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的思想改造
2020-08-19 10:48:34  来源：中国军事  点击：  复制链接

　　从1950年到1956年，一场独特的中国式战犯改造活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周总理要求在生活上对这些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罪行的“魔鬼”怀之以柔，在生活上给予充分的优待。1956年，抚顺的36名战犯和太原的9名战犯接受审判。到1964年，最后一批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供图：新华社

　　1950年7月18日，一趟高度戒备下的列车，从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悄然进入中国境内。三天后列车抵达了它的终点站——抚顺。列车上走下近千名日本人，他们转乘卡车，进入了高尔山下的抚顺“模范监狱”。这个“模范监狱”如今已经改造成抚顺战犯管理所，过去监狱的主人变成了今日的囚犯。

　　这批日本人大多是1945年8月9日苏联发动远东战役攻入中国东北后，随着“815”而向苏联红军投降的日军军人。1949年由斯大林提出将苏联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其中有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第59师团长藤田茂、117师团长铃木启久等。

　　一场独特的中国式战犯改造活动就从这里开始，这些“人民的敌人”将要被共产党政权的改造下走过“鬼变成人”的过程。

　　1945年8月9日，苏联发动远东战役，攻入中国东北。8月15日，在东北的日军向苏联红军投降。随后，这些军人中的战犯被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1949年，斯大林提出将这些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 图为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军人。供图：TASS/CFP

　　1960年战犯伙食鸡鸭鱼肉管够

　　对于这批战犯，党中央、周总理及时做了指示，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他们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中央和管理所可动了不少心思。周总理要求在生活上对这伙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罪行的“魔鬼”怀之以柔，在生活上给予充分的优待。

　　首先要求管理人员尊重战犯人格，严禁打骂体罚等污辱行为：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保证必要的生活条件;设立澡堂和理发室，定时让他们洗澡、理发;经常组织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设立医务室和专职医生、护士，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有病及时治疗，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允许与日本的亲属通信、会见，并积极提供方便。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在伙食上的优待，最初定为三级，大、中、小灶，分别供应尉级以下、校级、将官战犯。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大灶：菜金0.42元，豆油2钱，细粮1斤，粗粮0.5斤;中灶：菜金1元，豆油5钱，细粮1.5斤;小灶：菜金1.5元，豆油7.5钱，细粮1.5斤。

　　党和政府的好意，让“魔鬼”更加骄横，他们把管理所在物质生活和医疗卫生方面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看成是“向中国政府作斗争的结果”。

　　据管理所护士长赵毓英回忆：“那个年代的生活非常差，一般的中国人能吃到粗粮就不错了。但从一开始，管理所就给战犯们粗粮细粮搭配着吃。不过，战犯们还不满意，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然后发展到绝食。后来周总理下了指示，给战犯吃细粮，还要抓好营养工作。”而后赵女士又多了一项工作——给战犯当营养师。每天多少维生素，多少蛋白质，都要仔细搭配。

　　1960年左右，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那时为了方便管理，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回忆道，“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管理人员以德报怨，十分耐心地在生活上照顾这些“魔鬼”，如战犯武部六藏1952年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管理所专门派了一个叫焦桂珍的护理员给他喂饭，给房间消毒，负责大小便。为防止他长褥疮，还一天三次给他按摩、翻身。1956年武部六藏假释后去了天津，他的太太原以为丈夫受了罪，没想到他红光满面，得知是焦桂珍一直照顾他时，抱着焦桂珍就泪流满面。

　　1950年7月，969名战犯被移交给中国，关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所后又收押4名战犯，加之太原关押的136名，当时中国共关押日本战犯1109名。图为1955年11月，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们进行歌舞表演。新华社 钱嗣杰 摄

　　思想改造——认罪、互相揭批

　　怀之以柔的目的是感化“魔鬼”，从而为思想改造创造好的条件。思想改造就是让他们认罪伏法，从敌人变成朋友。

　　一开始所有战犯都不认罪。最顽固的藤田茂刚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穿着笔挺的军服，公开叫嚷：“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进行政治教育，强迫思想改造，是违反国际法的”。

　　为了打开局面，管理所以闹腾得最凶的伪满锦州市警察局警务科长鹿毛繁太为突破口。对他的改造是攻克难关的开始，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与其正面交锋，逐条驳斥鹿毛的军国主义思想。两人的交锋以鹿毛落败告终，鹿毛答应写检讨。他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趁热打铁，又要鹿毛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

　　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

　　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胜追击，要所有闹监的战犯做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管理所采取分化策略，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让下级军官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战犯的所作所为。在打掉闹监的气焰之后，管理所在迫使战犯认罪上采取了三个阶段的措施。

　　第一、学习反省阶段，按照先尉级后佐级，先小批后大批的步骤，通过政治学习，战犯们初步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根源，有一些人开始骂起天皇和他们的上司来了。

　　第二、坦白检举阶段，在政策感召下，大多数战犯都受到了教育，表示了认罪态度，交代和检举了大量犯罪事实，给审讯和审判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三、侦讯阶段，继续对战犯进行分化，贯彻“惩办少数，宽释多数”;“上层从严，下层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宽大下级尉官，严审警宪特和高级军官。少数将校级战犯，不肯低头认罪，有的说：“杀人放火都是下级军官干的。”这就激怒了尉级战犯，他们纷纷起来揭发。如日军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部下，起来指着长岛勤说：“请问哪一条罪行，不是你们发令犯下的，难道所有的罪行都是我们部下的?没有你们校官、将官的份吗?!”问得长岛勤哑口无言。在下级军官的检举揭发下，那些高级战犯最终也只得认罪。

　　对于这批战犯，周总理指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图为在一次文艺表演上，日本战犯伊藤孝一(左)和笠实(右)吹奏立笛和尺八。伊藤孝一曾任察哈尔盟张北保安队司令部指导官，参与制造“万全惨案。”笠实曾任山西省临汾县公署财务辅佐官。新华社 刘东鳌 摄

　　审判：宽赦战犯 向日本传达善意

　　195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铃木启久、武部六藏等45名战犯提起公诉。在审判之前，这些战犯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一个不杀。

　　其中原因也比较复杂，首先，虽然中国政府多方调查取证。但最终“证据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证据不全, 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 如果他们翻供时就办法不多了”。许多人无法做成铁案。

　　其次，周恩来亲自做出指示，“对这1000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

　　结果45名战犯被判处8至20年有期徒刑，刑期一律从被俘之日起算。武部六藏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因为身患重病，在判决第二天即被释放。另有佐佐真之助(日本陆军第39师团长)死于狱中，29人提前释放。至1964年，在华日本战犯全部出狱。没有判刑的1017名战犯，被“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分三批送回日本。

　　党和政府的宽大策略，还是引起了部分人民群众的不满，东北工作团及战犯管理所的干部、职员，甚至领导干部也爆发不满，强烈要求党中央变更政策。虽经周恩来亲自做出指示仍有少数人不接受，最后甚至要动用党的纪律对他们进行说服。

　　但宽大策略最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人回日本后，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即“中归联”，对揭露军国主义罪行，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做了许多工作。

　　周恩来要求在生活上对这些战犯怀之以柔，在生活上给予充分的优待。要求管理人员尊重战犯人格，严禁打骂体罚等污辱行为。图为1956年，战犯冈本铁四郎在画画，他已经画出30多幅油画。王少清 摄

　　优待最重要的是在伙食上的优待。1960年左右，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战犯伙食标准没有降低，鸡鸭鱼肉管够吃。管理所还给战犯安排了营养师，允许战犯与日本的亲属进行通信、会见，并积极提供方便。图为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家属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亲人见面。供图：新华社

　　1956年8月，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与家属会面。战犯富永顺太郎的女儿富永美和子(前排左)、战犯城野宏的女儿城野晓子(前排右)和战犯们一起唱歌。此前，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在太原战犯管理所被羁押。富永顺太郎曾任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课长、资业局次长等职，协助日军进行河南作战。

　　管理所里设立医务室和专职医生、护士，定期为战犯们检查身体，有病及时治疗，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还有澡堂和理发室，定时让战犯们洗澡、理发。此外，战犯管理所经常组织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图为1956年日本战犯在下棋。新华社 王少清 摄

　　怀之以柔的目的是感化“魔鬼”，为思想改造创造好的条件。管理所在迫使战犯认罪上采取了学习反省、坦白检举和侦讯三个阶段的措施。在侦讯阶段，少数将校级战犯不肯低头认罪，尉级战犯纷纷起来揭发。图为日本战犯在沐浴。新华社 温士英 摄

　　抚顺战犯管理所建于1936年，是日军为镇压中国抗日志士修建的一所监狱，当时称为“抚顺监狱”。1950年，该监狱被改造成抚顺战犯管理所。图为1955年11月，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在抚顺参观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向访华团致意。 新华社 钱嗣杰 摄

　　1954年，中国宣布对417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195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铃木启久等45名战犯提起公诉。这45名战犯中，有9名来自太原战犯管理所。太原关押的大部分都是日本投降后参加过反共斗争的战犯。图为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前，被告人进入法庭。

　　特别军事法庭庭长由贾潜担任，副庭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副庭长袁光少将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担任，下属审判员8人，主审法庭设在沈阳。另在太原也设立法庭。图为1956年7月，审判日本战犯时公诉人及工作人员在特别军事法庭门前合影。供图：新华社

　　参考资料：

　　《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 叔弓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改造日本战犯的回忆》 金源著

　　《周恩来与改造日本战犯》 纪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