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一）
2023-06-16 14:29:38 来源：知乎-言信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位在高校教书的老师对我说：迄今为止，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综述，各种观点争论不休，你不知道正确的内容都是什么。什么时候杨老师不忙了，抽出时间，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做一个全面细致的综述。对有关的争论观点，孰是孰非，也做一个较为深刻的分析评论，如何?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是我研究晋察冀十二年战争史的起点，也是我下功夫着力研究耗时最久的一项具体内容。最早给我讲述黄土岭战斗这段历史的，是魏巍，在他之后，别的老一分区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战斗。近些年、或者十几年前，我看到萨苏的讲述，他口中的黄土岭战斗与我知道的黄土岭战斗有所差别，这是我研究黄土岭战斗真实面貌的起点。
迄今为止，我前后耗时恐怕早已超过十二年了，从2008年到现在的2023年，前后经历了十五年时间。我前后用笔在这战斗的研究上面留下的文字，起码也有十几万到二十万字了。我的史料依据主要是1940年的一分区历史档案和1984年搜集的一分区史料，其次是其它年代的晋察冀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等等。
既然有这个实力，我就悉听遵命，就从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上，谈一谈发生在1939年11月初那几天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详细过程。我将雁宿崖战斗之前、之中，然后演变为黄土岭战斗的整个战斗过程的脉络梳理清楚，战斗之后的情景也讲一讲，尽可能做到无一遗漏。凡涉及到历史的争论问题，我也会做个彻底的剖析，挖掘其产生的根源。
1986年的老一分区们，1986年9月25日，狼牙山五壮士塔落成典礼留影(一排左起：张杰夫人张荣志，张杰、开国中将陈正湘，陈正湘夫人康捷；二排左一：张帆，二排左三：蔺柳杞，二排左四：姚远方，二排右五：魏巍)
1、前言
在八路军所进行的华北八年全面抗战史上，可能没有哪一场战斗，比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产生的争论和分歧更大的了。战斗过后的这几十年来，仅叙述这场战斗过程的亲历者和半亲历者的意见就不统一，叙述起来相互矛盾，分歧重重。这是由于当年战斗后所形成的具体矛盾及结果所造成的，我在前言部分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黄土岭战斗参战的八路军，在11月7日下午3点打响的时候是五个团，很快就退走了一个团，一分区的二十五团。事后才知道原因：黄土岭战斗打响后，在后方没有参战的二十六团团长韩宝书叛变投敌，带走了一部分人。紧接着，五支队财务总管尹玉斋也叛变投敌，将五支队所有经费席卷一空。杨成武为稳定后方，不得已从战场调回了二十五团。
11月8日一早，一分区三团和三分区二团也撤退返回，黄土岭战场上只剩下最早参战的一团，还有从唐县赶来参战的贺龙一二〇师特务团。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结束是由于看到黄土岭战斗中的战机已消失，参战的八路军一方于8日晚，率先退出了战斗。八路军走后，军事力量逐渐增强的日军占据了战场，然后对退出战场的八路军进行跟踪追击。
为防止日军的跟踪追击，一团在自己的大后方煤斗店地区与追来的日军周旋了四天，团部设在牛岗的二十五团积极配合。四天后的13日，一团突然调头折向大南方，连夜撤退到完县-唐县的结合部地区。一团的撤退速度之快，把一分区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都落在了后面，险些被追踪来的日军一窝端掉。
幸好当晚杨成武第六感觉不妙，预先下令当夜将司政机关及干部战士撤退到满城县慈家台。事后一团在完县(今顺平县)的峰泉村和东西雅子村(老地名鸭子村)做战斗总结，杨成武对一团不顾上级领导机关的安危而擅自撤退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同时责令一团要对黄土岭战斗中占据优势的八路军未能全歼日军做出深刻检讨。
12月8日，日军为报复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进行的冬季大扫荡结束，历时四十三天。黄土岭战斗中日军最高首脑阿部规秀被击毙的消息传来之后，国民党政府及延安党中央相继发来贺电，晋察冀军区为一分区炮兵连在黄土岭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发来嘉奖令。但无论是晋察冀军区还是一分区，都从没有召开过什么“黄土岭战斗祝捷大会”。
关于1939年11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一团隐蔽的地点完县的峰泉村和雅子村。峰泉村是个人口过万的大村子，所以一团团部和一个营在峰泉村，另外两个营在雅子村。雅子村老名字鸭子村，分为东西两个村子，各驻一个营。雅子村地点偏僻，地势险要，所以当年躲避日军最好不过。一直到今天雅子村还是个贫困村。
为什么要介绍这两个村子?当年，1939年的12月，或者1940年的1月初，被晋升为一支队支队长的陈正湘，还有被晋升为一支队支队政委的袁升平，就是从这里出走的。陈正湘出走的理由是身体患病，“要去晋察冀军区养病”；袁升平出走的理由是，“要求去延安学习”，注意到没有：跟邓华从平西挺进军出走的理由完全一样。
雁宿崖、特别是黄土岭战斗参战的八路军五个主力团，有四个团都是仅了解自己这个团的战斗状况，对全局以及全部时间的战斗状况知之不多。唯一通晓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全盘及整个过程的战斗状况的，只有一团、特别是一团长陈正湘。但由于历史的特殊状况，陈正湘在黄土岭战斗过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对这场战斗闭口不言。
在陈正湘闭口不言的这几十年间，我们所看到的，是从没有亲身到过雁宿崖、黄土岭战场的杨成武、聂荣臻，在参战部队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回忆文章。也许可能注意到了自己所掌握的是不大准确全面的二手史料，杨成武在1958年，自己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最后一年，特地派过去的老一分区宣传科干部魏巍、蔺柳杞重返战争故地，去收集史料细节。
所谓的“三支队狼诱子”诱敌战斗，就是在这一次的采访中被蔺柳杞发现的。他听到当地的老乡说，在当时日军从白石口过来的路上，当地的白石游击队曾放过几枪，骚扰日军。不足百人的白石游击队自己号称“游击大队”，是被划为隶属三支队的五支游击队之一，于是蔺柳杞的笔下，“三支队狼诱子”的故事应运而生。
杨成武文章的代笔者，当然是这几个一分区秀才；聂荣臻的有关一分区的史料又全部取自杨成武，于是历史以讹传讹，“狼诱子”的故事拍电影，搞宣传，折腾得热热闹闹。更奇特的，是“三支队两次诱敌”，前两年某次看到河北台，老萨主持的河北省委党史办编排的抗战史节目，老萨再次提到了“狼诱子”的问题。这一次，老萨讲到了八路军两次使用“狼诱子”战术，一次在雁宿崖战斗，另一次在黄土岭战斗，两次都把日军引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
实际上在一分区1940年5月完成的历史档案中，三支队支队长曾雍雅亲口回答了这个疑问：雁宿崖战斗发生时，他在五门村阻敌前进，掩护涞源县委、县政府及物资的转移；黄土岭战斗发生时，他与王震部队的一个营，在插箭岭以西监视日军插箭岭据点的动向。也就是说，所谓的“狼诱子战斗”，纯粹是无中生有，在当年的战斗通报、战后的战斗详报中只字未提——如果真的有这场战斗，一分区作战科不敢隐瞒不提或漏掉不报。
当这一切充满历史记载瑕疵的文章四处充斥的时候，1984年元月，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结束后的第四十五个年头，对这两场战斗拥有第一发言权的陈正湘，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在众多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亲历者们的回忆中，发表了自己的回忆文章《忆雁宿崖、黄土岭战役》，副标题是“歼灭辻村宪吉大队 击毙阿部规秀中将”。
1984年的一分区历史档案，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不仅是陈正湘这一篇文章，还有许他一些战争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尤其一团作战参谋红军干部陈武瑜的回忆文章，从细节方面做了很多细致的补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证据链。有比较、才有鉴别，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历史研究，就这样一步步完成了。
我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综述过程，主要就是在1940年历史档案和1984年历史档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2、开端
1939年的10月31日，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到阜平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参加北方分局召开的特别会议。
1939年1月13日至2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第二次党代会在蛟潭庄镇寨北村召开，会址设在村民邢德旺家的四合院里，会议由彭真主持，聂荣臻、刘澜涛、贺龙、关向应、王震、黄敬等出席会议，白求恩也应邀列席了会议。
平山县蛟潭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晋察冀八路军的所有党政军组织，均隶属于中共北方局的领导，晋察冀专门成立晋察冀分局，亦称北方分局，书记彭真。1939年的1月，彭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在抗战期间担任中共晋察冀的第一把手。这一次召集杨成武去参加“特别会议”，而不是晋察冀分局的“全体会议”，到底有什么事呢?一定是涉及到一分区的特殊事情。
我事后分析，这件重要的大事就是“关于赵侗重返晋察冀”的情况通报。在延安的党中央、尤其是在重庆的周副主席夫妇，认为赵侗重返晋察冀后，将会对中共单一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造成重大威胁。所以，中央下达命令：在赵侗重返晋察冀后趁其立脚未稳，将其彻底消灭。为保险起见，原赵侗手下在一分区掌握有重权的军事领导人，据悉仅有当团长的纪亭榭，立即撤换。将纪亭榭送往延安学习，进行政治审查。
早在半年以前的1939年的4-5月，由于原赵侗五支队的基本力量被编进三团的一营、二营，所以三团在团部银坊召开对赵侗历史的挖掘和批判会议，原五支队重要骨干人员高鹏、纪亭榭、王建忠、张如三、尚英等人都一律参加。但是在这些原五支队领导成员中，能够被称得上是赵侗老班底的，就是跟他在东北抗战的那些人：高鹏、纪亭榭、刘凤梧。
在这次表明自己划清界限的揭发会议上，高鹏揭发赵侗的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北京时期经张东荪介绍，参加了“国家社会党”;二是在东安市场买了一个小铜狮子印章，在上面刻了“总司令赵侗”，以证明其“早有野心”。但他没有说，当时的核心骨干七八人都加入了“国社党”。纪亭榭揭发赵侗在拉起队伍时重用亲属，还曾有反动亲属要暗杀纪亭榭。
当时所有的揭发材料都被一分区集中上报给晋察冀军区，最后呈送延安，用来摸清赵侗的政治立场。钱丹辉说杨成武看到送来的揭发材料后愣了半晌，然后问：全部东西就这么多?这小子也太“干净”了。赵侗在金钱上不贪，在女性上不色，从不与日军勾结，也从未与共产党军队为敌，怎么也揭发不出罪证来。但最后延安还是下达了“必杀令”。
杨成武到达晋察冀军区的当天晚上，看家的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打来紧急电报(李青川说，当年凡紧急消息都是走“双保险”，电话通知对方马上收报，以免耽搁)：涞源县日军即将兵分三路，重点对银坊的三团展开扫荡，要杨成武早拿主意。
关于在涞源县城担任厨师和搓澡工的一线情报员冀诚，已经有不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过了。但冀诚往上传递情报的过程却被模糊化了，好像冀诚将情报直接上报给了杨成武，其实冀诚根本就接触不到杨成武，因为情报的传递是有阶梯性的。
作为一线情报员的冀诚，隶属于一分区的五回岭情报站，这个情报站设在靠近三岔口的上下台村，站长崔喜峰、又名崔明贵，中等个头，性格很好，整天乐呵呵的。其实这两个名字都不是真名，是后改的抗日名字。前一个名字纪念二十九军的“喜峰口大捷”;后一个名字影射是日本鬼子的“催命鬼”。
我专门研究过崔喜峰的个人经历，他是黑龙江人，起码上过高中，1931年东三省沦陷后他流落到关内，1933年长城抗战时期他加入坚决抗日的二十九军。1937年北平、天津沦陷，二十九军南撤到河南，他没有走，先是参加的孟阁臣部队，最后参加杨成武的八路军队伍。因为有几年打日本的实战经历，他像一分区司令部的另外两个参谋李青川、李铁石一样，都当过副营长，然后在司令部侦察科当参谋，同时兼任五回岭情报站站长。
崔喜峰收到交通员传递过来的消息后，知道涞源县城的日军即将兵分三路展开扫荡，军情紧急，他片刻没有耽搁，第一时间将情报用电话传给分区侦察科科长袁彪。袁彪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他接到电话，立即向看家的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汇报。黄寿发通过电话飞线，又马上向在阜平县城南庄参加北方分局会议的杨成武报告。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是他向聂荣臻首先提出要打一仗，其他参与此战决策的三位八路军领导人：彭真、贺龙、关向应，贺龙积极支持打这一仗。于是聂荣臻要杨成武不参加会议了，立即返回一分区，布置打好这一仗。此时是10月31日晚间，杨成武休息了半夜，于11日凌晨，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返回一分区。
关于纪亭榭被免去团长职务的命令，是在雁宿崖战斗打响后才下达给一分区的，杨成武一点没有耽搁，当即执行，用副团长邱蔚取代了纪亭榭。邱蔚在红军时期、独立团时期，一直都是黄寿发的副手，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3、日军扫荡的起因
1939年的10月底，日军为什么向涞源县城调兵，准备对银坊的三团展开扫荡?《杨成武回忆录》认为是日军对陈庄战斗和王震部队在水堡打击日军的报复。我认为，《杨成武回忆录》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内容，需要加以注释才行。
陈庄战斗发生在平山县，八路军的对手是石家庄日军，跟张家口日军没有半毛钱关系，水堡战斗的规模也很小，并没有把日军给打疼。我认为是日军对一分区八路军麻田岭战斗中打掉日军修路大队的报复，这一切要从日军在涞源县管辖部队的变更谈起。
1939年（日本昭和14年），日军110师团防区地图中涞源县此时还在其防区范围之内
1939年的9月以前，即那一年暴雨成灾的雨季结束之后，原本由在石家庄的日军110师团管辖的涞源县，现在交给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来管辖，地理位置更近便一些。张家口日军接手后，就开始修建一条从张家口、宣化、途经蔚县、最终到达涞源县城的军事公路。这条南北公路使涞源县城与易县县城东西走向的“涞易公路”相互支撑。
当然，公路修到涞源县城，并不是终点，这条“张涞公路”还要继续向南延伸，途经唐县、曲阳、行唐、灵寿，最后与110师团的师团部所在地石家庄连成一体。此公路刚一动工，晋察冀军区已然得知，聂荣臻一看地图，这条公路一旦修成，晋察冀军区与一分区、三分区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所以，绝不能让日军修建成这条对晋察冀八路军威胁极大的军事公路。
这就是今天刚建成不久的张石高速公路。当年的小日本具有前瞻性，一眼就看到了这条公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多方面的。
当年，1939年的10月，日军的修路大队已经到达了蔚县的麻田岭地区，再往前修，就进入到涞源县镜，那里的日军据点一个接一个，八路军再想打掉修路大队就不容易了。所以聂司令紧急给一分区打来电话，一点不能拖延，立刻组织部队，深入到蔚县，在麻田岭地区一定要打掉这个修路大队，不能让他们再往前走了。
在晋察冀的抗战史上，这场战斗因没有进行准确的地名校正，所以被错误命名为“摩天岭战斗”，实际上按照地名来命名的战斗，应该叫“麻田岭战斗”。
河北省蔚县麻田岭公路和麻田岭村，当年战斗的发生地点
聂荣臻下达作战命令后，一分区司令部的看家人是参谋长黄寿发，此时杨成武、袁升平、陈正湘、王道邦都在易县的松山村一团团部，解决前一年，1938年一团兵进冀中地区的时候，几位营级干部发生的“腐化”问题。因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报送到延安的报告刚批复下来，杨成武、袁升平为首，到一团宣布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的决定。
我的研究是此时杨成武脱不开身，其实有更重要的事情非经他亲自办理不成。这就是改组赵玉昆五支队，原一团团政委王道邦、原一团政治处主任韩庄，调到赵玉昆五支队担任支队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原已经在赵玉昆部担任政委的王建忠改任副政委，赵玉昆部队改编为晋察冀军区二十五团、二十六团，隶属于一分区的领导。
原晋察冀军区派往赵玉昆支队担任领导工作的一行干部，晨光、李金时、马青山、朱利等人，周自为、韦统泰都包括在内，由杨成武另行分派工作。改组后的赵玉昆五支队，离开了原驻扎的易县东部地区，改为驻扎在易县西部地区。一团接管了赵玉昆支队的原驻扎地区，这也是一分区的东大门，从此一团驻守在这个地区直到1944年初被调往延安。
恰好在这个时候，聂荣臻的作战命令打到了一分区司令部。杨成武几个主力团均脱不开身，于是参谋长黄寿发自告奋勇，带领两个营：一分区直属特务营(营长马辉、营教导员王星);一团三营(营长罗化明、营教导员邓经纬、副营长张英辉)，连夜从易县出发，直奔蔚县麻田岭。此地当年属察哈尔省，地理位置更靠近平西挺进军，几乎就在平西的大门口，但聂荣臻不好向肖克下达战斗命令。
当年日军从张家口、宣化出来，过蔚县西合营，都是一路平川，到九宫口(当地叫九宫峪)、麻田岭之后，就进入山区。这里也是打掉日军几千人的修路大队的最好地点。一年后的1940年涞灵战役打响后，依旧是黄寿发，带领一分区的看家部队约两个团，在九宫口阻击从西合营援救东团堡被围日军的援军，一直坚持到打下东团堡据点为止。
打麻田岭修路大队不难，两个营，一团三营和特务营分工，趁黑夜，一个从上往下打，另一个从下往上打，几百人的日伪军护路队一下子就被打散了。黄寿发借着锐气，再从麻田岭往南打，一下子把草沟堡据点也打下来了。溃败的日伪军往南、涞源县城的方向撤退，黄寿发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了上庄子，因部队疲乏之极才停住了脚步。
蔚县公路从九宫口进入到山区
草沟堡过去，就是涞源县地盘
由于麻田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直接下达给一分区的战斗，所以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出动以白求恩为首的战地医疗队，在涞源县孙家庄设置救护站医治伤员。白求恩医生在最后一个伤员的手术救治中受伤，感染丹毒，此时，距白求恩医生的最后生命仅有一个月时间。
黄寿发打掉了修路队，张家口日军判断错误，怀疑是在银坊的三团出动的部队，于是在10月底调集部队，集中在涞源县城，准备在11月初兵分三路，扫荡在涞源县境内的八路军部队。这三路日军，除了西路日军要对付的是王震在灵丘县境的八路军部队;东路和中路两支日军，要对付的都是在银坊的三团。日军想两路夹击在银坊的三团八路军。
4、雁宿崖战斗之前的晋察冀八路军
麻田岭战斗结束，黄寿发带领两个营的部队回撤易县狼牙山根据地。马辉的特务营掩护白求恩医疗队及伤员大队进入到易县根据地境内，任务完成后，特务营就留在了一分区卫生部所在地干河净(近些年改名甘河净)。一团三营留在了乔家河，以防报复的日伪军从西边窜入到易县境内，雁宿崖战斗开始，三营成为距前线最近的部队。因三营长罗化明在麻田岭战斗中负伤，张英辉成为代营长。
黄寿发回到一分区司令部，继续值班看家，杨成武抽出身来赴阜平县参加北方分局会议。但杨成武屁股还没有坐稳，收到黄寿发日军即将扫荡的电报后，又迅速返回。回途时途经银坊的三团团部，同三团几位团首长纪亭榭、袁升平、邱蔚一起去雁宿崖村看地形，打算在这一带歼灭扫荡的日军。但具体战术、明确的作战地点尚不确定。
此举说明，晋察冀军区撤职纪亭榭团长职务的命令尚未下达。
可能很少会有人想到：日军这三路队伍，总计约千人，都隶属于辻村宪吉大队。
杨成武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日军最东路的扫荡之敌，约四五百人。八路军由于此时作战能力不强，打算出动涞源县银坊的三团约三千人、易县松山的一团约两千人，并商量借用三分区的二团一千多人，总计约六千人，其中持枪的作战兵力约五千人，以十比一的绝对优势，打掉日军以辻村宪吉大佐为大队长的四五百日军。
11月1日下午，回到易县南管头村一分区司令部的杨成武，立即用电话向在松山村的一团长陈正湘下达作战准备命令，要一团团部及所属一营、二营，连夜向易县西部的煤斗店集结。同时一团副团长熊招来(熊奎)带着两个警卫员飞马疾驰乔家河，通知在乔家河的三营做好战斗准备。
在接到杨成武电话之前，陈正湘正值新婚之喜，此时一分区几位主要领导干部都在结婚，罗元发到了平山县的抗大二分校，在那里结婚。陈正湘在夫人康捷所在的工作地点，易县东西水村卫生院结婚。院长卢星文特地从自己家搬来当时俗称的“戏匣子”，用仅有的几张京戏唱片凑个热闹。
婚礼已毕，军中不可一日无将，陈正湘携新娘子步行回到松山村的一团团部，在那里接到了杨成武的电话。
说句关键话语，此婚礼进行之中并回到一团团部，原一团团政委王道邦始终在场。但此时，赵玉昆五支队已经建立，王道邦已明确被任命为五支队政委，他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又回到一团团部凑那个热闹为何?联系到几天后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打响后，赵玉昆五支队的二十六团团长韩宝书、五支队总参议、供给处处长尹玉斋突然叛变，紧接着三个月后，支队长赵玉昆突然叛变，王道邦难逃失职之责，被撤职之后的两年时间(1940年3月-1942年2月)没有被安排任何领导职务。
11月1日晚间，趁着黑夜，一团的一营、二营及团部(包括团政治处的文职干部魏巍、蔺柳杞、瞿世俊在内)，冒着初冬的小雨雪，从易县的东部向西部的煤斗店行进。此时的一团总计近两千人，除去已经在乔家河待命的一团三营约五百余人，连夜冒雨雪出发的一团团部及一营、二营约一千四百多人。
此时的一团，团长陈正湘、副团长熊招来(熊奎)、团参谋长杨上堃;我疑似团政委王道邦、团政治处主任韩庄已经去赵玉昆五支队上任，所以虽然有回忆王道邦曾随一团一起出发，但出发却没有参战，因为我找不到王道邦在战斗中的任何记载。为弥补一团领导干部的不足，一团提拔原一营教导员朱遵斌为一团总支书记，晋察冀军区派到一分区的马青山、朱利也随一团一起出发参战。
此时的一团三个营，在此之前10月份的营级干部配备中，一营长李德才、营教导员李尚德(来自独立团从山西出发前补充的陕北红军);二营长宋玉琳、营教导员李金石(晋察冀军区刚派过来的冀中的干部)、从五连连指导员刚提拔的营副教导员郑三生(接替郑三生连指导员的是徐信，八十年代的副总长);三营长罗化明负伤，代营长张英辉、营教导员邓经纬。
参战的一团缺编一个连，被称为红军连或大渡河连的一团一营一连。这个连被派去参加11月7日，在唐县军粮城召开的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大会。这是个约两百人的大连，临出发去唐县之前，将这个连的病号约五十人留了下来，成立了一个病号排，由曹宝泉担任排长，并由一营的三连代为指挥。
1939年的一团团部直属特务连约两百余人，内含一机枪排、一侦察排(1940年初扩编为侦察连)、一工兵排、一杂役排(包括团部炊事班以及背夫挑夫在内)。规定一旦发生战斗，像瞿世俊(据说也包括蔺柳杞)这样高度近视、身体又极度瘦弱多病的知识分子干部，一律跟没有武装的杂役排在一起。1942年瞿世俊就是这样在易县东部的战场上被俘的。
一团另有一个卫生队，在第一任队长游胜华调走后，新任队长覃波(营级干部，后任队长尹明亮的前任)，卫生员二十多人。逢战斗开始，像魏巍这样身强力壮的政治处干事及后勤战士，都被安排去抬担架。
曹宝泉是蔚县人，跟狼牙山五壮士的班长马保玉是同乡，两个人同一天(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但曹宝泉的“进步”要快一点，此时已经成为排长。曹宝泉还是唯一的一个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受到分区表彰的个人英雄(英雄集体是分区炮兵连)。曹宝泉活到了解放，在保定担任兵役局副局长，参加了陈正湘组织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回忆座谈会。
在一团出发到雁宿崖前线的一个月前，一分区刚配发了当年的棉衣，但没有棉帽子，棉帽子要到12月才会发下来。一团临出发前，严格遵照晋察冀军区“干二生三”的军粮规定，每个人自带两天的干粮和三天的生米，由于没有齐全的水壶，战士们要求每早将开水喝足，一个班两到三个缴获的国民党军队或日军的水壶，严禁行军途中不得喝生水。
一团11月1日夜间行进的目标是易县西部的梅斗店(当地现在叫墨斗店)，一团将团部及后方基地设在了这里。这里距赵玉昆五支队支队部的良岗很近，我疑似原一团团政委王道邦根随一团走到这里，之后就去了五支队所在的良岗。
11月2日凌晨，到达煤豆店的一团休整了一天，静候日军的到来，实际上日军2日已经到达了三岔口，当晚到达了雁宿崖村。
雁宿崖战斗参战的部队除了一团，还有隶属于三分区的二团以及在银坊就近参战的三团。二团最辛苦，是2日晚间，从曲阳县冒着小雨雪出发的，走了几乎一夜，途经唐县，于3日凌晨经过银坊，在枣儿沟与已经进入阵地设伏的三团团部会合。此时，天尚未亮，二团的干部战士瘫坐在沟的两侧，吃着自带的干粮，稍作休息，准备进入阵地作战。
麻田岭战斗结束后，已经回到唐县晋察冀卫生部的白求恩医疗队，听说又有大仗要打，立即跟着一分区特务营返回。最后，白求恩把前线救护站设在一分区卫生部的所在地干河净，由特务营担任干河净的警卫工作。特务营营长马辉，红军时期嘴部曾被一颗子弹打豁，所以马辉的外号“马豁子”。借此机会由白求恩医生亲自执手术刀缝合治愈。
1939年11月2日派出二团到雁宿崖参战的，是三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和政委王平
1939年被用作三团团部所在地的涞源县银坊，当年还是个大村子
附：
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一) https://www.krzzjn.com/show-2050-132490.html
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二) https://www.krzzjn.com/show-2050-132502.html
言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综述(三) https://www.krzzjn.com/show-2050-1325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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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6-17 08: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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