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全台湾到处都是五彩牌楼
我1920年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市东门外。我的小学在“公学校”念,与日本孩子上的“小学”有很多差别,我后来才知道那叫“种族歧视”。
公共汽车上,如果有日本人,台湾孩子都躲得远远的,如果谁不小心碰了日本人一下,他们会怒斥,“痴扬哥啰(即亡国奴)!走开!”如果在学校讲闽南话,日本教员“啪、啪“两个巴掌就打过来。客观现实告诉台湾孩子:在日本人眼中,台湾人属于劣等民族。
1930年,高山族人民起义当天,妇女把最漂亮的花插在头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拥抱着跳下百丈悬崖,为了让抗击日本人的丈夫、兄弟没有后顾之忧。
14岁,我小学毕业,上不起中学。泥瓦匠、挑卖郎、包装工……什么活儿都干。当时大工厂的厂主都是日本人,台湾人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完全瘫痪。10月25日那一天,全台湾到处都是五彩牌楼,锣鼓喧天、舞龙舞狮。我穿着母亲从箱柜翻出的长衫,大摇大摆地出门。“我是中国人!”台湾人又找回曾经的志气。
18岁我成为台湾义勇队队员
郑坚,曾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1927年,我出生在台湾彰化和美。父亲因为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街头演讲活动,遭到日本当局的通缉,他就逃回大陆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日据时期,台湾人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清国奴”,我上“公学校”的3年,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说的是日本话。1937年春,卢沟桥事件前夕,父亲将我们从彰化接到厦门,一家人这才得以团聚。但是1938年日本占领厦门后,我们全家就在闽南一带过上了流亡生活,我剩下的3年小学,换了8所学校。
1939年,父亲参加了李友邦将军在浙江金华成立的台湾义勇队,这是台湾同胞在大陆成立的抗日组织。台湾义勇队的部队番号是“复疆”,因为台湾同胞已经意识到,孤立反日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救台湾,先要救祖国。
1945年春,我也成为台湾义勇队的一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代表该组织在龙岩、泉州一带从事扩招队员的工作。到10月25日祖国政府正式接管台湾前,台湾处于政治真空期,爱国乡亲自动成立“社会服务队”,维持社会秩序。
光复初期,台湾人学习国语很积极,从大学教授到小学学生,都要从拼音字母学起。由于我在大陆接受了国文教育,虽然高中没毕业,但也到彰化女中做了一年国语教员。1946年,公费保送100名台湾学生到大陆知名大学读书,我成为厦门大学的一名学生。
作者:周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10月25日 第三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0-25 1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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