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略谈官样文章
2019-12-28 10:14:05  来源：原载《野草》第2卷1、2期,1941年4月1日出版  点击：  复制链接

　　两年前,回到故乡,偶然遇见二十年前的同学,他现在是“官”了,因为过去是随便什么可以谈的朋友,所以虽然做了官,也就谈得忘形,把他做官的一些心得拿来做谈资。他说:“初出来做官,很不容易应付实际问题的。但一懂得了做官的法门,就无论什么烦难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当初我到某某县做县长的时候，当然在这以前,我还做过民政厅秘书科长等职,并不是第一做官,不过做县长还是第一次罢了省府来了一道命令,叫我在两天内(公文上只说是在某月某日以前,但公文到时离限期只有两天了)把滨湖田亩造册呈报。你哪里晓得那种困难啊?那个县份在洞庭湖的旁边,港湾交错,洲垸相间,田亩究竟有多少,平时并没有统计,就是调集粮册来估计,也不容易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且两天之内也不能办到。这叫我怎能呈报呢?幸而我在到任以前,就死死记住一个原则:‘只要公事过门,任何方法可用’,这时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把最亲信的一位科长唤进房来,取出那幅比较详细的地图,两个人就在地图上来测量,估计,不到二十分钟,就居然制就一个统计表出来了。然后叫书记写好,备文呈复,不过一天工夫就办好了。后来省府奖励我,说是能员。所谓‘能'者,就是作伪而已。”这就是他说的故事之一,还有许多类似的事,如造学龄儿童册,造烟民册之类,此地不可备述。

　　另外还有一位同乡,他是被人称为“公文圣手”的,承他把写作公文的秘诀相告,那就是“少作肯定语,把责任推开”,例如“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两句有名的公文熟语,就是很符合那个原则的,因为含糊得妙。他说:“能够这样办,那公文就办得很快,因为不必费工夫去想实际的办法。同时,所谓办事,也只要办些这样的公文就够了,此外并不会有事情要办的。”

　　像这两个例子,本来是平淡无奇的事,然而过去的学校青年,因为都是丝毫不沾染官场习气的,听到这些也觉得相当的新奇。从这些简单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一点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这个作风的要点是“作伪”“敷衍”“不负责”。这几个要点,在字面上是不大好看的,可是在官场实用的意义很大,简直是一种铁则,不能由你违反,谁要是违反了这种规律,谁就不但不能称为能员,而且不免要受到谴责,记过、罚俸、停职、降职甚至充军,杀头。因为有许多事情如果认真办起来,就很难避免与恶势力冲突的,一旦闯出了不测之祸来,人家都把责任推卸了。而他这个傻子却不知推卸,那怎不糟糕呢?

　　小时候读孟子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不懂得其中奥义。现在从许多事实中得到印证,才知道圣人的话是千古不磨的。官场中的工作作风,一部分也是由于“不得罪于巨室”的精神所造成,因为如果遇到某些事情将要发生得罪巨室的可能时,就赶忙把他扭转去,这自然是很好的办法,而最好是一向就“敷衍塞责”,自然不会有发生那种可能的一日了。

　　于是乎有所谓“官样文章”。“官样文章”,是一般人象征“虚伪”事物的形容词,我们考究他的语源,便可想见一切官厅文件的特质。

　　自然,我们不能认为一切官厅文件都是官样文章,其中有些是几乎完全有实际意义的,尤其是征收钱粮税课。曾经听到一位老先生的隽语道:“我国设官太多,其实事情很简单,只要两种就够了,一种是要钱的,一种是杀人的,两种配合起来,老百姓不给钱,就杀。这是他在北洋军阀袁世凯当国时所说的话,自然不兔有些愤激的气概,但也有几分真理,因为做官的办事认真处,第一是征收税捐,决不会空空放过一笔钱不收;其次是杀人,要是不杀就会得罪巨室的,或者杀了就可以取得巨室欢心的,他定不会放过一人不杀。除二者以外,其他种种事情就一般的是文章多于实际,尽管有个别的官员要“实干,都也无从摆脱那种文章的罗网了。”

　　所以过去善于取得民心的法官,常常是“政简刑清”,他能使得老百姓把钱粮如数缴来(大概他也不再苛索什么,所以大家就愿意交),要杀人的案子也少了,自然就没有什么可做了。

　　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官的生活。资本主义时代当然不能有这样清闲的。因为实业的发达,使得政务异常繁琐的增加起来,同时行政组织的科学化,许多官样文章都逐渐弄得非常实际简便,并且能灵活应用了。虽然文章还是多,形式还是注重,但那种虚伪的意味已经减少了很多。这是时代的进步。

　　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进步之点是民主主义的发达。有了民主主义的政治,然后可以稍稍改变封建社会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

　　为什么呢?因为官僚主义的作风只有在从上而下的监督制度下才能存在,却不能在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下存在的。我再引四书两句吧,因为当今之世,唯有圣经贤传可以作为说话根据的，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平?”(这几句话的标点是依朱注而定的,若照同善社的读法应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那个“十便不是数目形容词而成为具体名词,指“玄关”或“窍”而言,那似乎太荒谬了吧!)这就证明了群众监督的作用之巨大。假使在下位者有发言权(本来是“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的),即有批评或建议的权利,乃至有决议新的办法或撤换长官的权利,那就一切作伪,敷衍,不负责的毛病都要相当的被肃清了。如果是在上位的人,任他如何长于综核名实,他决没有十目干手去监督每一个属员(这样就不知要几千几万目几千几万手了),他只能多弄出许多条例,公文,表册去考核他们,徒然增加许多“官样文章”,糟蹋许多纸墨罢了,于实际有什么补益呢?

　　所以谁要爱好官僚主义作风者,必须坚决的反对民主主义的政治。谁要拥护“官样文章”者也应当如此。

　　作者柏寒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2-28 10: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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