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闲话《桃花扇》
2019-12-16 15:50:29  来源：原载1943年6月13、14日《东南日报·笔垒》,著名杜若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明清戏曲中,我最爱孔云亭的《桃花扇》,十年来差不多读过三四遍。这原因,开头是由于侯朝宗和李香君的风流的爱情故事,后来则从剧本中看到了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的忠实态度。

　　作者对清流人士反奸运动的如火如茶的热情,四镇兵马的争功火并的情形,马阮辈迎立福王后征歌选舞的荒淫生活,左良玉从李自成处吃了败仗以后,对所拥重兵无法管束,以致不得不移师东下“以兵就粮”的内情,以及人民对北兵“来了,来了”那种仓皇无奈的惊惧之情,都有生动而不苟的描写。这真是明清两代间极少见的一部历史剧,手法之高,不是累赘铺张的《长生殿》,注重词藻雕饰的《燕子笺》所能比拟的。

　　可是历来评注《桃花扇》的有些卫道先生,对复社诸人的反奸运动,有一种“忠厚存心”的估价,认为马阮辈到后来祸国殃民的坏事情,一不做二不休的态度,是由清流少年的“轻薄、嚣张”行为激成的。那时阮大铖很想借重侯朝宗的地位而纳交复社几个领导人物,若不是他们“绝人太甚”,大明的国事尚不会堕败到不堪收拾的地步。

　　这种好心肠的责备,与近世“稳重”的朝宦批评宋代太学生运动的败坏国事,与民国时代买办士绅说日本的侵略中国是由学生抗日运动引发出来的话,如出一辙,粗听之下,好像也有点近乎情理。

　　当清代御用史家已经写了二臣传、奸臣传及逆臣传之后,热中于功名的士大夫们,说些投人所好的风流话,原是不足为奇的;可是有着如炬史眼的贤者如梁任公辈,竟也有类似的见解就不免教人感到受传统势力长久教养下的人言之可畏。

　　他在《桃花扇》注中,曾一再指出“当时之清流少年,排斥阮大铖,实极嚣张且轻薄。”一再指出大铖于纳交被拒之后,“始大恨朝宗以及香君”。言外之意,仿佛明季朝事的弄僵,复社诸人要负最大的责任。

　　宋犖在《西陂类》中,也隐含有类似的见解。

　　所谓“嚣张轻薄”的情形,在身历其事的黄黎洲所撰《陈定生墓志》中,有极坦白的叙述：

　　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苑上梅朗三,燕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

　　董文友的《陈定生墓表》中,说得更具体:

　　诸名士毕集秦淮公宴,呼大铖所教歌儿奏燕子笺,先生因与侯方域戟手骂大铖不止。已复掀髯大笑,笑大铖何痴。又谓大铖非痴者,极赞其传奇纤丽,为之击节。已而又大骂。歌儿归,诉诸大铖,遂决意杀先生。

　　所谓纳交被拒的事情,在侯朝宗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中有云：

　　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句不倦。仆初不解,既而款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

　　这位殷勤奔走于侯阮之间做拉马工作、在《桃花扇》中被误写作杨龙友的王将军,在侯朝宗的《李姬传》中也提到过：

　　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扬美君,其人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固辞去。

　　陈定生自己写的《防乱公揭本末》中,也说到类此的事情：

　　阮心知此事(按指《防乱公揭》)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刻骨。

　　阮大铖对东林中人,也有过同样想通款曲而被拒的事情。朱一是在为《可堂集》中写《周雷赐死始末》一文里有这样的纪述：

　　大铖数谒雷佥事,不报。一日,携酒过。雷逾墙避之,故置逆案几上。大铖愧且骇。

　　当时清流人士此种反奸运动中的最精彩最动人的场面,在哄丁、侦戏、却奁,闹榭、骂筵诸出中,作者以热烈的同情态度,依照着历史的实况,有极痛快淋漓的描写。他所根据的材料,都是当事人及其同伴们亲自纪录下来的。记述自己言行的人的初意,本在强调他们对马阮辈泾渭分明的名节。然而到了清代,食禄感恩之士,连梁任公也在内,把复社人士手写的信史,竟当作批评复社的论据。因为易代之后,服务于一家一族的忠义标准,有了很大的变动,文章的看法自然也不同了。

　　复社与马阮之争,其根源与东林和崔魏之争,有直接关系,乃是明季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一连串党争史发展中的一环,绝不是一二个人的性情、脾气问题。

　　侯朝宗和阮大铖原为世交,倘无特殊原因,他们应该站在起,可是形势终于把他们分开了。

　　这在侯给阮的信中,有过极含蓄而沉痛的话：

　　执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

　　又说：

　　大人削官归,仆时尚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者弥日。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就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昭,汝当持剌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谒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

　　所谓不必仆言之之“故”,究竟指的是什么,大可寻味。

　　当阮大铖屏居金陵时,屈其光禄大夫之尊,欲纳欢于侯,其动机,原不是为了订什么诗文道义的交情。这点梁任公先生也说得很明白：

　　揣度当时情形,盖己卯春间,《公揭》刊播,大铖窘甚,正无所为计,适值朝宗南游,声华藉甚,陈吴新与交契,大铖见朝宗齿稚,谓可愚弄,又恃与其家有年谊,故欲利用之。

　　这是实情。以那位王将军的话来说,欲利用之以“稍湔”复社诸君对这位光禄之“诟”而已。

　　复社诸少年之“诟”声,在马阮听来,的确是极刺耳的。孔云亭在《侦戏》中说：

　　投崔魏,自摧残,呼亲父,称干子,忝羞颜,仗人势,狗一般!

　　在《阆丁》里又写道:

　　魏家干,又是客家干,一处处儿字难免,同气崔田,同气崔田,热兄弟,粪争尝,瘾同吮。东林里丢飞箭,西厂里牵长线,怎掩旁人眼!

　　这种俨然可闻的切齿之声里,实包含天启朝魏党捕戮东林人士的一长段污秽的历史。而这位光禄大夫在做魏忠贤的“干儿子期间,正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在《防乱公揭本末》中说：

　　大铖以党崔魏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

　　要东林“清议传统的继承者,去接受这样一个魏党的积极参与者那种动机不大光明的殷勤、从而为他洗刷,为他解围,在那时实在是悖乎情理,极不可能的。

　　《防乱公揭》,黄黎洲认为在弘光南渡之际一件划时期的大事,它结束了东林与崔魏的旧争,开始了复社与马阮的新争。

　　《公揭》稿定后,一时署名其上的儒生大夫达一百四十余人。侯朝宗之与陈定生、吴次尾的定交,也在《公揭》刊播之后,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此后,复社的反奸运动,有了急激的开展。新的局面要求侯朝宗对父行的世谊与复社的道义这两者之间,有断然的抉择。他阮大铖说：

　　仆道之两君(按即次尾、定生),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

　　他若就光禄而弃复社,则不但“为两君所绝”在《答田中承书》中且说：

　　恐一有蹉跎,将为此妓(按即李香君)所笑!

　　这就是站在侯朝宗背后的“清议”的势力。这势力使他与定生、次尾在《公揭》刊播之后定了交情,使他不能不拒绝了阮大铖托王将军送来的“厚意”。

　　而且很显然的,缓和情势的关键,决不在对复社具有威望的二首脑人物的诗酒酬酢上面,而在乎马阮自己的态度与实践《与阮光禄书》中又说：

　　倘一旦追忆天下士所以相远之故…….悔且改,静待之数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执事之门。仆果见天下士接踵而至执事之门,亦必且随属其后,长揖谢过。

　　然而这是可能的吗?人造成了形势之后,形势已把人分了类,在安排人的行动和命运了。

　　请看《防乱公揭》中清流人士的主张与决心,表示得那么鲜明：

　　某等读圣贤之书,明讨贼之义,事出公论,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

　　可见拒绝纳交等“嚣张”行为,原是对《公揭》中主张的实践。以后可能发生的后果,以目见过东林所受教训的人,早已是预计到的：

　　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己,万一复得志,必至尽杀天下人,以酬其宿之不快。

　　侯朝宗这话与后来陈定生的《防乱公揭始末》中所述：

　　(大铖)以迎立首谋福邸旧案,将尽杀天下,酬所不快。

　　成了如何明显相同的对照!

　　所以早在弘光南渡之前,清流人士都反对迎立福王,为了恐怕立了福王,奸人得志,不但要报复拒绝纳交的新怨,且将大翻挺击、纳丸、移宫之案,尽报东林时代的旧仇。这不是杞忧,那时马阮的准备工作正在着着进行了。徐鼐《小腆纪年》中说：

　　大铖还作正续《蝗蝻录》、《蝇蚋录》,盖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诸从和者为蝇为蚋。

　　有了“蝗蝻”“蝇蚋”,自然必须捕捉,必须加以处置。于是:

　　青溪道上,察子往来如织。时予(按即陈定生自谓)寓宋宪园中,同人枉顾,铖多为相图也。

　　这些有计划的布置,后来在甲申宏光事变后迎立福王之后就都立刻实施,缇骑四出,缧绁随之,一件都没有落空。事情的发展,尽在复社诸子预料之中。

　　试问在这样情势之下,如何能同一个工于构陷心计的人谈交情?如何能叫复社与马阮水乳交融起来?《侯朝宗年谱》的作者说得好,阮大铖执事之后之捕逮东林,全为了“修东林之怨”,这是很透彻的见解。换句话说,这是崔魏政治在新条件下复话之后应有的文章,与丁、闹榭,拒绝交纳等事件无大关系,那些不过是口实,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小波澜而已。即使没有那些口实,要来的事情还是要来的。

　　我之最佩服《桃花扇》作者处,就在此。在他笔下,纠正了清代士大夫们歪曲的见解,揭露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抗战以来,读书界对《桃花扇》又有了新的认识和估价。《国文》杂志上方霞光先生有专题推荐的文章。史学家中也有参考了《桃花扇》故事来分析明季历史的。闻友人斯范兄正在以此史剧的情节为骨干,写一部南明的历史小说。这些都是好消息，我猜想,明清之际的实史和文学,也许在近年会有新的发掘。

　　(作者　陈向平)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2-16 15: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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