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文化抗战
2024-07-04 15:26:46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作者：王继平 杨晓晨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湖南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文化抗战是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共同领导的，经历了局部抗战时期的兴起、全面抗战初期的高涨、何键主湘后转入低谷三个发展阶段;湖南文化抗战的主要形式是成立文化抗战团体、创办抗日报刊、开展文艺活动进行宣传活动、举办抗战教育培养抗日人才;湖南文化抗战发展与湖南政局有密切的联系，影响其勃兴与衰退，充分反映了国共合作的态势;湖南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共;湖南;文化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是正面战场的主战场之一。中日军队在湖南进行了四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以及湘西会战。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抗战中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抗战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抗战的重要体现之一。抗战时期湖南文化领域的抗战活动，学术界已经有所研究(1)，基本上是从抗战文化的角度进行的。抗战文化是文化抗战的反映，是文化抗战的成果，也是文化抗战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本文从文化抗战的角度进行研究，一是力图全面反映湖南文化抗战的历程，二是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文化抗战中的主要作用，以此阐释文化抗战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抗战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共对湖南文化抗战的领导
湖南文化抗战是在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共同领导下进行的。在局部抗战时期(1931—1937)，湖南局部地区处于革命根据地境内(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因此，湖南有根据地党组织，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于1927年5月，由中共湘区委员会改称而来。随后几经变化，1930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湖南省委配合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湖南各级党组织严重暴露。红军撤退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疯狂报复，湖南省各级党组织连遭破坏。1931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湖南省委在常德的机关遭破坏，包括代理省委书记在内的省委领导不少被捕牺牲。随后，湘鄂西、湘鄂赣、湘赣根据地先后建立省委，湘西、湘北、湘东、湘南划归三个根据地的党组织领导。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长沙及湘中地区)的党组织及其斗争。省工委机关设长沙县铜官镇。1932年1月，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对湘中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湖南省工委改称中共长沙中心市委，行使省委职权。市委机关设在长沙。12月底，由于叛徒出卖，长沙中心市委遭彻底破坏。此后，直到1937年底，中共湖南省委未能恢复。
红军长征以后，在湖南的党的组织，有湘赣边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湘鄂赣边的中共湘鄂赣省委。1935年3、4月间，中共湘鄂赣省委派袁仲贤、李明秋来湘，在长沙县铜官镇沿湘江一带发展党的组织，5月下旬，建立中共湘江特委，在长沙、益阳等地开展工作，先后成立了铜官区委和湘阴漳树港区委、益阳黄万泰染织厂支部等16个支部，发展了党员150余名，还先后成立纸业、锯业、木业、织造业、染坊、箩业、鞋业7个行业工会，恢复铜官陶业工会，发展会员1000多人。[1]402除此之外，刘道衡领导的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也在长沙进行秘密活动，除完成中央特科交给的任务外，也在青年中间发展了一批党员。同时，随着华北局势的紧张，一批教师和文化界人士陆续内迁，如张天翼、翦伯赞、田汉等先后辗转来到长沙，他们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如长沙临时大学中就有党员二十多人。1937年9月，吕振羽受中共北方局指示回到长沙，和刘道衡取得组织联系后，积极筹划抗日活动。这些党组织和党员，成为湖南局部抗战时期文化抗战的领导力量，也成为全面抗战时期湖南党组织整顿恢复的基础。1937年12月，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成立。与此同时，受党的委派，任作民从汉口来长沙，进行恢复、整顿湖南党组织的工作，成立了中共湖南特委。
湖南特委成立后，开始恢复和整顿湖南党组织。一是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回湘的文教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取得了联系，在大学和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及其所属团体中，建立了7个党支部。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和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也建立了党支部;二是派人到铜官、樟树湾、益阳等地整顿党的地下组织，如1938年2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派萧凯、熊启凡回安化，派陈文光回蓝田恢复党组织。1938年5月，在田心建立了中共安化县工作委员会(一说中共安化县委员会)。[2]213在常德、湘潭、浏阳等地也恢复、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三是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联系失散的共产党员，将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党员力量以及国共合作以后从监狱释放的共产党员重新组织起来。至年底，在长沙、益阳、常德等地恢复和重建了党的一批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2个区委、24个支部，共有党员200多人。[3]1350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湘赣临时省委、湘鄂赣省委，成立湘赣特委、湘鄂赣特委，领导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地区的县委;同时，在延安派人来郴州指导的情况下，恢复了湘南特委。
湖南各级党组织经过整顿、恢复、建立以后，加强了对文化界抗战活动的领导。
首先是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推动湖南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湖南省委在各级党委设立统战部，并先后指定公开代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省委任作民、湘南王涛、耒阳李振鹏、岳阳彭援华、衡阳李华楫、汝城何秉才、溆浦翟根甲、谌鸿章，湘乡王俊恒、南县文士祯等。他们以公开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同时，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新四军驻桂东和平江等地留守处，以及战时书报供应所、观察日报、抗战日报、塘田战时讲学院、文抗会、基督教青年会等统战机构和团体，以公开或半公开的身份，就国共合作、推动民众抗日等问题，与党、政、军、商、学、文化、教育及社会团体等各界人士协商，积极开展统战活动。1938年2月，中共湖南省委又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文化界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其次是加强对文化抗战团体的领导。早在1937年10月17日，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发动、组织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到会600人。会议通过《文抗会简章》，选举吕振羽等23人为理事。组织了戏剧会、歌咏会等3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发展了1000多会员。创办《抗战文化》等刊物，动员人民抗日。至年底，文抗会成员发展到800多人。全省各地也先后建立了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分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文抗会成立之初,其主要领导者虽多是党员，如吕振羽、曹国智、孙伟、苏镜、谭丕模、曹国枢、肖敏颂、赵君实等，但没有成立党支部，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后，指定谭丕模代表党与文抗会联系，不久即成立党支部。省工委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后，文抗会单独成立支部，隶属文委，原文抗会支部下属的党小组，如职抗会、育英小学、一九三六剧社、周南女校、新声歌咏队、一致剧社等都发展成为支部。12月19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成立，覃振为会长，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黄一欧等17人为理事。翌年1月，协会中建立中共党支部，后又出版《中苏》半月刊，开办俄文补习班学校，有学员300多人。
最后，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式，共同推动文化抗战。1937年11月，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是国民党中真正主张国共合作的人物，他主政以后，切实实行联共抗日，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采取合作的态度;对于抗日民众团体和抗日言论自由，采取宽容开放态度;对于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救亡，予以鼓励和支持。中共湖南工委(省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充分利用张治中主湘的时机，积极推动张治中实施有利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促进抗日救亡活动的措施，并合作举办了一些文化抗战的事业。一是为了统一民众运动，调整民运工作，推动民运发展，张治中成立了由他任主任的湖南省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徐特立、任作民、翦伯赞、杨东莼等共产党员在内的64人被聘为委员。二是共同创办战时教育培训机构——塘田战时讲学院。1938年6月，为了培养抗战人才，中共湖南省委、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国民党联合在湖南武冈县(今武冈市)塘田市镇(现属邵阳县)共同创办了“塘田战时讲学院”。这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抗战事业的典范。国、共、民主人士及爱国士绅在学院董事会成员中各占三分之一。国民党方面有赵恒惕、张治中、覃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委刘子奇、第六区保安司令岳森、武冈县县长林拔萃;共产党方面有吕振羽、翦伯赞、张天翼、雷一宇、陈啸天、游宇。[4]24塘田战时讲学院为湖南抗战培养和训练了一批骨干，推动了湖南抗战的发展。三是共产党员在湖南文化抗战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湖南党组织尚未恢复时期，一些由外省回湘的共产党员就主动积极地投身于抗战之中。如1936年夏，从北平、上海、武汉回乡的中共党员，包括教师谭丕模和李仲融，学生于刚、李锐、曹国智等，与长沙进步青年苏镜等组成30多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创办《湘流》三日刊，总编辑彭秉朴，于8月1日出版。还组织抗日歌咏队，建立一九三六剧社，积极宣传抗日。湖南党组织恢复后，承担了领导作用。通过各种方式，动员民众支持抗日，坚定了群众的抗战决心，领导和推动文化抗战团体的发展，组织和领导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团体，团结和影响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通过上述活动，中共湖南各级党组织在湖南迅速恢复、整顿、完善了组织，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打开了领导湖南文化抗战的局面。时人评价：“当时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5]241
二、湖南文化抗战的发展时期及主要形式
湖南文化抗战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是湖南文化抗战的兴起时期。这一时期又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九一八”事变至“一·二九”运动前，湖南文化抗战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学生的自发行动为特征，在湘赣、湘鄂赣、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长沙各界爱国热情高涨，群情激愤。200多个宣传队在长沙大街小巷宣讲“九一八”真相，形成了反日救国的爱国舆论。25日，长沙举行20万人参加的“反对日本武力侵占辽宁示威大会”。此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省各地展开。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有长沙工人抗日救国会，新闻、邮电、教育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大、中学的抗日救国会。全省70余县也不同程度地举行抗日救亡游行或大会，成立救国会。[6]14这些团体创举办了数十种抗日救亡刊物，开展抵制日货、募捐支援前线的活动。文化界和爱国学生也举行义演募捐支援抗战。在革命根据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根据地党组织纷纷发表通告、指示，成立反帝大同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共湘鄂赣苏区省委于1931年10月14日发出通告，号召“发展苏维埃，响应配合和领导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7]41932年1月，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通过了《文化问题决议案》，要求普遍开展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教育，并要求反帝大同盟“根据中央苏区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指示制定反帝纲领，出版一种反帝机关报”。[7]25湘鄂西根据地则召开全省反帝代表大会，成立了湘鄂西省反帝大同盟。中共湘赣省委也提出发展反帝同盟，并在1935年北上抗日长征途中在湘中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队”。
“一二·九”运动以后，湖南文化抗战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在中共湘鄂赣省委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湘江特委，党的领导得以加强，“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来，长沙学生冲破当局的阻扰，举行了大游行。学生们高呼“保卫国家领土完整”“铲除汉奸”“打倒奸商”“拥护政府从速解决华北问题”等口号，散发《湖南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组织告同胞书》等传单，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掀起了湖南文化抗战的新高潮。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从全国各地回湘的共产党员、爱国学生在中共抗日主张影响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投身于湖南文化抗战之中。中共党员教师谭丕模、李仲融，中共党员学生于刚、萧敏颂、曹国枢、曹国智和青年骨干李锐、魏泽同等人，与在长沙的进步青年苏镜、唐荣前、杨荣国、廖申之等会合一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长沙和全省各地组织读书会、歌咏队、演剧团等各种团体。1936年夏末，在上海抗日救国会派人指导的情况下，湖南抗日救国会成立，并推动了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成立。接着，又筹办成立了湖南学生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团体。这些团体通过创办救亡报刊、演出救亡戏剧等多种形式，推动湖南文化抗战走向高潮，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文化抗战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湖南境内的红军游击队先后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伴随这一进程，湖南文化抗战进入第二个时期，即文化抗战高涨时期。时间为1937年8月至1939年2月。
首先推动湖南文化抗战的是中共湘江特委、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以及从平、津、沪、宁等地回湘的共产党员。他们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扰，掀起了文化抗战的热潮。他们深入长沙工人、学生、士兵之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筹组抗日救亡团体。7月下旬，在他们的推动下，长沙抗敌后援会扩充为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成为指导湖南抗日救亡的机关，其中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入会。8月，长沙、宁乡、新化、湘乡等县先后成立了县级抗敌后援会。“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改变了动摇的态度，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合作抗战。这一形势推动了湖南文化抗战。在湖南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努力下，1937年10月成立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后援会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最大的全省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其宗旨是团结抗战、持久抗战，吕振羽、田汉、翦伯赞、张天翼等23人为理事，下设研究、宣传、组织、总务4个部，还创办了各种刊物，以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慰劳伤兵难民，动员民众抗日救亡。至年底,文抗会成员发展到800多人，是党领导湖南全省文化抗战的重要组织。12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成立，湖南各界党组织得以整顿和加强。从此，中共领导的湖南文化抗战进入高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的湖南文化抗战的主要内容如下：
1.成立文化抗战团体，团结文化界爱国人士，巩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除上述湖南文化界救国会、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以外，还有湖南职工抗敌后援会、湖南农民抗日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世界语学会、南国文艺社(湘潭)、戍地文艺社、中国诗艺社、长沙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 “文协”长沙通讯社等30余个。[8]129此外，还有平江、益阳、芷江、长沙县、衡阳、常德、武冈、邵阳、宁乡、新化、乾城、零陵、桃源、湘乡等县的抗敌后援会分会。文化抗战团体充分发挥了文化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文化界爱国人士，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巩固了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了湖南的文化抗战。
2.出版抗战报刊，创办书店、书局，宣传抗日救亡。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有《抗战日报》《观察日报》，期刊继续出版的则有湖南《中苏文化》《今天》(旬刊)等。中共各县县委也办了一批报刊：邵阳《真报》，新化《野炮》周刊，攸县《友声报》，湘潭《快报》，郴县《老百姓》周刊，汝城《星光》半月刊，湘乡《娄底》月刊，还有湘西工委办的《反侵略》半月刊和《洪江晚报》《时事动态》等共30余种。[9]109-110此外，还有进步人士创办的《力报》《大公报》《战时儿童》三日刊、《现实》半月刊、《火线下》三日刊、《文学月刊》《现阶段》等刊物，甚至南岳的巨赞法师，也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办了《狮子吼》，向佛教徒宣传抗战。
《观察日报》，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长沙。原为进步青年创办。5月，成为中共湖南省工委机关报，黎澍任总编辑。7月，湖南省工委将张天翼等主编的《大众报》并入《观察日报》。该报大量刊登抗战动态。连载过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刊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它的副刊，如《观察台》《老百姓》《战时教育》《阅读生活》等能及时、直接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现实的黑暗，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深受广大爱国民众和进步人士的欢迎。长沙大火后，该报社迁邵阳。1939年4月17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抗战日报》，1938年1月28日创刊于长沙，田汉任社长，廖沫沙任总编辑，接受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的领导。该报在长沙时办有《抗战工人》《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儿童》《抗战教育》等专刊，迁沅陵后，办有《民众》副刊及《抗战文艺》《抗战职工》《抗战戏剧》《青年列车》《动向》等专刊，连载过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等文章。1939年6月15日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刊。
图书出版发行方面，这一时期长沙共有书店、出版社等出版发行单位约100家，分别为:长沙原有的书店60来家、新创办的书店13家;出版书刊的社团、学校近10家;外地迁来的专业出版社7家;外地迁来的书店18家。
湖南战时书报供应分所，是湖南文化界进步人士1938年7月在长沙成立的，11月迁往邵阳。它先后在衡阳、湘乡、益阳、宁乡、新化、溆浦设有办事处。分所由共产党员张迈群任主任。在成立的第一年，供应的书报、刊物达3.36万份(册)。编印《壁报资料》《小学、民校战时补充教材》，前者印发给救亡单位，后者公开发行，远销江西、广西、云南等地。还在全省各地成立图书室34个，在长沙、邵阳组织歌咏队、读书会、战时知识函授班、讲演会和时事座谈会，广泛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春被迫停止活动。
湘江书店和五五书店，其前身是进步青年李华楫于1937年在衡阳开设的读者书店。李后来加入共产党。1938年7月，中共衡阳县工委将该书店改名为湘江书店，公开销售抗日救亡书刊，秘密翻印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等著作。1939年3月，国民党当局以“违反出版法”为名逮捕李华楫，书店被迫停业。李华楫经多方营救出狱后，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支持下，于5月又开设五五书店，发售进步书刊，秘密翻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文章。年底，五五书店被查封。
湘乡抗敌书报社，1938年2月由进步青年傅三在湘乡县城开办。它公开销售抗日救亡读物，秘密发行延安出版的革命书刊。11月，湘乡书报社迁至娄底营业。1939年春，国民党政府以“私藏枪枝，图谋不轨”的罪名，逮捕了书社工作人员，捣毁书社设备，抢走书刊及财物，书社被查封。被捕人员后经营救被释放。
郴县牖知书店，1938年5月，由潘实岑、李达九等人出面创立，发行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书店成立读书会，编辑出版《老百姓》周刊30期，发行180万份，设立五岭图书室，收集革命进步书刊，供群众借阅。国民党当局以“异党活动机关”为借口，将其查封。
3.开展抗日救亡文艺活动，深入街头、乡村、学校，唤醒民众抗日救亡意识。“西安事变”后，湖南出现了一批文艺团体，掀起了抗日文艺宣传高潮。其中影响较大的，在长沙有白雪抗战剧团、一致抗敌流动宣传队、战斗演剧队、演剧六队、演剧九队、演剧四队、长沙湘剧、杂剧、话剧等抗战宣传队，戏曲抗敌宣传队有湘剧、巴陵戏、平剧、祁剧、衡阳湘剧、常德班、楚剧和长沙市杂剧等队;还有演出通俗话剧的长沙市话剧抗敌宣传队。它们有在本地组织的，也有外地来湘的;有民间的，也有政府举办的;有部队的，也有学校成立的;有成年的，也有儿童组织。在其他城市，有巴陵戏、平剧、祁剧、衡阳湘剧、常德班、益阳楚剧等抗战宣传队，还有岳阳、湘乡、临澧、新化、邵阳、凤凰、水兴等县组织的抗日救亡团、工作团。这些文艺团体深入城镇、农村演抗日剧，唱抗战歌，演讲和用快板、莲花落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影响很大。如白雪抗战剧团，深入农村演出《为国牺牲》《杀尽倭奴》，台下观众亦随之揩眼抹泪，泣不成声。一致抗敌流动宣传队在沅陵曾先后公演6次，演出《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剧。配合每次演出开展歌咏活动，经常演唱的有《祖国的孩子们》《流亡三部曲》《保卫家乡》《争取最后胜利》等。长沙儿童剧团每天利用课余时间在青年会集合练歌、排戏，每逢周末和星期天晚上集中开展播音、街头宣传、慰问伤兵及难胞的活动。曾编演《中华儿童血》，后与长沙战时儿童服务团联合公演。演剧六队在湖南演出大小剧目数十个，其中多幕剧有《凤凰城》《烟苇港》《国家至上》《夜店》《牛郎织女》《草莽英雄》《清宫外史》《孔雀胆》《金玉满堂》《钗头凤》等10余个，对湖南的话剧事业做出过较大的贡献。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先后在湘中、湘东各地流动宣传，每到一处分头讲演，刷写标语，张贴壁报，开放图书，展览画幅图片，教唱歌曲，演出节目，慰劳伤病员，访问难胞难童，进行募捐公演。
4.创办抗战教育机构，培养抗日干部。一是协助张治中培训各种抗日人员。湖南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先后协助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举办两届全省民众干部训练班，其学员大部分被派往乡镇担任乡镇长。[10]二是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1938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报请中共中央同意，决定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战人才。讲学院邀请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覃振任院长，吕振羽任副院长，负全校实责，张天翼任教务主任。讲学院于9月15日开学。塘田战时讲学院成为当时湖南文化抗战的重镇，教职员工是湖南文化抗战的骨干，影响并带动邵阳、武冈、湘乡、洪江等周边地区的文化抗战活动。这里培养的学生，成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模范，大多数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抗日救亡和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11]
上述活动造成了湖南文化抗战令人鼓舞的形势，使湖南文化抗战在全国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最亮丽的风景。但是，随着武汉的失陷，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来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运动遭到扼杀。湖南文化抗战进入第三个时期，即曲折、艰难发展的时期。
1939年2月1日，薛岳任湖南省主席。薛岳在政治上是坚决主张反共的，对中共领导的文化抗战活动实行限制、取消和打击的政策，迫使文化界知名人士相继离湘，辗转到桂林、重庆等西南地区;各种救亡团体先后瓦解或被解散，《抗战日报》等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各地进步书店也被封闭，湖南的文化抗战进入低潮。4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在邵阳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会议确定今后工作的方针是：以全副精力进行紧急的战争动员，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继续巩与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众动员，利用合法的民众运动;大力发展党组织，同时注意巩固提高。会议还讨论了对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策略问题。但是，会议对国民党反共的新动向估计不足。随后，国民党当局继续查封了《观察日报》《真理》《学生时代》，对共产党的活动采取镇压行动。以后,省委派遣些党员和动员一些进步人士，到地方政府认为合法的《开明日报》《阵中日报》《国民日报副刊》《力报》《大公报》，以及汉寿、麻阳、邵阳、益阳、新化、湘乡、溆浦等县的《民报》工作，坚持抗日救亡宣传，推动文化抗战发展。4月底，周恩来路经衡阳，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会议，作了关于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指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省委要求各级组织调整工作方式。扭转过去轰轰烈烈的方式，注意区分秘密工作与群众工作，把群众工作放在合法团体中去开展。但是，国民党当局继续进行疯狂的反共行动，如制造平江新四军通讯处惨案、迫使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辗转迁徙最后撤离至桂林。湖南党组织按照党的指示，撤退已经暴露的各级干部，建立短小精干的支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组织作了进一步撤退、转移、隐蔽的部署，强调留守的党员干部要职业化，扎根于各个行业中。至此，轰轰烈烈的湖南文化抗战开始采取隐蔽方式。
三、湖南文化抗战发展的特点
湖南文化抗战作为全国文化抗战的组成部分，在抗战初期展示了绚丽的光彩，成为重庆、武汉之外，国统区文化抗战的重要战场。之所以呈现这种情景，除了中共湖南各级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湖南人民爱国热情高涨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湖南文化抗战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极大的关怀、支持。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为了加强南方地区党的工作，推动南方地区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长江局。在此期间，负责长江局的统战和军事工作的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多次到湖南，与中共湖南省委讨论工作，并在各种场合进行演讲，直接指导湖南的文化抗战工作。
1938年10月中旬，叶剑英到长沙，向湖南省委传达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同省委、湘鄂赣特委的负责人一起，分析抗战形势，讨论抗日工作。武汉沦陷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叶剑英到达长沙。叶剑英先后向《观察日报》记者、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工作人员和长沙青年会发表讲演，号召发动湖南人民，配合前线的军队和后方的游击队，保卫湖南。
11月6日，周恩来在长沙青年会礼堂向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发表讲演，号召青年到敌后去，到基层去，做实际的抗战工作。7日晚，周恩来又通过电台向全省发表广播讲话。11月上旬，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会议，共商湖南的抗日工作。长沙大火后，周恩来一方面面见蒋介石，要求严惩凶手，赈济灾民，另一方面率领郭沫若、田汉、洪琛等第三厅工作人员和演剧队回到长沙，慰问灾民，做善后工作。随后，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组成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协助国民党筹备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举办共产党员培训班，培训地方党员干部骨干。1939年4月18日至19日，周恩来视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应邀担任游干班国际问题讲师，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指出抗日战争必须是长期的持久的，我们要坚持;必须是全面的、全民的，我们要发动;必须是主动的、自主的，我们要争取;并且，要经过艰难险阻，才能达到最后胜利。他和叶剑英一道接见了各界人士，为南岳祝圣寺爱国僧人暮笳书写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4月底，周恩来路经衡阳，出席湖南省委会议，针对薛岳任湖南省主席以来种种反共的行为，要求湖南省委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向全体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后，继续领导和关注湖南的文化抗战工作。
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长江局(后来的南方局)对湖南的视察和对文化抗战工作的直接指导，使湖南文化抗战工作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保持着迅猛发展的态势。湖南文化抗战工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与指导，这也是湖南文化抗战工作的重要特点。
2.文化机构的内迁，文化名人的领导、参与、支持，是湖南文化抗战取得成绩的原因，也是湖南文化抗战的另一个特点。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相继陷落，大量的高等学校、文化机构短暂迁入湖南，或中转湖南内迁西南，使得抗战初期湖南各地特别是长沙、湘潭、衡阳、邵阳等地聚集了大量的著名文化机构。这些机构或迁来长沙，或在湖南成立分支机构。随着文化机构的迁来，大批文化名人(其中很多为中共党员或爱国进步人士)齐聚湖南尤其是长沙。据统计，先后来湘活动的文化人超过1500人。[10]来湘的外地文化名人有郭沫若、朱自清、曹禺、艾青、孙伏园、阳翰笙、夏衍、冯友兰、薛暮桥、于光远、潘汉年、邵荃麟、欧阳山、黄炎培、张奚若、李可染、丰子恺、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荃、冯乃超等;回湘参加抗日救亡的有徐特立、吕振羽、张天翼、廖沫沙、蒋牧良、向培良、杨东莼、谭丕模等，此外还有本地杨荣国、孙伟、朱云倬等著名文化人及萧敏颂、黎澍等一批本地大学生。[10]这些文化名人的到来，不仅仅是带来一种文化抗战气氛，而且他们推动和参与湖南文化抗战实际工作，使湖南文化抗战走向高潮。一些短暂驻留湖南的文化名人，通过演讲、发表抗日文章参与或声援湖南文化抗战。而徐特立、吕振羽、田汉等人则实际领导或参与湖南文化抗战。徐特立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中共领导人(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除了承担通讯处的领导工作外，还广泛地接触各界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同时发表大量演讲、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抗战团体也给予具体、细致的指导;对外则作为八路军驻湘发言人，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抗日事迹。吕振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受北方局委派回湘后，致力于湖南文化抗战工作。吕振羽的贡献，其一是创建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会员达800余人，“直接间接影响的团体已有35个，人数共计1000人左右”。[5]48其二是创办了塘田战时讲学院，为湖南文化抗战培养了一批人才，其运行模式堪称国共合作的典范。其三是身体力行，主编文化抗战报刊，撰写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他先后在湖南10余家报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编辑出版《抗战的前途》等小丛书，为湖南文化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田汉则创办了《抗战日报》，同时还组织长沙的3个湘戏班组成7个湘剧抗敌宣传队,分赴酸陵、湘潭、衡阳等地进行抗敌宣传，并创作了《抗战与戏剧》《最后的胜利》《长衡道上》《重返劫后长沙》等剧作、论文和诗歌。正是文化人的勤奋工作，湖南文化抗战工作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3.湖南文化抗战的发展，还与湖南地方政局和全国战局有密切关系。这也是湖南文化抗战的一大特点。在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的抗战初期，正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合作初期，张治中采取开明与合作的态度，湖南文化抗战获得迅猛的发展。而当薛岳1939年2月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采取顽固反共的立场，致使湖南文化抗战运动进入低潮。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张治中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上任后，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邀请共产党人参加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聘请徐特立担任湖南民众抗日统一委员会常委。同时，张治中营造的言论自由和对民众组织的开放氛围，也有利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团体的发展。截至1939年4月，湖南的党员人数由200多人发展到5000余人。[8]141 “党所领导的各种青年组织约40多个”[5]24，被当时的湖南党组织负责人称为“统一战线在湖南的黄金的发展和上涨的时期”。[5]12张治中的开明、合作的施政方针，营造了湖南文化抗战的良好环境。
湖南的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主要发生在抗战初期，因此对广泛宣传、传播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探索抗战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起了引领、开拓和辐射作用，对国统区尤其是西南大后方随后兴起的文化抗战运动具有示范作用。际此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抗日战争爆发90周年之时，回顾和探讨这一段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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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伍卓琼，朱华.塘田战时讲学院与湖南抗战文化运动[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0(2).
On Hunan Cultural Anti Japanese W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G Ji-ping，YANG Xiao-chen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The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in Hun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ar of cultur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war in Hunan was jointly led by the loc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fic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Hunan. It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rise of local Anti-Japanese War, the upsurge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transition to low ebb after He Jian took charge of Hunan. The main forms of the war of cultur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Hunan were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group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ti-Japa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propaganda activit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education to cultivate anti-Japanese talents; the development of Hunan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Hunan, which affected its prosperity and decline, and fully reflected the situ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Hunan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area controlled by the Kuomintang.
Keywords：CPC; Hunan; cultur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21)02-0154-08
* 收稿日期：2021-01-17
作者简介：王继平(1957—)，男，湖南双峰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湘学研究湖南省重点基地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杨晓晨(1992—)，女，山东潍坊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究(1931—1945)”18ADJ006。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P154-161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7-04 15: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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