绥远军中的文化人和“正规国军”是不赞成的。混乱中,改编部队的一位李姓师参谋长,过去的北平学生,拼死前来向共军派来的军代表们报信: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这景象,就像赵玉昆叛变时宋学飞拼死向王道邦报信一样。解放后,共军彭家与国军李家这两家人都居住在北京,他们两家的友谊保持了终身。
于是,只见深夜之中,一群匆忙之中的共军人士,连自己的背包也顾不上收拾,在警卫员、马夫掩护下骑马仓皇出走。许多老抗战干部多年来留下的日记、奖章、战利品、纪念品,都失落在这次出逃之中。以后回想起来好不可惜。
咱们既然谈“背包”,那就只能谈连以下干部,因为有马褡子的营以上干部是不用打背包的。战争年代晋察冀的规定(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一样):班排干部和战士们一样,行军时自己背背包;连级干部配背夫或挑夫的徒手战士一名,为享有连级待遇的干部挑背包(一根扁担可挑两个背包)。
像魏巍、蔺柳杞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入伍就享受连级干部待遇,所以由团部配属的挑夫班代驮运行李背包。知识分子干部,念书人出身,难免会有几本书的积蓄,舍不得丢掉,于是就带在身边,这往往令那些负责背运团部文件和财产的挑夫们叫苦不迭。
知识分子从军分区机关下到一团、三团等几个主力团之前,已经被组织科动员,把沉重的书籍精简了一番。当年,从平西斋堂大山里参军的一个小青年,专门以搜罗这些知识分子丢下来的书为乐,自称:读“圣书”(剩书)自学起家的。解放后,这个从没上过专门学堂的小青年成为中国的驻外大使,外交部影响最大的西欧北美司司长。
当年还有一个知识分子青年干部,将《资本论》这样与战争格格不入的大厚本理论书一直带在身边,谁要丢掉他的书他就跟谁急,说这是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写的书。于是,一团团领导特批:挑夫们辛苦一下,专门拨出来一个,给他背着算了。
当年一团行军时一景:每逢到达宿营地时,大家或埋锅造饭,或倒地休息,唯独这位秀才,手持大部头的厚书,阅读不已。1943年的一团易县东罗村战斗,日伪军抄了一团的后路,当时放在后勤的伙食挑子、连同挑夫们一起,加上这位上不得战场的秀才,被日伪军俘获,最后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
很多年前,这位牺牲八路军干部的江苏老乡,联系上我,给我讲了他们家乡纪念这位牺牲烈士的情形。
一分区一团的牺牲烈士为江苏常熟瞿秋白烈士的亲属
以前我的文章刊出后,有人质疑一分区领导对瞿世俊照顾不够,如果将他早一点调进分区政治部机关,跟魏巍、蔺柳杞一样,他应该也可以活到解放后。当年抗战时期的干部人事安排,既有复杂性、也有偶然性,关键的一点是“需要决定人事”。1939年底以后,由于黄土岭战斗之后的种种复杂局面,聂荣臻要杨成武拿出一个一分区两年半的战斗总结来。
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规模相当的写作班子,当时同样在一团当教育干事的魏巍、蔺柳杞,就是这样被调上来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将瞿世俊一起调来?这还是由于当时的工作需要吧?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钟蛟蟠(以后由史进前接替)根据写作的需要,调进来一些笔杆子,但研究类型的瞿世俊不在其内。
机关调进人来,关键是科长根据自己科室的工作需要,看上谁了,然后向分区领导建议,分区领导一般不会阻拦,有求必应。有时候领导看上了,向科长吩咐一声,某个人放在你那里了,但直接对我负责,听我的调遣。周自为在一分区当参谋,是杨成武看上了,所以成为杨成武的专用参谋,但干部关系放在胡克仁当科长的作战科。
杨浩在挺进军当参谋,出自刚到来挺进军的参谋长徐德操的建议,但以后到一分区继续当参谋,则出自训练科长李青川的建议。所以,某些科室干部的调进、留任和调出,科长是决定的因素。
最后透露出一个小秘密。瞿世俊是瞿秋白的侄子,出自一分区老干部们的传言,我只是原意转载。但据我根据瞿氏家谱的研究,这瞿世俊应该大瞿秋白一辈,与瞿秋白的父亲同属“世”字辈。
继续讲下去。当年的八路军行军负重,由于肚中无食,体力衰减,所以部队要求尽可能不得到达三十市斤,武器弹药和生活必需品各占一半。武器,主要是一支步枪、一把刺刀、四颗手榴弹、几十发子弹;生活必需品,主要是一个背包和一袋粮食或干粮(晋察冀八路军的规定是“三生二熟”,也就是说,要备好三天的生米、两天的熟食),还有一双号称能踢死牛的几斤中的布鞋;总重量约二三十斤。
日军因为伙食好,体力好,部队出行时有专门的辎重部队,使用军马驮运行李及武器弹药,还有临时抓夫的民夫配置,所以携带的物资要远高于八路军。即使这样,平时日军行军作战个人负重的背包的重量也远高于八路军。
日军的负重作战
日军士兵多出八路军所没有的东西:子弹多,120发的三个皮子弹盒,身前两个子弹盒,每个30发装;身后一个子弹盒,60发装(作战时配置180发至200发子弹);每人还有一顶钢盔。此外,生活必需品夏天多一件雨披,秋冬多一件军呢大衣(都是八路军没有的);水壶一个(八路军没有)、可用作火上炊饭的铝制饭盒一个(八路军没有)、以及可用于三天的标准配置盒装口粮。
背包作战,比较标准的是雁宿崖、黄土岭模式,八路军有备而来,一分区的一团、三团,还有从唐县赶来的三分区二团,从唐县赶来的一二〇师特务团,都在距前线不远的一条山沟里设置了自己的后勤基地,集体放置背包、一副副做好饭送来的伙食挑子,包括有限的弹药、后勤运输及运送伤员的非战斗人员(文职人员没有跟来),均放置在此地,八路军战士可以轻装上阵。
相反,处在行军状态的日军在半途中被伏击,只能身负背包仓促应战。交战的双方一方轻装、另一方负重,八路军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相反的例子有1940年约在涞源县战场打响的涞灵战役。同样是远到而来的一分区一团、三团,从唐县赶来的三分区二团,一赶到涞源县就投入了战斗,所以是身负背包进行战斗的。
上述三张抗战照片,我取自晋察冀八路军早期、中期、晚期时候各一张。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在早期的八路军背包上,都是麻绳用作背包带,打的是不正规的两横两竖的“井字格”。以后,最奢侈的是用绑腿用作背包带,并逐渐采用了“三横两竖”式的全绑扎来打背包。
1943年春,一股一百五十余人的日伪军窜到涞源县最南端的银坊一带,这里原本是一分区二十团的地盘,抗日根据地的腹地。二十团团长陈宗坤忍无可忍,决心消灭掉这股敌人。他担心二十团千余人的实力不够,于是向满城县的三团求援,三团派来了高粮这个连参加战斗。
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在1942年5月沦陷后,从冀中这个粮仓运到冀西山区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日益减少,八路军吃不饱饭,还要挤出粮食支援受灾的根据地老百姓。所以远到而来的八路军投入战斗后,跟日军抢占制高点根本就跑不动,急得陈宗坤在阵地前大喊:扔掉背包,扔掉背包……
以后,扔掉了背包也不行,还是跑不过日伪军。肚子里没食的,怎么能打得过肚子里饱饱的呢?结果,八路军一千多人,竟然消灭不了一百多日伪军,日伪军损失约一半,另一半人数十名全身而退,八路军上千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走掉。
在现代拍摄的许多抗战影视剧中,舍掉了“背包行军作战”这个细节,常看到八路军行军作战,只带枪支而不带背包,反观日军同样也是这样,就像是在提示观众:咱八路军和日军都有个行李车在一边帮着他们驮背包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15 11: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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