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午,李烈钧来告诉冯(玉祥)发生了西安事变。冯惊诧之余,以为这是他活动的一个好机会。当即派邓鉴三北上去见韩(复榘)、宋(哲元),要他们小心谨慎,沉机观变,采取一致行动。午后三时,何应钦在自己的家里邀集了一个非正式的谈话会。会上意见纷纭,大体可分为二:1.主张为蒋(介石)的安全计,宜采取和平解决;2.主张使用武力,立即“打起来”。主张前者的有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主张后者的有何应钦、朱培德、戴季陶、居正、叶楚伧等;其余则模棱两可。此外,张治中及与蒋有亲属关系的如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也是希望和平解决。
何应钦这次在家里召集谈话会,是先有布置而取得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支持的。打算一切迈过军事委员会,而把军权集中在何应钦手里。所以戴季陶不但坚决主张打,而且提出军事归何应钦来管。冯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何是参谋总长。这个办法当然是直接把冯挤开了;冯在思想上事先没有想象到会来这一招,就贸然地立即表示反对;加以冯、何之间历史上相互对立由来已久,因而更为何应钦所嫉恨。但是这不过系非正式的会议,并没有作出决定。然而何应钦不管三七二十一,居然在他家里设下临时办公处来代替了军事委员会。
次日,冯到头条巷他的办公处,找我前去商谈(当时还不知道何已经在家里设临时办公处),谈到昨日在何应钦家里谈话的情况。我认为他那种表示会增加何的仇恨,何为人狭隘阴险,决不肯如此善罢甘休。冯亦自悔太无涵养,决定以后采取灰色的态度。因为冯起先对西安事变非常赞成,且夸赞张学良说:“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并且把他以前夸过张的话又说一遍。
本来,在一九三○年张带兵进关,把冯(玉祥)、阎(锡山)都弄垮台,尤以冯垮成一个光杆,所以冯对张是恨入骨髓的。但在一九三五年底冯到南京后,张特意单独来见,并自居于子侄之辈(冯与张作霖是换过帖的把兄弟,所以冯与张学良来往函电,都称张为世兄),首先解释不抵抗的真相。张说道:“我与别人不同,国恨家仇交集,我的父亲死得那么惨,难道我毫无一点人味吗?”然而为什么不抵抗呢?他自称因为年轻,畏难苟安,目不识人,所以替人作了工具,成了不抵抗的羔羊,悔恨何及!又说道:“后来也渐渐知道老伯(指冯)的主张才是对的,所以察哈尔抗日时,我也一度打算接受您的领导,然而被逼下台了。”他—再表示一切譬如昨日死、今日生,他在冯面前还表示拥护抗战。最后说:“现在世界上除了老伯外,还能向谁申述呢?除了老伯外,有谁疼我这个孤儿呢?”从此以后,冯对张的观感完全改变了。他每对我谈到人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好,就举张学良为例。这次西安事变,恰合了冯的心意,所以非常夸奖张,也或多或少地对南京方面有幸灾乐祸之感,以致在何应钦家有了那种与何完全相反的表露。这就不仅是一个意见的不同,而是触犯了何的根本权力,是极其重大的冲突。事后,冯也自己感觉了,所以要在多方面想办法,转变态度或更改环境。好在蒋的真正亲信和家属们都是为蒋安全而主采取和平协商的。因此,冯十三日主动地致电张学良如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既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自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同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对蒋公能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
当时,宋美龄有即到西安的拟议,冯夫人(李德全主动表示愿陪她前往。这些办法,只能减少蒋方人物的疑忌。冯初意欲联络不赞成何应钦办法的人们团结一致,以图自保。然而遭到于(右任)、孙(科)浇冷水。于与杨虎城有历史关系,深恐何不能容,对他下手,加以居正素不相洽,而这次居又是捧何最力者,所以于右任的办法是:“各自见风转舵,得便抽身。”于的办法真多,居然得以宣慰西北的名义于十七日离开南京了。孙科对冯说:“都说要打,也不敢说话了!”因而冯联系朋友一致行动,以图抗御何的办法,除了李烈钧一人还表示同情外,其余都落空了。
至于何应钦呢?则向多方大施压力,逐渐使这般两手空空的所谓“元老”和“同志”们陆续向他转变。十三日,何便提出下讨伐令,当时的林森主席也是不赞成的;然而十六日在国民党中政会上竟然通过了:(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二)由国民党政府即下令讨伐……原来并不主张“打”的程颂云,也发言主张“快战”了。其余居正、戴季陶之流,不但坚持主张“打”,而且咒骂孔祥熙等软弱无能。居正还鼓动凡是黄埔同学都该不顾一切,不管有无命令,都去“打”。而吴稚晖呢,更当着冯面说:“我们不只要防共产党,还要防‘准’共产党。”
在十四日,有一位贵州姓宋的(我没有见面,记不得名字,据说是冯的晚辈)向冯告密,何欲置冯于死地。冯明知军事委员会已被何完全控制,会内已无公可办,冯偏偏还邀李烈钧等每日准时去办公,何认为这明明是冯故意为之。其次,冯的致张学良电,已触动了何的痛处。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却发来一份邀冯到陕的电报,如下:
“……现八项主张正在规划进行,惟兹事体大,救亡固资群力,谋国尤仗老成。我公党国耆望,众流所归,瞻切时艰,抒予卓规,想我公所乐为,亦良等及民众所深盼,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策大计……”
这封电报是十三日由西安发来的,而冯致张的电为何应钦所扣,尚未发出。于是何的办法,便欲以张、杨此电为据,借口说冯与张学良、杨虎城事先有勾结,或者西安事变系冯主使,而把冯逮捕干掉。惟居正等认为证据不足,这样牵连也太大,现时还不宜多树敌,并且万一张、杨等人再给其他人以类似电报又怎样办呢?冯在南京已是瓮中之鳖,没有什么可怕他的。何既不能明目张胆地干,便筹划在陵园附近刺杀他或以兵变形式来处理,因冯当时是住在郊外陵园附近的韩公馆(为韩复榘所修建的)。冯得到这个消息后,于十四日下午入城开会后,即驻在头条巷他的办公处了。然而头条巷附近,随时发现一些不三不四为平素不习见的人,显然这就是何应钦布置的便衣特务。
冯致张的电至十四日尚未发出,冯并不急于发出此电,不过宋(美龄)、孔(祥熙)辈却急于要将此电发出去,因而何应钦才准许于十四日下午予以拍发。
这个时候,已经谣言蜂起,有的说冯失踪了,有的说冯跑了。十五日,何派王伯群前来冯处拜谒,以窥探动静。韩(复榘)、宋(哲元)除来电问候外,还派了李世军来看冯究竟平安与否。只有薛笃弼不清楚冯在南京的情况,还来信劝告冯,说张学良不可靠,与冯向无情感,万不可去西安。其实,冯哪能自由离开,何焉肯让冯去陕?
这个时候,冯确也有逃出南京的打算,拟从晓庄以东偷渡长江,由梁冠英派便衣到长江北岸来接到清江浦(当时梁军驻防地),再由韩复榘正式派部队来接到山东。这事是由冯当时的副官处处长潘蕴玉经办,并试探了路径。十六日,冯秘密告我:“何应钦当了讨逆军总司令,我们不能再在南京待下去了,待着太危险,这样牺牲太不值得。准备准备,说走就走,不可先让家属知道。”同时也把出走的路线、办法告诉了我,然而始终没有实现。后来才知道梁冠英虽未表示反对,但迟迟未动。可是冯还老等待着。又考虑汽车离城,可能为特务发觉,还想由陵园骑马绕城而过,因为宋(哲元)曾送十匹好马,冯除了以一部分赠给蒋外,还留着几匹。因此,从来未骑的马,冯屡次地亲自去看,想以试马的方式到渡口,而不坐汽车出去,为人注意。但是梁的便衣队迟迟不到,骑马逃出的打算,当然也是白操心了。
在未能逃离南京之前,每天必然要与南京政府的人物见面,又如何应付呢?不说话,不行。如在纪念周上,何派人要冯发言,冯只有把过去的张学良大骂一番,追述到一九二八年,给张东北长官时,冯曾反对过的。这种表示,何方人物当然认为不够,要逼冯说究竟用兵不用兵。这一点令冯最为苦恼,因为冯向来高唱全国一致抗战,本人到南京,也是标榜为团结抗战而来的。要是明白赞成打,岂不是抗战变成内战了吗?并且真正蒋的亲信又是反对打的,他们恐怕打起来把蒋的命送掉了。冯如转变为赞成“打”,既牺牲了多年来群众中的声誉,又得罪蒋方,且助长了何应钦投降日本的阴谋,不随波逐流吧,何方是不放松的,所以万分为难,只有咬紧牙关说为了促成早日解决,必须有快速的军事行动。这个意思是:不反对进军,但进军的目的不是“打”,是用军事行动的姿态,造成和平解决的局势。对此,蒋、何两方都不满意。
冯玉祥最初以为蒋既被扣,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那么,名正言顺当然应由副委员长代行。不意何应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他的公馆代替最高的军事机关,而且把冯置于监视之下。十六日通过“讨伐令”,任命何为“讨逆军总司令”以后,冯原来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当然,冯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所以同时也预备第二着,就是以韩(复榘)、宋(哲元)—致为基础,联络两广和四川等省来作个武装调停。尤其是何应钦当了“讨逆军总司令”,势必要用“打”的方式来逼掉蒋的性命,这种作法势必不能取得蒋系全体人员的同意,且宋氏兄妹已有言在先,如蒋不在,继任人尚有问题。言外之意,决不让何继承,即南京方面内部将有分裂。若冯领导韩、宋与粤桂川等省一致武装调停,既给张、杨解围助威,又可使何应钦一败涂地。所以冯的内心对蒋的安全确甚关怀,认为可以作个长期人质,但不愿干掉他,同时更不赞同放了他。因此,除了先后派邓鉴三、韩多峰等到韩、宋等处而外,也与陈策、傅真吾(傅系刘湘的参谋长,来告冯已与李宗仁、白崇禧有联络,是由张斯可与温乔生奔走的;又有刘航琛与张、杨接洽,只要冯率韩、宋如何动,大家绝对一致行动)有所商谈。这便是冯的第二个幻梦,且认为是一个可能实现的好梦。可是有一个基本问题,自己必须离开南京!
十八日,蒋鼎文返南京说:蒋(介石)可于二十日以前回来。这给冯又一个意外!冯的第二个幻梦又摇摇欲坠了。但是,冯还不十分相信这个话可靠,尤其是在十九日蒋并没有回南京。他曾对我说道:“捉虎容易放虎难这句俗话,难道汉卿都不知道?汉卿少不更事,虎城总是有经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冯打算离开南京的想法还没有放弃,除看马外,还几度到晓庄去看渡口。同时,何应钦也没有放弃他的用兵,每天仍在印发秘密军报。二十四日,国民党部还抽出二百人编四个前线工作队;二十五日,何应钦还报告三路军事配备情况:1.潼关一路;2.渭北一路;3.蓝田一路。而对于原来不主张“打”的人,特别对冯更严加监视。二十六日,蒋终归回到了南京,更令人吃惊的是张学良伴随而来。何应钦的“讨逆军总司令”固然无法再做,而冯的第二个幻梦也就彻底毁灭。
于是,冯又恢复了对张学良的恶感。冯认为:第一,把蒋放得太早,他还没有实现“离开南京”;第二,为什么要亲自送来?亲自送来会使西北完全落入蒋手。蒋回到南京后,表面上请假休养,事实上仍然以手谕处理一切事务,如:审讯张学良的审讯人员,陕、甘两省的主席,顾祝同的西安行营主任等,都是蒋以一个人的旨意下条子为准。冯在西安事变时陷入南京的危险漩涡中,所以对张的恼恨油然而生。当时蒋又曾对冯言,他的哥哥蒋介卿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冯就知道了蒋不会放松张学良。又经过一段受何应钦的迫害,成了惊弓之鸟,因而对张主张严办,然后再谋特赦,以迎合蒋的心理。后来才知道放蒋是共产党为了实现全国一致抗战,不再陷入内战,迫使蒋承认抗战,以免为日军所利用之举。冯虽然认为这是对的,但总以为放早了—点,总以为张学良何必亲自同来。在冯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的日记上写着:“张学良本为不知好歹之人,而自去年即常发为民众呼苦之话,吾甚以为奇怪,今又作此奇事,其言谈又甚豪侠,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也。”可见冯对张还有相当赞许的,与前对张的纯粹怀恨有所不同。冯以为经此事变后蒋或有所改悔,然而蒋介石到京后的种种举动,照样独裁专横,他的幻想才逐渐消失,因而对张学良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5-09 14: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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