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儿童节的感想
2019-12-29 16:12:36 来源：选自《秦似杂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点击： 复制链接
走惯了桂林大街的人,多看见过这样的情景:普遍的中国人从不驻足的一两间餐厅门前,常常拥簇着大群衣衫肮脏的孩子,中间是一个外国“盟友”正要坐上黄包车,或者只不过喝得熏醉,拿着酒瓶子左斜右歪着,我们的“马路天使”们就互相呼喊起来,像一堆踯躅着的蚂蚁,挤近去攀住了黄包车的油篷,及至“Hai!"的一声,才从那挥动着的粗臂膀和酒瓶子底下退了去;但车子才拉动,立刻便又卷土重来了,一面追,一面叫的叫,啸的啸,那队伍常常把二丈来远的马路塞得满满的,直到黄包车去远了,才一哄而散。
美国人也许不会觉得奇怪的吧。我们不是常看到美国开发西部的纪实影片么?光着身子的火奴人,也像一群踯躅着的蚂蚁,可怜而又可笑的。但在我们中国人自己,却似乎还不能当作一笑置之的事情。
可以说是出于一种“仁悯”的心情吧,去年我也曾经在青鸟咖啡厅看见一位华贵年轻的外国女士花二十块钱擦皮鞋还把剩在碟子里的三四件蛋糕西饼统统给了擦皮鞋的孩子,这和贝克夫人赛珍珠女士从纽约无线电播出来的为中国难童呼吁的讲演一样,是无限“慷慨”的,但中国的难童实在太多了,纽约伦敦来的“救济”,我们没法知道详细的数字;至于广大儿童还颠沛流落在战区中,浪荡在大后方的街头上,在矿穴、在都市和农村最黑暗角落里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却是眼前的事实。靠别人“收济”过日子,是决计靠不住的。千分之几的幸运者自然已经得到各地儿童保育机关的收容,但由于战时交通的艰难,好些保育机关都无法离开战区迁移到内地,战事稍有变动,千百孩子便只有徒步逃难。听见一位保育院的人说,在一次逃难里小孩们都罹了痢疾,又缺乏医药设备,半个月里不治死去的占全院人数的强半!大后方的保育机关呢,收容量一般都小得可怜,能够进去的儿童,营养不良的现象又严重而且普遍。一部分孩子已经有了色盲的残疾。所以今天“救救孩子”是一件急不容缓的事情,这责任应该由我们自己肩负起来了。
中国的孩子,即使没有战争,一向也在受着苦难。I·巴比尔曾经纪述过,革命前的俄国孩子带着一付发育不完全的畸形儿的身体,衣服褴褛,打着赤脚,伸长脖子学唱音阶拉梵娥玲,梦想着到皇宫去演奏,而俄国的确有过不少的“神童”,给父亲母亲建造了大座房子。中国孩子连这种命运也没有,自然,戏班里需要“科班”,马戏团里也用得着小孩子,本来应该是学生,但往往却等于奴隶。幼小的灵魂被压抑着,“空中飞人”跌死的,马背上跌下来死了的,都是普遍的命运。这几年来,不少美国的父亲把三四岁的孩子带到电影企业人那儿去,但秀利·邓波儿到底出来不了几个,一百个应征的孩子中顶多只有一个被取录吧。我们没有秀利·邓波儿,许多妈妈只是把小孩子抱到花桥“索价二百元”出卖;我们多着的是邓亚明。
大概是一个定律:物价愈贵的地方,人愈便宜。东江惠阳一带,十多岁的女孩子,听说是只卖两块线一斤,甚至不要线,你带得多少就带多少走。这些“沙坪货”一大批一大批涌进广西来,“物以稀为贵”,多了自然贱,随便怎样都可以,所以林泰顺棺材店里的童养媳不得不投河,邓亚明的主人嫌恶她吃饭,便只给她红薯皮和青草。
如果“新中国的主人翁”不仅仅是今天坐在课堂里的小宝贝们,那么我们还得正视广大儿童的不幸,还得要求一些人放下他们的鞭子。正视不幸并不可怜,用愚昧和自大把现实的丑恶掩盖起来,那才真不但“可怜”,而且无可救药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
作者秦似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2-29 16: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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