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外交/张莘夫事件：国、共、苏三方的不同报道
2019-06-28 14:39:48 来源：原创： 郭美池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8-12-30 点击： 复制链接
1946年年初，在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上，发生了一件看似不太起眼却震惊一时的刺杀事件：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东北工矿接收特派员张莘夫及其随从在接收抚顺煤矿受阻后，于返回沈阳途中遇害，一时间舆论哗然，此即为“张莘夫事件”。
本文主要利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的诸种报纸史料，试图将国民党、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对张莘夫事件的报道进行对比，考察对于同一事件，三者怎样进行了不同的言说?毕竟，历史事件(真相)虽然是客观的、唯一的，但是各个主体对事件的认识与宣传却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迥然不同的，而这些众口不一的舆论与宣传同样也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并且往往与最开始的事件真相混杂糅合，成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历史。
(一)张莘夫事件之始末
张莘夫，原名张春恩，遇害时时年47岁，密歇根大学矿冶工程专业地质学博士。抗战期间曾任天府煤矿矿长、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在战后的东北接收中，出生于东北的张莘夫担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代理工矿处长兼经济部接收工矿特派员，作为技术专家负责东北工矿的接收工作。
图为张莘夫照片，出自平台上的《天津民国日报画刊》第16期，1946年3月17日。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把张莘夫事件的发生放置在战后东北接收的背景下去考察(可参见之前推送过的文章：《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形成：基于时、空视角的考察》)，更具体的说，应该放置在中苏经济合作交涉的背景中去(可参见之前推送的有关东北经济合作谈判的系列文章)。如果从这种角度来看待，张莘夫一行人之所以惨遭杀害，与经济合作谈判中双方对抚顺煤矿归属问题的争执不无关系，也可视作是1946年1月中旬，反映出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关系恶化的种种事件中的其一。
对抚顺煤矿的简介，出自平台上的《东北问题》。
1945年12月24日，在经过多次经济合作交涉之后，因中长路亟需用煤，而作为东北最重要煤矿之一的抚顺煤矿产量低微，所以苏方经济顾问斯拉德科夫斯基向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提出“现在各工厂日有破坏，最好贵方迅速派员前往主持，姑暂不论是否正式接收”，次日，张与中长路苏方副理事长加尔金说明“抚顺煤矿，应归我方经济委员会接收，并派张莘夫前往主持”，加尔金表示同意。
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及随行技术人员)和苏方中长路助理副理事长马利一同从长春出发，准备经沈阳到抚顺接管煤矿。到达沈阳后，马利称自己需先行前往抚顺与当地苏军接洽，因而张等人暂留沈。两日后，张嘉璈询问加尔金是否张莘夫不能前往抚顺接收，加答称“尽可前往，恐张君(莘夫)不敢前往”。14日下午，张莘夫偕技术人员五人及警卫九人搭乘苏方准备的专车赴抚(尚有随行人员许铮、高旭征等人，原亦应往抚顺，临时未及赶上火车)。
张等一行人到达抚顺后，苏方派人送至煤矿俱乐部，随即抚顺公安局(由中共控制)将其所带警卫缴械，并改由苏军守卫。16日晚八时，苏方军官带同当地警察(中共武装)，向张莘夫声述抚顺煤矿不能接收，劝其立即返回沈阳。于是，张等一行人当晚即搭乘专车预备返沈，苏方派兵坐在另一车厢。专车驶至距离抚顺25公里处的李石寨车站时，有武装部队上车将张莘夫等人拉下并刺死。
图为沈阳至抚顺间铁路图，张莘夫等人自抚返沈途中，于李石寨车站遇难，为表纪念，此站曾被改名为“张莘夫站”。图片来源：《地图周刊》第2期。
此即为张莘夫遇难事件的简要过程，其中细节暂时按下不表。需要注意的是，苏方斯氏顾问所提出的，仅是需要中方派技术人员前去主持煤矿、恢复生产，而非正式接收煤矿。然而，苏方中长路副理事长加尔金却同意由中方接收煤矿，于是才有了张莘夫被派往抚顺接收之事。而就在1月14日，也就是张等人乘车赴抚之日，斯氏向张嘉璈提出应将抚煤加入合办之列，张嘉璈于次日回复道“抚顺煤矿加入合办，使我为难”，并请其再慎重考虑。由此，中苏双方在抚顺煤矿是应由中苏合办，还是应归属于中国独立经营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可想而知，此时身处抚顺的张莘夫等人必然没有办法顺利接收煤矿。
张莘夫等人遇难后，东北行营的接收人员很长时间并没有他们的确切消息，直至1月25日，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中将才将张莘夫可能已遇害的消息告知行营秘书杨树人，28日，张嘉璈收到沈阳市长董琦的报告，遇难消息才经证实。当日，张即对此事拟函，由行营副参谋长、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出面，向特罗增科中将质询事件真相。此后，中苏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交涉，但始终没有结果。
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7日。
(二)众口不一：国、苏、共三方报道
目前所见相对较早报道此事件的报纸有《中央日报》、《大公报》、《华北日报》、《青岛时报》(这四种报纸平台上都有收录)等。自2月10日起，各报纸陆续对此案件进行报道，舆论逐渐开始发酵。
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0日。
出自平台上的《华北日报》，1946年2月10日。
当然，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任何新闻媒体的报道，都不可能违背自身的核心利益与基本信念，就算是被认为具有中立色彩的《大公报》、《申报》等，也含有一定程度的某种倾向性，同时为了深入了解其时各方对张莘夫事件的看法，将多方报道进行对比是必要的。就张莘夫事件的报导而言，尽管中国共产党方面多次转载苏方言论、广播，但仍然体现了自身的独立自主，而国民党方面与苏、共方面的说法明显是迥然不同的。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各方对此事件的报道与宣传。
1
国民党方面：因接收而殉国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张莘夫等人是“应苏方催请，前往抚顺整理煤矿，以期充分供给中长路之用煤”，而遇难所在地李石寨车站也在苏军防区之内，且由苏军护送返沈，因此苏方对此事件应该负责。在辽宁省党务专员罗大愚、吉林省党务专员吕文毓、长春市党务专员王宏文所做的张莘夫殉难始末报告中，甚至声称：“抚顺煤矿于张委员到抚之前，早经苏方接办，其为苏联拒绝我政府之接收者明矣，而抚顺之八路军，不过为其摆布之傀儡而已”。
据《张嘉璈日记》：1月29日，董彦平将质询张莘夫被害事公函递交特罗增科中将，特中将称：“其(张莘夫)行踪则并未通知苏军总司令”，董反驳道，张等人与中长路苏方助理副理事长同往，且有苏军护送。特氏回称:“马利是中长铁路职员，与苏军总部无关。张莘夫既系中央要员，似应与其他接收大员同样通知苏军总部，派联络官护送”，意为张莘夫之死苏方并不负责任。上图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4日。
此外，在国民党的报道中，张始终是一个勇敢、爱国的正面形象，并且是一个无党无派、超越党派利益的技术专家，加之其以东北籍的身份去接收东北的经济产业(抚顺煤矿因原系“满铁”附属事业，象征着日本侵华等悲痛记忆)，而被惨杀于自己的故土，又给这一事件增添几分悲情的色彩。如报道中称“莘夫这次奉派前往东北，临行前曾向翁部长托妻寄子，可知他确是死且不惧而辛苦更无足辞的汉子”，用以凸显义不容辞、不怕牺牲之精神;又如“他在临难的时候曾向害他的人说：‘我是中央来的，为职务而死，我无怨言，但是随我来接收的有几位都是本地参加的，请你们不要杀害’”，更是显示出其临危不惧、爱护下属等品格。
在中央日报驻渝记者李柰所报道的《东北人民的呼声》一文中，张莘夫对莫德惠称自己是工程人员，和党派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可怕的。从中可看出张被塑造为一个勇于任事、不怕牺牲的形象。出自平台上的《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2月20日。
2
苏、共方面：匪帮挑拨或自导自演
2月22日，正当重庆沙坪坝学生反苏游行如火如荼之时，代表苏联官方的塔斯社称：“最近数月，日寇及其傀儡的残余，在满洲大肆积极活动起来…一月初，这般匪徒以显然挑衅的目的，刺杀抚顺(沈阳)的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及其同伴，中国反动报纸，则利用这一挑衅，进行反苏宣传，而中国政府不仅没有组织斗争以反对奸细与挑衅之徒，反而奖励这些报纸，造谣诽谤，企图把刺杀张莘夫的罪名加在红军指挥部身上”。在批判东北日伪残余之后，塔斯社把矛头直指中国报纸的反苏宣传及中国政府的反苏行为，甚至还称：“已被苏联当局抓住的许多匪徒，有很多人声称：他们在去年秋季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党员，他们并声称：他们的队伍是专门为反对中国的民主组织而成立的，其阴谋之中心，在于进行仇视苏联的宣传与袭击苏军部队与个别军人。”之后，中共方面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抗战日报》等接连转载塔斯社电讯和莫斯科广播，内容大体一致，对苏方的宣传报导进行声援。
出自平台上的《解放日报》，1946年2月25日。
3月4日，重庆各界举行“张莘夫追悼会”，由莫德惠主祭，蒋介石、宋子文等均派人送去花圈，张嘉璈派代表在会上报告张等殉职始末。
出自平台上的《新华日报》，1946年3月5日。
之后，对于此次追悼会，《解放日报》指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继续扩大反苏反共运动：“据合众社称：‘张嘉璈亦到会并报告死者之历史，此事表示政府亦支持此次集会。’此次之所谓追悼会，完全由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反动份子所主持，企图使它成为一个扩大反苏运动的新的动员会。据塔斯社记者的报导，法西斯特务份子在该追悼会上，表现了赤裸裸的反苏反共反民主的丑态。”(不过，张嘉璈并未到会，仅是派去代表，在上图《新华日报》报道中亦可见到)。
出自平台上的《抗战日报》，1946年3月8日。
3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称张莘夫死得凄惨冤枉，“而尤其可悲的是死了以后还不能好好安息，被人当作反苏反共的幌子招摇撞骗”，在抨击追悼会的反苏反共性质之后，文章还总结出国名党反动派“有两套拿手好戏：一是借刀杀人;二是栽赃诬陷”。并由张莘夫案联想到政治时局，认为国民党恰在此时制造出张莘夫惨案，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因为“停战令下，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全国从此将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于是，狗急跳墙，一搜黄炎培住宅，二打政协成功庆祝大会，闹得舆论鼎沸，群举愤激，看看势头不佳，率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抓住一手制造的张莘夫惨案做文章。这次是对内‘铲除内奸’，对外‘打倒新帝国主义’，既易利用‘愚众’，又可转移国内视线，如果由此而挑起战争，把政协决议推翻，达到…维持独裁的目的，岂非大妙也乎。”
出自平台上的《解放日报》，1946年3月7日。
3月8日，苏方对张莘夫案公开发表书面新闻稿，称张等人是被“一队匪帮”所杀害，并且是匪帮“预先准备的一个挑拨事件，其目的在使中苏关系恶化起来”，莫斯科各报也刊载了长春苏军关于张莘夫被害声明。值得注意的是，在苏军的官方声明中，始终是“匪帮”、“暴徒”(2月26日，苏使彼得罗夫致外长王世杰抗议书)杀害张等人，而并未称是国民党制造出张莘夫惨案。然而，在共产党的宣传叙事中，是国民党“法西斯派”刺杀张莘夫，自导自演一出惨案，并以此案作为反苏反共的借口。
出自平台上杨白彤所编的《东北问题》。
自从中共北满领导人、东北抗日联军领袖之一李兆麟被刺杀之后，中共即把“张莘夫事件”和“李兆麟事件”联系起来。如《解放日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中称国民党法西斯有“杀进”、“杀出”两种“杀”的方法，“所谓‘杀进’者，就是手执利刃‘杀入’自己内部来，阴谋含血喷人，倒咬一口，张莘夫之死，即其例也!所谓‘杀出’者，就是手执利刃‘杀到’革命阵营中去，阴谋镇压人心，扑灭革命，李兆麟同志之死于非命，即其例也!”。
出自平台上李杜、周保忠所著的《东北的黑暗与光明》。
以上仅仅是张莘夫事件发生后，国、苏、共三方的官方报道，并不足以反映其时舆论之“嘈杂”，仍有许多非官方的、其他的声音出现，有待于读者的继续发现。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只有一个，但同样作为历史事实的舆论与宣传却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众口不一的舆论、宣传与事件真相混合在一起，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历史。
往期回顾：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形成：基于时、空视角的考察
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从埋下隐患到打破僵局
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二)：迁延不决
【文献速览】《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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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0-07-13 21: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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