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几个搬弄国际法的日本战犯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的学习改变不了他们的态度。但是对大多数特别是低级别日本战犯来说,他们原本也不知道国际法中对战争罪和战犯的定义。这样的学习让他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战犯成了无可推脱的身份。
接受战犯的身份,也就意味着认罪的开始。
以德报怨
日本战犯在战犯和战俘的身份上纠缠,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们则经历了另一番内心纠结:这些日本人是仇人还是犯人?
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员,多为军人出身,很多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日军真刀真枪地生死相搏过。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副所长曲初都是老革命,孙明斋的舅舅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残疾就是拜日军所赐,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写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泪账”。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叫王兴的看守员,10岁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7位亲人被日军用刺刀刺杀。
即便是最年轻的赵毓英等人,也对日本侵略有切身体会。他们看待日本战犯的眼光,难以克制地带有仇恨。但是,作为管理所工作人员,个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对战犯实施“三个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所长孙明斋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说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当年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审判定罪前关押战犯的地方,是一个还不能叫做“监狱”的监狱。在人们的印象中,监狱意味着阴暗、冰冷、残酷、恐怖。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优待得多。
最初几天,管理所为战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粮、细粮搭配,以高粱饭、窝头为主。以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标准。不说别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的也是这些。
个别日本战犯却对这样的优待不领情,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把饭菜倒进马桶里,继而发展到绝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气,有人说:“他们不吃就是不饿。这顿不吃粗粮,下顿还这么做。”有人说:“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看他们能挺几天。”
但是,连续几天,几个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绝进食。不管是什么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战犯饿死了,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管理所赶快将情况向上级汇报。
很快东北公安部转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将战犯们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级,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
具体的伙食标准列出来,让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这些战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这是什么概念?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档次的战犯伙食标准,也要远远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水平。这样的“牢饭”恐怕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份。
日本战犯不但吃得好,会吸烟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条纸烟;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接受体检;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设施甚至超过当时的中级医院,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
赵毓英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还给她分配了新任务:“营养护士”,就是要给战犯调配食谱,保证营养均衡。
每天,赵毓英开出菜谱,负责后勤采购的高震照单采买。高震后来成了赵毓英的丈夫。“那时候我们俩可没少吵架拌嘴,他对我满腹牢骚。‘你开单子也不看看季节,三九天哪里有西红柿卖?’‘指名要河鲫鱼,渔民要知道是给日本人买鱼,非把我当汉奸揍一顿’。”赵毓英笑着回忆。
抱怨归抱怨,高震还是会想方设法把菜谱上的东西购置齐全。炊事员也有情绪,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净就上锅。这个情况很快被发现,遭到了管理所领导的严厉批评,从此杜绝。
赵毓英说,每次大会小会,领导们都要强调一遍“三个保障”,严肃纪律。我们也逐渐理解,优待日本战犯,不但是实行人道主义,更是改造他们的方式。要让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反省他们又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拷问着日本战犯沉沦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说的是日本战犯的标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首要战犯。此人极端顽固,一直宣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帮助满洲国建设”。
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瘫痪在床。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专职护理员。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里。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释出狱,武部六藏四年不曾离床,却连褥疮都没有生过。
在接受审判前,武部六藏最终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
顽石点头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安全起见,战犯管理所曾暂时迁往哈尔滨。1952年,管理所迁回抚顺后,中央发来了新的指示,对日本战犯要开展认罪悔罪教育。
其实,认罪悔罪教育从战犯们进入管理所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着,比如组织理论学习,认清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实质等等。而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发罪行,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具体罪行。
并不是每个日本战犯都能老老实实地坦白。他们或是怕供认罪行会招致严惩,或是仍没有褪掉军国主义的幽魂,有人推诿隐瞒,有人直接对抗。
为了打开局面,管理所把号称“大和魂榜样”的鹿毛繁太作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伪满锦州市警察局警务长,在其任内,制造无人区、抓捕残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进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规,不服管,挑衅看守,恐吓认罪的同监,闹监最凶。在一次公然辱骂看守之后,鹿毛繁太被单独关押起来。
刘家常告诉记者,管理所如果只有优待怀柔政策,那些战犯中的死硬分子只会更嚣张。我们杜绝了所有的肉体刑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惩戒措施。单独关押就是一种惩戒,类似于关禁闭、关小号。
鹿毛繁太是单独关押的常客,起初并不当回事,以为关个两三天就会放他出来。但这次,放他出来的前提是写检讨,写认罪书。
单独关押两天后,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来句话的检讨,被管教干部金源打回重写。反反复复写了四遍,才算通过。而这还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体战犯面前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慌了神儿,请求管教允许他“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广播器里传出了鹿毛繁太忏悔的声音:“我检查我的错误和罪行……”
“大和魂榜样”成了认罪悔罪的榜样。
像这样通过惩戒手段才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在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润物无声的感化影响下,重新审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良知唤醒,邪恶褪去。
责任编辑:辜清泰 最后更新:2019-11-24 1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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