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与特殊贡献
2020-01-05 18:59:15  来源：徐忠  点击：  复制链接

　　周恩来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特殊地位与特殊使命、特殊指挥、特殊谋略。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在西安事变中，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运筹帷幄，多方斡旋，促使其和平解决，从而实现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抗战期间 他参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敌后和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的筹划。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他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有页有谋的斗争。”

　　一、周恩来参与谋划全国抗日战争总策略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形势、任务和军事战略问题。根据会议确定的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方针，周恩来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通过工作，当月底红军和驻守陕西甘泉的东北军就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定。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从临危受命和平处理西安事变开始，在漫长的国共两党的艰巨谈判过程中，其核心就是要蒋介石真正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全国政治军事总战略。周恩来在1937年4月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就指明全国抗日战争战略总方针是:“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在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说明：“今天是要使国民党的战略不束缚我们自己的战略方针。这不仅是军事问题，将来还有政治问题、全国群众工作问题。”据《西安事变纪实》所载，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开始的五次谈判，到1937年9月初赴山西直接参与指挥国共两党军队抗战的7个月左右时间，周恩来关于全国抗日战争军事战略的指挥文电就有5份。其中《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等重要军事谋略，不仅对中共的军事指挥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哉略方针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7年8月11日，周恩来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发言中明确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

　　二、周恩来亲临山西 指挥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战

　　1937年8月底，周恩来率领博古、彭德怀途经西安、准备去南京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接连收到毛泽东的两次急电，要其即赴太原、大同会晤阎锡山，商讨红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项事宜。 周恩来当即改变任务与行程，折往山西。 他以协调国共两党两军的多层关系的特殊才干，亲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异常艰辛地工作了三个多月,拟定和发布了《与阎锡山谈判情形和作战建议》《我军部署与作战原则》《华北敌我态势和战况》《为争取独占先机，陈赓部应至正太路》《为发展游击战拟划华北为九个战略区》、《固守忻口，诱敌至代忻线以侧击歼灭》《保卫太原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对挽救中国战局新危机的建议》《提议我军第一步部署》《从原平东西向南侧击敌人》《东线红军应以一部向榆太线扰击敌人》《制止各军南退，收集渍兵散枪》等16份 获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同意，成为指挥山西国共两党军队作战部署命令的重要电文，为山西和华北的抗战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在雁门关西的太和岭口第二战区前线指挥部，周恩来会见了阎锡山。他针对阎由于判断指挥失误，放弃大同、全线撤退，对抗战失去信心的思想，耐心地分析抗战形势和发展态势，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阎锡山深受启发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当即请周恩来帮他写一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由于周恩来对华北战局成竹在胸，仅用一天时间就写出来了。根据同时在山西的薄一波《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一文中所载:阎锡山看了周恩来拟定的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吃惊地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

　　平型关战役前，周恩来实地查看了防御工事，和刚到山西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于1937年9月21日夜，在太和岭口行营与阎锡山研究决定作战方略。周恩来建议用运动战来配合阎锡山的平型关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把一一五师部署到平型关东北方向，利用便于隐蔽和突击的有利地形，采取伏击的战术手段，实施中间突破，先集中力量歼灭日军后卫和辎重部队，然后向平型关方向发展进攻，配合防守平型关的友军歼灭日军前卫部队。按照这一建议，一一五师于9月24日晚冒雨进入伏击阵地，从25日清晨7时许，对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21旅团主力和大批辎重发起猛烈攻击，仅在6个小时内，就歼灭日军精锐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 对于八路军出师以来的这一首次大捷，周恩来在太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让记者对战利品参观拍照，既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又增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及各界爱国人士坚持抗战的信心。

　　在随后的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战役中，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分别向国民党的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等高级将顿，多次提出改变其消极防御战略，采取把主力用于侧面的包围迂回战法、在防御中的积极反突击战法和发挥八路军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决策建议。凡是按照周恩来的战略战术打的战役与战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例如忻口战役，周恩来考察了战区的地形条件和敌我态势后，除建议阎锡山采取以小部兵力正面钳制日军，以主力实施侧击消灭日军的战略外，又和彭德怀到忻口前线指挥部会见卫立煌，劝说其改变把所有兵力都放在下面打阵地战的部署，和把八路军一二九师调到正面打阵地战的计划，改为派到日军后方，寻找有利条件打击敌人。在此战役过程中，日军地面进攻受挫后，加紧对忻口国民党军阵地实施空中打击。这时，在代县附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派出一部兵力，袭击代县西南的日军阳明堡机场,歼灭敌军100多人，毁伤敌机24架，大大削弱了日军的空中运输力量和空中打击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友军怍战。卫立煌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的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没有把一二九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于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周恩来坐镇山西担负协调和统一指挥国共两党军队抗日,在指挥平型关、忻口、娘子关和太原战役与会战的同时，更为出色地完成了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和指导华北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重大历史使命。由于周恩来在四个战役中的运筹帷幄，八路军分别挺进到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的敌后战场，完全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对于华北游击战争的部署，周恩来于1937年9月底和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等作了认真的研究，根据华北敌我友的态势,精心拟定了《为发展游击战拟划华北为九个战略区》方案,征得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的完全同意，并告朱德、彭德怀，把华北地区划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直南、直中，冀东(平津在内)、山东九个战略区，并派人在这些地区进行組织游击战争和影响友军的工作，同时建议中央即派师团级得力军政干部到华北加强政治和军事工作

　　三、周恩来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正面战场作战

　　1937年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周恩来受命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继续谈判。他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特殊身份，在协助国民政府指挥与指导正面战场的作战方面，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绩。

　　由于种种原因，周恩来在推动和维护国共合作、指挥与指导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困难和党权、政权、军权方面的尖锐矛盾很多,因此他就用因势利导、因人而易、利用矛盾、分别对待的特殊方法，开展军事的建议、指导与指挥。

　　一是和蒋介石当面会谈或以书面形式进行商谈。例如，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了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周恩来陈述抗战形势和实行持久战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同时强调了培养游击干部的必要性，提出了办好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当即受到蒋介石的首肯，国共两党就此达成了协议,由周恩来任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训练班的副教育长。既帮助国民党军队培养了一批游击战的指挥员。又通过训练班做了军事統战工作，涌现了一部分同情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爱国的国民党军官。

　　二是利用合法机会，运用书面进行战略指导与指挥。1937年底，国共两党代表达成了用共同纲领的形式团结抗日的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共很快写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经长江局讨论、中共中央同意后交国民党代表。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改变了纲领的形式，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中央认为，该纲领的基本精神同我党《抗日救国纲领》草案的主张是一致的。周恩来认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有进步的，我党提出的共同纲领草案对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起了推动作用。1938年10月中旬日军进攻广东，华南抗战开始。周思来及时发出了致国民党意见书——《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针对军事特点,提出了坚持华南抗战、全面击退日寇冒险进攻的9条军事战略建议，重点强调增调至少30个团的兵力作为华南四战区的补充部队，以及动员民众、配合军队作战等要害问题。这一建议,引起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重视。

　　三是利用和国民党进步将领的交往，特别是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中的老朋友。分别进行抗日战争战略决策的建议与指导。继平型关大捷后的台儿庄大捷，周恩来在战前就主动地连续三次做了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新桂 系首领李宗仁将军的说服工作。一次是在李宗仁去徐州之前。周恩来以大革命时期老朋友的关系，约见恳谈，重点针对日军的情况和徐州的地势与国共两党军队的布防，提出了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方针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李宗仁虽然觉得周恩来讲的战略战术很好，但又未置可否。二次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前，周恩来和叶剑英应邀就第五战区对日作战方针进行商谈。周恩来再次指出，就敌人的动态看，日军已经注视台儿庄。台儿庄系鲁南重镇，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我方应集中优势兵力将敌歼灭在这里。在津浦路南段，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领的江北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牢牢地牵制南京方面的援敌;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的目的。素有军事“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周恩来的建议深为赞赏，他到徐州后和李宗仁基本上采纳了这一建议。第三次是为了帮助李宗仁、白崇禧打胜台儿庄这一仗，周恩来又派八路军办事处少将高级参谋张爱萍为全权代表和特使到徐州、在周恩来前两次工作的基础上，成功地说服了李宗仁，按照周恩来建议的战略方案，取得了歼灭日寇一万多人的台儿庄大捷的辉煌胜利!

　　在和国民党将领交往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有爱国思想的军政要员,特别是对地方实力派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军事统战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例如对西北军的統战工作，对冯玉祥、张自忠、冯治安、张克侠、何基沣等爱国将领都从一般交往发展成为紧密的联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较好的效果。时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副军长的何基沣,与周恩来会见时,周恩来赞扬他在卢沟桥的抗日义举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何基沣积极要求进步，周恩来便亲白安排他去延安，促使他接受中共主张，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是运用在国统区我党公开出版的报刊和出席会议、集会的讲话、演讲、有针对性地公开向党、政、军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战争不同阶段的战略战术。就史料中见到的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群众》《战时青年》杂志等报刊和出版物中发表的文章、讲话、演讲等，有130多篇。其中，《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目前抗战形势与八路军的作战》《关于军事问题答记者问》《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等，在宣传正确的抗日思想与军事战略方针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周恩来直接领导与指挥华东、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后来的南方局领导人，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重庆，都是华东、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

　　对新四军的组建、部署和解决与国民党矛盾、协调内部关系等，周恩来做了很多艰苦細致的工作，文章多有论述，不再重复，这里只就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面，略举周恩来的两大突出贡献。

　　一是武汉论陷以后，周恩来专程到新四军军部，向部队和地方干部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了新四军在新形势下的地位作用、任务和面临的团难及作战方针，特别是确立了新四军敌后发展方向三原则：( 1) 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 2) 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区。(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的，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他还特别指明 了经过反复筹划的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党中央基本同意周恩来的方针，概括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由于项英表面上不反对这个方针，但在实际上仍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以致种下了惨痛的皖南事变的祸根。

　　再一个是在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极有远见地对新四军的未来发展作出一項重要决策。他于1938年9月2日 发电给彭雪枫并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左权，要求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意义。“接着，又于9月29日二次发电，指示彭雪枫速去豫东发展游击战”。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雪枫，于9月30日即率领教导队刚毕业的两个新兵连和一批干部共373人，配备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190枝，以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大队的名义，从竹沟誓师东进进军豫东苏皖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四师、五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与指挥下，根据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的《东江游击队需要准备对付顽方和日寇两方面的进攻》《东江纵队的工作方针》《东江纵队应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对华南工作的指示》《华南战略根据地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等战略方针的指示，广泛开展了敌后抗日战争。由开始的三个大队1300多人，发展成为7个纵队，28000余人。共建立了870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曾在70多个县浴血奋战，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多人，对日伪作战3000余次，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

　　五、周恩来立足中国、关注全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担负着特殊使命，促使他特别关注世界战局，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高度，及时回答时局、任务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仅在1940年前后，周恩来针对日美矛盾、欧洲战场变化等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态势，在各种报刊上就发表了《论目前战局》《论时局中的暗流》《论敌寇两面政策》《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等10多篇逻辑严密、说理透彻、预见准确的震惊中外的重要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对欧战形势的洞察，对德国法西斯突然袭击苏联，早有警惕。1941年春，希特勒为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很想拉拢日本一起进攻苏联，派出所谓“狼团”到日本活动。在上海，他们收买了很多人，同时也泄漏了德军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当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得知这一重大情报后，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收到这一重要情报后周恩来及时综合各方面的消息，立即判断出了这份情报的价值。鉴于当时苏联疏于对希特勒的戒备，周恩来便火速直接口述俄文，发往延安,要求务必当天转发斯大林:“据可靠情报，巴巴洛沙(红胡子)计划将在6月22日4时展开。周恩来。”1941年6月22日中午,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一消息。6月23日斯大林回电:“....由于中国的情报及时，所以苏联红军提前准备了24小.....”

　　革命实践是革命理论的基础。周恩来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特殊地位、特殊使命、特殊谋略的实践，由指挥国共两党军队的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实践经验上升的战略战术理论，十分丰富，极有创建。不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中外军事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例如，1938年1月8日周恩来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的重要文章。过了四个多月，毛泽东于当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重要著作，其中就包括了周恩来等人在内的集体智慧。周恩来在苏联疗伤期间，为了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真相，经验教训和军事理论，写出了5.3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看过,全交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

　　(本文作者为江苏淮安周恩来邓颐超研究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0-01-05 1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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