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谈杂
2019-12-10 16:40:17 来源：原载《野草》第3卷第3、4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顾亭林把中国历代皇朝更易,分为亡国和亡天下两种,大抵族自相禅代,如晋之代魏,站在魏一方面说,便是亡国家,而异族入主中夏,则是亡天下。顾氏所谓亡天下,就是现在所说的亡国,所以有人说,中国亡过两次国,一次亡给元朝,一次亡给清朝云云。
这两次亡天下即亡国的印象太惨痛了,所以当时的忠臣义士如文天祥史可法……,特别受后人的景仰与崇拜,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提到民族英雄,总不外是文天祥史可法等等,而葛嫩娘以至费宫人李香君等都被搬上舞台了。借前代亡国的惨痛来作警惕,借前代的忠臣义士烈女来作激劝,是有深长意义的,但我们要注意:宋末明末那些忠义之士,大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所留给后人的是民族正气,他们要后人继续他们的精神,发扬他们的正气,来复兴中华民族。现在我们有胜利的把握,无失败的理由,是知其可为而为之。所以我们需要民族英雄的创造,远过于对过去失败的民族英雄的追慕与凭吊。我们要根绝一切失败的心理。如果现在有人一面痛恶汉奸,一面却在想做郑思肖王而农,你能说他不是气节之士吗?然而你能设想他所潜藏着的可怕的失败心理吗?
中国的历史总算悠久了,抵抗异族侵略而建立丰功伟绩的人,也并不算少,如东晋的谢太傅等等,为什么现在竟不大有人提起呢?
二
也许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所以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往往健忘。当异族入主中夏的时候,总有不少气节之士,窜身深山穷谷,誓不作新朝的顺民,也就是不甘为异族的奴隶。
当时这一类人,自然很受人崇拜。但时间一长久,事过境迁,那些气节之士已被人忘却,大家很自然地恭称异族的主子为“我君”,异族的朝廷为“我朝”,甚至于那些气节之士的后裔,也甘心做异族的臣仆了。我们如果翻开元史和清史稿来看,尽有儿孙入大臣传、儒林传或文苑传,而若祖若父却是隐逸传里的人物的。满清入主中夏不到二百年,等到太平天国起来,曾国藩之流就以为这是“古今伦常之大变”,却不曾想到自己甘为异族臣不惜残杀同类,才真是“古今伦常之大变”。清朝末年,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相号召,才又翻查明末清初的旧帐,重新估定太平天国的革命价值,而曾国藩之流又被称为“戎首”,被评为“满之忠,非汉之奸耶”(均章太炎语)。然而清朝被推翻不满三十年，一部分人又把以前的革命运动史忘却,对曾国藩之流又表示崇拜了,开口“曾湘乡”,闭口“曾文正”,好像曾国藩真是民族英雄,足与文天祥史可法并垂千古似的。
有人替印度人悲哀,说他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书。中国的历史书,真是汗牛充栋,但中国人似乎太缺乏历史观念了,这也是可以悲哀的。
三
也有替曾国藩辩护的,说他虽身为戎首,但道德文章,确可作后人的模楷。文章且不论;我不知道评判个人的道德与不道德,是否应该从大处着眼?古人说,“大德不窬闲,小德出入可也”,就是教我们略小节而论大处,那么曾国藩甘为戎首,大德既亏,无论他怎样顾全小节,都不值得称颂了。
然而中国人却往往重视小节而忽略大处,私德小有亏缺,便群起而指戟之,必使无地自容而后已;重至于面颜事仇,认贼作父的,只要他功成名遂,非但不加指摘,反来称扬崇拜了。今人的崇拜曾国藩,便是最好的例子。而中国人尤其看重文辞,“人皆日可杀,我意独怜才”,“孔雀虽有毒,不能废文章”,所以不仅曾国藩的文章,一直有人称颂,就是郑孝胥的书法,汪精卫的诗词以至周作人的散文,现在还有人在宝贵它,称赞它。记得有人说过,“道德本也,文章末也”。然而中国人却最不肯用功夫在立身处世的大小本末上去考虑。
四
“大德不窬闲,小德出入可也”那句话,细想起来,也是有毛病的。假定有一个人,他立志不作汉奸,不发国难财,而事实上也的确不做汉奸,不发国难财,可谓大德无亏了;然而他平日的私生活却很不严肃,穷奢极欲,恣意荒淫,这是不是应该为“小德出入可也”而加以原谅呢?而且大德的亏缺,往往从不修小节而来,即所谓“履霜坚冰至”也。
但这原是儒家的教条。儒家讲折中调和,所以道德也不妨折中调和一下。汉书艺文志评论儒家说,“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荀以哗众取宠”。初不知儒家本以随时抑扬立教,不仅小德可以出入,言行也可随时变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也是孔子说的话吗?所以封建时代的儒家的教条,现在我们不可全盘接受,尤其不可借儒家的格言来文饰自己的过错。
五
中国的封建制度维持了二千多年,因之中国的文化实在太古老了,需要吸收一些新的更充实更丰富的东西,同时要排除一切旧的不合时代的成份,以赶上世界文化的水准。然而钱穆先生却说中国文化永远是青年性的。(详可看十一月十六日大公报星期评论。)
钱先生是一位有才学的学者,他写的文章,自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说,“中国民族起于黄河两岸之大平原,此大陆农村文化之征也。欧西文化源自希腊罗马,是为海洋商业城市文化。二者绝不同。农村之特征,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聚子孙于斯,筑坟墓于斯,安土而重迁,效死而勿去。故农业民族之生命,常带青年性。何以谓之青年性?以其为子弟之时间也特久。”老大的古旧的中国文化,经钱先生一论述,居然变为青年性的文化了,这自然是可喜的。问题就在于:为要保持我们的“青年性的文化”,是否应该让中国水远停留在农业社会这个阶段里。
过去有人欢喜赞叹东方文明,辜鸿铭先生甚至赞叹到小脚。现在复古倾向又抬头了。东方文明改称为青年性的中国文化,于是乎复古不算是倒退,倒是返老还青了。
六
近来据说学风很坏,所以教育部有整饬学风的通令。我是喜欢翻翻旧书的。我想,学风坏,大概也是人心不古的一端罢,那么,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学风究竟怎样,倒值得一加查考的。
查学生干政之风,不始于今日。西汉的大学生(当时称为太学生):为救司隶鲍宣,一下子聚集了一千多人,向丞相孔光请愿,又守阙上书.有名的东汉党锢,大半是大学生鼓噪出来的后汉书党锢传序云,“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北宋末年,金人南侵,朝政不纲,那些大学生又复“嚣张”起来了。宋史陈东传云,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蚤有隽声,以贡入太学。钦宗继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事,请诛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六贼。明年,金人迫京师,李邦彦议与金和,李纲主战,邦彦因少失利,罢纲而割三镇。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请用纲,斥邦彦,军民从者数万。书闻,传旨慰谕,众莫肯去,舁登闻鼓挝坏之,喧呼震地。于是亟召纲入,复领行营,遣使抚谕,乃稍引去。”大抵当国家政治不上轨道,或外患严重的时候学生就没法安心读书,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来。但这种行动,后来的史家都不说学风坏,反说是“国家养士之效”。只有朱熹,就学校制度方面,指出过宋朝太学学风的不良。他说,“熙宁以来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月书季考,只以促其嗜利荀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立学教人之本意。”而最近教育部的整饬学风通令中,也说“学校来讲肆之讥,师生有路人之叹”,那么要整饬学风,似乎该从改善学校制度和教育方针上着手了。
（1941年12月15日出版)
作者宋云彬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2-10 16: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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