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谣言的策略及其当代价值
2019-12-25 21:57:02  来源：吴 浩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各种谣言不绝于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领导抗日斗争的同时，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粉碎了日本军国势力、国民党右派制造的各种攻击共产党及其所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谣言。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谣言策略形成的时代背景

　　自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军民通过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斗争策略，在日军先后攻占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后，由于战线过长、战场推进速度过快，兵力、物资、财力等资源显现出严重不足，无法再发动大规模的正面进攻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很好的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抗战，致使日军势力范围被压缩到城市和交通沿线周边，“三月亡华”的狂妄计划流产。为此日本近卫内阁抛出“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等计划，以引诱国民党内投降派。另一方面加大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以迷惑国民党阵营的投降派份子。1938年汪精卫公然投敌，加速了国民党阵营的分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抵抗派虽然深知，“中国对倭抗战，决非一时之胜负与得失，而为东亚千百世之祸福有关。”[1]130 而随着中国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以及新上台的日本内阁守恒一成外相抛出的“橄榄枝”，释放的和平烟雾弹，蒋介石也开始动摇抗战的决心，“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时局与准备。”[1]141 更为危险的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2]373

　　各种负面舆论充斥于各种媒体，谣言四起。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主席张国焘叛逃西安，公开发表 《告国人书》，公开污蔑中国共产党抗日是“维护其小组织利益，抗日只不过是一种保持边区政府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的宣传手段。”[3] 国民党更是借此展开对共产党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舆论攻势和渗透。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最坏的分子，也趁机正在策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与散布，“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一类的谣言，与日俱增。[2] 391 国民党右倾投降派为了蒙骗广大抗日民众，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2]573 在1941年，新四军9000余人奉命到敌后开张抗日游击战，却在茂林一带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遭遇害，军部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 《中央日报》却报到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攻击友军，己紧急处置，将该军全部解散。”[4] 以歪曲事实，制造各种谣言，攻击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混淆视听。

　　中国抗日民众内部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抗战后，也开始出现了“速胜论”和“速亡论”两种谣言倾向。1937年，国民党军在在李宗仁将军指挥下，全歼日军精锐之师“班恒、矶谷”师团，粉碎了日军战无不胜的神话，国民党 《大公报》主笔张继鸾就公开宣称“现时的战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仗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决胜的功效。”在4月26日《大公报》进一步指出“这一战淡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所以这一战的结果于日本、于中国都有重大干系。”[5] 由此对日战争的“速胜论”的谣言就在抗日军民中蔓延开。而另一方面，通过与日军作战发现，我们的武器、装备确与日军有着明显的差距，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在出现“亡国灭种”的局面之前，趁早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因此“速亡论”也在群众内部蔓延起来。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 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 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2]471 导致抗日民众内部为这两种错误言论所困扰。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和拉”的外交策略，以及国民党右倾投降派的妖言惑众和各种负面的舆论导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策略给予了最有力的还击，以确保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治理谣言策略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倾投降派不遗余力地制造种种虚假言论，意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个个击破，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一再提醒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是蓄谋已久，志在必得。田中奏折中就明确了灭亡中国的方针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引诱国民党内部右倾投降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不惜“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6]54 为表示和平之诚意给国民党看，给英美看，用大力扫荡八路军，现又企图进攻陕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步骤。[6]94 甚至提出，“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列国在华权益。”[6]86 并且欺骗性地宣称，“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至手段。”[6]91 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让广大抗日民众了解其真实意图，中共中央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共中央要求地方宣传组织，“要经常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鼓动及友党友军的宣传鼓动，收集各种具体材料，求得及时的给以批评与答复”，[6]71 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各种谣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和平烟雾弹，中共中央引用日本驻沪领事和海军舰队司令的言论予以揭露，借用日本驻沪大使谷正之的言论予以回答，“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蒋政权倒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促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6]87 从中不难看出，日本抛出和平烟雾弹只是为了达成其险恶用心的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而已。为了进一步教育广大抗日民众，撕下日本帝国主义的伪善的面纱，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中央再次借用日军前线指挥官之口，回答了日本所谓的柔和外交政策的真实目的，“目前政府之对话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须沿此路线进行。”[6]89 中共中央注重运用日本军政界要人的言论来揭露其制造的谣言真相，不仅教育了广大抗日民众，而且也对有投降意向、抗日决心出现动摇的民众敲响了警钟。

　　( 二) 针锋相对，团结斗争两手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但是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导下，致使国内国防力量消耗，日军得以迅速侵占大片国土。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日本军事进攻的加剧，并在共产党做出相应让步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 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形成。[7]120 但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基础并不是十分牢固，特别是随着武汉、广州陷落后，日军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正面战争，转而改变外交政策“以华制华”诱降国民党内亲日分子。煽惑人心，故意制造日寇可能放弃其灭亡中国之野心的梦呓，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散播国际调解应予接受的空气，散播不亡于敌即亡于共的谬论。[6]87 另一方面是英美等国的绥靖政策，妄图祸水东移，制造第二个“慕尼黑阴谋”，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三种因素共同发酵，助长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的反共倾向，最终酿成了以皖南事变为代表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事件。国民党为了掩盖罪责还四处散布谣言，宣 布 新 四 军“叛 变”，取 消 该 军 番号。[2]771 毛泽东在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稿就明确提出，“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2]760 所以对于国民党内部反共分子所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映。一方面组织精干力量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决不向国民党反共分子妥协。另一方面积极通过舆论宣传，向国内抗日民众通报“皖南事变”真相，并积极寻求国际舆论支持。毛泽东在对今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强调，“延安军委已公开发表新四军领导人员，发表抨击重庆谈话，并代你们发表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宣言，你们都收到否? 望广为散发。”[8]24 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国民党反共分子制造“皖南事变”，还污蔑新四军叛变的悲愤心情。并希望新四军在今后的行动中在抗日民众中，广为宣传“皖南事变”的真相。但仍然注重巩固抗日同盟统一战线的大局，所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出“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 ( 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 ，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对统一战线原则均不变。”[8]24

　　( 三) 提高警惕，抗战到底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在其著名的文章 《论持久战》中对在抗日民众中盛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存在妥协和轻敌的倾向性，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为了让抗日民众清醒的意识到抗日战争决非一时一日之功所能结束，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面对国民党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2]573 所以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不同的抗日群体在谣言的应对策略上给予了有针对性的指导。对于党员干部，中共中央认为做好宣传工作是当务之急，唯有如此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广泛的开展反对投降的运动与地方党及群众团体协同发动反投降的舆论，反对“和平”欺骗，指明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宣传我军战绩，提高各界抗战信心。”[6]89 要增强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务求关于目前形势及我党任务之解说工作深入群众。[6]132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妄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阴谋与政治阴谋，予以强有力的回击。中共中央随即在对地方党组织的要求中指出，“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7]156 并通过团结广大爱国分子及国民党党员群众联系，指出反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即准备投降，通过“他们共同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来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6]81 所以统一战线也成为毛泽东同志反击各种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谣言策略的当代价值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各种复杂、尖锐矛盾。而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制度空隙”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信息传播渠道被有意、无意的屏蔽等因素，为各种谣言的滋生、传播、发酵提供了温床。而这些谣言产生巨大的社会破坏作用，不容忽视，因此需要加以有效控制。从目前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中，都不难发现谣言的身影。如何治理好重大群体事件中谣言的传播与扩散，就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难点与重点。借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谣言的策略与思想，可以为政府治理社会转型期的各种谣言治理工作起到经验参考。

　　(一) 产生阶段——直面回击，以真相揭露谎言

　　谣言自产生之日起，就因为其模糊性与虚假的证据，在社会中蔓延、传播。而目前对于重大社会群体事件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信息掌握不对称，成为当前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一大软肋。但是在社会群体事件的处置中，不加以调查与信息收集，采用惯常的“为敌对分子加以利用”“群众情绪较为稳定”等错误表达方式，反而加速了谣言的传播与蔓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仍关注各种新闻媒体的宣传，以及在抗日民众内部的各种“声音”，一旦发现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的“虚假信息”就给予揭露，以证视听。通常采用反证的方式回击谣言的荒缪之处，运用反问、质问的语气予以辩驳，从而引发群众的理性思考，让谣言制造者无处藏身。所以在谣言产生阶段就应在掌握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予以正面回击，削弱谣言的“真实性”，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体进行揭露，避免谣言的进一步发酵与扩大化。

　　( 二) 传播阶段——自揭神秘面纱，阻断谣言传播

　　谣言本身是一种虚假信息，所以就与生俱来的存在“厌氧”的致命弱点，谣言寿终正寝的时刻就是真相公之于众的时刻。在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搅动许多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化，原因就在于信息披露的不公开、不透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带有神秘色彩的事件总是充满着好奇感，就会联想、猜测，从个人立场出发掺杂个人情感，从而小道消息满天飞，谣言不胫而走。清末蔓延数省的叫魂事件、上世纪50年代的割蛋事件、毛人水怪事件因为交通不便、通讯落后，政府的权威信息又无法及时传播，给当时的社会民众造成了极度不安与恐惧。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右派制造的谣言，采取透明阳光政策，自揭新四军、八路军的神秘面纱，让民众对于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自觉抵制国民党右派制造的各种谣言传播。所以对于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应进行阳光操作，公开透明，敢于“晒账本”，乐于接受媒体与民众的监督。自揭神秘面纱，让谣言自动灰飞烟灭。

　　( 三) 扩散阶段——发挥群众作用，压缩传播空间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过，“谎话说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从中不难发现，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谣言传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共中央在处理谣言的策略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发动民主人士、党员干部、部队战士的典型示范、模范带头作用压缩谣言的扩散空间。然而现阶段对于消除群体事件中谣言的影响，政府组织往往是单打独斗，形影单只，错失控制谣言扩散空间的最佳时机。所以在借鉴毛泽东同志治理谣言的策略经验后，作为政府组织应主动降低身段，主动融入群众中扩大真实信息的接触面。在日常的社会管理工作中，注重发现民众中的“意见领袖”，以便在发生群体性事件中通过发挥“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从而压缩谣言传播空间，降低谣言的破坏作用。

　　当然在谣言治理上，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的研究成果 R = i*a，即流行谣言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重要性与含糊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9] 而通过经验得知，在谣言的解释中难免出现漏洞与欠缺之处，所以要消灭谣言就应兼顾采取降低人群关注度的方法。就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而言，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消灭各种谣言，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M].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3]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和反共[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00.

　　[4]中央日报[J]. 1941-1-18.

　　[5]大公报[J]. 1938-4-26.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2 册) [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下)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3 册) [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4.

　　[9][美]奥尔波特著，刘水平，梁元元译.谣言心理学[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8.

　　(原载：第33卷第4期 2013年7月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 吴 浩 ( 1981-) ，男，安徽安庆人，上海市虹口区行政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9-12-25 21: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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