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命运
2020-10-26 11:15:18  来源：华夏经纬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24年，台北县芦洲乡的勇敢青年李友邦，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林火顺、林添仕等七八个人夜袭台北新起派出所，这些台湾青年攻打代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权威的警察局，震撼殖民当局。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他最初的民族意识启蒙跟那个时代所有的台湾人一样，是由日本殖民当局无所不在的歧视所激发的。读小学的时候，一天他与日本同学发生争吵，日本同学骂他"清国奴"，个性坚强的李友邦气得说："如果这是在中国，你跟我就不是这样。"日本老师听到了，掴了他一巴掌喝斥道："住嘴!以后不许这样说!"这个巴掌在李友邦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的烙印。

　　这是所有受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共同的心灵伤痕，不甘受辱的台湾学生会展开反击，最常见的就是跟日本同学打架，从课堂内打到课堂外，比较冷静的会约在校外单挑，更冷静的学生们则是在满身伤痕中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打架以外还有什么更根本的办法可以摆脱这种被欺压的命运?从这里，往往就开启了他们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李友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时才14岁，他加入了由台湾前辈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创建的文化协会组织，帮忙发传单。4年后，18岁的李友邦和胞弟李成基带着几个同学夜袭海山新起派出所，由于他们打了就跑，日本警察不知道是谁干的。再过两年，也就是1924年，已经20岁、胆子更大的李友邦再袭击派出所时，即与日本警察正面冲突，随后日本警察接获学校提供的情报派人搜捕时，李友邦连夜逃亡，同时也开始了大时代中传奇的革命生涯。

　　进黄埔军校学习成立台湾革命独立党

　　李友邦由高雄搭船偷渡到上海，同行的还有谢雪红和林木顺。后面这两个人随后转往苏联受训，后来在中共的协助下成立了隶属日本共产党的台湾共产党。李友邦则选择南下广州，成了黄埔军校的二期生。

　　对于刚离开台湾的李友邦而言，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语言。根据他事后的自述，有一次孙中山到黄埔演讲，他竟打起瞌睡来，孙中山发现后把他叫到面前训斥，不料李友邦仍一脸茫然。教官连忙解释："这是从台湾来就学的革命青年，就学不久，您说的粤语和国语他听不懂，他只会日语和闽南语。"知道李友邦来自台湾，孙中山的态度转为肯定与欣慰，他指定李友邦向留学过日本的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学习国语，从此李友邦必须每周一次到廖仲恺家中上课。

　　在廖仲恺亲自指导下，李友邦不仅练就了粤语腔的国语，也形塑了其救国救民的思想理论。这是国共合作实践中国革命的大时代，黄埔军校师生们朝气蓬勃，蓄势待发，不过左右两股势力的矛盾却也暗地汹涌。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孙中山过世后，他遭到刺杀，更加深了左、右的裂痕。

　　1926年，李友邦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成立"台湾革命独立党"，党章开宗明义就说："为结合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而返回祖国。"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李友邦随即修正《台湾革命独立党党章》，明文台湾归还祖国。

　　"台湾革命独立党"成立之后，李友邦积极着手招募党员，为了联络台湾革命志士，他曾返回台湾，接着又潜入日本，以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为掩护，在日本吸收台籍革命党员，不久日本情报单位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他被迫逃至上海，可是日本政府并不放过他，又以通缉犯的罪名要求中国政府引渡他到日本接受审判。为此，他又在黄埔同学的介绍下，转往杭州国民革命军的某军部工作。

　　1929年，李友邦因1926年的广州抗日事件遭拘留，这里也可看出国民党派系混乱，是非不明。李友邦生平第一次的牢狱之灾竟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此时，国民党已残酷地镇压内部红色势力，与国民党左派渊源密切的李友邦处境十分危险，他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日语，并且秘密从事台湾革命工作。1932年他被国民党逮捕，侦讯单位认定他是中共地下党人，遭到毒打，在心灵和肉体上留下很大的创伤。他的右小腿被老虎凳折磨致伤，比左小腿细很多，走路会不经意失足;头颈中有一条神经被打伤，平时与人讲话头部会不自主地摇摆。李友邦被整整关了3年，后因国民党实在查不出什么，只好在1935年将他释放。

　　得国共两党支持组建抗日台湾义勇队

　　1936年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时机趋于成熟。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分南北两路入侵中国，浙江省成为抗战的第一前线。

　　1938年10月，李友邦以"朝鲜义勇队"为模范，兴起组织"台湾义勇队"的构想。12月，李友邦赴桂林，与日本反法西斯作家鹿地亘、朝鲜义勇队陈阅斌，共同成立"日韩台反法西斯大同盟"。这是李友邦的军事与政治生涯一项重大的发展，而此前他的家人和他个人都已付出了惨重代价。1932年其二弟李友先被日本特务枪杀，1934年其三弟李友烈也死在日本特务的刑讯室里。李氏一门三烈。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防御，共产党着重敌后工作，在国共合作架构下，大批的共产党员主持各地的政治工作，敌后地区更是如此。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的过程就受到中共浙江省工委的直接支持。

　　1938年夏天，李友邦在丽水遇见了多年未见的狱中难友骆耕模，骆当时身份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重聚后商讨实际抗战行动，李友邦提及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流亡回祖籍的同胞或可组织动员。骆耕模向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报告了李友邦的构想，最后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意，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锡昌从遂昌县调张启权(后改名为张一之)来协助李友邦做好具体工作。在张一之的协助下，李友邦首先恢复了"台湾革命独立党"的名义，对散居大陆各地的台胞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解，决定从福建开始动员工作。

　　关于旅居福建台湾同胞的处境，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日本殖民时代，一批台湾同胞因不堪压迫，携眷返回福建定居，不过也有不少台湾流氓被日本特务利用，伙同日本浪人在福建一带包娼包赌，充当日本特务的打手，也严重破坏台湾人的形象。中日战争爆发后，福建省主席陈仪以"日本特务嫌疑"将所有台湾同胞送到闽北荒山峻岭中的小县崇安。一些与当地人结为夫妻的台湾同胞被迫妻离子散，更多是全家男女老幼遭到拘捕。这批台湾同胞中至今还活着的人形容崇安为"集中营"，许多台胞陷入饥饿与疾病中。这些台湾同胞本来是投奔祖国，竟莫名其妙陷入悲惨的命运。

　　李友邦不仅救了这批台胞，还使得他们贡献己能，成为抗战的积极力量。1938年11月初，李友邦、张一之前往福建工作，受到浙江省政府黄绍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纲的资助，他们带着黄绍给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负责人陈肇英的信来到福建，福建省主席陈仪了解情况后也乐于省掉一个麻烦，立刻同意李友邦把集中在崇安县的台胞带走。

　　李友邦在崇安号召全台同胞奋起抗战，并提出立即组织台湾义勇队。当时被拘禁在崇安的400多位台胞雀跃异常，他们共同写了一封信给李友邦，表现了极为强烈的爱国热情。李友邦返回浙江，向黄绍报告情况，取得黄绍更大的支持。随后，黄上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正式批准了台湾义勇队的成立。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东南日报》多次报道了台湾义勇队的筹组情况。1939年1月，李友邦从崇安县带回第一批台胞30人，其中包括6名儿童。同年2月，李友邦在浙江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正式成立了台湾义勇队，6名儿童也组成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简称台湾少年团。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和少年团团长，中共党员张一之任队秘书。第一支由台湾同胞在大陆组成的武装抗日队伍终于诞生了，它"保卫祖国、光复台湾"为号召，在民族团结共同御侮上具有神圣无比的意义。

　　傅惠卿根据相关媒体资料整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0-26 11: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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