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对宜昌抗战敌后战场的认识及其相关实践
2020-01-05 20:32:58  来源：宜昌市委党校课题组  点击：  复制链接

　　宜昌抗战是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而且包括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抗战。今天，我们研究宜昌抗战的历史，必须高度重视对敌后战场的研究。

　　一、宜昌抗战及其战场概念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的概念。他说，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1]1042 实际上，国民党战场就是我们所说的正面战场，而解放区战场则是我们所说的敌后战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是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之中，尽管有空间范围、战场主体实力及作用大小等变化，两个战场始终都是并存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基于两党自身的定位与战略方针的选择，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分别由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两个战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国共之间的关系。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2]553

　　同全国抗战一样，宜昌抗战自始至终也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根据宜昌市委党校课题组收集到的有关宜昌抗战的史料，以及张海鹏教授等学界专家关于宜昌抗战的学术观点，我们认为应从时间、空间及战场主体等方面来把握宜昌抗战及其战场的概念。从时间来看，宜昌抗战发生在1937年11月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宜昌成为“国防门户”以后，结束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及宜昌光复之时，共有七年多的时间。从空间来看，宜昌抗战的战场，大致在武汉与重庆之间、长江南北两岸、以宜昌为战争目标和战争中心的广大区域。从战场主体来看，国民党军队及共产党武装力量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开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军队是国民党正规军，打的是正规战争，而敌后战场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军队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打的是游击战争。随着战局的演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地域范围上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总的来说，正面战场呈现由东向西、自北而南的退缩态势，而敌后战场则相应地呈现由东向西、自北而南的扩张态势。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宜昌敌后战场的理性认识

　　宜昌位于湖北省西部，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渝鄂湘三省市交汇地，战略地位十分显要。1937年11月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宜昌自此成为“国防门户”。尤其是在武汉失陷之后，宜昌成为中日军队争夺的焦点目标，成为武汉与重庆之间、长江南北两岸广大区域内战争的中心。如前所述，这个区域内形成的以宜昌为中心的战场，即为宜昌抗战战场。

　　但是，问题在于：宜昌抗战的敌后战场究竟在哪里呢?

　　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把眼光局限于宜昌这座小城，甚至不会局限于宜昌所处的长江中上游区域。中国共产党所要思考和回答的,首先是她在整个中国抗战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她的战场在哪里。这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方针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领导地位，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重申了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在战区和敌后。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1938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兹特决定以胡服(即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3]19 1938年11月14日，延安《解放》周刊第58期发表朱理治文章《论目前华中抗战形势及今后任务》，详细分析了华中的战略地位：“现在我军已自动地退出武汉了，从此长江黄河之间将展开成为一个独立与敌作战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将和华南、华北战区分离开。这里有广大的土地，约占中国本部三分之一，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有丰富的物产。这个地区，是处在华北、华南、西北、西南战区的中心，是敌我两方的军事枢纽。毫无疑义的，这个区域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在目前过渡时期中，华中是推动抗战迅速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阶段上去的一个主要地区。”[4] 上述观点很快得到中央认可。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5]50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以及中央关于“华中”地域的战略判断，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思考、研究和探索、开辟宜昌敌后战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1938年11月刘少奇主持中原局工作后，非常注重在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和势力，用游击战争坚持抗战”[6]267，事实上确立了一个“独立自主”发展中原(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总体思路和部署。[7]39 这个思路和部署可以看作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一个翻版，其核心内容是：巩固豫南，发展武汉外围敌后之鄂中、鄂东(鄂西北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发展)。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它又逐渐演变成为：以鄂中为“战略交点”[8]9，连接鄂东、豫南，使三个根据地“逐渐打成一片”[9]551，进而建立作为一个整体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尤其是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后，刘少奇作出“襄西失陷，纵队发展方向应暂向路西”的指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辟襄西战场，使鄂豫边根据地向西一直延伸到宜昌当阳境内，并展开与正面战场相配合的一系列作战行动。至此，刘少奇的思路与部署已基本变为现实。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鄂豫挺进纵队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与发展。”“挺进纵队是党的武装中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一时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取得地域上的联系。因此，必须努力扩大自己，务求在一年内扩大到四万人”。[10]559

　　如果说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党的武装中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那么，挺进纵队作战的区域无疑也应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的抗战战场。但是，这个战场与宜昌抗战又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否就是宜昌抗战之敌后战场呢?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作为直接参与领导开辟鄂豫边根据地的当事人，原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曾于1939年12月专门撰文，分析了鄂豫边区的重要性：“目前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而鄂豫边地区正是敌我相持的地带。自从去年底敌人占领这一地区后，几次企图依靠鄂豫边为前进阵地，向襄樊、宜昌、南阳进攻，但因为正面国军抵抗与敌后游击队，首先是新四军的牵制，都遭受到惨败。”[4]173 他认为，“鄂豫边敌后游击部队已经生长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创造了自己的游击根据地，获得了鄂豫边广大群众的拥护，依靠着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能克服任何困难，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4]175 朱理治后来回忆说：“鄂豫边敌后根据地建立在武汉外围，公路铁路很密，日寇武装力量和国民党武装都很强，当时国民党即有四十个师包围着新四军，我们则处在两大力量之间。那时，先念和我认识到在两大力量对峙下，只要我们善于运用策略，我们不但能存在，而且可以大大的发展”。[11]579

　　朱理治关于“鄂豫边根据地”的阐述，包含两个基本点：首先，他认为，鄂豫边根据地建立在武汉外围;其次，在日军进攻宜昌时，鄂豫边根据地的作用，相对于“正面国军抵抗”而言，属于敌后“新四军的牵制”。把这两方面的认识综合起来，朱理治实际上就已经得出结论：鄂豫边根据地属于宜昌抗战的敌后战场。

　　曾经领导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代理政治委员的陶铸，于1941年1月写了一篇题为《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的文章。他在文中也分析和探讨了鄂豫边区与宜昌抗战的关系，指出：鄂豫边根据地能够不断威胁武汉敌人与牵制宜沙敌人向我大后方进攻，并将“占据着宜沙作为前进阵地，进攻我大后方的敌人”，“与后方隔离，陷之于孤立及拖住其尾巴”。[12]2 显然，陶铸也认识到，鄂豫边根据地是属于宜昌抗战的敌后战场的。

　　另外，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1941年的一份材料《鄂豫边根据地兵要地理》，也揭示了鄂豫边根据地与宜昌抗战的关系：鄂豫边根据地是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可以给敌占领区统治及西进企图(即攻占武汉以西的宜昌进而攻击重庆——笔者)以重大的威胁。[8]10 这说明，鄂豫边根据地属于宜昌抗战的敌后战场，这种认识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认同。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宜昌抗战之敌后战场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并形成了关于宜昌敌后战场的实践理念。宜昌敌后战场的开辟及其发展，就是在这种认识和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中共中央抗战战略方针在宜昌抗战中的自觉的成功的实践。

　　三、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的宜昌实践

　　(一)宜昌敌后战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宜昌抗战的敌后战场，并不是预先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宜昌抗战战局的推进，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开辟阶段(1940年底以前)

　　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武汉失守之后，鄂豫皖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于l939年11月全面实现豫南、鄂中、鄂东三个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及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初步建立了以鄂中为中心、覆盖豫南和鄂东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扩大到9个团9000人，除信阳、应城、随县、桐柏县交界地之四望山这一小根据地外，已在鄂中之安陆、云梦、孝感、应城等地获得政权，建立根据地。这就为开辟宜昌抗战的敌后战场奠定了基础。

　　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襄西失陷，纵队发展方向应暂向路西”的指示，集结主力向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继而进行了开辟天(门)西的斗争，同时又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并于1940年底相继成立了襄西地委、襄西军政委员会和襄西行政委员会以及荆南、当阳、钟西等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这标志着宜昌抗战的敌后战场已经成功开辟。到1940年底，鄂豫边区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部队也扩大为拥有近15000人的游击兵团，民兵发展到10万余人，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宜昌敌后战场的领导地位。[7]101

　　2.巩固和发展阶段(1941年初至1943年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鄂豫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迎击反共高潮，奋起保卫抗日阵地。同时以抗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并组建新四军第五师，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地方武装及民兵建设，成立边区行政公署以统一和加强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42年，在日伪顽固夹击下，襄西形势恶化，襄西地委被迫撤离，主力部队也向襄东作战略转移。整个鄂豫边区开始设军分区，五师于1942年7月开始受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边区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至1942年底，鄂豫边根据地主力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2.5万余人。1943年鄂西会战爆发时，鄂豫边根据地主力军和地方部队已发展到3万多人。为了配合鄂西会战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第五师发动了以解放襄南为目标的战役攻势，并乘胜西渡襄河，恢复和发展了襄西根据地，开辟了江(陵)枝(江)当(阳)抗日根据地，同时还南跨长江，解放了洞庭湖滨大片国土，从而使宜昌抗战敌后战场进一步扩大。到1943年冬，鄂豫边根据地主力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近4万人，控制范围扩大到51个县(其中基本区14个县、游击区37个县)，总人口达1020余万(基本区420余万，游击区600余万)[7]207，发展成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的战略区，并从四面形成了对盘踞武汉之敌的包围态势。

　　3.提升阶段(1944年初至1945年8月)

　　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大溃退，而共产党敌后战场则出现较大发展，“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毛泽东语)[13]416。1944年10月，中共鄂豫边区委改称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委，并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这标志宜昌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1945年1月底，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五师胜利会师。鄂豫边区进一步扩大宜昌敌后抗日阵地，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根据地发展到东起皖西之宿松、太湖及赣北之彭泽、瑞昌，西至鄂西之宜昌、当阳，北起豫中叶县、舞阳，南至湘北之幕阜山麓、洞庭湖畔(均不含县城)的广阔地区，共计解放人口1300余万。据文献记载，全区有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活动地区计有60多个县、2000余万人口;建立了拥有7个军分区的鄂豫皖湘赣军区。主力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5万余人，民兵达30余万，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中坚力量，成为宜昌抗战的中流砥柱。[7]259

　　综上所述，从宜昌抗战及其发展态势来看，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作为宜昌的敌后战场，地处宜昌以东，以襄西为前哨阵地，以鄂中为战略交点和总部基地，以豫南和鄂东及洞庭湖滨地区为后援腹地，并作为一个整体同以宜昌为中心的正面战场形成比较明显的“配合”关系——至少从共产党方面来看，这种配合是有意识的、主动的、积极的;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将鄂豫边区建设“成为华中敌后的坚强抗战堡垒”[12]8。

　　(二)宜昌敌后战场的抗日游击战争及其作用

　　宜昌敌后战场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而且随着新四军日益发展壮大，敌后战场的不断扩大，其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提升。枣宜会战前，新四军游击队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1939年初的100多人发展到1940年5月的上万人。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四军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发挥着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等作用，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李先念在1940年6-7月的相关电文中不仅列举了这种“战略性配合”作战所取得的成绩[14]6-7，而且多次介绍新四军游击队对正面战场所进行的一系列“战役性配合”作战情况，称新四军游击队在枣宜会战中“配合正面友军夹击敌寇”[14]7、“动员万余人尾敌追击······迫使西线日军不能尽其所愿”[15]9-10、“以配合保卫襄、宜正面的友军的行动”[16]570。李先念在1940年6月17日的电文中还提及新四军游击队对正面战场的“战斗性配合”作战行动：枣宜会战中，“当友军一二五师一个团被伪军刘文光部包围时，我七团等急驰援救，敌围遂解······江防军一部在安陆一带与职部曾一再配合攻敌，相处甚欢。”[14]7

　　枣宜会战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组建新四军第五师)继续在敌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据统计，从1940年8月至1942年12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及第五师对日伪军作战共计501次，歼灭敌伪军兵力共计12552人。[7]362 这不仅牵制了宜昌战场的大量日军，而且为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持续开展“反攻宜昌”作战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对这种作战行动发挥了战略性配合作用。

　　1943年5月鄂西会战爆发后，已有3万多人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更为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43年6月4日，五师在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文中详细介绍了该师主动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击日伪军的情况。[17]691-693 李先念还介绍了一次“战斗性配合”作战情况：“当一八九师(国民党军队——笔者)今春在陂孝边大小悟山被困之际，敝师又不惜一切牺牲，击破敌寇左翼，以救其危。”[18]9 1943年6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自敌寇向鄂西蠢动之始，我鄂豫边新四军即在各地向敌展开大规模出击，牵制了敌寇近两个师团之兵力。尤其在五月下旬，正面战况愈趋紧张激烈之际，我军为着更有效的打击敌寇，配合正面国军作战，曾以庞大兵力，向襄河以南挺进，直逼江陵，威胁敌寇进犯之基地，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加速了敌寇在正面作战之败溃。月余以来，我军共向敌伪出击四十一次，毙伤敌伪两千九百余名，生俘敌伪七百余名，缴获步枪一千六百余支，轻重机枪二十三挺，迫击炮三门，攻克据点十七处。”

　　与枣宜会战时期相比，鄂西会战时期新四军武装不仅日益发展壮大，而且在抗日战场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据《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截至1943年6月，日军在华中有14个半师团、24万人，新四军抗击了47%。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占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17%，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武汉地区日军的48%。[19]

　　鄂西会战后，宜昌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作用进一步突出，尤其是1944年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大溃退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取得大发展的新成绩，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据统计，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新四军第五师对日伪军作战共计256次，歼灭敌伪军兵力共计11333人。[7]362 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边区抗日根据地将武汉外围的日伪军分割为数块，造成威胁平汉铁路南段和粤铁路北段、控制长江中游的战略态势。宜昌抗战的局面正在发生逆转，抗战战场的“重心”开始移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注 释：

　　[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申志诚、胡文澜：《情系中原：刘少奇在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4]朱理治：《论目前华中抗战形势及今后任务》，载于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5]《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一九三九—一九四0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6]刘少奇：《抗战初期与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经验》,载于《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

　　[7]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8]《鄂豫边根据地兵要地理(1941年)》，载于《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五辑武装斗争专辑(二)。

　　[9]《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创建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的意见致刘少奇电》，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10]《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鄂豫挺进纵队工作方针的指示》，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11]朱理治：《往事回忆》，载于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陶铸：《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载于《陶铸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14]李先念：《豫鄂挺进纵队全力抗日的事实无可置辩》，载于《李先念文选(1935-1988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李先念：《抗议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大小悟山的通电》，载于《李先念文选(1935-1988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

　　[16]李先念、任质斌、王翰关于两个月作战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等电，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17]第五师关于主动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击日伪军情况致中共中央军委等电，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18]新四军第五师李师长给卅九军刘军长的一封公开信，载于《鄂东革命史资料》第二辑。

　　[19]《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载于1943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另见：新四军第五师：湖北战场的中流砥柱，载于2005年8月15日《湖北日报》。

　　(原载：历史研究 作者简介：宜昌市委党校课题组，课题组成员：陕大海、张文宇、周望、秦良芳;执笔人：陕大海。)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0-01-05 2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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