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信 |1941年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报告分析——突破重围
2022-06-24 14:15:06 来源：知乎-言信 点击： 复制链接
1941年晋察冀八路军的反扫荡杰出代表，当属一分区一团的狼牙山五壮士
可能会有人发现，在撰写晋察冀八路军反扫荡的史料中，我很少或基本上不引用战报中的歼敌数字。不引用的原因是这些史料很难核对它的准确性，跟日军方面的史料数字是对不上的。在晋察冀抗战史研究中做出不可忽视贡献的姜克实教授，却是攻击“晋察冀八路军歼敌数字不实”的老手，这也使我在引用这些数字时格外慎重。
分析研究晋察冀八路军抗战八年的历史，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八路军史料确实存在“不准确”的问题。“不准确”的客观现实的基础是当年八路军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许多中层干部只能达到“扫盲”的低阶段：勉强能识得几个字，却达不到“写”的地步。
所以造成：第一，无法形成应该形成的文字文件;第二，当然也就谈不上这些文字文件被保存下来;第三，正由于八路军文字文件的不足，日军遗留下来的文字文件就堂而皇之登上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主要领域。
也由于八路军遗留下来的文字文件的不足，以至于我们今天能看到晋察冀军区的文字文件就已经很难得了，要想看到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各军分区、甚至各主力团的文字文件，无疑是一种奢望。
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史文帜拍摄的故事片《狼牙山五壮士》中有一个镜头：五壮士战斗的最后时刻，班长马保玉从衣兜中掏出一个笔记本，和副班长葛振林商量后，把他俩人作为三名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的入党介绍人记录在本子上。
我评价过，这段被电影加进去的内容和情节非常感人，但是在当年的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八路军基本上是一个文盲的军队，连1941年的一分区作战科长胡克仁也达不到“随时掏出小本子记录”的文化水平。连队干部之所以有一些青年学生提拔的快，成为连指导员、副指导员，比如徐信、陈亚夫等等，“有文化”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即使这些当年属于“知识分子”参加进八路军的学生干部，也达不到随时随身携带一个小本本和铅笔(钢笔、毛笔都无法随时使用)的地步，你让他们当时都记些什么?他们这些连指导员当年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行军打仗中鼓舞士气，协助连长做政治工作，他们要小本本有什么用?包括解放后成为了“文化人”，成为了军队高层领导的高粮、苏国柱、赵保华、靳甲夫、姚雪森、李学昌等等，哪一个随身携带小本子了?没有一个。
作为旅政治部主任、随营学校政委、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的郑旭煜，解放战争年代才达到了随身一个小本子的条件。我母亲翻看过这个小本子，上面的文字不到一半，其余都是各种符号，自己才看得懂。一直到解放后授了军衔，郑旭煜这些老红军干部才上了军队开办的速成中学，达到了起码两千个字的识字水平。
正因为主管部队作战干部的文化水平很低，无法及时、准确、有效地记录下当时发生的每一场战斗，所以造成了今天抗战史料的缺失和不准确性。
这与当年中国民众普遍的文化程度是相一致的：当年的五亿中国人中间，有四亿多的文盲。这与日本军队普遍初中程度、极少数高小程度的文化水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1945年，大批日军加入到八路军，八路军这才惊讶地发现：几乎当年每一个日本兵、无论男女，都大小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1941年晋察冀八路军反扫荡，实际上就是不断突破日军设置的重重包围圈的“突围”过程。还是以我比较熟悉的杨成武第一军分区为例加以说明。日军先后在娄山地区、易涞公路、墨斗店、花塔山、梯子沟，设置包围圈和封锁线，打算抓住一分区指挥机关，但每次杨成武总是能化险为夷，突破日军的包围圈。
一般研究抗战史，几乎所有学者大都是从宏观上、整体上去分析研究，很少有人从局部着手，具体去分析研究一个战例。而将某一具体战例多次剖析、深入挖掘、反复进行分析研究，可能研究者就更少了。特别是将1941年晋察冀及一分区的反扫荡中每一个战斗都进行逐一核对和分析研究，恐怕这样做的抗战学者微乎其微。
如果将晋察冀军区的1941年反扫荡总结(包括战报)与一分区的历史记载做一个详细对照，你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内容是不一致的。这说明：无论晋察冀军区的总结、战报，还是一分区战斗详报及其历史记载，都有其准确的一面，也有其不准确的一面，百分之百的准确是没有的。
准确性在于：某些在现实中发生过的战斗被记载了下来，没有发生过的战斗就不会被记载下来。
不准确性在于：确实有一些真实发生过的战斗却没有被记载下来，而记载下来的一些战斗却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过。
我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作的《杨成武回忆录》与晋察冀史料和一分区史料进行对比，由此发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较为全面、准确、权威的还是《杨成武回忆录》，一分区史料和晋察冀史料在其次之。
1941年晋察冀反扫荡总结中公布的各军分区概况，特别是一分区概况，有些内容来自各军分区作战科的汇报，但大部分内容是晋察冀军区自己的作战系统根据情报研判得出的结论。因为在1941年的日军大扫荡中，各军分区指挥机关由于不停地隐蔽转移，不仅同晋察冀军区的联络被迫中断，甚至同下属各主力团的联络也经常中断。
联络中断期间的情况如何汇报?向谁汇报?恢复联络之后的情况如何汇报?汇报的是否详尽准确?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仔细研究1941年的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总结，这个现实的问题不能不被考虑进去。
我今天仔细分析1941年晋察冀反扫荡中一分区发生过的每一场战斗，这些战斗有的被如实记载了下来，有些却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从《杨成武回忆录》和其他老干部的回忆中能够可以看出这些战斗确实真实地发生过，只是没有被作战科记录下来而已。
可能出于多种考虑，1942年初，原一分区作战科长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胡克仁被调往雁北，担任主力六团的团参谋长，新任作战科长由国民党正规军校出来的李青川担任。直到李青川上任之后，很多司令部干部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战斗报表”和“工作日志”。
可惜1942年以后，原本实力最强的一分区已经不具备主动打大仗的军事能力了，部队的实力、武器弹药都不具备。李青川能做的，只能是奉军区的指示，把原来的主力团缩小，取消主力团的营一级编制，大团改为小团，以便更适合游击战，而不是规模性的歼灭战。
搞到最后，连作战科长李青川的饭碗也被打破，一分区作战科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于是李青川被调去搞教导队，训练部队战斗骨干，“作战科”连空架子也不复存在，随着指挥作战职能的消失而彻底消失。
我这次是以分析1941年的晋察冀一分区的反扫荡为主，此时一分区作战科还存在着，发挥着它的业务职能。我以前评价过，华北抗战八年，最能够体现出杨成武军事指挥艺术的战斗，并非1939年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也非1940年的井陉战斗和涞灵战役，而是1941年的一分区反扫荡。
日军8月23日包围一分区之后，与日军试探性进攻交锋过后的一团留下了两个连，其余全团十一个连离开易县狼牙山，奔向阜平，为晋察冀领导机关上万人的突围担任保驾护航。半年前刚接任的一团团领导班子的六个人当中，有四个人(团政委陈海涵、副团长宋玉琳、团参谋长晨光、团政治处主任史进前)带领全团去了阜平，两个人(团长邱蔚、总支书记郑秀煜)留了下来，后来参加了狼牙山突围。
前一天夜间，22日-23日凌晨从北娄山悄悄转移到小村周庄的杨成武，23日、24日在周庄“蛰伏”了两个整天，那两天周庄渺无人烟，也不见炊烟，好像一座“死村”，似乎全村的老百姓都在日军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走了。
但实际上，杨成武五百多八路军和百余当地老百姓就“猫”在屋子里，靠头天夜间准备的干粮和白开水充饥。直到晚间天黑了才敢出来活动活动并烧火做饭。所以南北管头村的日军虽然距周庄近在咫尺，却对隐藏在身边的八路军丝毫不知。
24日当晚天大黑之后，杨成武大队五百多人和百余百姓一起，如离弦之箭，出村北上。到一个月后的9月28日夜间返回狼牙山，历时一个月零五天。
杨成武为什么突然要离开周庄?神不知、鬼不觉，继续隐蔽在周庄不好吗?
不行，一是周庄距日军占领的南北管头村实在太近了，二是更重要的，日军的情报工作是第一流的，当年为日军效力的中国情报员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你短时间瞒一两天可以，时间一长就瞒不住了。
说一句，现代中国人，被近些年来拍摄的那些抗日神剧给忽悠了，以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拥护八路军打鬼子的”，当年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当年的现实中，有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穷人，是站在“日本鬼子”一边打八路军的。相反，许多的“地主老财”及其子女却是坚定站在八路军一边打鬼子的。
我了解过抗战八年一分区“锄奸反特”(杨成武亲任具有逮捕生杀大权的“一分区锄奸委员会”主任)中被杀掉的那些对象，基本上俘获被杀掉的都是穷人——效力于日军甘当特务来摸情报、搞暗杀的穷人。
很快，日军根据情报，当然是易县本地贫穷农民提供的情报，于是在距周庄很近的小村岭东村派驻了八百名日军，与南北管头村驻扎的三百名日军形成一体。杨成武此时再不走，迟缓一下，就会被日军牢牢围在周庄，以后就再也走不脱了。
周庄的地理位置很好，在易县西南的两个大村子南管头和南独乐之间，1942年以前，周庄是晋察冀军区驻一分区的接待站和联络站所在地。1939、1940年的几次一分区党代会就在周庄召开的。
1942年以后，继南管头村、北娄山村成为一分区司令部之后，周庄成为第三个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周庄毗邻的岭东村则成为继北管头村、南娄山之后的第三个一分区政治部所在地。
1941年杨成武反扫荡突围的过程，我有专文讲述过，这一次不重复了。我将这一次反扫荡中晋察冀军区的总结里有关一分区的部分摘录下来，让大家有个更详细的了解。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强调一下：日军全部占领易县狼牙山地区之后，一分区几个主力团似乎“全消失了”，尤其是一直在易县、满城县、涞源县活动的三团、二十五团，可以说隐蔽得非常成功。一团不在易县，去了阜平;三十四团非常小，便于隐蔽;二十团的行踪一度被日军掌握，受损失不小。
找不到八路军主力的日军于是将注意力转向易县以南的唐县一带，日军的判断十分准确，与聂荣臻对一分区的部署丝毫不差(聂要一分区到唐县三分区一带隐蔽)。杨成武在完县-唐县结合部的花塔山陷入日军的重围，正是易县、满城县、完县、唐县日军扫荡合围的结果。
所以说，人没有不犯错误的，杨成武也会做出错误判断，无意中陷入日军的重围。只不过杨成武到底身经百战，他马上悟到了自己的错误，及时做出方向调整，通过从花塔山原路返回。紧接着梯子沟突围，然后不顾疲劳强行军，返回到易县狼牙山地区，彻底摆脱了日军的包围圈。
而没有丰富作战经验的白求恩医校领导，在梯子沟突围后以为摆脱了日军的追击，没有继续跟随杨成武前进，做出了原地休息的错误决定，结果付出了大批学员牺牲的血的代价。
位于河北省顺平县的梯子沟
殉难白求恩医校学员纪念碑
梯子沟突围纪念碑
今天的梯子沟一景
纪念馆是现在盖起来的
其实相似的例子也在一分区发生过。9月25日狼牙山突围后，大批一分区部队干部及伤病员从狼牙山北的碾子台下山。作战经验丰富的邱蔚随即带领一团的团部干部向西急行，连一分区卫生部副部长卢星文带领的伤病员大队都知道紧跟其后。
最后，邱蔚走得最远，一直走到紫荆关、摩天岭附近的蔡家峪隐蔽起来。卢星文带领的卫生部伤病员无法走远路，在狼牙山西边的小村桑岗隐蔽下来，也摆脱了日军的追击。
唯独一分区政治部干部大队，包括一分区战线剧社在内，在距碾子台西边不远的双峰村停下脚步，烧火做饭，准备宿营休息。因为距下山的碾子台太近，被跟踪过来的日军发现，一个突袭，这些没有武装的政治部干部除了用脚猛跑，别无他法。跑得慢的，就成为日军刺刀下的牺牲者。
这伙袭击双峰村的日军其实人并不多，顶多一个班(分队)，十几个人，不会超出一个小队。如果双峰村当时有武装人员一个连，甚至是可以吃掉这股日军的。
这次双峰村被袭击的战斗，作为失误和“家丑”，同一分区1941年反扫荡中几次吃了大亏的战斗一样，都没有被一分区历史载入史册，也没有被载入《杨成武回忆录》。但这些战斗都确确实实地发生过，展现着八路军宁死不屈的光辉业绩。
2018-1-23 周二晨 7点11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15 11: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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