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的军事情报合作
2019-12-20 21:32:22  来源：方小强 　余 　震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在军事情报方面的接触最早始于卡尔逊上尉的“华北之行”,美国驻华机构与中共驻国统区代表机构也有一些情报交换活动,但这些行动都是以私人身份或是秘密进行的,在双方未形成正式合作关系之前,只能算是一种非正式的军事情报交换。至抗战后期,从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的目的出发,美国开始关注和利用中共在敌后的情 报资源。

　　一、在军事情报合作上的早期接触

　　抗战初期,罗斯福总统曾秘密授意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前往中国搜集情报。罗斯福说:“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我要你不时地写信给我,直接寄住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告诉我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 [1]149 1937年8月,卡尔逊被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任命为情报观察员,任务是搜集有关中日战争的情报。1937年12月10日至 1938年8月7日,卡尔逊先后两次深入到中共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卡尔逊广泛接触了中共和八路军各级领导人、与毛泽东作过两次长谈,了解有关日军在华北活动等情况。考察结束后,卡尔逊将他的见闻以及相应分析,写成一份秘密军事报告递交给了美军情报部门。由于他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考察,是在美国总统授意和中共许可下,作为一名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这使他的考察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军与中共在军事情报上的首次接触。

　　美国驻华机构与中共代表机构间也时常交换情报。美国外交官如谢伟斯、戴维斯等人,一直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处联系紧密。在重庆,谢伟思被派到史迪威的中缅印司令部,他的任务之一是负责司令部和大使馆的联络、中国形势的情报搜集与分析,以及同中国各界的接触和联系。另一项经常性任务是在陆军和战略情报局、陆军情报局等其他机构之 间促成更好的协作,向参谋长和助理参谋长(负责情报工作) 提供政治背景情况和参考意见。因为精通中文,谢伟思经常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联系。据他回忆“1943年6月开始 ,我一直担任驻华陆军总部与大使馆之间的联络员 ,还充当驻华陆军总部与共产党驻重庆代表之间的联络员(为了从华北获得情报) 。” [2]177

　　美国驻华情报机构还时常借助使领馆外交人员身份或是以新闻记者名义直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如费正清作为战略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 ,以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和美国学术资料服务处主任的身份活动 ,任务是收集和研究有关日本的公开情报资料。在重庆期间,费正清认为”我觉得我应当接近中共,看看他们能提供什 么” [3]315 。他主动结识了周恩来的联络员龚澎、乔冠华,并提出搜集日本出版物的要求。对于美国的情报需求 ,1943年8月24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一同致电董必武(时为中共南 方局负责人):“现美使馆情报处所愿交换之情报 ,如亦属敌伪情况及彼此抗敌战况和宣传品,可交换;在政情方面,我可供给边区游击区之民主建设和生产,彼方可告我援华实况。”[4]576

　　二、中共与美国的正式军事情报合作

　　(一) 正式军事情报合作的开始 　　为密切与美国的合作,周恩来在与美国官员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派遣军官作为观察员去陕西、山西等地搜集情报。1944年1月15日,美国驻华使馆戴维斯分别向霍普金斯、史迪威将军提交备忘录:“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代表团到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地区) 去搜集敌国的情报 ??” [5]16 。谢伟斯亦向副总统华莱士指出:“我们应当强调华北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管是获取有关日军战斗序列、实力、气象报告的情况方面,还是在获得有关空袭和战果估价、被击落的空军人员的隐蔽和救护工作的情况方面,都是一样。”[6]45与此同时,美军正在谋 划在即将到来的对日决战中在中国华北地区实施登陆作战,这需要华北日军的情报。1944年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派到共产党地区,以增加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的来源[7]25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 士访华,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指出,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有必要采取一切手段,其中之一是同意美国向华北派遣情报官。蒋介石无奈,勉强同意了华莱士的要求。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于7月22日、 8月7日分两批向延安派出观察组员各9人。观察组长由时任中缅印战区情报官的包瑞德担任,成员分别由美国陆军、 海军、 战略情报局及驻华使馆等单位派出。美军观察组的任务是了解情况、 搜集与作战有关的情报。临行前,中印缅战区司令部专门就需要搜集的情报项目给观察组下达了详细的指令[7]31 - 32 。指令的中心内容是搜集军事情报。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标志着美国与中共军事情报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

　　(二) 正式军事情报合作的展开 　　为了推动与美军的合作,中共主要领导人与将领分别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序列、部署、军事行动、战略战术及敌我 态势等综合情况,中共按美方提交的情报清单 ,迅速向各部队和根据地下达了详细指示。毛泽东还亲自就军事情报合作做了周密细致的部署。1944年6月21日,毛泽东致电山东军区:上海可能有英美军事情报机关 ,他们需要我们根据地和海口作降落场和停泊舰船 之用 ,也是实情。最好的办法是要其派代表到根据地谈。或先作某些情报交换,看其可靠程度,再作进一步接洽[8]417 。8月21日 ,毛泽东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要求两处搜集青岛、烟台、连云港等敌海军的有关材料,并专门进行这种情报工作,供给军委[8]420 。

　　在八路军总部内,中共专门指派人员与美军观察组组成联合情报小组,搜集、处理有关空军的情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机关下令在各大军区及军师部队中成立了情报机关 — ——联络处,其职能之一就是与美军进行情报上的合作。美国驻华空军第14航空队的情报组先后与新四军第五师、浙东纵队、东江纵队取得了联系。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厄格斯上校也曾数次会见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商讨情报合作事宜。

　　对于中共的积极合作 ,观察组在发往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当局给与了观察组最热心的合作” [9]300 。关于中共领导下武装的兵力、训练、士气、经济状况、作战情况、控制区域的情报 ,以及天气情报、 日军情报,不断通过观察组发往美军指挥机构和美国政府部门。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称:“我们的每一封报告对于海军和空军肯定有其价值。 ” [7]121

　　(三) 军事情报合作关系的结束 　　 1944年11月17日,赫尔利接替高斯任美国驻华大使后不久,日益强调美国的政策是只援助和支持委员长和国民政府 ,并开始清理内部持 不同意见者 ,严禁美国陆军人员讨论任何中国政治事务。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声称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支持它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 的政党”。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中共在合作上采取了谨慎、有保留的态度。对美军 观察组提出在南泥湾建立对日侦察电台的请求 ,加以拒绝。中共中央指示有关部队,与美军的合作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及地上救护 ,其他问题应向中央请示;不再准许美军派人到前线去 ,特别不准许其在解放区建立通讯机构 ,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10]94 - 95 。1945年7月,美军延安观察组改名为延安联络小组。但此时联络小组留在延安已无价值,仅仅作为一条中共与美方保持接触的管道,意味着双方军事情报合作关系的结束。

　　三、中共与美国军事情报合作的特点

　　(一) 美国与中共的军事情报合作,是在对日作战客观需要下基于现实状况互动的结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共认识到美国与中国有着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共同目标,而且与美国建立军事情报合作关系,有着深远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不仅可以为争取美国的援助进行更深入的军事合作提供基础,还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认了共产党及其政权与 军队在事实上的存在与作用,这是对中共政治地位间接的认可。

　　美国则认为与中共建立军事情报合作关系,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对日作战的情报需求, 还可借机搜集中共情况,为下一步制定战后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就军事意义而言,开发中共的情报资源,获得日军在华北和东北活动的情报及有关中共的情况,有利于美军在中国战场实施正确的军事指导。美国已开始考虑如何安排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其政治意图 是,借与中共合作之机,全面了解我党情况,以便为制定战后对华政策做准备。

　　正是基于对现实状况的认识,美国与中共之间开始了一段短暂而意义深远的友好合作期。

　　(二) 中共积极对待对美军事情报合作,但合作呈现出单向性,多为中共向美军提供情报

　　在对美军事情报合作上,中共的态度积极。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部署,精心安排。在各主要根据地建立联络处 ,专门担负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事宜。中共向美军主动提供了有关天气情报、日军俘虏的审问和日军的作战命令等情报,包括谍报、密码破译获得的机密情报,特别是日军俘虏被美军认为是极具有特殊价值的情报来源。在对与中共在军事情报合作上所取得的成果,包瑞德评论道:“他们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做一切事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各种有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正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我们的每一封报告对于海军和空军肯定有其价值”。

　　在延安期间,美军观察组也曾帮助训练中共军队,向他们讲授通讯、爆破、谍报等技术,并多次讲解有关的军事知识。虽然这些举动包含着美军的合作诚意,也密切了双边关系,但从整体上看,双方的军事情报合作多为中共向美军提供情报。就效果而言,美军提供的合作无法与中共的合作可比拟。

　　(三) 虽然中共和美国的军事情报合作没有导致双方关系的重大突破,但双方的合作仍然有重要意义 　　抗战后期 ,受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双方的军事情报合作逐渐弱化,最终由于美国单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而结束。虽然中共和美国的军事情报合作没有导致双方关系的重大突破,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美国愿 意和中共进行军事情报合作,为中共争取与美国进行更深入的军事合作提供基础,还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认了共产党及其政权与军队在事实上的存在与作用,这是对中共政治地位间接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企图 ,有利于整个抗日战争全局。抗战期间,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力量迅猛发展,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妄图挑起内战,趁机消灭 共产党。要想防止内战爆发,正如当时周恩来所言:“外国(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内战局势得到改善的唯一力量”。美国与中共开展军事情报合作,本身表明美国对中共地位的承认,史迪威将军多次强调要与共产党的军队合作,美国也多次批评国民党想挑起内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了发动内战的企图,保证了抗日全局的完整性。

　　总而言之,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进行的军事情报合作,从整个对日作战上讲,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沉重打击并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这正是其历史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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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美)费正清著 ,陆惠勤、 陈祖怀、 陈维益等译.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M].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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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 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 - 1958) [ M]. 桂林:广西人 民出版社 ,1994.

　　[9] 王庭岳. 营救美国兵[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10] 牛军.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作 　者:方小强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余 　震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9-12-20 21: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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