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中的贡献
2024-06-24 15:51:05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20年第10期 作者：王继平，阳伶 点击： 复制链接
文化抗战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领域，确立了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核心的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以其先进的文化抗战指导思想引领了抗战文化的发展方向;创造了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文化抗战组织形式，在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科学等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界抗日力量，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抗日战争
文化抗战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思想宣传、新闻媒体、报纸杂志、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武器，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领域，确立了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以其先进的文化抗战指导思想引领着抗战文化的发展，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文化抗战指导思想的确立者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史上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正确的文化抗战指导思想的确立上。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是指导文化抗战的纲领，是文化抗战的意义、任务、政策、策略、地位、队伍建设、文化抗战的形式等诸方面的指导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指导思想就是在全面抗战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宣言，表达了抗战的思想和意志，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抗战指导思想。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持久抗战和统一战线等抗战指导思想。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也制定了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逐步形成的。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1](P4)概念，将“苏维埃的大众文艺”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并提，显示了党在推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时，在文化上赋予“大众”和“民族”的特征。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进一步加强了文化抗战的工作，成立了中央文化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开展文化运动的文件，阐述了开展文化抗战的重要性，制定了文化抗战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对抗日根据地和党领导的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文化抗战活动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指出“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的文化抗战的目的一是“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二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P24)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指导思想的正式确立。从此，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成为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进步文化界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推动着文化抗战的发展。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包含以下内容：
抗战时期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五四”以后，中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成为时代的进步力量，使中国革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此文化运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P698)。
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具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反映到文化上，它也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五四”以后，在历史上有过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及其文化，已经不能够承担起领导新文化的责任了。因此，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3](P705)。
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属性。所谓民族的，就是主张中华民族独立，要求民族尊严和民族平等，与世界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所谓科学的，就是反对封建迷信，主张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所谓大众的，就是为大众服务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抗战文化，它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必须在工农兵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必须运用共产主义理论与方法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培养和训练千百万干部，以便取得文化抗战的胜利并适时地引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转变。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理论和指导思想的完整形成。为了更好地指导文化抗战，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一系列文件、指示，就文化抗战的任务、目标、政策、策略做出规定。第一，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文化界人士，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发起文化领域的抗战，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任务。第二，团结进步文化力量，弘扬民主思想，学习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第三，团结、培养、爱护文化人才，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学者，激励他们参加文化领域的抗战工作。第四，重视教育工作，加强对国民的教育，增强民众的民族自尊心，提高爱国觉悟。[4](P429-430)第五，在农村、工厂、军队进一步普及文化，树立文化为大众服务的思想。在根据地内彻底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组织识字运动，提高根据地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民族自尊心。第六，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尽量编译介绍马列主义的原著;编印各种通俗的马列主义小册子;组织马列主义的研究会、研究院等，以培养马列主义的干部，以将马列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全中国去。[2](P37)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抗战的方针与政策，是对毛泽东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与理论的具体化，是中共文化抗战指导思想的行动准则。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抗战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凝聚抗战精神，促进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导者
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是文化抗战的主要组织形式，是确保文化抗战发展和胜利的组织保障。中共是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也是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坚定的维护者。
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时，中国共产党就表达了在文化界建立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1935年8月的《八一宣言》，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爱国运动，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首先响应，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北平学生，表示“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安偷生，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与其到了敌人把刀放在我们的项颈的时候，再下最大的决心，毋宁早日奋起，更有效地保存民族元气，争取民族解放”[5](P572-573)。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联合会成立。1936年1月，北平的文艺、教育、新闻等各界人士也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呼吁全国文化界迅速行动，“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6](P664)。1936年5月，在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各地文化界的行动表明文化界与全国各界人民一起，树立了统一抗战的决心。为建立广泛的抗战文化统一战线，中共解散了团结革命作家、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组织“左联”，广大作家在“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位文化界代表人物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呼吁文学界同人不分新旧派别，文学主张上不强求一致，都应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文化界人士的爱国团结举动，为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文化界的统一战线也开始确立。1937年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率先设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随后，社会科学、教育、音乐、戏剧等领域抗战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标志着在中共领导的边区文化界，结成了统一战线。1938年3月27日，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推动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标志着全国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形成。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为共产党领导国统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机构。此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多次就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进行论述，指出要团结一切爱国的文化界人士共同抗日，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指出：“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1](P15-16)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导机构。由此可见，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是在中共的倡导下建立的。
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文化抗战团体，领导全国的文化抗战。中共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数量众多，分布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乃至海外华人社会。1937年8月1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在延安成立。1937年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成立。它是边区文化抗战的领导机构，也是爱国文化界人士的抗战组织。此后，“边区音协”“边区文联”“边区美协”“边区剧协”“边区文抗”相继成立。1940年3月底，延安文化俱乐部成立，该俱乐部既是群众性的文化场所，也是组织和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的团体。[7](P250)在国统区，也成立了许多中共领导的或中共占主导地位的以及受中共影响的文化抗战团体。如在桂林一地，就有全国文抗桂林分会、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华木刻界抗协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协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协西南分会等众多文化抗战团体。在重庆，中共党员创办重庆救国会，包括重庆学生界、重庆职业青年界、重庆文化界、重庆妇女界等各界救国会，迅速成为重庆文化抗战的领导核心。国内其他地区也建立了许多文化抗战团体。如成都，成立了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成都市工商抗日后援会、四川民众华北抗敌后援会、成都星芒通讯社、战时教育协会、成都战时学生社、救亡抗敌宣传社，等等。[8](P92-94)在西安，有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作家协会、陕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西北民众抗战剧社、易俗社、西安新文艺促进会、新时代歌咏团、西安市世界语学会、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等等。在海外，华侨华人也组织了救亡团体。据统计，截至1940年，海外华侨组织大型救国团体649个;抗战时期全球共有3900多个各类华侨社团，其中900多个专门从事抗战工作。[9]中国共产党通过遍布全国的文化抗战团体，领导戏剧、电影、文艺创作、教育、科学以及群众文化各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活动。
中国共产党还是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面对国民政府制造摩擦、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进步文化发展的状况，中共总是从大局出发，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3](P760)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则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予以反击，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而所谓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在任何地方都只占少数”[3](P759)。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开始，国民党就不断采取各种办法，包括秘密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挑起种种摩擦，试图消灭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对一切“反共”的武装进攻，采取坚决的自卫立场打退。对于并非坚决“反共”，只是迫于压力和形势采取“反共”姿态的，则“都应争取他们，继续团结抗战”[3](P760)。在国民党的种种打压、限制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担当民族的责任，表示对“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建设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3](P760)。正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维护，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这样重大的伤害，但由于中共采取了正确的方针策略，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又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团结，终于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取得了文化抗战以及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中国共产党是文化抗战先进方向的引领者
在整个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着文化抗战的进步方向。“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东北、上海等地的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抗战。在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即开始发动和领导东北的抗战。在文化领域，广泛争取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创办刊物，1931年8月15日，创办《哈尔滨新报》，宣传抗战。1933年8月《夜哨》创刊，1934年《国际协报》设立《文艺》周刊，以这些刊物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文化界人士，促进了抗战舆论和抗战文学艺术的发展。[10]在上海，成立不久的“左联”于1931年9月发表宣言，呼吁民众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还设立了专门的文化领导机构，领导文化抗战活动。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党就在上海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由潘汉年任书记，负责领导上海文化界的革命活动，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具体领导各左翼文化联盟的活动。1935年8月，“文委”重新组建，周扬任书记，胡乔木任“文总”党团书记。全面抗战爆发后，“文委”仍负责上海文化抗战的领导，中共江苏省委重建之后，上海文化抗战斗争归其下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可以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引领文化抗战的方向。
一是始终坚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文化战线的抗日斗争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的唯一方法。因此，必须坚定地推进文化抗战，“我们必须同日寇的奴化活动与奴化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只有打到鸭绿江边，把日寇驱逐出中国，才能根本粉碎它奴化中国人民的阴谋毒计”[11](P100)。无论是在局部抗战时期，还是在全面抗战时期;无论是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率领人民进行文化领域的抗战，通过报刊、文学艺术作品、教育、科学研究等各种工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凝聚人民的抗战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二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文化”和文化独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多阶级、多阶层和多党派的联合，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甚至是根本对立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国民党虽然与共产党合作抗战，但它始终坚持片面抗战的思想，认为抗战只是政府的事，害怕和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尤其担心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要求民主权利。因此，中共认识到“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12](P474)。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而且对国民党保持警惕，努力成为抗战的领导力量。面对限制抗战言论、封杀进步刊物、破坏文化抗战的言行，中国共产党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决给予抵制和反对，始终引领文化抗战的进步方向。
1939年3月12日国民党以抗战之名发布《国民精神统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实际上是国民党加强文化、精神控制的举措，其中心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要求一切思想言论不能违反“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宣扬“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限制和排挤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和活动。针对国民党所谓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党员发动群众，揭露各种“反共、防共”的企图，动员群众“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争取民族最后胜利而奋斗”[13](P162)，“使这一动员成为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13](P187)。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方面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加紧对共产党采取限制措施，对进步刊物、进步文化团体进行迫害。如颁布图书、报刊审查办法，撤销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各种理由查封进步报刊和抗战团体。自1941年始，国民党当局查禁了约500余种书刊[14]，强令解散了48个进步文化团体。[15](P113)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闻天、王稼祥、艾思奇、范文澜、陈伯达等分别发表了《拥护真三民主义 反对假三民主义》《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谁革命? 革谁的命?》《袁世凯再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予以批判，特别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全面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纲领性文献。
三是坚决反对封建复古文化。在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各阶级、阶层人士提出了不同的救亡方案。在文化领域也是如此，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具有复古倾向的新儒学思想。当时的新儒家学派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复兴儒家文化上面，把封建伦理道德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并主张将其发扬光大。新儒学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为当时的统治集团所利用，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国民党专制和文化统制的工具，在客观上也给抗战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危害。对此，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予以了批判。胡绳发表文章指出，封建文化的核心价值——伦理道德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了，“当我们发现了它们已不合于新时代的生存时，就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抛弃，这才能使我们对于民族的新生有充分的自信”[16](P220)。至于儒学复兴可以拯救文化危机甚至民族危机，则更是谬误，因为，“理学是决定地终结了”。毛泽东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应该遵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科学精神，认真地加以总结，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四是坚持对抗战文化的引领作用，并适时地将抗战文化向人民民主文化推进。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学习。在抗日根据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热潮。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自觉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训练干部、指导实际工作。在大后方，《新华日报》等报刊刊登了不少言论，介绍共产主义，翻译介绍马列著作、出版进步社科书籍，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郭沫若、胡绳、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沈志远、许涤新、蔡仪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进步人士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美学，特别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影响深远，对启迪大后方人民的觉悟，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抗战形势向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又适时地引导抗战文化向人民民主文化方向发展。在延安，举行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抗日根据地广大文化工作者掀起了深入基层、深入社会、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热潮，世界观、文化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在大后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独裁、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获得文化界人士的拥护。重庆文化界300余人签名发表了《对时局进言》，被视为文化界的“民主宣言”，接着昆明、成都文化界也发表了同样的宣言。由此导致国统区文化领域发生变化，这就是在进行文化抗战的同时，出现了反独裁、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的人民民主文化运动，标志着文化抗战正在向争取人民民主的方向转变。1945年6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争民主、争自由”是知识分子的斗争目标，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的民主、为斗争的幸福服务。同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成为领导文化界进行人民民主文化运动的机构，标志着文化抗战转变为民主文化运动。
四、中国共产党是文化领域抗战的中流砥柱
文化抗战是通过文化各领域的抗战活动来体现的。在文化抗战的各个领域，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是群众性的文化抗战活动，还是文学、艺术、教育、媒体、科学研究等具体领域，中国共产党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抗战运动是抗日救亡的民族的群众性的文化运动。“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即已展开，如成立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抗敌后援工作团、抗敌歌咏团、漫画宣传队等，形成了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高潮。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国统区的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则应对“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及文化水平”。[17](P527)
在文化抗战的具体领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大众传媒方面，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大众传媒的繁荣为例，就可反映根据地文化抗战的迅猛发展及抗战文化的繁荣。在陕甘宁边区，除新华社及党报《解放日报》，还组建了广播委员会，建立了广播发射台，设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主要报纸有《抗战报》《关中报》等近30种，主要刊物包括《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60余种。其他根据地的大众传媒也获得发展。在晋察冀根据地，创办的报纸有《战士报》《子弟兵报》《冀中抗敌报》《冀中导报》《救国报》《边区导报》等50余种，创办的刊物则有《抗战生活》《晋察冀文艺》《华北文艺》《华北文化》《新大众》《新长城》《群众杂志》等。在晋鲁豫根据地，创办的报纸有《晋鲁豫日报》《战斗日报》《黄河日报》《抗战导报》《新生报》等30多种，创办的刊物有《文化生活》《抗战生活》《华北文艺》等38种。在晋绥根据地，创办的报刊有《晋绥大众报》《战地通讯》《前线月刊》《西北文艺》《战斗文艺》等。在新四军根据地，创办了《江淮日报》《新华报》《抗战报》《苏中报》《滨海报》《淮南日报》《淮海报》《盐阜报》《人民报》《大江报》等100多种报纸及几十种刊物。[7](P254)在大后方，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抗战媒体，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引领着国统区文化抗战的方向。
在文学抗战方面，在抗战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文学，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健康发展，并推动着整个抗日根据地的文学运动的发展。大量的文学团体建立，文学团体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短篇小说成就很大，代表性作品有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吴奚如的《土地在笑着》《老革命碰着新问题》，白浪的《杨树下》，杜映的《代耕》，刘御的《儿子到前线去了》，张英的《放了足干革命》和柳风的《边区故事》等优秀作品。涌现了丁玲、刘白羽、赵树理、孙犁等一大批作家。诗歌创作也获得丰收。朗诵诗、街头诗以其群众性、大众化在根据地获得发展，出现了《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著名朗诵诗。
在艺术抗战领域，包括戏剧、音乐、美术和电影等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根据地，抗战戏剧最初以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的形式展开，出现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河》《最后一计》等著名剧目。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秧歌剧和新歌剧获得发展。文艺工作者对古老的秧歌进行发掘和改造，创作了新的秧歌剧，并服务于抗战。《兄妹开荒》为新秧歌剧的起点和代表作，从此，秧歌剧在根据地，特别是延安和陕北兴盛起来。“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达八百万人次。”[18](前言，P2)“1944年春节期间，由延安的街道、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组织起来的业余秧歌队有27个之多，演出了150多个节目。”[19](P267)新歌剧的代表作是《白毛女》。此剧获得巨大成功，风靡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它的带动下，出现了《刘胡兰》《英雄刘四虎》等一大批新歌剧。在大后方，出现了抗战话剧高潮。仅以重庆为例，当地活跃的话剧团体就有怒吼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怒潮剧社、国立剧校、复旦剧社、青年剧社、教导剧团、孩子剧团、抗敌剧社等，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举办了两届戏剧节，演出了《我们的国旗》《死里求生》《抗战进行曲》《全面总动员》《金玉满堂》《钦差大臣》《狐群狗党》《渡黄河》《冰天雪地》等剧。特别是郭沫若创作了一批历史剧，如《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音乐抗战领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音乐界抗战活动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兴起，党领导的进步音乐界人士以音乐为武器，创作了大批抗战歌曲，著名的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新的女性》等成为不朽的经典，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全面抗战后，进步音乐界创作了大批反映抗战、鼓动群众的歌曲，如冼星海创作的《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麦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等，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歌曲。如《游击乐》《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行军小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晋察冀小姑娘》《红缨枪》《八路好》《子弟兵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红五月》《大生产》《韩略村战斗小调》《扬子江暴风雨》《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等。
美术是富有感染力的直观艺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木刻、版画、漫画活动，成为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无论是抗日根据地还是大后方，抗战美术方兴未艾。在晋冀鲁豫边区，“墙头画的数量远过木刻，所起的作用也最大，在本区深山僻壤的村庄里，都满布着墙头画”[20](P276)。
在电影领域，党领导的电影抗战活动也获得了发展。由沈西林、孙瑜、赵丹、白杨、魏鹤龄、王人美等优秀革命电影人士参与中央电影摄影场制片工作，在抗战期间拍摄了许多抗战新闻纪录片，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抗战、鼓舞民众、纪录日本罪行的作用。在边区，由于物质条件艰辛，抗战电影活动不如大后方繁盛，但也在抗战中艰难起步，“以战斗的姿态，揭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划时代的又一页，开拓了党和人民军队电影历史的新纪元”[21](P156)。1938年4月，延安成立了第一个民间电影社团——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虽然电影社限于物资、人员条件，并没有开展拍片活动，但也积极地进行着电影抗战，如下乡深入群众播放抗战电影。延安革命根据地做出突出贡献的抗战电影社团是延安电影团。1938年春，袁牧之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前往延安，组建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被称为“人民电影机构的初创，人民电影的开端”。
在抗日根据地，中共非常重视教育抗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举办了干部、部队、群众和儿童等四个层次的教育。干部教育最有名的是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文化等类人才。对部队的教育是经常的，主要是爱国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军事技术和文化教育。对民众的抗战教育则通过冬学、民众学校和民众教育馆来进行。其中冬学是最主要的形式，冬学教材由各根据地教育部门编写，如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有《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和《卫生课本》;山东根据地的冬学教材统一规定，识字教材用《战时民众课本》，政治课用《抗战道理》;晋冀鲁豫边区编印了《冬学政治教材》。
对于学术研究领域，中国共产党也特别重视其对抗战的重要作用。在抗日根据地，中共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工作。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优待科技人员的政策，设立了中国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太行工业学校、白求恩卫生学校、延安农业学校等科研和科技教育机构以及延安光华农场、农事试验场等农业科研机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抗战学术最大的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的成长。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越来越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观点研究哲学、历史、文学及社会问题，从而产生和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李达的《社会学原理》等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王亚南、许涤新、薛暮桥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做出了杰出贡献;周扬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开了先河。因此，就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历史进程来看，抗战时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建立，并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而确立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主流学术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中，领导了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全国人民进行英勇抗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抗战指导思想，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引领了文化抗战先进方向，发挥了文化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共在文化抗战中的贡献将载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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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Wang Jiping Yang Ling
The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is a part of the great Anti-Japanese War.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with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al theory as the core,l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nti-Japanese culture with its advanced guiding ideology of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created the cultural Anti-Japanes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cultural united front,in various cultural fields such as literature,art,education,news,publishing,science and so on.In general,the progressive cultural Anti-Japanese forc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indomitable struggle.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0)10-0134-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究(1931—1945)”(18ADJ006)
王继平，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湘学研究湖南省重点基地首席专家。(湖南湘潭 411105)
阳 伶，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湖南湘潭 411105)
《江西社会科学》 2020年第10期 P134-142，255-256 作者：王继平，阳伶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24 15: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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