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与正面战场
2024-06-25 14:25:31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2011年第8期 P77-86 作者：秦弓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臧克家即到第五战区任职，在正面战场坚持四年半有余。他以报告文学、随笔、诗歌、小说等文体与多彩的笔墨，展开了宏大的正面战场画卷，表现出中国将士浴血抗战的英雄事迹、广阔的战区场景与幽深的心理空间，在发展了自身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对报告文学、叙事诗等多有贡献。充分肯定其正面战场作品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臧克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也有助于填补文学史叙述的空白，并进而全面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真实。

　　[关键词] 臧克家;抗战时期;正面战场;文学

　　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会给臧克家以一席之地。但评价往往定格于其诗歌两个特征的肯定:一是饱含深情的乡村描写，深邃悲怆的农民性格与命运的刻画;二是“坚忍主义”①的韧性生活态度。而事实上，臧克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决非仅仅如此，本文从臧克家与正面战场关系的视角切入，考察他与正面战场关系的来龙去脉，分析其笔下正面战场的多彩画卷，进而认定其正面战场题材的独特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一、臧克家与正面战场关系的来龙去脉

　　臧克家出身于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热衷社会变革的开明家庭，祖父与父亲都曾参加辛亥革命，这不能不给他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之少年时代适逢“五四运动”爆发，臧克家在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滋养下长大成人。北伐战争期间，他于1927年初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黄埔五期)，5月，编入中央独立师，担任副班长，开赴前线，讨伐夏斗寅叛军。这是臧克家与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的结缘。平叛归来，国民革命军内部分化加剧，中央独立师被缴械，臧克家潜回故乡，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翌年春由于同上级派来的指导员意见分歧而退党，但他始终关注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对当局的腐败极为愤慨，为“九一八”后东北的沦陷十分痛心。《战神已在候着你》(1931年)透露出收复失地、捍卫民族“五千年的光荣”、“去创造一个更新的生命”的热望。《中原的胳膀》(1935年10月6日作)，在讴歌东北的美丽富饶之后，顿然以悲伤结尾:“悲伤中原一身是血，/生生地被割去了这一条胳膀!”1936年11月18日作《肉的长城》，讴歌绥东抗战将士:“十月天，/脚踏着地/像履冰;/单薄的戎装上/刺烂了冷刀——/塞北十月的风!/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好男儿/给祖国打起了肉的长城!……不怕死，/只有愤勇，/谁在乎炮火/给打个血胡同!”

　　有这种历史渊源，有如此精神基础，所以，当全面抗战爆发，第五战区发出召唤时，臧克家毫不犹豫地重新穿上了戎装。“脱掉长衫，/换上了戎装，/我的生命/另变了一个模样。/穿起同样的戎装，/手握一支枪，/在‘一九二七’的大潮流中，/做过猛烈的激荡。”(《换上了戎装》，1938年1月16日作)1938年1月，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从事文艺宣传工作。4月8日至16日，臧克家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之邀，“不顾台儿庄战场硝烟未尽，敌机每日前来轰炸的危险，三进三出，对血战台儿庄的主力部队——第五战区三十军孙连仲部下的三十一师、二十七师、三十师等进行了实地采访，会见了孙连仲、池峰城、张华堂等著名将领。”“在抗日将士高昂士气的感染下”，他只用了十几天的工夫便写成了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5月初由生活书店出版。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给予他大力支持，不仅带他同车到前线去，还于军事倥偬中为《津浦北线血战记》作了长篇题词，并资助了一笔款。②在采访写作过程中，作者与在台儿庄大捷中立有战功的师长池峰城、张华堂、黄樵松等将领结下了友谊，黄樵松师长于七十里外专人送来题句、绘图、照相。31师战地服务团、司令长官部林处长、李副官、于秘书、张参议与兵站阎站长等均给予切实的帮助。③

　　1938年7月1日，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在潢川成立，臧克家、于黑丁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成员14人。全团“救亡热情十分高涨，劲头十足”，足迹踏遍了鄂、豫、皖的许多地方，每到一处，“都要出墙报，写标语，演小戏，唱救亡歌曲，朗诵抗战诗篇并创作文艺作品，向民众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④同年10月，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在襄樊成立，臧克家为7名委员之一，负责军队文化工作。

　　1939年春，战时文化工作团解体，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由司令长官部政治部接管。臧克家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名义，于4月与姚雪垠、孙陵三人组成“文艺人从军部队”(亦称“笔部队”)，4月6日出发，前往随(县)枣(阳)前线，臧、姚、孙分别到广西部队84军173师、143师、189师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参加了5月的随枣会战。后来，臧克家在《笔部队在随枣前线》一文中追述了前线生活，其紧张与危险从中可见一斑:“我从师部到了粟副师长那边。因为距敌人太近，夜里不敢睡，我们就在桐花树下谈诗，泉水在响，敌人的炮也在响。敌人就在前面的山头上，山上的寨子清清楚楚地描给人一个影子。借了夜的掩护，我到了团部、营部、连部，一步一步爬上森林寺的第一线，心，也随着一弦一弦地扣紧了。半山腰里就是敌人，鸡鸣犬吠的声音送了过来。”“这一夜，战争的暴雨来了，一夜响了三千炮。我们一夜回走了二十里——回到了万家店的师部，而敌人的炮弹却已经超过了它。钟师长眼睛红肿，声音哑喑，他几夜没合眼了。”翌日晨与钟毅师长握别，后来钟师长派马来接。“到了枣阳，还没坐定，敌人就到了，四下里是枪炮，火光，人群。通过襄樊的大路被切断了，我们撕下了符号，夺路到河南，盘过了山，到了五战区的最后面——均县。连着爬跑了八天两夜，敌人一直追我们到邓县附近三十里。什么都丢了，诗稿也在内。破了几天的功夫，又把它默写出来，这就是那篇《走上火线》。”⑤臧克家与钟毅师长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友情，翌年钟师长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后，臧克家不止一次在诗文中深切怀念这位能文善武的英雄。随枣之行留下了散文集《随枣行》、长诗《走向火线》。同年8月至10月，他与姚雪垠等自湖北经河南向大别山进发到安徽敌后采访，往返几千里，得长诗《淮上吟》与散文《淮上三千里》等。12月，再赴前线采访，与官兵共度春节。

　　步入1939年，国民党当局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逐次掀起反共高潮。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同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拟定《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在此前后，国共摩擦加剧，臧克家于1940年10月辞秘书职，离开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1941年1月1日，应池峰城军长之邀，去30军任参议，从事文艺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愈加紧张，4月，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下了逐客令，臧克家遂与碧野、田涛愤而离去。稍后，由于画家朋友齐人的关系，受邀到31集团军任参议，12月，调任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与碧野、田涛筹办文学月刊《大地文丛》。1942年5月1日，《大地文丛》创刊号终于出版，却因载有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译文，遭到汤恩伯查封，图书馆被搜查，臧克家被传问。诗人投身战场，忠心报国，却屡屡受挫，倍感寒心，遂于1942年7月结束了四年多的军旅生涯，与郑曼联袂徒步奔赴重庆，进入了大后方写作的下一段历程。行将离开31军及三一出版社驻地河南叶县寺庄之际，他写下《春鸟》，寄托忧愤:“而我，有着同样早醒的一颗诗心，/也是同样的不惯寒冷，/我也有一串生命的歌，/我想唱，像你一样，/但是，我的喉头上锁着链子，/我的嗓子在痛苦地发痒。”①

　　到重庆以后，虽然远离前方，但他心系战场。前线的将士，战场的场景，不时流溢于他的笔端。讴歌抗战英雄山东省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少将的《古树的花朵》(初刊时题《范筑先》)，开始构思、起笔于战区，1942年2月18日完稿于战区。9月7日，他在重庆为这部叙事长诗作序时，追述创作动机与过程，称颂这位英雄“是一棵古树，在大时代的气流里开出了鲜红的花朵。他把战斗的精神与红血留给了人间，像一道不败的彩虹。”1943年5月17日完成《感情的野马》，1944年5月21日完成《和驮马一起上前线》，1944年秋完成《诗颂张自忠》。1942年9月20日在重庆竣稿的回忆录《我的诗生活》，最后一节回忆起几年来“在民族革命的战场上歌唱”的经历，不能自已地洋溢着战斗的激情:“不亲历其境，亲历其境不动过感情，动过感情不很深切，都不能写得‘入木三分’;凭空想，那等于水皮上投一片油脂罢了。”“冬天，我冒着冰刀似的寒冷，骑着大马在风雪吹打着的战地上奔驰，我到过査山，这几次被敌人拿去又夺了回来的今战场;我在鲁寨同士兵们一道在战壕里过旧年，大炮是我们的火鞭。我驰马平昌关，敌人的大炮从老鸦山上把炮弹打落到我的身后身前。我曾在信阳前线深入刚反正过来的彭子文部，同他们一道住了两三天，谈了两三夜，凭这，我才敢写我的《向祖国》，因为我不但听到，而且见到，不但见到，他们的生活、处境、表情，曾经深深地打动了我。”②

　　虽然抗战中对战争也未能完全割除的官场习气就“不止厌烦，而且是苦痛难耐了”，对当局大敌当前却严于排共的褊狭深恶痛绝，尤其是光复后内战爆发，生灵涂炭，诗人对此忧愤交加，但是，他对曾经的战斗生活、留下足迹的地方、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仍然怀有深深的眷恋。在1947年8月17日完成于上海的《生活和诗的历程——续〈我的诗生活〉》里，他还深情地说:“我不但恋恋于这老河口的小草房，台儿庄、潢川、宋埠、歧亭、樊城……这些城市的影子，像映在月色底下的清水一样。我的回忆照亮了一条小巷，一家野店，一个黄昏，一个霜晨;我的回忆导流了一溪清流，潺潺有声，开出了一树梨花，带着水珠;我的回忆叫醒了一些人物，于是，我又看到了他们的神采，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把在台儿庄结识、后任30军军长的池峰城将军称为“最亲切的一位故人”。他对有“铁军”徽号的30军有历史的情谊——从台儿庄到随枣前线，“我记起了许多往事，战地的烽烟，秋郊的野火，服务团男女同志们悲壮的演出，以及官兵们那壮烈杀敌的勇敢与决绝……三十军是很年青的，很有诗意的。说它年青，因为它有朝气，有创造性。池军长，是一位胸怀似海的英雄……”③1947年1月30日，臧克家在上海从报纸上看到徐州大会战的消息，情不自禁地在《“徐州大会战”》一诗中回想起抗战中徐州会战的情景:“在一个夜晚，/八辆小汽车/载着指挥作战的 /大将们/向台儿庄驶去，/我眼望着/那一道一道的灯光/神秘而威严地/在黑暗里开出光明的路。/长官部扎在车幅山，/将军们像热心的棋手，/围着地图赌心机，运智谋，/电话里的消息一刻万变，/电话传达着用坚决的口气下的命令:/‘一定要拿下来，明天十点以前!’/他们这些将军，/住在草棚子里，/穿着土布鞋，/嘴角起大泡，/一个人两个黑眼圈，/不吃饭，不睡觉，/一支烟接一支烟!”诗中还回忆起战地服务团的男女同志们“和士兵一起躺在战壕里，/他们一边工作，/一边高唱‘微山湖上今又生洪波!’/长官要她们回徐州，/她们不!/最后迫得要抽签，/抽到的，放声大哭!”相比之下，诗人为内战而心痛如裂。1948年12月30日悼念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人丁行的诗篇《一个壮烈的死》里，忆及台儿庄战役时丁行带领战地服务团在火网里穿行，皖南事变后，丁行以30军秘书处长的身份给服务团送消息、送路费、帮助战友脱离险境的情景。

　　臧克家从1933年《烙印》到1949年10月共出版了27种作品集子，除去两种战后重版之外，25种集子中有15种为抗战时期出版:《津浦北线血战记》(报告文学，生活书店1938年5月初版)、《从军行》(诗集，生活书店1938年6月初版)、《泥淖集》(诗集，生活书店1939年3月初版)、《乱莠集》(散文集，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9年5月初版)、《随枣行》(散文通讯集，前线出版社1939年10月初版)、《淮上吟》(报告长诗集，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5月初版)、《呜咽的云烟》(诗集，创作出版社1940年7月初版)、《古树的花朵》(长诗，东方书社1942年12月初版)、《我的诗生活》(回忆录，读书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向祖国》(诗集，三户图书社1943年4月初版)、《泥土的歌》(诗集，今日文艺社1943年6月初版)、《感情的野马》(长诗，当今出版社1943年11月初版)、《国旗飘在鸦雀尖》(诗集，中西书局1943年11月初版)、《十年诗选》(诗集，现代出版社1944年12月初版)、《生命的秋天》(诗集，建国书店1945年5月初版)等。这些作品在恢宏的抗战画卷中叠印着作者与正面战场的血脉关系。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一度影响了臧克家等当年同正面战场关系密切的大陆作家的历史认知。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津浦北线血战记》、《随枣行》、《淮上吟》、《古树的花朵》、《我的诗生活》、《向祖国》、《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等作品，不仅没有再版的可能，而且被作者乃至文学史刻意回避;一些留有明显的正面战场痕迹的作品，不仅在各种选本中，像避开地雷一样小心翼翼地筛掉，而且在作者自述创作生涯时也不见踪影。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力度的加大、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的愈益复苏，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得到肯定，国军抗战将士得以重新评价，臧克家本人才敢于坦然地回顾自己与正面战场的关系，也才能够正视自己表现正面战场题材的作品。1984年11月7日，他作《忠魂——纪念范筑先将军殉国四十六周年》:“一把长须见精神，黄河不渡誓此身。名城血洗忠魂在，吟颂常怀范将军。”1988年9月18日再写《为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殉国五十周年题》:“抗强敌，临危难，头颅不惜一掷。报祖国，献忠诚，英雄自有千秋。”1991年作诗赋词纪念张自忠将军，《悼张自忠烈士》咏道:“国难当头不惜死，凯歌千载动山河。”同年5月2日作《怀念老河口旧游地》:“惊回顾，半世纪时光，与逝水东去!犹记当年，烽烟漫天，心怀激烈，胜地小住。而今山光水色应胜昔，人已云老，朝气足!”同年10月17日作诗《纪念烈士钟毅将军九十诞辰》:“誓扫妖氛挥大军，男儿报国献此身。难忘战地三昼夜，终生令我为倾心。”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作家走向战地者为数不少。但是，由于主观条件与政治、战场、部队等复杂的客观原因，能像臧克家这样在战区工作长达4年多之久，与前线官兵结下深厚友谊，并且抒写了大量正面战场作品的，实不多见。

　　二、多彩的正面战场画卷

　　卢沟桥抵抗侵略的枪声，点燃了中华儿女压抑已久的抗战激情，诗人的心弦自然弹拨出激越的旋律，每个诗人又显示出独异的个性。曾经参加过前线作战的臧克家，很快就把目光投向了战场，《兵车行》为千里远征的军人壮行，《伟大的空军》为空军叫好，《保卫大徐州》寄希望于30万大军保卫这“中华的左心室”，《兵车向前方开》中诗人看到的是“炮口在笑，/壮士在高歌，/风萧萧，/鬃影在风里飘”，《敌人陷在泥淖里》注意到中国军队的可喜变化:“战争的教训是伟大的呵，/去年动摇的将军，/今年在火线上/领导着士兵去冲锋，/青年人争着上战地，/把参加战斗认作光荣。”

　　然而，最具臧克家个性的是他描绘正面战场的叙事性作品，文体有长篇报告文学、回忆录，也有简洁的战地速写、人物素描，有一气呵成的几千行英雄史诗、环环相扣的珍珠项链似的组合型长诗，也有“窗含西岭千秋雪”般的诗歌短章、刻画得入木三分的短篇小说;手法有质朴无华的白描、夹叙夹议的铺展，也有叙事与抒情的融合、自然或超拔的象征，有徐文长花草似的泼墨写意，也有陈宪章梅花般的工笔细描;风格有生死格斗间不容发的紧张，也有恋爱插曲小桥流水的缠绵，有气贯长虹、长歌当哭的悲怆，也有日常生活中不乏生趣的幽默。臧克家以多彩的笔墨展开了正面战场的宏大画卷，以丰富的细节呈现出真实的战场氛围，阅读这些作品，我们仿佛回到了抗战时期，跟作者一道走上正面战场，领略那硝烟弥漫的战争风云。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天津似乎没有抗战似的。散文《一个难民的自述》则通过难民的视角告诉人们:丰台、廊坊曾经一度被我军收复，《大公报》为此一连出了两个号外，各个租界的领使馆都叫所有的中国住户悬起祖国的国旗，千万面青天白日旗在风中“威武地飘扬”，那场景是何等壮观!38师在李文田副师长率领下，付出壮烈的牺牲，夺回了天津总站和老站。本来计划火烧机场，无奈因火柴受潮无法点火，计划流产，我军受到了重创，才不得已而退出天津。

　　臧克家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作品中留下了不少战役、战斗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其中，战役的全景式描叙，首推《津浦北线血战记》。作品有关于津浦北线会战之战略地位的宏观分析，也有对台儿庄大捷有力回击“惟武器论者”与“民族失败主义者”之重要意义的充分肯定。作品更以大量细节描叙出战役的方方面面:李宗仁司令长官、白崇禧副参谋总长运筹帷幄，并亲赴前线，池峰城师长在火线上指挥，官兵殊死搏杀、牺牲惨烈，“我刁旅高营长赤膊率领全体兵士击敌侧背，呼声震天，杀气冲霄，敌人败退。”“征了二十名敢死队，加上请愿杀敌的三十七人，凑成了五十七个壮士。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把西北角从敌人的手里夺回来!”“回来的只有十几位，而且有的还带着伤，我们把他们全监视起来，怕他们自杀!”康副师长受伤，王团长挂彩，12个营长7伤3亡，骑兵连还剩下十几个人，特务连也有很大的伤亡。31师一师人只剩了一团，30师11000人，剩下了几千人，27师、44旅也都有相当的牺牲。前方浴血奋战，后方踊跃支前，第五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积极地组织各种活动:伤兵的慰劳，血衣的洗涤，在前方建临时伤兵医院，把伤兵转运到后方。“军民合力，前后方呼应灵活，才可以发挥最大的伟力去歼灭敌人。”作品还描写了被我军击落的日本飞机，炸坏了“循环足”(即履带)的日军坦克，日军来不及吃的大米稠粥，埋葬着日军中佐、少佐、上等兵、军曹等的36座坟墓。日军残忍至极，退却时，放火，见人就杀，尤其是残杀妇女。日军自己的重伤员，也都是狠狠地把睾丸一捏，叫他死去。台儿庄战事基本结束之后，日本飞机又来轰炸报复，造成我军民新的伤亡。硝烟尚未散尽，我方即有摄影师在战地拍摄纪实影片。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继续采访，作者把台儿庄的外围战“临沂歼敌”作为附录。虽然未及展开，但也呈现出张自忠所部59军的英雄风采，张自忠的老部队38师英勇善战，令敌人恨之入骨，敌军在前线上喊:“杀尽三十八师的兵!活捉一个两千元!”

　　以散文、报告文学与小说来表现战场风云，自有其文体上的便利，臧克家在这些方面均有成功之作。但是，作为一名给读者留下深刻烙印的诗人，他的不同凡响之处还在于擅长运用诗歌来表现战争。《韩团长的腿》的主人公“带着娘子关的伤，/台儿庄的伤，/在大别山中的打船店，/你把右腿上的五十八块肉，/补在创痛的左腿上!”“在走路的时候，/在阴天的日子”，创痛总要发作，然而他坚韧地奔波在前线，当他策马渡河时，浸透着羞辱与愤恨的豪言壮语在淮河波浪中激荡:“敌人哪，我个人的生命，/四万万中国人的生命，/不死在你手里，/那，敌人哪，/你就得死在我们的手中!”诗人在深入采访、反复咀嚼的基础上，于1940年1月写出《国旗飘在鸦雀尖》，①真实地表现了武汉会战中的一次激战:“二寸照片/留下了一角大别山，/留下了大别山的顶峰——/挺秀的鸦雀尖。/三个人影簇拥在山巅，/一张地图牵着六只眼，/身边的草木在风前低头，/一面国旗飘起了青天。/树影笼着十个士兵，深草吞没了半截腿胫，/刺刀冷亮，钢盔乌青，/瞪着一双双决死的眼睛。/这一张平凡的照片，/包藏的故事可不平凡，/追溯这个故事的诞生，/要把时光倒流上两年。/那时侯，正在保卫大武汉，/那时侯，正血战在大别山，/那时候，这一支常胜的铁军/奉令把守这天险——鸦雀尖。/……一道严峻的命令/下给这一师人，/死，也要守住鸦雀尖!/战况到了紧张的高度，/指挥所从山腰移上了山巅，/这表示了一个决心，/像一张弓把弦拉满。……”

　　诗后附记道:“大别山战役，××师奉令扼守鸦雀尖，师长黄樵松氏，预作国旗七面(二旅长，三团长，另外一面是他自己的)，在战局危急时，即以国旗分赠，示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鸦雀尖敌将冲上时，师长令敢死队十人冲下山头后，即于树间将国旗悬起，预备作光荣之牺牲，置诸死地而后生，敌人终不得逞。当时在鸦雀尖留有二寸照片，至今犹存，敢死队十名，生还者七人，该师以‘鸦雀尖七勇士’呼之。”

　　诗中所述黄樵松将军，1937年10月担任27师79旅旅长时，率部陈兵娘子关，迎战日军77联队，歼灭关沟之敌，击毙大队长中岛利男、少佐鲤登及其部下300余人。黄樵松为此赋诗:“陈兵娘子关，壮志薄云天，笑斩鲤登头，放歌大阪山。”1938年1月，孙连仲部由晋调豫整补，黄樵松升任27师师长，4月参加台儿庄战役，对大捷卓有建树。后开往大别山北麓潢川一带，参加武汉会战，属孙连仲第3兵团第2集团军第42军。9月上旬，在潢川以南作战。中旬，据守商麻公路上的制高点鸦雀尖，阻击进犯大别山的日军13、16师团。战斗激烈时，师指挥部从山腰移至山顶。此战给日军造成了严重伤亡，延迟了其进攻武汉的速度，实现了我军节节抵抗、持久消耗敌人的战略目标。臧克家诗篇真实地再现出鸦雀山殊死搏战的紧张氛围，由衷地赞美了我军将士的爱国激情与牺牲精神。

　　采访中、尤其是在司令长官部与军部工作的近距离接触，使臧克家能够比来去匆匆的记者较多地了解高级将领的性格、行止，因而在作品中通过细节来刻画高级将领的形象。《雪中聆训记》、《铁的一团——介绍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我所见的李宗仁将军》、《突出徐州后的李宗仁将军》等，多次写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战争必胜的信念，对政治工作的重视，对青年干部的关心，在战事危急关头的从容，对党派之间摩擦的不以为然，品格质朴、廉洁、坚毅，接人待物谦和，练兵则严格峻厉。“在发命令，指挥大军时，他们是威严无比的将军，在平时，在闲谈中，他们又都变成了和蔼可亲的书生了。”《诗颂张自忠》四节，为老舍作四幕话剧《张自忠》的幕前诗，歌颂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带兵的威严，爱兵、爱百姓的慈祥，表现出张自忠以对国家的忠贞粉碎了恶毒的谣言，以悲壮的牺牲雪洗了耻辱，“他用死完成了自己，/死里有新生”。在臧克家的作品里，还留下了程潜、白崇禧、孙连仲、池峰城、张华堂、钟毅、周元等将军的多重影像。

　　范筑先是臧克家故乡的又一位抗战英雄，诗人为之深深感动且倍感自豪。《古树的花朵》描叙了范筑先将军抗韩复榘之命、不渡黄河、回师聊城，由半个营发展到数万大军，开辟囊括二十几个县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刻画出其侠肝义胆、坚忍不拔的性格。范筑先壮烈殉国，夜空升起一颗永远不落的将星。“一家的红血，/化一道长虹，/耀眼放亮地/挂在历史的天空。”这部英雄史诗还通过主人公凝神收听的收音机广播传达正面战场的消息，塑造中国军队的整体形象:“赵登禹/战死!/佟麟阁/殉职!”“大水阻住了/敌人的坦克车，/战壕里的弟兄们/叫水没了半截，/然而，一股神劲/鼓起了他们的勇敢，/远了用枪，/近了/叫敌人吃大刀片;/从战壕里出来，/经过几夜几天/裹腿勒到烂肉里去，/用刀子把它斩断!……”

　　许许多多普通官兵，同样是臧克家作品的主角。台儿庄战场重夺阵地的敢死队，恨不得让伤立刻好转再上前方的伤员;随枣前线站在警戒线上散兵壕里监视敌情的武装弟兄，“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白天动不得，到夜晚才能换班”;编入补充团的16岁的游击队员，夺一个山头时受伤被送进临时伤兵收容所，还要争着上前线;“不好讲话，只会实干”的广西兵。《从冬到春——尖山之战的故事》的主人公展庆福，“他凭二十几岁的年轻，/抗战一起，他便投营，/从娘子关打到大别山，/对着淮水的绿波，/使他忆起永定河。”在夺取尖山的战斗中，40人上山，仅7人生还，展庆福受伤被俘。敌人给他治伤，放他出来做侦探，纵使不做侦探，至少也是“皇军”的宣传员。可是，展庆福仍旧回到部队抗日，向师长揭露了日军的阴谋，得到师长的信任。更多的战士，是无名英雄。埋葬着蒙城战役4000官兵与百姓的烈士冢，他们多数都没有留下姓名;《烈士墓旁》述说在平昌关战役中我军挡住了3000敌骑，61位英雄做了国殇，然而，烈士的英魂眷恋着战友，希冀着最后的胜利:他们“死后的骨/葬埋在战场，/听淮河吼叫，/听老鸦山头的炮响，/望着眼前的战友们/在阵地上出入，/地下的灵魂/要冲破坟头的黄土”。

　　军队里面，固然存在着军阀主义等沉疴痼疾，但也不能否认一些部队长官爱士兵，官兵关系和谐。小说《文艺工作者》就写到军长与士兵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张军长，北方人，也就不缺乏北方人的那点忠厚、诚朴、老实、固执的性子，见了人甚至连句话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然而，对于一件认定了的事情，即使九条老牛也牵不回来。就是这样，可是他有几点长处是别人做不到的。他爱穷苦的老百姓，因为他自己就是穷家出身，他溺爱他的士兵，溺爱得出奇。就是一个三等兵，也可以直接找军长，在外边碰到，像小孩子见了慈母一样的哼唧着拉住他向他要钱花，他每次出门总是带着两口袋钞票的，有时分散完了再有‘孩子’向他纠缠的时候，他便一面笑着，一面逃跑地说:‘没有了，没有了。’”“他这么爱他的‘孩子’们，他们自然也很爱他。他的这一军里没有一个逃兵，请假回家的到时候一定回来，就是打仗落了伍，受了伤，一时掉了队的，千山万水，天涯地角，不论隔多远，多久，早晚一定寻摸着来归队。”这种描写，并非向壁虚构，张自忠将军就是军长的原型之一。

　　战争不仅是军队军事素质、武器装备的较量，也是对军队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的考验。臧克家在讴歌官兵英雄业绩的同时，也注意表现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文化生活。《铁的一团——介绍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记述了这一教导队性质的团体在李宗仁的决策与关心下成立与发展的过程。《突出徐州后的李宗仁将军》写到李宗仁欢迎文化工作者到第五战区工作，也欢迎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来公演与拍战地影片。《淮上三千里》披露李宗仁捐资成立中原出版社，出版《中原月刊》、《文化月刊》与《青年月刊》，印四五千份。“一个堂堂的司令长官，可以用自己的坐车去迎接一般‘队员’，同他一起工作、谈天、唱歌，像朋友家人一样。”①

　　《我的诗生活》称赞“钟师长是我抗战以来结识的许多军人当中最有头脑，最热情，最懂得‘文化’的一个杰出的军人!他能打仗，能吃酒，能作诗，能招纳有为的青年，能叫自己的部队把书本子同枪杆看得一样重!他的每个兵除了枪以外还有一本书，丢了书，要同丢了枪一样的受处分。”《安徽的新姿态》记述战区政工大队、××(当为广西)学生军，英勇无畏地在最前线工作。《战地文化工作小试》述说30军的文化工作，一直有人辛勤地开垦，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蒋牧良等人组成的文艺采访团刚到前线，就被炸死了一位团员。此前，池峰城还是31师师长的时候，就接收从平津流亡出来的大中学生，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团，四十多名团员，分总务、宣传、服务等三个组，宣传组又分六个股:教育、民宣、研究、话剧、艺术、歌咏。平时对士兵做思想工作，教他们认字、救亡歌曲，读报给他们听;出版《战地半月》、《卅一日报》，艺术股附设的俱乐部里，有抗战画刊、救亡小册子、箫笛锣鼓。台儿庄激战时，战地服务团和士兵一道上火线，卧战壕，抬伤兵。部队亟需精神食粮，文化工作者尽心尽力为前线服务。电影《台儿庄》拿到战地放映，指挥大别山打船店之战的韩团长进入了宣传画。《淮上吟》写到战地宣传工作:“草棚里，/话剧刺激着观众，/草棚里，/歌声烧灼了热情，草棚里，/训练着成千成万的干部，/个个像石头一样的坚硬。/山头上，/机器日夜转动，/山顶上，/排字工人熬红了眼睛，/把空白的纸头/添上正义的内容，/散到乡村，散进战壕，/枪杆笔杆排成一行列，/击破敌人文化的进攻。”“一个青春美貌的小姐，去给士兵洗脏衣服，睡在光地上，用高粱秆代替了象牙筷子”①。《走向火线》描述说，随枣会战中，我们的暖语，引出了挂彩弟兄的壮言:“希望伤口一天就好，/好再赶到火线上去!”

　　战争波诡云谲，战区纷纭复杂。臧克家注意到“事伪”里面的复杂性。叙事诗《向祖国》描叙了彭守成部的变迁:由最初害怕、躲避战争的农民，到组建“人民自卫军”奋起抗日，再到出于不得已，一度变成“皇协军”，然而“身在曹营心在汉”，最后，三千弟兄终于回到了国家与民族的怀抱。诗篇在叙写这一演进过程时，刻画了其代表人物彭守成曲折的心路历程。叙事诗《从冬到春——尖山之战的故事》也描写了一个维持会长，为了自家的良田，更为了男女老少一大家人，他不敢不应日本人的差，但是，他“一只脚踏着两头船，/他们同敌人玩虚假的花枪”，暗中与国军保持联系，接待国军汝营长，提供情报，为国军弟兄出入信阳城提供方便，有一次以智慧沉着应对突然闯到的大队日本兵，掩护了正在他家里的汝营长与几位弟兄。他还献计攻打尖山，送40个国军兄弟扮成民夫上山做内应，为此遭受日军的严刑拷打。

　　战争自有其内在的节律，不可能天天都是紧张的作战。战事间隔时，人们也难免会产生感情的涟漪。臧克家在为金戈铁马擂鼓助威的同时，也抒写了战场上军人的爱情波动，其中，长篇叙事诗《感情的野马》最有代表性。军部参议抱吟，35岁的诗人，他与万军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战事间隙时，军长与诗人均为寂寞所“围困”，尤其是敏感的诗人，妻子在家乡，“两下里分栖”，于是，便有了另外寻找感情寄托的机缘和冲动。专司给荣誉军人洗创敷药的“荣誉军人招待所”年轻的女所长文曼魂，让万军长产生了好感，更让诗人难以抑制地向往，在她身上寄托了美丽而缥缈的幻想。可是，纯洁、天真的文曼魂对诗人的痴情没有共振，而是全身心投入工作，她给人减轻痛苦、安慰心灵，被荣誉军人当做“小母亲”。条件所限，女所长与年轻的男兵在简陋的草棚里隔着竹屏风夜眠，是何等纯洁!战事骤然打破了诗人的爱情幻想。战争更是万军长的“苦恋”，“参谋长，同敌人斗心机，/辛苦挂在他红肿的眼皮”;范医官，为职责所唤，文曼魂，忙得恨不能分身;诗人抱吟，带着笔部队，奔跑在前线。后来的消息告诉他，那座小草棚已经人去棚空了——她已经远走高飞，去追寻“比爱情更有价值的东西”。情动于中，止乎于礼，风轻云淡时悄然萌发，战云压顶时顿然终止，诗人对战地感情生活的波动，把握得准确细腻，刻画得生动传神，丝毫没有做作颓废之气，反而真实可信，惹人同情。

　　日军侵略与屠杀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我军的英勇抗敌赢得了百姓的尊重，政治素质较好的军队更是得到了民众的信赖。《在随县前方》写到百姓的心理变化:“鬼子的厉害并不和他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军队的纪律和作战的英勇，使他们心间生出了自信的力量。”《随枣行》写某集团军在随枣前线，“每到一个地方，先救济贫困，赈恤出征军人家属，办民众训练班，叫士兵替老百姓耕种收割，先取得了民众的信仰，然后进一步组织担架队、救护队，老百姓自然会乐为了。”“广西军××师住在这里，公买公卖，爱护我们，帮助我们”。老百姓为了表达敬意，给司令长官送来几百个鸡蛋，还有几只鸭、几只鸡。李宗仁叫副官给他们付40块钱。军民关系变得融洽起来，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津浦北线血战记》记述台儿庄战地“抬伤兵的全是老百姓，不是抓来的，全是他们甘心干的。现在的老百姓也变了，全是帮着军队干”。《信阳前线的伤兵》描述道:“伤兵，差不多全是在老百姓的肩头上从前线一直转到后方。有×百副以上的担架义务运送。担架员都是本地的民众，一个人胸前缀一个小白符号，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和队属。”“这些义务担架员，关心伤兵像关心自己的弟兄，担架上是亲手用粗大的竹竿制成的，上面铺一层柔软的草，有的人在草上搭一床被子(把自己的被子披在伤兵的身上)，又有人在被子的一头放一个枕头，大家竞赛着看谁能给这些光荣的战士更多的舒服和安慰。”看见敌人来了，百姓给受伤的国军班长换一套便衣，藏在一个草垛上，等敌人退走，又用担架把他送去伤兵医院。《走向火线》吟唱道:“将士流血，/百姓流汗，/担架压上/民众的双肩，/拿这事实/做个例证，军民合作/不是句花言。”“他们信赖自己的军队，/他们全把敌人看扁，家乡虽然枕着战场，/敌人仿佛远在天边。/火线上/有抬不完的伤兵，/他们有/磨不薄的双肩，/乘着夜色，/穿过山径，/我们的弟兄/夜夜摸敌营，/老百姓自愿夹在中间，/三枪两枪打着好玩。”“这里的军民/结一个同心，/战壕里弟兄/百姓去慰问，/带一只母鸡，/几个鸡蛋，/带一束油条，/鲜嫩的菜苗，/家常礼品，/家常的话，/战士的心间/充满了温馨。”

　　官民、军民之间，往往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尤其是官吏腐败、军纪败坏时，矛盾更是出现激化。抗战期间，臧克家所在的第五战区吏治与军纪都相对较好，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尤其是国家的危难激发起民众极大的爱国热情，舍小家保国家的国家意识确立起来并化为行动。《锄头与枪杆》(收入《泥土的歌》时改题为《收成》)描写农人们半夜收麦，他们“从旱涝里，/从虫子和黄丹的侵害里，/从血汗和担心里”抢出来的收成，“一粒麦子，/是一颗汗珠/一颗黄金”，“可是，他们自己舍不得吃它，/一斗一斗地，/一石一石地，/往布袋里装，/他们那么辛苦地/吝啬地收进来;/这么舒心地/慷慨地/拿去做军粮。/千百万大军在火线上/手握着枪，/有更多的手把着锄头/在后方。”农人视麦子如孩子，但还是慷慨地送给国家作军麦:“军麦，孩子一样，/一包一包/挤压着身子，/和衣睡在露天的牛车上。”(《送军麦》)《和驮马一起上前线》主人公川人陈海清爱驮马，以驮马为生，可是抗战爆发，蒋委员长“下了命令，征调驮马上前线/去打日本兵”，他不像有的人那样藏起驮马，待日后做自己的好买卖;他也不像有的人那样明明有三匹驮马却只是拿一匹去应征，他带着全部家当——四匹心爱的驮马，还有长工，一起投奔了军营，当上了运输连的马夫。他的“飞毛腿”与“照夜白”被敌机炸死，“他牵着他的‘老来娇’、‘一锭墨’，/随着大军，三个年头，/走了三个省份。/他参加过保卫大长沙，/也曾经在汉江里饮过他的驮马，/他无法计算清，从他的马背上，/卸下来的大炮弹，打死多少日本兵”。他眼看他的“老来娇”又在敌人的迫击炮底下丢了性命。最后一匹驮马，他像爱独子一样爱他。“最后，他害怕的/活现了，/他心爱的/死去了，/陈海清，他的四匹驮马/全献给了国家，/剩了一条穷身子，/他的胆子变得更大!/他和他的长工/告别了驮马队，当了战斗兵。”父亲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承受着接连失去爱马的巨大创痛，但他写家信说“我很好，驮马也结实。”儿子来信说:“家里一切都很安好，/爸爸在前线放宽心。/有两件事他没写在纸上:/老祖母死了，家里很穷困。”父子默契，为了让亲人宽心，独自忍受着艰难困苦。正是在这种压抑中，民众的国家意识、牺牲精神与坚忍的生活态度才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自然，由于历史因袭与现实困境的复杂原因，前方后方均存在着令人痛心的阴影。臧克家对此没有回避，而是勇于直面，予以揭露、抨击。小说《天下第一乐事》描写了某军政治部赵主任及一班战时官僚的空虚无聊，借人物的“背地议论”，把锋芒指向有喝壮丁血之嫌的师管区司令，有吃空饷、虚报宣传费之嫌的赵主任。诗歌《生活的型》讽刺后方的做戏与惰性:“前线上打了个胜仗，/后方的人们又记起了战争，/争着分尝一口光荣的成果，/胸窝里一阵子热烘烘。/有的人跑到前方去慰劳，/(不变成‘反慰劳’就好!)/按着公式，轰轰烈烈地来上那么一套;/有的人跑去凭吊战场，/凭事后的聪明解说一番，/反正这不比探险。/将士们在报纸上/再做一回英雄，/一会儿，热情退了潮，/各人缩进了自己生活的型。”《一个黄昏》批评机关与媒体愿意摆“慰劳伤兵”的花架子，而对找上门来的伤兵却漠然、刻板。《大雪后》(收入《生命的零度》时改为《雪景》)描写一名“被摧残的病兵”，“身上的创疤在流血，/脚上的冻疮在流血，/他的口是一个血窟窿，/一句一句地向外涌。”“从一个地狱里逃出来，/多少个地狱在外边张着口，/身上一套单军装，/门外的白雪半尺厚!/没有一身便衣做个通行证，/没有去处，没有一文钱，没有一个朋友!”1944年12月，日军窜抵贵州，重庆震动，臧克家作《侧起耳朵，瞪着眼睛》，惊诧我军败退怎么如此迅捷。

　　战区在两军争夺中剧烈震荡，百姓的生命财产多有损失，敌人不仅烧杀抢掠，而且寻机向我方输入商品，在软化人民斗志的同时，也吸走我方金钱，由此造成了民众一些特殊的心理与状态。诗人为此焦虑、痛心，《走向火线》里写道:“界河新店/这一座石寨，/三十天前/敌兵曾占领，/冷落已被敌人卷走，/街心开着一片繁荣。/难民守着乔装的仇货，/蝇头小利，半死的生活。”《淮上吟》再次批评战区的这种不良现象:“‘界首’——/负水的一座土城，/弹丸一点/界开了两省和三县，/它是一个漏卮/直插到敌人那边。/从亳州，从宿县，/仇货涌来排海倒山，/抛开民族只看重金钱，/路上的谋利人接踵摩肩。/天津货，上海货，/挤在一个货摊，看到眼里火冒三尺，/公然标着Made in Japan。/城里归安徽，/西关属河南，/仇货长着脚，/法律却给检查员划一条界线。”

　　战场由敌我双方对峙、争斗形成。臧克家在全面描写我方军民携手抗敌的同时，也注意考察敌方的情形，揭露敌人的粗暴、荒谬与虚弱。《津浦北线血战记》写到，在战场上发现了日军一本半焦的日记本，“打开第一页，便是‘天皇’的题字，第二页是一幅地图，我们的东北四省也在上面。”《走向火线》描写了敌人的迷信与卑怯:“人人怀着一寸木棺，/放一条火柴当作尸体，/他们向着鬼神祈祷，/祈祷叫它替自己死。”《一寸长的棺木——战地拾零之一》补充了一个细节:从敌人身上搜出的一具一寸多长的小木棺，里面埋葬着的一个尸体是一条没头的火柴，包着这棺木的是一张纸，上边印着天神的名字。

　　诗人的敏感、军人的素质与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军部的工作岗位，使得臧克家视野开阔、眼光锐利，在战场多有发现。他那质实铁硬的写实功夫，加之以诗人的灵性与文笔，把官与兵、军与民、我与敌刻画得栩栩如生，把战场上的方方面面描写得真真切切，让人闻得见浓烈呛人的硝烟，触得到战争残酷的冰冷，体味得出作家的炽热情怀。

　　三、臧克家正面战场作品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如此丰富而厚重的正面战场作品，其价值应该如何评价?

　　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史叙述对此采取回避的态度。随着思想解放力度的增强，禁区逐渐打开，学术界开始意识到这些作品的价值，《中国现代叙事诗史》、①《中国新诗启示录:臧克家论稿》、②《中国新诗史》第2卷③等新世纪问世的著作有了积极的肯定。但是，这些只限于诗歌，而且单就诗歌而言，覆盖的作品也不够全面，评价尚有提高的空间;更何况还有散文、小说，很少有人论及。

　　饶有意味的是作者对这些作品的自我认知也是跌宕多变。创作之初，热情高涨，自信十足。譬如，《古树的花朵》，从搜集材料到完成，差不多用了一年的工夫。他在1942年9月7日所作《〈古树的花朵〉序》里说:“我的范筑先是我用自己的心血塑成的一个艺术上的人型。”他还谈到艺术上的拓展:“写长诗特别需要气魄和组织力。为了紧张的场面叫起来的不羁的情感，为了使气势不受窒息，字句就不能太局促于谨严的韵律和韵脚下了。因此，在格调上，这个诗篇也就有些不同。同时，意识和材料也在压迫着我试探改变自己的风格，使它更恢廓些。这篇东西也许可以作为起点的第一个步子。”1943年6月9日所写的《〈国旗飘在鸦雀尖〉小序》说，自己很喜欢《国旗飘在鸦雀尖》与《呜咽的云烟》，“尤其是第一篇的旋律，所以就用了它的名字做了这本诗的名字”。1944年，编选带有总结性质的《十年诗选》时，尽管他在《〈十年诗选〉序》里对自己在抗战前方五年的诗作、甚至歌颂的热情作了严苛的自我批评，但还是选入了长诗之外的《送军麦》、《家书》、《他回来了》、《春鸟》、《国旗飘在鸦雀尖》、《老媪与士兵》、《神羊台上的宣传画》等。

　　抗战胜利以后，臧克家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态度越来越激烈，那些表现正面战场的作品在他自己的心中就或多或少地被冷落了。1946年4月22日，他在《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在文联社文艺座谈会上报告八年来的诗歌》中说:抗战初期，“大家都写诗，所有的杂志报纸副刊都大量地刊载诗篇。同时许多朋友到前方去，希望更深入地体验现实，但都做了衙门的文化清客，反而看不见现实了。我和几个朋友是在前方生活过一个时候的。我们整月整年被各级衙门迎来迎去，打着纸旗子列队对你作揖鞠躬，到处贴标语:‘欢迎劳苦功高的某委员’;这里请吃饭，那里请吃饭，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请吃饭。别人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在我个人可要发疯了。在这种情形下面，虽然有作品表现，但都是浮浅的，或者是言不由衷的东西。许多诗作，现在看起来简直不是诗。自然解放区一带有很多是例外的，不能一概而论。而在形式上有所谓散文化的诗，这种形式合适不合适还是一个问题;不过为求奔放的情绪不受束缚，也算是一个必然会产生的形式吧。到了抗战艰苦时期，诗人们的热情内潜，沉重起来，渐渐趋向个人的抒情以及讽刺黑暗。其次有长诗的产生，企图写出‘史诗’之类的东西。但似乎都失败了，不管几千行或者长到一万行。”④这一评价显然不符合臧克家自身与整个抗战诗坛的实际。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30年间，作者与整个社会同调，对自己的正面战场作品能回避就回避，⑤不能回避就贬抑，极少例外。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化，诗人对于正面战场作品的自我认知逐渐上升。《学习写作六十年》中说“抗日战争，使我眼界放宽了，心境开朗了，接触面广阔了，心情也经常在激奋之中，如同大风中的波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作品，与30年代初期的作品相比，色调自然大不相同。爽朗多了，也开展了一些，表现了时代精神，在艺术上是有它特色的。”⑥1981年12月8日《关于我的诗创作答问》:“抗战初期，多为抗战而歌，充满乐观精神，在艺术表现方面，放开了一点，不及前期的谨严，但也另有好处，比较活泼奔放了些。”⑦

　　但是，一则整个社会对正面战场的评价到臧克家去世后的2005年才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二则历经坎坷，他思想上仍套着无形的箍，三则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全面的认识、深刻的把握与准确的评价，有待于学术界回到历史的时空，并且将其置于社会与文学交互作用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四年多的正面战场经历，对臧克家的创作生涯至关重要。从个性心理来说，圆了臧克家北伐战争时期不得已而中止的戎装梦。战场阅历，真正使他从乡土走向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他不仅是把握农村与农民脉搏的乡土诗人，也是唱出抗日将士心声的前线诗人，不仅善于咀嚼生活的苦味，而且长于吹奏时代的号角，他不单属于他所钟爱的乡土，也属于他甘于献身的国家。

　　臧克家正面战场作品所表现的历史真实与精神内涵，其价值今天自不待言。问题在于其艺术水准是否真如有些学者批评的与作家自己也不止一次反省的那样，停滞甚或退坡了呢?笔者认为，急就章诚然有之，但总体上并非停滞甚或退坡，而是自然演进，创作个性走向成熟，表现手法多样化，艺术境界有提升。

　　散文方面，抗战前均为笔法质朴的短文，最长不过几千字。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这种风格的散文依然在写，同时，也有了《诗人节寄希望》、《星群》式的抒情短章。更为明显的进展是较早推出了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战略意义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节描写形象生动，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全篇一脉贯通，此作在当时的报告文学中，堪称一流。《我的诗生活》及其续篇，开创了诗性回忆录，作品以诗人的灵性与诗性语言回顾心路历程与创作历程，通篇洋溢着诗的情韵。

　　诗歌方面，抒情诗并非因战争而变成清一色的粗砺，而是在沉实、遒劲之外，又增添了轻灵、疏朗的风格。如《春鸟》，句式参差变化，感情起伏跌宕，象征隐于平实。贡献最大的当属叙事诗。《老媪与士兵》以质朴的比喻与场景的转换写出了老媪的心理变化及其动因。“胡行乱走的云/像挣脱了管束的小儿，/一碰头，停住脚，/把身子挤在一起，/想落雨，又迟疑，/像大家在商量，/意见还不齐一。”这迟疑的云，分明是内心充满了矛盾纠葛的老媪的象征。《他打仗去了》设置了多重悬念，情节起伏跌宕，壮丁为国家去从军，意中人表妹落入了联保主任的圈套，三年后升了排长回乡探亲的表哥，始知表妹已另许他人，感伤内藏而表露出大度，篇末终于峰回路转，最后“飞去了这一双青年男女”。《感情的野马》叙写战地的爱情冲动，人物心理刻画赋予象征笔法。如写抱吟河边初见文曼魂:“他的心恰像眼前水车的齿轮。/他看见，/波纹偷去了他的身影，/他听见，/水浪学着她的歌声，/太阳在天上为她逗留，/青山模仿着她的坚贞。”“偷”字的“练字”功夫，正是《烙印》的继承与发展，而决非抛弃与后退。《古树的花朵》是全面抗战以来第一部五千行英雄史诗，写出了爱国将领范筑先的铮铮铁骨，风格深沉、凝练，笔法跌宕多姿。臧克家为中国叙事诗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臧克家的正面战场作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

　　第一，说明中国作家在民族危难关头，没有躲在象牙塔里故弄玄虚，没有一味陶醉于个人的吟风弄月，而是与前线将士、黎民百姓血脉相连、风雨同舟，为民族与国家的前途而敢于牺牲、乐于奉献。

　　第二，反映了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历史真实，有助于全面复原抗战史，证实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缺一不可、相互依存。这一历史价值，继承了中国文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①的优秀传统，说明现代文学并非与传统文学全面断裂，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创造性地发展。

　　第三，臧克家在抒情诗、叙事诗、报告文学与诗性回忆录等方面的成就，说明抗战文学决非习见的那样“有抗战，无文学”②，而是在社会视野、精神空间与文体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臧克家的正面战场作品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深入研究与正确评价，不仅关乎对这位作家的全面把握，而且关系到填补中国现代文学史抗战文学叙述的空白，更是关系到民族记忆与民族良知的恢复与重建。

　　[中图分类号]I206.6

　　作者简介:张中良(1955—)，笔名秦弓，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2011年第8期 P77-86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25 14: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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