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在榆林桥被俘以后
2022-05-09 14:26:51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周祖尧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所部北上，开到陕北洛川至延安一线布防，准备进攻红军。十月初，劳山一仗，红军把一一○师何立中部歼灭，于是延安、甘泉都被围困起来。当时，军长王以哲也被困在延安，不能返回洛川军部。为了打通延安到甘泉的交通线，解除甘泉之围，然后再接出被困在延安的王军长回洛川，以指挥全军，继续与红军作。军部决定，由一○七师担负筑碉，并打通甘泉交通的任务。师长刘翰东即派高福源的六一九团首先出阵，并把六二一团一个营配属给高福源指挥。高率队进驻鄜县北二十华里的榆林桥。并派出一个连，由连长黄克军带领，附重机枪两挺，驻在西侧寨上，作为支撑点，以防红军占据西山，奇袭榆林桥团部住地。头天到达，次日拂晓(这天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他们站脚未稳、碉堡尚未开始建筑的时候，红军就来袭击。先攻西山寨的黄克军连，不多会儿就把这连打垮，连长黄克军负轻伤而逃。红军占据了西山寨，支援东山上的部队，居高临下，控制了榆林桥，把高福源指挥的四个营(欠一个连)压迫到林子里，几次冲锋，冲乱了指挥系统，红军一位医务工作者，从团部的后窗冲入，俘获了高福源。当时红军中无人认识高是团长，后来从俘虏的士兵中才查出了他(这是后来高福源进甘泉亲口对我讲的)。

　　高福源当了俘虏后，红军不但未杀害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经过—段学习，高福源在政治上提高了一大步。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要重新作人，甘愿为人民服务。

　　榆林桥战役后，东北军的碉堡政策又告失败。甘泉、延安的围困，仍无法解除，王以哲回不了洛川军部，赫赫有名的六十七军，陷于半瘫痪状态，对红军不但不敢进攻，就是防守也很成问题。

　　红军围困甘泉日久，城里弹少粮绝。当时我也是守城部队的营长之一，曾和红军喊话。由于我们还不大相信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就说：“红军真的优待俘虏，为什么杀害被俘团长高福源?”红军当即回答说：“没有杀他，两天后可以使高福源到甘泉来见你们。”

　　红军说话算数。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天晚间，高福源到甘泉城南门外来喊话，与我谈了些红军的政策。在谈话间，发现有人在高旁指使;我就约高福源到甘泉城来会谈，想骗高进城脱离红军，共谋守甘泉之策。次日下午四时许，高福源一人右手高举白毛巾，来到甘泉南门外，要求进城。我用麻绳把高从南门西侧的城墙上吊上来。高戴着红军的八角鸭舌帽，着黑色对襟长棉袄，黑棉裤，脖围防沙白毛巾，很象老红军一样。我取笑地说：“你变了，你不象国军了!”高顺口答道：“我变了，我思想也变红了!”高福源就这样进了甘泉城，驻在我营部，在甘泉十字街西侧的李姓院内。

　　高福源饶有风趣地说：“现在没有红军监视我，所说的话都是思想实际，祖尧，你该相信了吧!”高福源表示东北军不该打红军，过去的行为是错误的。揭穿了蒋介石促使东北军打红军是两败俱伤的阴谋。东北军今后应该与红军合作，收复东北失地，拯救东北父老于水火之中。蒋介石是假革命，用革命的口号，欺骗全国人民。安内攘外政策是“安内”真干，“攘外”永久不会实现，真心革命的是共产党。高福源还强调传达了红军优待俘虏政策。从他本人未被杀害，并且生活上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现身说法，讲给许多人听。他介绍了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情况，说服了所有听话的人，解除了怕当俘虏被杀害的思想顾虑。高福源诙谐地介绍他被俘后向红军提出的三个条件：1.释放他;2.使用他;3.枪毙他。当时红军都未按照他的条件做，只是告以稍安勿躁，将来你还有重要的任务(指与红军合作问题)，会释放你的。高说他原想这是骗人的鬼话，哪有捉住敌团长不杀还释放或使用的道理。但现在被事实说明了。高福源认为甘泉城是守不下去的，早晚必定失败，他表示不愿意充当第二次俘虏，拒绝了我留他在甘泉的要求，也打消了我坚守甘泉的念头，产生了与红军提出和谈的希望。

　　高福源在甘泉城想到各处去看看，被当时守城指挥官张文清拒绝了。但是高在我营部院子里，曾数次偷看东山最高点的烽火台(它是守备甘泉的重点，是工事最坚固的地方)，以及东山城墙的工事。同时在我的口中，得知甘泉守备的情况。高福源进甘泉后，曾两次与张文清会面，张对高很冷淡，高有些话不敢对张直言，只是叙叙寒温，说说高到红军中的一般生活待遇。实际上张是在想甘泉若真守不住被俘时如何办的问题，高在谈话中也暗示张不必怕，以自身的经历为例，说明了事实。高福源在甘泉城住了两整天，第四天上午，由我在吊他上城墙的地点，又用麻绳把他吊下去，他又到苏区。在临行前曾对我说：“今后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并且再三叮咛说，无粮食吃，与红军商淡是会解决的，不能把东北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流血牺牲。

　　又过了两三天，高福源来了封信，大意是说红军愿与甘泉部队会谈，停止敌对行动。具体条件，由双方代表磋商，希望甘泉派出代表来。根据高来信精神，商得张文清的同意，派他的副营长郭绍宗代表甘泉部队，去到红军驻地道左铺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部。经过两次会谈，双方停止了敌对行动，在甘泉北门外约二华里的空场上，设了个市场，自由买卖。守城部队，外出购粮，解决城里严重缺粮问题，苏区人民以粮食换得些蒋区钞票作为急需，互相有利。从此，再没有流血牺牲真枪实弹的打仗了。这段事情是红军具体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同时也是高福源从中奔走而促成的。

　　高福源经过进出甘泉的考验后，不久，就被红军释放回到洛川六十七军司令部。在这以前，王以哲在延安修建了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派来一架小飞机，把王以哲接回洛川了。高到洛川就见到了王以哲，王并未追究高福源打败仗，丢掉四个营的过失，相反地还加以安慰，这样高才敢说被俘后的真实情形。开始高福源还是试探地把红军的政策，转达给王以哲。据后来听王以哲的参谋王昭说，当时是王以哲最苦闷无办法的时候，不接受红军条件，又打不了红军;接受嘛，又觉得这个问题重大，自己不敢作主，就电报张学良。张也因一○九师在直罗镇被歼，心中烦恼，无计可施，所以张学良和高见面后就开始与红军李克农同志进行会谈，并与红军联系。这时外面就流传着：“高福源变了，赤化了，不是从前的高福源，是政治人物了……”高福源以后就很少和外人接触，特别是不和无关系的人接触了。后来红军主动撤除对甘泉、延安以及鄜县西北一个村镇等处之围困。继而，六十七军司令部参谋处就来了一位人们不熟识的泉白水(?)，是一位红军代表。从此以后，六十七军便给红军送子弹，送布匹，送汽油，送宣传纸，以及苏区缺乏的一切物资。王以哲派他的上尉副官王政经常用大汽车由延安向比方运送。后来我到延安任城防，这些汽车我曾亲眼看过，也护送过。这是高福源在里边起了相当作用的。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前，张学良重用了—批青年军官，高福源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派到一○五师当旅长，与师长刘多荃意见不一致，常有些矛盾。事变发生后，曾奉命经潼关去开封见刘峙和商震。高福源自认是少壮派，是先进人物。后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不得返回，西安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刘多荃认为处理高福源的时机已到，指令葛宴春团长在西安秘密诱杀了高。(附刘多荃材料：“据报二日上午，王以哲事件发生时，高福源持手枪在粉巷走来走去，二日深夜十时许高始回旅部，三日早，我和高通电话，问他到城内干么，为什么不请假，令他马上来渭南师部，高即偕黎参谋长逃回西安，我即决心令西安二团团长葛宴春立刻逮捕就地枪决，对少壮派表示打击。”)

　　* 作者时任东北军一一○师六二九团第一营营长。——编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5-09 14: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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