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民众/战后中国的药荒与药价
2019-06-24 13:27:13  来源：原创： 盛差偲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8-07-23  点击：  复制链接

　　战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变迁，最为令人关注的便是国统区经济的崩溃。关于这一议题，论者尤多，本文将通过介绍《药业新闻》这一史料，从1948年上海市的西药价格的起落与西药的紧缺折射出战后国民党当局经济政策，特别是金圆券改革的功过是非。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张维的题词

 

　　《药业新闻》为日刊，一般来说，每期四版，每周日与节假日休刊，创刊于1947年10月1日。《药业新闻》标榜自己为“唯一报导药业消息之日刊，专供各地同业之参考”，这一说法并非没有根据，杨树勋(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学系主任)亦称《药业新闻》“公认为药业方面唯一喉舌”。本平台所存的《药业新闻》起自1948年5月，终于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其间基本没有断期。

　　《药业新闻》的第二、三版往往是药价列表

　　1948年中，法币贬值一发不可收拾，终被金圆券取代，而随着金圆券改革一并进行的“八·一九限价”，最终被迫于1948年11月取消，金圆券也于这一年年末一如此前的法币一样开始疯狂贬值，上海并爆发黄金挤兑事件，金圆券改革基本宣告破产。同时，至1948年年末，国民党当局可以说是败局已定，有识之士已对其是否能固守失去信心，上海市的工厂(包括制药厂)、资金(特别是黄金与外汇)与要人开始外逃至广州、西南、香港、台湾与国外，此后在上海，国民党当局亦没有什么像样的经济改革政策，输入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业务亦迁往广州。因此，本文将以介绍平台上所有的《药业新闻》上1948年度整年的相关报道为主。

　　《药业新闻》对台湾的报道

　　(与此时许多人迁台相关)

 

　　此外，《药业新闻》虽然主要是报道上海的西药业与制药业，但是同时也会报道内地的药业新闻，同时，内地各商埠多往上海采购西药，上海市的西药业于整个中国的西药业也有一定的风向标意义。因此，《药业新闻》上的内容对于展现1948年国统区经济崩溃下的西药业的沉浮，尚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不可否认其报道也多少有偏向性，但是即便是其偏向性的展现，也能反映一定的历史真实。

　　1948年6月，上海市物价的上涨明显影响到了西药行业。1948年6月19日，《药业新闻》指责国民党当局道：“政府当局，天天不负责任的喊着改革币制，因此刺激物价疯狂上涨，昨日的药市，跟随其他物价直线上涨，市场交易殊呈混乱，市场上只见要买未闻卖出”。

　　《药业新闻》对经济形势的评论

　　对此，国民党当局并非没有力图进行补救。6月24日，《药业新闻》报道称据中央信托局消息：“贫穷而不幸患病者，因药价身高百倍，势必无法问津而坐以待毙。为使药价稍稍回疲，有利于贫病起见，(中央信托局)拟于日内大量抛售西药，闻是项西药，系去年年底国家行、局向各药厂所收购者。”然而，7月21日，《药业新闻》却报道指出：“中央信托局代售会，最近大量标售去年年底国家行、局向药厂收购之成药，惟其底价过高，各药房皆不感兴趣，裹足不前”，可见，在药价高的前提下，除非是各药房愿意做赔本买卖，否则这一措施是不能收到实效的。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国民党当局许多单位在尽量充裕上海市的西药供应，但是，另一方面，又有许多部门在向上海市的西药业不断索要西药供应，如军队(包括上海师管区司令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上海第一过境部队招待所等部)与上海市警察局等。

　　《药业新闻》上有关华润前身的报道与广告

　　尽管今天看来，战后国统区的物价基本上是一路上涨，但是就每个具体的时段而言，则是互有涨跌，而总体呈上涨趋势。7月8日，《药业新闻》报道：“自经当局对抑低物价，积极加强管制严格管理后，一般物价，均告下游，复以两日来银根逐渐抽紧，乃造成药市之连跌，尤其以市场交易最繁之肺特药(肺病特效药)、配尼西林(青霉素)、西佛林(茶碱)等为甚，各药行为头寸需用，纷纷抛售，恐一时不易好转。”

　　7月8日这一天，《申报》对物价下跌的报道

 

　　然而，几天后，7月12日的《药业新闻》就报道称：“物价涨风，日趋严重，当局既不能抽紧银根，又不能抑平涨风，因此自上周六起又创最高度的涨风，市场上一片抢买声，各种物品，均成求过于供，药业在此种情形下，也跟随上涨”。这一时涨时跌的态势，直到上海解放，一直长期存在，但是，总体而言，药价自然是随着总体物价的不断上涨而上涨的。

　　8月9日《药业新闻》的报道能够较好地反映这一态势：“自上周五(六日)起，市场上又虚传将改革币制……本市各种物价又起涨风，尤以各种日用品为甚，西药方面尚见平稳，至周六(七日)上午，再继上涨，药市涨势也凶，但至下午，忽闻银根转紧，同时盛传种种利卖消息，抛空者大有人在，因此物价直线下泻。昨日无市，今日后市是涨是跌，真难以观察也。”9天后的《药业新闻》则指出：“日来市况捉摸不定，一日之间，涨跌数次，因此本市一般经营买卖之西药行，均感束手，昨日西药市价，曾三度变迁，晨间开盘喊高，中午忽然做低，至五时收盘时，突然看高”。

　　药价的上涨除了受总体物价的上涨影响以外，尚是由国民党当局不断地减少原料输入的限额所致(此举系为了节省外汇，同样也是为了扶植国内民族工业，弥补之前美货输入对民族工业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然而，此时国内西药原料不能自给，有十之七八需要进口，同时，“我国药厂，近年虽日渐增加，但所出药品，尚不及舶来品之多”)——“制药业每季所得之全部限额，尚不及最大药房半年之营业数额”。同时，对于进口原料与西药的先后顺序，有关方面亦未必有合适的筹划：“进口商并非药师，自不知药品应用之轻重缓急，往往未能配合实际需要，例如国内需求最殷之配尼西林及施多马新(链霉素)其正式输入量，仅占需要量百分之五。”

　　《药业新闻》对其时广告监管的报道

 

　　对此，1948年7月，行政院颁布《侨资及国人在外资金投资国内生产事业申请输入办法》，使国内制药业得以以侨汇等自备外汇的方式增多进口部分国内不能自制的西药原料。但是据8月6日的《药业新闻》引述“进出口业人士”说法，“预料为数必未见可观，对于我国制药工业原料之供应方面，其帮助力量实属有限。”

　　不过，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于其时的制药业仍是一重要的利好消息。8月24日的《药业新闻》报道指出：“政府自开放自备外汇后，无形予工厂以一大刺激，故最近本市新工厂之成立，及过去停工现又复工之工厂均较以往为多”。然而，在输入西药原料的分配上，由于僧多粥少，这些新开办的工厂自然又新增了许多压力。对此，负责进口配额分配的输入管理委员会“甚感困难”，于是，“分别函请各业所属之公会，详情调查，各该厂是否内部已开工，若未开工而申请配给限额者，当予拒绝”。这一规定似乎是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政策——若没有原料输入，如何能开工呢?不能开工，便无法获得输入原料的资格了。

　　金圆券改革后，《药业新闻》本身内容的转型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并以行政手段限定物价。可是，不过几天，物价便一度全面回涨，上海市西药业以“遵守法令，自动减低药价”自居，因此“不但并未照外汇提高药价外，且将各种日用药品，均跌入八一九以前之售价。”但是，“近因价格太低，故引起一般囤户收购之威胁”，同时，“近来本市各药房出售之各种药品，实在不够外国原来之成本”，于是，部分药品“每日规定出售若干支，凭医师处方及身份证每人限购一支，至售完为止”，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据9月18日的《药业新闻》报道，套购稀缺药品的黄牛党“勾结一般门可罗雀，病人不敢请教之庸医。由后者大开药方，交黄牛执往药房购买。药房不疑有他，照限价售出。”对此，施多马新等药则“仅限制住院病人使用”，用完以后尚须缴还空瓶。

　　除了黄牛党以外，由于外埠的西药供应亦有许多来自于上海，因此，一方面，上海本地的药荒导致了内地许多的地方的药荒;另一方面，内地的药商与中间商人仍然能够通过各种办法从上海买到西药，因而进一步加剧了上海的药荒。据10月14日的《药业新闻》报道，外埠来沪批购者，“向各药房挨户门市购买，虽每人只能限购一件，但集腋成裘，居然亦能满载而归。闻其中以无锡帮较多。”由此可见，所谓的凭处方购买部分西药的规定似乎成了一纸空文。与此同时，内地的药荒亦影响到了香港，据10月12日的《药业新闻》报道，“国内各地豪客互相在港实行抢购，因此造成药价直线上涨”，其中上涨的药品，主要即是施多马新与配尼西林。

　　同时，对于限价政策，上海市的西药业自然表示不满，上海市新药业同业公会曾呈请上海市社会局准予将此前呈核的8月19日的批发价格酌加利润一成或二成，作为门市价格，这一申请自然没有悬念地即被驳回。于是，由于限价政策未得调整，其时上海各药房、药厂介入走私与黑市投机者比比皆是。据9月9日的《药业新闻》报道，上海“各药房出售药品，均以黑市交易，其最高之药价，竟有较限价超越达一倍者。”这一状况，自然不独西药行业，地域上，也不唯上海如此，据《药业新闻》报道，西安等地的西药业亦是如此。

　　《药业新闻》对走私路线的报道

 

　　至于走私，甚至在《药业新闻》上无形中已近合法化。9月11日的《药业新闻》报道指出，在金圆券改革之前，上海西药的输入，“所以能源源供应市面需要者，系赖之粤汉各处来货补充”。广州与汉口两地的来货，自然是自香港走私而来。然而，自限价政策实施以后，因为内地与香港西药价格的倒挂，这一走私渠道也因之断绝——“单帮商鉴于无利可获，皆舍此他图，致使西药来源顿告断绝。”由此可见，在物价普遍上涨的大环境下，以遵守法令与道德自居的西药业自难独善其身。毕竟，供求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单纯以行政手段与道德约束控制物价无异于扬汤止沸。但是，此时国民党当局已难以改善供求之间的冲突，于是物价飞涨的局势只能愈演愈烈。

　　在金圆券改革以前，导致上海部分西药短缺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外汇的限额与当中进口结构分配的不合理。直到金圆券改革进一步加剧了药荒，国民党当局在进口限额中提前批给上海市卫生局外汇八万美元向香港与欧美购买施多马新、配尼西林等最为紧缺的药品。然而，这些药品购入的每支成本高于限价二成以上，对此，“该局为救济本市药荒，并为遵守限价，故将来也拟规定限价配售，以应本市急需”。与此同时，输入管理委员会亦进一步进行紧缩进口资格，据10月13日的《药业新闻》报道，这时开始，“凡非经营制药业务之制药工业公会会员，不得享受西药限额分配之权利。如卫生材料厂、油脂厂、玻璃厂等”。

　　此外，国民党当局亦力图简化制药原料输入的手续，据10月18日的《药业新闻》报道，上海市社会局允许上海市进口商输入的化学品原料，只要是为制药所需要者，“尽量先行供应制药业，一面向社会局备案”。与前述中央信托局的举措类似，善后事业委员会保管委员会制药计划机构(善后事业委员会名义上是继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而设立的，不过实际上没有处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资产的权力，这项权力实则赋予表面上附属该会而实则与该会对立的保管委员会)、行政院物资供应局等机构亦曾给各药房分配配尼西林等重要药物。

　　《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

　　出自平台上的《国家总动员浅说》

 

　　药价无法控制的局势，当然引起了时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的注意，据9月10日的《药业新闻》报道，蒋经国“认为本市新药业售价不合标准，经检人员即集中注意本市各药房门售药品。”在蒋经国的铁腕整顿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违反限价政策而遭到惩处。上海市信谊大药厂总经理鲍国昌即因为“暗中勾结泰山、恒兴、科西、大源、辰丰等西药行提高售价，经营黑市嫌疑”，被以《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的第五条(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提起公诉。尽管鲍国昌不久后即被法院宣判无罪，但是鲍国昌亦因“仓库卖空，元气大伤”，而感到前途渺茫，于是于10月迁居香港，反映了此时上海制药业的崩溃。耐人寻味的是，鲍国昌在后来却长期亲近台湾当局。

　　《药业新闻》有关扬子建业公司(孔令侃)的报道

　　随着物资紧缺的进一步加重，不仅仅是对进口西药制药原料的限制阻碍了国内制药工业的发展，据10月12日的《药业新闻》报道，“急需原料如酒精与糖等，更感来源不继之苦。用以作为葡萄糖原料之淀粉，市上已告断档，欲向淀粉制造厂批购，则称须以面粉掉换，面粉厂商则欲小麦向之交换，而小麦一物，更是无法获得。”至后来，上海市各药厂已无法购得大米，于是，上海市社会局规定，“以各药厂之成品，换取各地食米来沪”，这样一来，自然益形加剧药荒，然而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除此之外，燃煤、电力同样紧缺，这样一来，各制药工厂自然无法开工。其中，直至限价取消以后，经上海市新药业、制药业向上海市糖商业公会申请，上海市糖商业公会方限价供应制药业三百七十袋白砂糖，供应新药业一百五十袋白砂糖。

　　《申报》对鲍国昌案的报道

　　终于，国民党当局于11月1日宣布取消限价，金圆券改革亦开始走向失败。限价期间的药荒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各药房对于上门购药客人，无货供应者约占百分之五十，非独舶来药品如此，即国产药品亦只能作有限制之供应”。就最紧俏的施多马新来说，“目前除华美药房每日限售二十五支外，其余药房存底皆告空虚，无一家能供应者。”同时，由于药荒主要是出自西药，因此造成“一般病家鉴于西药之难以购得，多舍西医而就中医者。虽彼辈对西药之信任远载中医为强，然因有医无药，亦属徒然。”对各药房来说，限价开放前夕各药房的存货总数，较限价以前减少百分之六十左右，有人即认为，“限价若不开放，长此以往，一任抢购下去，则不出一月，各药房将见空空如也。”

　　限价开放，并不意味价格将立刻完全由市场所决定。一开始，尚由各行业公会与政府本着“核本定价”的原则对各商品进行议价。对于“核本定价”这一政策，施存统评价道：“这次受了限价的极大痛苦和极大损失的工商业者，将来还要受多次议价的极大痛苦和极大损失。不然，议价只有跟着黑市跑，根本宣告‘核本定价’的失败”。未来的发展果然被施存统所言中。

　　据11月9日的《药业新闻》报道，对于议价，部分人即认为，“事实上，议价与喊价仍相差悬殊，则议价又有何意义。故最好能向社会局请求，对西药放弃议价制”。就市场上的现实情况而言，议价不久即告失败——“昨日市场益形紊乱，百物飞涨，其势较之八一九以前益剧。且大多有价无市，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西药市价，漫无标准……公会之议价，已失却其作用。”

　　《药业新闻》对科学发现的报道

　　价格放开以后，尽管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住抢购局面，但是亦对真正的消费者产生了压力。据11月8日的《药业新闻》报道，上海市药品调节供应委员会鉴于此前紧急购买的配尼西林与施多马新，“即使照成本售出，贫苦病人亦恐无力负荷。”于是，经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张维建议，由上海市配售的配尼西林与施多马新中拨出五分之一，免费供应贫苦病人。

　　在限价实施以前，药价的上涨并不意味着药房、药厂收入的增多。7月23日的《药业新闻》引用“药业权威人士”的言论，称“西药因成本激增，售价不得不予以提高，唯市民却不胜负担，有病无钱请医，对于药品，更无法问津，因此实销日减，复因开支浩大，捐税重重，药房处境日益困难”。

　　限价实施后，药房除了需要面对舆论上的指责、供不应求的窘态以外，亦有许多直观的压力。华美药房“店内人头拥挤，水泄不通，连日请警局派员维持。”五洲药房，“拥挤得轧碎橱窗玻璃。”到后来，由于施多马新惟有华美药房一家有售，且每天限售二十五支，于是“购买者起码得排队鹄候两天两夜，风吹雨打，任其摧残。入夜则行人道上席地而卧。”不久后，华美药房的施多马新亦告售罄。

　　排队购买紧俏药品的情况也许更加剧了药荒，据陈存仁回忆，其时上海流行伤寒，而排队购买紧缺物资的人，则更容易被传染上此病——“在上海于一季之中，竟然因此死了一千多人，连我的同道中人(中医)，也死了好多个。”

　　值得一提的是，在限价开放以后的11月与12月上旬期间，除了第一周药价的疯涨以外，药价一度低迷，再度反映的此时物价变动的复杂性。这一态势主要是因为此时外地涌入上海的西药增多、香港西药跌价、上海资金外逃、国共战局此时尚不明朗，人民一度对金圆券重拾信心、开放黄金与外币汇兑、“时局不靖”故而相关方面无意于囤积药品、国民党当局统治区益形缩小而减少上海西药的销路、国民党当局有意控制物价等因素有关。

　　《药业新闻》对此时劳资纠纷的报道

　　然而，在宏观经济的颓势下，这对上海市的制药业同样又是另一重打击——“一般购买力已大大低落，实销呆滞，各药厂陷于极度苦闷中，而高利贷，高工资等，更使制药业之处境倍加艰难。据记者之调查，各药厂之营业，较之八一九以前当减少一半以上”，更有甚者，“部分国产药品，其市价低于厂盘，而厂盘则低于成本。竟有出售原料以应付开支者”，是“简直要整个垮台了”。

　　总体而言，1948年的上海市制药业，据12月31日的《药业新闻》报道，“上半年度颇有盈余，原料及工资等虽日见上升，然水涨船高，尚无所影响。然下半年先因限价期间内，存货出售一空，继则受战事影响，销区大大狭小，故蒙受打击极巨，元气大损。”纵观这一年的《药业新闻》，其中，最为突出的，自然是单纯的限价政策的失败。当然，国民党政权经济上的失败，根本上则是系于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失利。1948年的《药业新闻》上记载的上海市西药业在这一年中的由盛而衰，同样折射出了中国的命运在这一年中所发生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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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2-12-21 16: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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