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听不到周作人的消息了,我想这不能不使人有些感到寂寞吧。
虽然在去年秋天,教授之流,曾以学习他的抒情作品,学习他的《静静的独白》,学习他的《充满人情温暖的爱》,来向青年说教,闹热过一时;但也只是别人布鼓鸣雷,替他“言志”,而他的动定,也许因为南北两地,道途阴阻隔,(即有李陵之诗,庾信之赋,也难于传布远方。而始终私淑他的人,虽然为他寄一点“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幽思,无奈他自甘于苦茶苦雨之中。)到今天也没有听到一点自忏的音信,那末别人为他庇护,为他开脱,大约也终是枉费心力而已。
所以说:为他辩白也好,为他惋惜也好,而最清楚的说明,结果还不得不在他本人的身上,看他自已拿什么样的新的事实,来报答那些对他依恋的人的怀念吧。
据最近敌人的广播说:他和北平各大学教授二十余人,已经离平东渡,出席敌人在东京召集的“东亚文化委员会议”。虽只寥寥数语,已是空谷足音,可以使我们用新的资料,告诉那些至今还没有忘情于他的人,看他还能怎样的鼓弄簧舌,再作如何的辩白。
也许有人说:敌人的宣传,未必真实。可是,我们根据他一贯的行动去看,从不肯离北平,从出席“更生文化座谈会”,从被徂击而未中,一直到邮然执教北大,至今四年,甘之如饴,这一串的辱身降敌的事实,早使我们对他只有鄙薄,只有唾弃,不再作若何的希望了。那末,依过去推断现在,就宁信其有,难信其无了。而且,他的东渡,大约除掉有些珍视朽骨的人之外,对于中国文化的前途上,对于敌人的欺骗政策上,也不会有多大的作用的。
这样看起来,对于他的自己毁弃自己的历史,不惜愈堕愈深,似乎更加没有谈论的价值了。然而,他的“文章”既还有人用以“示例”而流传在青年中间,又难免不还有人把“文”与“人”硬划成两截,只管“文”的“示例”,独免了他“人”的“示众”的。
所以,谈谈他的东渡,也许不是多余吧。
记得抗战开始的时候,胡适之先生使美途中,曾于伦敦遥寄了八行诗一首给他,原诗是: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菴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想思情。
这诗,言简意长,以那末深挚的感情,拿“轻”与“重”去激动他;可是,这一个被称为“智者”的,当时就没有把自己认得那末“重”,不曾接受胡氏的情谊;而今,四年之后,他是愈加自“轻”了,虽然离了北平,但并不是“飘萧一杖天南行”,而是甘心乘桿东渡,我想正在国外为着抗战宣劳的胡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也一定会把“此时一点想思情”的热诚,化为冰冷。而对他更加失望了吧。
在当时,周也曾有“苦住菴吟”的答诗,而且亲抄数纸,分寄友人,表明他的态度: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改苦住。
夜间拼起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家特别忙,
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只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得见居士的面。
现在“苦住”已经变得不能自安,而且静极思动了。好吃苦茶,自然是假装着欺世的,南来不能做到,而东渡确已成行,不知他将来准备用怎样的姿态,去见藏晖居士,而今天却只有厚颜的来对着全中国人了。
前人笔记中载明末一秀才,于满清入主中国之后,约伴同往殉难,临行时,嘱家人勿忘喂鸡,冷眼者已知其并无死志,其后果然。周围悠然淡远,被人称为“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者,而独隔于名节关头,未能理性,倒也怪事。周家老小,不曾阻碍了鲁迅先生苦斗一生,难道独因他之保持操守,脱离敌人羁绊,反而拖住了他的脚腿的?我固然不敢以殉节不忘喂鸡的秀才,与周相比;然而这也正是胡适之先生所谓“轻”与“重”的关系;自古出卖名节的人,总有一篇大道理可说,这就是既能屈身,又何患无辞呢。从他那时候之托辞留平,便已伏下今日东渡为敌人作文化活动的根源了。这大约不是冤枉他吧。
在敌人暴力统治下的北平,而又为一代文望所归的他,我想,要关着门敲木鱼念经,大概是不可能的事,八道湾不比首阳山,薇蕨养不活伯夷叔齐,教授的饭碗,倒可豢养住一匹温驯的“学者”,并无死志(其实也用不到他死,当时能离平南行,已够保持他的亮节了),自然说不上是“偷生”;那末出门托钵,就不能不向握着统治权的异族募化,这样,行脚可以不南行,但必不能不东渡了。江湖和尚化缘,募一碗饭,要念半天咒语,也许还要替人家画几道符篆,符咒未必有灵,而装神弄鬼,所募化的就不只米面而已。
他又尝以“啮雪海上”的苏武自况,叫南中莫把他当作“纳首北廷”的李陵看待。今天的事实更告诉我们了,李陵终归是李陵,到底不是苏武。东海荣行的人,偶尔想到了北海啮雪的苦行,大约早不会面赤了,既无“节”可言,固然不须悲哀着十年毛落;但千秋万世的污点,比毛落怕要轻的太多了!
明末,虞山钱谦益,固乃一代文宗,在“迎降”满清之后,不但不为士林所齿,且不久即为其异族主子所忌,从前代礼部尚书降成新輖侍郎。而他平生以文自豪,所著《收斋文集》也遭受了批板销毁之灾,除此只博得了一个“贰臣传”里的人物;周,声望不亚于钱,东渡之后,“圣眷”如何,我们也无须管他。不过,他的著述,“北朝”尚未批板,南中又多流行,既有人借他以为青年“示例”,他也还可安心。只是为敌作伥,愈加显明,将来日本人虽不一定把他列入“贰臣传”,但今天的中国汉奸簿上,他是永远不得翻身的,有些人怕也难以为他解嘲吧。
作者孟超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2-20 10: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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