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学习习近平关于抗战系列讲话精神
2024-06-24 15:10:50 来源：《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年第4期 P8-11 作者：唐贤健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方向的引领者、统一战线的组织者、抗战信念的坚定者，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当前，一些“国粉”在宣传国民党抗战的过程中，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鼓吹共产党“游而不击”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扰乱人们对抗战历史的认识。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一、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方向的引领者
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失败?“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1]参加抗战的国共两党，谁能做到这一点，即实行有利于全民族总动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一以贯之，坚持到底，谁就实际上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它将最终赢得战争，也将赢得人心。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纲领更为先进。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8年8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这两个纲领的出台标志着两党抗战纲领的形成。比较两党的抗战纲领，他们是有差异的。例如，军事政策上，国民政府认为必须“达成‘国防第一，军事第一’之任务”，“必须于抗战中求国军创设之完成，以奠定并巩固国家民族自由独立之基础”。[2]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所以才使得“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3]而中国共产党则提出了官兵一致、军队一致、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等思想。民众动员上，虽然国民政府提出“发动全国民众，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加强民众之国家意识”，但又规定各地武装人民“必须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才能“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同时又要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才会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4]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民力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是伟大的，不仅可以补充兵员，还可以创造财富。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纲领更为先进，更能指引抗战的发展方向。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更实际。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战思想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他的持久战略是“两阶段论”，“自广州失守，武汉撤退以前是第一期。武汉撤退以后是第二期。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布置。第二期的任务，就是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现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计划，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之目的。”[5]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是“三阶段论”，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6]对此，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么，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7]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全面执行持久战略，遵循战争规律，创造了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条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坚强柱石，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更实际。
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战略更有效。游击战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也有过对游击战的尝试。白崇禧建议国民党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8]1938年，蒋介石更是强调“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9]但是，国民党并没有将游击战思想作为重要的战略思想来考量，只是将其当做对正面战场的辅助来利用。这样就出现了“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基础，所以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的危险。国民党的游击队伍1940年鼎盛时发展到约100多万人，然而至1944年，国民党山西、冀察、鲁苏、大别山、浙西等根据地基本消亡，宣告了国民政府游击战的失败。而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思想则不同，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重要意义，“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10]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统计，到1945年夏，敌后解放区战场共毙伤日伪军124万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包括9550多万人口的19块根据地。共产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正规部队增长到100万人。”[11]
二、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者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中作为倡导者、推动者、主导者和维护者，成为了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
其一，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共产党人和部分国民党人进行了合作抗日的尝试。1935年华北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召开，“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2]对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作出新的解释：“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13]《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实现的党的政策的转变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倡导者。
其二，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推动者。瓦窑堡会议结束，党中央作了一系列部署，促使各项工作自觉地转变到瓦窑堡会议决定的新的路线方针上来，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发展。一是实现了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同杨虎城联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新疆督办盛世才、国民党军驻陕北84师师长高桂滋、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和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以及哥老会的联系，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二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1935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帮助恢复和建立了山东、河南等地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的领导。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东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推动了形成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其三，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主导者。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并通过信使向中共传递要求同中共谈判国共联合抗日问题的信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由“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中共政策的转变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了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跨入一个新阶段。从1937年2月9日起恢复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谈判，持续了半年时间，经历了五个主要回合，中国共产党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根据国共双方商定，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
其四，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维护者。保证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是抗战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维护了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摩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等部队坚决地打击了朱怀冰部，进一步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提出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皖南事变的爆发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对国民党顽固派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中共中央军委还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武装挑衅，又一次被中国共产党击退。
三、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信念的坚定者
反抗侵略、救亡图存是抗战时期中国最迫切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武装坚定抗战决心，点燃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火焰，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抗战希望和信念的中流砥柱。
其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意志更坚定。对比两党抗战意志谁更坚定，一看党的队伍特别是党的领导人，二看党所领导的军队。首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抗战意志更坚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4]1939年，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的倒退投降，毛泽东再次号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都没有放弃自己始终坚定抗战的决心，“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再反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不可否认，虽然蒋介石有中国是个弱国，在民族精神、国力、军力、经济力各方面皆不如日本的认识，有谋求妥协的方针，但是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并坚持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然而，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人，在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坚持战斗的勇气，最终投降日本，身败名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战更坚强。不可否认，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组织了许多会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4321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陆军共有3211419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但是，国民革命军存在的另一面是大量的叛逃，成为伪军。1945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做出过一份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国内各地依附于侵华日军的伪军总人数就足已突破15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原来的国民党军队投降过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则有坚定的抗战意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群体，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共产党人，为抗战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1943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在当年的综合战果报道中指出：“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15]
其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16]抗日战争既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共产党人在一切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利益献出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有力地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民族精神的振奋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培育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抗联精神、红岩精神等，都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不是自封的，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出来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当前，我们要肩负起历史重任，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新成就，告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所有先烈，告慰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所有英灵，这是我们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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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新民.“现代游击战之父”毛泽东[J].党史博采(纪实)，2015(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15)04-0008-04
作者简介：唐贤健(1983--)，男，湖南永州人，湖南省常德市中共常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室副科长、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来源：《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年第4期 P8-11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24 15: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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