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建设/九十年前首都的厕所革命
2019-06-23 13:01:34 来源：原创： 康康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7-12-04 点击： 复制链接
“卫生行政，在增进人民之康健，世界各国无不视为要图，本市为首都所在之地，中外观瞻所系，尤宜格外注重。”
——孙伯文，1927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屎不黄金。”
——抗战后流传的毛泽东诗作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奠都南京，6月，南京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孙伯文，时任南京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如其所述，卫生于国于民十分重要。孙中山即认为因为国人不讲求卫生，导致“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便不情愿过细来考察我们的智识。”首都，既“为四方观瞻所系”，其卫生事业则益形重要。本期介绍的史料为《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安局卫生行政汇报》。
《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安局卫生行政汇报》由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安局卫生课出版于1927年12月。1927年6月，南京特别市卫生局成立。9月，缘“市库支绌”，卫生局“不得不暂行归并”公安局卫生课。(“市建筑费依照刘前市长呈准全部计划需费逾二千万，但全市收入月仅三万有奇，纵令分期施行，亦属于事无济。”)因前任课长戴绳武“于主管事宜毫无发展”，南京特别市公安局于10月委派“法国巴黎大学医科卫生博士”高维出任卫生课课长。下面将以南京这三个月的卫生建设为中心，管窥民国首都的厕所与市容。
1922年，北洋政府的江苏省警察厅于南京创办下关清洁所，是近代江苏省最早专司城市粪便管理的机构。下关清洁所，今日听起来或许比较陌生，实际上就是由承包商每月认缴一定费用，收购下关与南京城内官厕所有的粪便(包括草木灰)。旧时曾有“末等生意，头等利息”的说法，指的便是这种生意。卫生课管理南京卫生事业，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整顿下关清洁所，因为下关清洁所开办以来的六年里，涉及各种纠纷与诉讼，牵扯到地方上的农会与商会，承包人与租金不断变化，“全案极为繁复”。卫生课的整理工作，一年后市政府评价道：“卫生局成立时，曾迭加整顿，亦无结果，直至是年十月间，始由卫生课清理旧欠……于是久悬无着六千余元卫生行政岁入，至是始有着落”。
公安局在重新确定承包人后，发布布告，劝谕当地居民“凡遇该所夫役收运灰粪等物，不得稍有阻挠致碍公共清洁”。因为公安局认为下关清洁所“虽属营业性质，其办理下关公共清洁事项，亦与地方公益有关。”“地方公益”一语，事实上不局限于公共清洁事务。公安局在其颁布的《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安局修正清洁所章程》中，规定“该所所有灰粪应择地储藏，以免秽气逼人，致碍卫生”，并指定固定地点为灰粪囤积场所，令下关清洁所会商相关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再由公安局核准。甚至连下关清洁所雇用的夫役，公安局亦规定应“商同各区署雇用旧有各夫，不得自由雇用，夺其生计”，实际上则是将清洁所各项事宜归于政府管控之下，以防激化社会矛盾，相应的则给予下关清洁所“本局饬警保护之权利”。
细节上，公安局颁布《清洁规则》，大致规定如下：清洁所须适当增设厕所、便池、垃圾箱、淘米桶，每日冲洗一次，并应“逐日轮派司事认真查验”;厕所夜间必须放有一盏灯;政府机关、学校等人多的地方应设立垃圾箱;商民家宅之内若无厕坑，附近又无厕所，则应挨户置备铁桶，每天早上收取;“井畔河边淘米洗衣已成习惯，秽水溺溲充塞街道”，须多设淘米桶择地安放;各街巷私厕应会同警区按段查明注册，分为上中下三项，分别为暂不更动、择要修葺与必须变更;粪桶须加上木盖，不得疏漏，违者由岗警查禁;粪车由公安局验明是否合式;如果在路上有污秽，清道夫不及打扫，则应随时打扫，“以补助官力之不足”。
市容方面，该书中相关内容主要是对菜市场、旅馆与酒楼饭店的整理。为使“各菜贩所售之食物可施以严格之检查”与“各菜贩倾弃之污秽可不致散漫道途”，并为防止“乡人来城卖柴成群结队、妨阻交通”，公安局通饬各区署“择区内适中地点设为菜场”，且“规定每日售卖时间”。因为“建筑事项为工务局之专责”，卫生课与工务局会同办理此事。整体来说，卫生课与工务局一方面试图有所革新，另一方面又对既定事实作出一定让步，比如其中一处菜市场虽然在十字路口，有碍交通，但是因为“市人皆以此为习惯菜场”，于是他们认为此处“一时不易取缔”而作出退让。
旅馆与酒楼饭店方面，卫生课基本上止于对其内部环境与卫生状况的规定，除了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烙印外，与一般的标准别无二致，如“店内须多备痰盂，不得任人唾于地上”、没有自来水时应使用较清洁的饮用水等。下附《茶楼饭店旅馆卫生状况调查表》一张，大概可以看出当时具体关注的方面。
回到开头毛泽东的诗，这一句诗虽然是在用夸张的对比来贬低国民政府，不过也反映出正所谓人民群众无小事，粪便处理也是大事一件，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战前曾有人认为“上海遍地是黄金”，并称“倒粪的也可以发财”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上海的“粪大王”阿桂姐死后，“上海一班大人先生纷纷送礼临吊，门前高扎牌楼，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挽联奠幛，多至宅内不能尽容，一直从里弄底悬挂到街上”。可见其时这一行业确为各方视为利薮。
以前述下关清洁所为例，卫生课整顿该所以后，虽一时平稳，但是仍然重蹈覆辙：“开办以后，纠纷迭起，尤以北固乡农民与该所争取肥料，竟至聚众占据厕所，一方面更由农民协会代为呈请市府，取销高商承包资格，收归农民自办，居然邀准，一时情势极为紧张，因按之法律事实，均窒碍难行。”这种情况的重演固然离不开国民党“清党”不久时意识形态的混乱，随着后来农会的改组、革命势力的低落，下关清洁所再无农民“聚众占据”之虞，并在后来的文献中成为了首都统一管理、改革厕所的典范，但是这一瞬间至少足以反映厕所在当时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经济利益以外，无论是厕所的管理还是整理市容，这些问题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是公共卫生问题。由此联想到蒋介石后来推行的延续至抗战的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事实上有深刻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战略内涵，不过如前所述，单纯的卫生问题确乎牵涉到每个人，系于各国观瞻，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的重要关注对象。究竟卫生问题在近代中国社会有着怎样的地位，对政治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呢?平台上相关史料还有很多，大家可以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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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2-12-21 16: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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